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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人心中,他们是体面的城市白领,是年轻的IT精英。
在城里人眼里,他们是成群的过客,是寒酸的房客。
繁华的都市中,他们居无定所。
辗转奔波的生活里,他们茫然失措。
早晨出门打工,晚上继续做梦。
生活无从保障,爱情没有干粮。
闯荡的抱负在漫长的交通中消磨殆尽。
4平米的格子房无处安放激情和青春。
IT曾经是“蚁族”的温床,如今都在去留中彷徨。
2010年3月4日,下午6点,北京。
手机系统程序员姚鲁揉了揉双眼,收起电脑,准备下班。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穿好外套,脑中顿已有了“旅行路线”: 公司在国贸,他在回龙观租房,两地相距27.5公里,乘坐地铁1.5小时,公交车这个时间点要4小时以上。
软件外包工程师谢寒霜已经坐在651路公交车上,目的地是西北方向的肖家河,那里有间300块钱一个月的平房,是他在北京的家。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他想着今天的晚饭是到路口的成都小吃要一碗鱼香肉丝盖饭,还是到楼下的山西面馆去吃刀削面。
此时,在距离北京986公里的安徽利辛县城,26岁的刘亮正在大街上找网吧。在这个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网吧这种“高科技的玩意”似乎并不好找。他想查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成绩,还想看看安徽省的公务员考试是不是开始报名了。在回到安徽老家之前,刘亮是一只“沪蚁”,白天在上海徐家汇的百脑汇卖电脑,晚上蜗居在4平米的“格子”里过夜。
2006年,谢寒霜、姚鲁、刘亮相继从大学毕业后进入IT行业,谢寒霜做技术,刘亮做销售,姚鲁则既做过技术又做过销售。20年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10年前,做技术、卖电脑的叫“IT精英”; 如今,他们只有一个身份——“蚁族”。
“寻梦”北京
2009年末,青年学者廉思定义了“蚁族”这样一个群体名称,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从名称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三大典型特征: 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廉思认为,以教育背景为门槛把北漂划出一部分,可以提醒社会注意这一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数量还在不断膨胀的群体。
廉思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的蚁族现象进行了调研,并于2009年底出版了一份29万字的《蚁族——大学生聚居村实录》。在这本书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谢寒霜惊奇地发现,与自己相似经历的年轻人竟然这么多。而唐家岭、肖家河、小月河、马连洼这些地方,现在都被称为“大学生聚居村”。
从谢寒霜现在租住的肖家河再往北走10公里,就是现今闻名遐迩的唐家岭,这个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村庄,如今已经聚集了5万以上的外来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工作不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
刚到北京时,谢寒霜就住在唐家岭。2006年8月,他从石家庄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工作却始终没有着落。一天,有个亲戚告诉他,大连的软件外包行业很火,建议他过去试试。
当时,软通动力正筹划着进军日本外包市场,在大连办了一个“对日软件外包”培训班,只要培训合格就可以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谢寒霜觉得机会确实不错,就交了8800元的学费。4个月的培训,主要内容是日语和一些针对大型服务器的程序设计,包括IBM RPG和Cobol语言。因为有工作压力,谢寒霜比在学校时“多了一千二百分的认真”。
后来,虽然他们中80%的人都通过了培训考核,但却被告知没有一个人能留在软通动力。因为直到他们培训完,软通动力也没能从日本接到外包项目。由于有约在先,软通动力承诺全力为他们推荐工作,不过大连没有机会了,他们必须去北京。
“蚁族”宿命
2007年初,谢寒霜背着一个大书包,揣着一张银行卡,坐了11个小时的硬座,从大连到了北京。一到北京站,一宿没睡的谢寒霜就被人领上了城铁,昏昏沉沉地换乘地铁和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在他面前的,就是唐家岭。
“这哪里算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回忆起当时所见,如同昨日: 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 街边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随风摇摇欲坠; 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谢寒霜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绕了五分钟,来到他未来的屋子里,谢寒霜一下就愣住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上下铺,其它的摆设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每月的房租是280元,他和一起来北京的同学平摊。简陋的居住环境意味着低廉的生活成本。录用他的是一家IT公司,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这么点钱,我只能住在唐家岭。”于是,谢寒霜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蚁族”生活。
几个月后,姚鲁也搬进了唐家岭,他毕业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学的是经济。为了当时的女朋友,姚鲁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他惊奇于“北京还有性价比这么高的地方”,三四百元就有一个单间,三五块钱就能填饱肚子,18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自助羊肉火锅。
和谢寒霜一样,学校和专业也让他在求职时四处碰壁。“我们这些人,似乎一毕业就注定了要当蚁族。”这是谢寒霜和姚鲁共同的无奈。
在城里人眼里,他们是成群的过客,是寒酸的房客。
繁华的都市中,他们居无定所。
辗转奔波的生活里,他们茫然失措。
早晨出门打工,晚上继续做梦。
生活无从保障,爱情没有干粮。
闯荡的抱负在漫长的交通中消磨殆尽。
4平米的格子房无处安放激情和青春。
IT曾经是“蚁族”的温床,如今都在去留中彷徨。
2010年3月4日,下午6点,北京。
手机系统程序员姚鲁揉了揉双眼,收起电脑,准备下班。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穿好外套,脑中顿已有了“旅行路线”: 公司在国贸,他在回龙观租房,两地相距27.5公里,乘坐地铁1.5小时,公交车这个时间点要4小时以上。
软件外包工程师谢寒霜已经坐在651路公交车上,目的地是西北方向的肖家河,那里有间300块钱一个月的平房,是他在北京的家。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他想着今天的晚饭是到路口的成都小吃要一碗鱼香肉丝盖饭,还是到楼下的山西面馆去吃刀削面。
此时,在距离北京986公里的安徽利辛县城,26岁的刘亮正在大街上找网吧。在这个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网吧这种“高科技的玩意”似乎并不好找。他想查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成绩,还想看看安徽省的公务员考试是不是开始报名了。在回到安徽老家之前,刘亮是一只“沪蚁”,白天在上海徐家汇的百脑汇卖电脑,晚上蜗居在4平米的“格子”里过夜。
2006年,谢寒霜、姚鲁、刘亮相继从大学毕业后进入IT行业,谢寒霜做技术,刘亮做销售,姚鲁则既做过技术又做过销售。20年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10年前,做技术、卖电脑的叫“IT精英”; 如今,他们只有一个身份——“蚁族”。
“寻梦”北京
2009年末,青年学者廉思定义了“蚁族”这样一个群体名称,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从名称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三大典型特征: 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廉思认为,以教育背景为门槛把北漂划出一部分,可以提醒社会注意这一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数量还在不断膨胀的群体。
廉思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的蚁族现象进行了调研,并于2009年底出版了一份29万字的《蚁族——大学生聚居村实录》。在这本书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谢寒霜惊奇地发现,与自己相似经历的年轻人竟然这么多。而唐家岭、肖家河、小月河、马连洼这些地方,现在都被称为“大学生聚居村”。
从谢寒霜现在租住的肖家河再往北走10公里,就是现今闻名遐迩的唐家岭,这个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村庄,如今已经聚集了5万以上的外来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工作不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
刚到北京时,谢寒霜就住在唐家岭。2006年8月,他从石家庄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工作却始终没有着落。一天,有个亲戚告诉他,大连的软件外包行业很火,建议他过去试试。
当时,软通动力正筹划着进军日本外包市场,在大连办了一个“对日软件外包”培训班,只要培训合格就可以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谢寒霜觉得机会确实不错,就交了8800元的学费。4个月的培训,主要内容是日语和一些针对大型服务器的程序设计,包括IBM RPG和Cobol语言。因为有工作压力,谢寒霜比在学校时“多了一千二百分的认真”。
后来,虽然他们中80%的人都通过了培训考核,但却被告知没有一个人能留在软通动力。因为直到他们培训完,软通动力也没能从日本接到外包项目。由于有约在先,软通动力承诺全力为他们推荐工作,不过大连没有机会了,他们必须去北京。
“蚁族”宿命
2007年初,谢寒霜背着一个大书包,揣着一张银行卡,坐了11个小时的硬座,从大连到了北京。一到北京站,一宿没睡的谢寒霜就被人领上了城铁,昏昏沉沉地换乘地铁和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在他面前的,就是唐家岭。
“这哪里算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回忆起当时所见,如同昨日: 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 街边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随风摇摇欲坠; 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谢寒霜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绕了五分钟,来到他未来的屋子里,谢寒霜一下就愣住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上下铺,其它的摆设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每月的房租是280元,他和一起来北京的同学平摊。简陋的居住环境意味着低廉的生活成本。录用他的是一家IT公司,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这么点钱,我只能住在唐家岭。”于是,谢寒霜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蚁族”生活。
几个月后,姚鲁也搬进了唐家岭,他毕业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学的是经济。为了当时的女朋友,姚鲁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他惊奇于“北京还有性价比这么高的地方”,三四百元就有一个单间,三五块钱就能填饱肚子,18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自助羊肉火锅。
和谢寒霜一样,学校和专业也让他在求职时四处碰壁。“我们这些人,似乎一毕业就注定了要当蚁族。”这是谢寒霜和姚鲁共同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