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他的名字若被说出来，恐怕没有几个人听过。斯特拉施尼采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幸亏巴施蒂希的五个孩子赫然端坐于第一排，才使得告别大厅不至于显得那么冷清。


　　三年前，我对死者郑重承诺，只要他一日在世，我便会守口如瓶。然而不承想，我信守的承诺这么快就被解除了。
　　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那是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那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公寓，所以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要去那个地方洗浴，耗资仅一克朗。我刚刚脱下外套，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身穿雨衣闯了进来。
　　这显然是一位老主顾，因为他用不着张口，淋浴房的老板娘便立即请求我让这位先生先洗，并且说他很快就完事，不会耽误我的时间。淋浴房老板娘的这种处事方式令我不悦。尤其是那位男子，没等我答应，便穿着雨衣径自进了淋浴房。这着实让我恼怒。然而我注意到，淋浴房的老板娘一直冲我不停地眨眼睛，表情夸张。她还把我拉到一边，一脸宽容的微笑，像是在面对某个孩童的愚蠢行为。她对我解释说，没有必要在意，因为进淋浴房的那位先生是个行为诡异的人。
　　的确如此。不消一会儿工夫，浴室门砰地打开，那个男人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往东拐去，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在那一刻，我还一头雾水，但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
　　街上已暮色四起，但一路深深浅浅的湿脚印明确地给我引路。与众不同的是，巴施蒂希健步如飞，有时几乎在小跑，好像要奔赴一个重要的约会，或者急着赶火车。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以几秒的时差紧跟上他，于是我看见他穿堂而过，走到了酒吧的尽头，停下脚步，朝酒吧里的客人四下打量一番，随即又回到酒吧的吧台前。
　　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返回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并没有跟她搭话，而是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后面的房间给其他客人送葡萄酒时，巴施蒂希起身离开了酒吧。我当即提醒女招待，说那个人还没有付账呢。可我发现，我的提醒纯属多余，因为女招待表情漠然地甩出一句话：“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我三步并作两步，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他的疾步如飞。可是巴施蒂希却驻足在咖啡馆门前，点燃了一根烟，我差一点撞到他的身上。我佯装往街对面跑去。
　　我目送他步履悠闲地朝葡萄园街的酒吧走去，在十字路口往左转，不紧不慢地踏进街心公园。他这种闲庭信步式的速度，给我的跟踪增加了难度，让我难以做到从容不迫，不显山不露水。况且，此时的公园里空无一人，我不得已在公园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巴施蒂希走到喷泉边，停下脚步，踩灭了烟头，然后他环顾四周，出人意料地纵身一跃，越过了喷泉前的围栏。
　　他从喷涌的泉流下昂首穿过，没等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他已经大步流星地朝市中心方向走去。他迈出的步伐如此敏捷，为了不让他从我的视线里丢失，我只得一路小跑。到了地窖酒吧的入口处，我意识到，如果我马不停蹄地紧随而入的话，难免会被他识破。于是我悄悄把酒吧的门推开一半，探头往里张望。酒吧的柜台前没有他的身影。地上的湿脚印消失在分隔酒吧大厅和舞池的帷幔之下。
　　我刚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下来，背对客人，巴施蒂希湿漉漉地回来了，直接坐到我旁边的座椅上。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当巴施蒂希举起酒杯，放到唇边的一瞬间，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只是转动了几下身下的凳子。我试图说服他，说记者的职业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显得无礼，因为我们时常会干涉别人的隐私。他依然一声不吭。于是我思忖，过度的纠缠和步步紧逼，可能会适得其反，将事情搞砸。
　　我决定用酒来赌一把，凭借酒精的力量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我的话题便从酒扯开去，称赞雅卡玛如斯酒的口味如何非同一般。他仅苦笑了一下。现在，当我揭开了巴施蒂希的身世之谜时，我才知道，当初自己的举止多么幼稚，其实他早就一眼看穿了我的雕虫小技。
　　午夜过后，当我瞥见芳香烈酒的酒瓶都会作呕的时候，巴施蒂希对我动了恻隐之心。“很遗憾，先生，您是报刊的记者。”他说，“即便您是一名警察，我也没有理由对您隐瞒什么，因为我从来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同样也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菜单背面立了一份聲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留给自己，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那天，他把身上那件早已干了的雨衣脱下来，开始给我讲述。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家居装潢合作社的一名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谢克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看他们的字是否写得端正，我要给他们讲解代数，考他们英语、俄语和德语单词，给他们剪指甲、洗碗，讲童话故事和缝缝补补。您说尝试一下再婚？我已经没有了再婚的奢望。您听说有哪一个女人愿意在脖子上套上五个孩子的枷锁？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淋浴、喷泉，您如何解释呢？”我力图让他的叙述简短一些。
　　“我会把一切都慢慢说给您听，先生。”巴施蒂希说，“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因为他慢条斯理的叙述把我的好奇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他继续往下讲，“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谢克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经我的舌头品出来，也是苦涩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黑鸟巢酒吧小坐，这时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酒徒们看到他的模样，发出一片惊呼：外面的雨那么大！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省得出门被浇成个落汤鸡。这件事启发了我。我计算了一下，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唉，巴施蒂希，我今天依然记得他当时的神情，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的确，我的话触及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先生，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俭持家的男人，同时是一个具有创意的人。
　　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