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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工程”在非洲大陆的遍地开花，与之相关的媒体讨论也与日俱增。这其中，非洲本土媒体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民众对于中国工程的认知。除了自采新闻，这些非洲媒体也频繁地采用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使得他们成为我们在报道中非合作项目时对抗西方抹黑、争取非洲舆论支持的重要阵地。
与西方相比，非洲媒体与非洲民众对中国抱有的偏见较少，对中非合作普遍持欢迎态度。近些年，随着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中国媒体不断加强对非报道，越来越多声援中非合作、传播中国声音的稿件登上了非洲媒体的版面。但同时应当注意到，一些媒体在引用我们的报道时，将“中企建设”“中国援助”的字样尽数删去，或在报道中刻意避开中国话题，这提示我们，非洲媒体在报道中国工程时也有自己的立场与偏好，需要我们在报道中有意识地进行应对。
以近年经济表现良好、媒体氛围自由的肯尼亚为例，对于由中国路桥承建的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在肯尼亚又称作标轨铁路），肯尼亚媒体在盛赞其是“世纪工程”“肯尼亚独立以来的最大基建项目”的同时，却很少提及建设铁路的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相比之下，西方媒体则喜欢突出铁路的“中国工程”标签，以引导读者关注中国在非洲所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扩张）。有趣的是，这种对中国元素的忽视同样也出现在负面报道中，例如在报道蒙内铁路引发的环保争议时，肯尼亚媒体多将矛头指向政府规划，而较少牵扯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他们对肯尼亚丧失对合作项目“主导权”的风险则是异常敏感，例如近期，《债台高筑或使蒙巴萨港落于中国之手》之类捕风捉影的新闻就引发了肯尼亚媒体的极大关注。
了解非洲民众的心态
要理解非洲媒体对于中国工程的微妙心理，首先要对非洲接受西方援助的历史有所了解。许多非洲国家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立以来，长期深陷动乱与贫困的泥沼，而当时来自西方的援助往往带有浓重的“慈善”色彩，或是附加了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但这些援助并没能解决困扰非洲国家的根本问题。这使得非洲国家尽管现实中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但内部舆论则十分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因为这一点，强调平等、务实、互利的中非合作，近年来得到了非洲人民的普遍支持。
这种对独立自主的心理预期，在非洲媒体的报道中，则体现为强调非洲在中非合作项目中的主体地位——国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工程”则是非洲媒体眼中令非洲人引以为豪的“非洲工程”。一位非洲媒体同行曾向笔者这样形容他们对中国工程的态度：就像一戶人家需要建房，他们会感谢施工队建出了漂亮的房屋，也会感谢银行提供了优惠贷款，但他们会坚持认为这是他们的房子，而不会逢人便说房子是由谁建的，又是谁出的钱。
面对这样的心态，如何更好地对非讲述中国贡献，并使我们的观点真正入脑入心，正成为我们对非报道面对的一大挑战。新华社近两年在顺应非洲受众心理、提升外文报道本土化水平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总结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
避免喧宾夺主的表述
我们的报道希望向世界、向非洲强调中国为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但同时要避免给受众留下居高临下、喧宾夺主的印象。对非外文报道在写法上应区别于对内中文报道，不要过多地使用“中国支持的”（China-supported）、“中国人建设的”（Chinese-built）或“由中国出资的”（China-financed）等形容词；作为替代，可以在一些标题和导语中使用“肯尼亚的新铁路”（Kenya’s new railway）、“埃塞俄比亚的电气化铁路”（Ethiopia’s electrified railway）等标签来突出非洲国家的主体地位，而将工程中国属性的表述放入文中，更多地通过事实和数据的方式温和地呈现给非洲读者。
在内容选取方面，我们的稿件在聚焦中国企业的客场表现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非洲政府和民众在主场做出的努力。同时，应多选取非洲官员和民众“言之有物”的评论，而不要局限于“感谢中国政府”这类虽然真实但缺少实质内容且很难被非洲媒体采用的引语。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018年5月访问埃塞俄比亚之际，新华社播发了一篇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标准轨距铁路）的特写《电气化铁路为埃塞俄比亚旅客提供新选择》（Electrified railway opens up new horizons for Ethiopia’s travelers），其在写法上做了不少“本土化”的处理。首先，稿件对“中国制造”标签的使用较为克制，对亚吉铁路的描述首先是“非洲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其次才是“中国建造的铁路”，而另一处类似表述则出现在一段背景描述中，用以讲述非洲大陆兴起的基建热潮。其次，稿件没有为了拔高亚吉铁路而否定埃塞原有米轨铁路的历史贡献，而是通过一位乘客之口提到：虽然老铁路效率低下、故障不断，但其停运导致埃塞一度没有火车可坐，还是让许多出行者十分沮丧。这些写法有助于提升非洲受众的阅读感受，稿件播发后甚至被肯尼亚主流媒体《民族报》（Daily Nation）几乎一字未删地全文采用。
突出非洲人民的参与感
让非洲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对非报道中常用的手法，也是拉近稿件与非洲读者心理距离的重要途径。西方媒体和部分非洲媒体对中非合作项目持有一种偏见，认为其是高层间的协议，非洲普通百姓很难从中获益。对于这种明显不实的指责，我们的稿件除了采访中方企业负责人和非洲专家官员，有理有据地予以驳斥外，亦有不少报道走的是平民路线：请参与项目建设的非洲工人和直接受益的普通民众讲述中国工程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积极改变。
普通人的故事往往对普通非洲读者更具吸引力。2017年，新华社和央视采访报道了即将驾驶蒙内铁路火车的当地女司机，通过她们的例子反映中国企业在培训非洲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相关报道在变为英文后引起了肯尼亚媒体的兴趣，在他们的跟进报道下，这些“肯尼亚首批女火车司机”已经成为肯尼亚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而她们赴华培训、向中国师傅学开火车的故事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但此类报道也容易落入窠臼，将非洲主人公简单描绘成被动的受惠者、谦卑的徒弟，或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员工，可能引发非洲读者的不适。在报道女火车司机时，肯尼亚媒体选用了大量诸如“女人不仅能开火车，还能开飞机”的直接引语，将她们描写成带有女权色彩的平民英雄，也让文章充满了励志的正能量，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未来的报道中，我们是否可以更多地讲述普通非洲人用智慧和汗水为工程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通过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在强调获得感的同时也提升了非洲人的参与度。
与非洲受众建立“共情”
坦桑尼亚外长奥古斯汀·马希加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对非洲兄弟国家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说：“我们能从同是发展中国家、且正经历快速发展的中国身上学到更多东西。”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同样可以突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与非洲读者建立情感连接，同时强调中非合作是平等的互帮互助，以区别于某些国家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对非姿态。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稿件中指出中国曾经面对或正在面对与非洲国家相同的问题，如贫困、疟疾、基础设施薄弱等，而我们带入非洲的正是中国解决问题时积累的成功经验。例如新华社在讲述中国“光明行”走入纳米比亚的英文特写中，就指出白内障是困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同时介绍了“光明行”如何缓解中国偏远地区白内障患者就医难的问题，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中国工程”的对非报道。
未来随着一大批中国在非基建项目投入运营，外界围绕项目技术转移、运营情况和债务偿还的质疑声音必然会越来越多，我们对非报道将面临的挑战只会愈加严峻，一些先前隐藏的矛盾也可能逐渐爆发。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对非洲受众的反馈收集和心理研判，为及时准确地调整报道思路提供依据，使我们的报道成为未来中非合作强有力的捍卫者。
（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记者吕帅、新华社原内罗毕分社记者金正对文章亦有贡献）
责编：谭震
与西方相比，非洲媒体与非洲民众对中国抱有的偏见较少，对中非合作普遍持欢迎态度。近些年，随着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中国媒体不断加强对非报道，越来越多声援中非合作、传播中国声音的稿件登上了非洲媒体的版面。但同时应当注意到，一些媒体在引用我们的报道时，将“中企建设”“中国援助”的字样尽数删去，或在报道中刻意避开中国话题，这提示我们，非洲媒体在报道中国工程时也有自己的立场与偏好，需要我们在报道中有意识地进行应对。
以近年经济表现良好、媒体氛围自由的肯尼亚为例，对于由中国路桥承建的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在肯尼亚又称作标轨铁路），肯尼亚媒体在盛赞其是“世纪工程”“肯尼亚独立以来的最大基建项目”的同时，却很少提及建设铁路的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相比之下，西方媒体则喜欢突出铁路的“中国工程”标签，以引导读者关注中国在非洲所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扩张）。有趣的是，这种对中国元素的忽视同样也出现在负面报道中，例如在报道蒙内铁路引发的环保争议时，肯尼亚媒体多将矛头指向政府规划，而较少牵扯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他们对肯尼亚丧失对合作项目“主导权”的风险则是异常敏感，例如近期，《债台高筑或使蒙巴萨港落于中国之手》之类捕风捉影的新闻就引发了肯尼亚媒体的极大关注。
了解非洲民众的心态
要理解非洲媒体对于中国工程的微妙心理，首先要对非洲接受西方援助的历史有所了解。许多非洲国家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立以来，长期深陷动乱与贫困的泥沼，而当时来自西方的援助往往带有浓重的“慈善”色彩，或是附加了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但这些援助并没能解决困扰非洲国家的根本问题。这使得非洲国家尽管现实中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但内部舆论则十分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因为这一点，强调平等、务实、互利的中非合作，近年来得到了非洲人民的普遍支持。
这种对独立自主的心理预期，在非洲媒体的报道中，则体现为强调非洲在中非合作项目中的主体地位——国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工程”则是非洲媒体眼中令非洲人引以为豪的“非洲工程”。一位非洲媒体同行曾向笔者这样形容他们对中国工程的态度：就像一戶人家需要建房，他们会感谢施工队建出了漂亮的房屋，也会感谢银行提供了优惠贷款，但他们会坚持认为这是他们的房子，而不会逢人便说房子是由谁建的，又是谁出的钱。
面对这样的心态，如何更好地对非讲述中国贡献，并使我们的观点真正入脑入心，正成为我们对非报道面对的一大挑战。新华社近两年在顺应非洲受众心理、提升外文报道本土化水平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总结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
避免喧宾夺主的表述
我们的报道希望向世界、向非洲强调中国为非洲发展做出的贡献，但同时要避免给受众留下居高临下、喧宾夺主的印象。对非外文报道在写法上应区别于对内中文报道，不要过多地使用“中国支持的”（China-supported）、“中国人建设的”（Chinese-built）或“由中国出资的”（China-financed）等形容词；作为替代，可以在一些标题和导语中使用“肯尼亚的新铁路”（Kenya’s new railway）、“埃塞俄比亚的电气化铁路”（Ethiopia’s electrified railway）等标签来突出非洲国家的主体地位，而将工程中国属性的表述放入文中，更多地通过事实和数据的方式温和地呈现给非洲读者。
在内容选取方面，我们的稿件在聚焦中国企业的客场表现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非洲政府和民众在主场做出的努力。同时，应多选取非洲官员和民众“言之有物”的评论，而不要局限于“感谢中国政府”这类虽然真实但缺少实质内容且很难被非洲媒体采用的引语。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018年5月访问埃塞俄比亚之际，新华社播发了一篇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标准轨距铁路）的特写《电气化铁路为埃塞俄比亚旅客提供新选择》（Electrified railway opens up new horizons for Ethiopia’s travelers），其在写法上做了不少“本土化”的处理。首先，稿件对“中国制造”标签的使用较为克制，对亚吉铁路的描述首先是“非洲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其次才是“中国建造的铁路”，而另一处类似表述则出现在一段背景描述中，用以讲述非洲大陆兴起的基建热潮。其次，稿件没有为了拔高亚吉铁路而否定埃塞原有米轨铁路的历史贡献，而是通过一位乘客之口提到：虽然老铁路效率低下、故障不断，但其停运导致埃塞一度没有火车可坐，还是让许多出行者十分沮丧。这些写法有助于提升非洲受众的阅读感受，稿件播发后甚至被肯尼亚主流媒体《民族报》（Daily Nation）几乎一字未删地全文采用。
突出非洲人民的参与感
让非洲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对非报道中常用的手法，也是拉近稿件与非洲读者心理距离的重要途径。西方媒体和部分非洲媒体对中非合作项目持有一种偏见，认为其是高层间的协议，非洲普通百姓很难从中获益。对于这种明显不实的指责，我们的稿件除了采访中方企业负责人和非洲专家官员，有理有据地予以驳斥外，亦有不少报道走的是平民路线：请参与项目建设的非洲工人和直接受益的普通民众讲述中国工程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积极改变。
普通人的故事往往对普通非洲读者更具吸引力。2017年，新华社和央视采访报道了即将驾驶蒙内铁路火车的当地女司机，通过她们的例子反映中国企业在培训非洲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相关报道在变为英文后引起了肯尼亚媒体的兴趣，在他们的跟进报道下，这些“肯尼亚首批女火车司机”已经成为肯尼亚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而她们赴华培训、向中国师傅学开火车的故事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但此类报道也容易落入窠臼，将非洲主人公简单描绘成被动的受惠者、谦卑的徒弟，或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员工，可能引发非洲读者的不适。在报道女火车司机时，肯尼亚媒体选用了大量诸如“女人不仅能开火车，还能开飞机”的直接引语，将她们描写成带有女权色彩的平民英雄，也让文章充满了励志的正能量，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未来的报道中，我们是否可以更多地讲述普通非洲人用智慧和汗水为工程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通过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在强调获得感的同时也提升了非洲人的参与度。
与非洲受众建立“共情”
坦桑尼亚外长奥古斯汀·马希加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对非洲兄弟国家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说：“我们能从同是发展中国家、且正经历快速发展的中国身上学到更多东西。”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同样可以突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与非洲读者建立情感连接，同时强调中非合作是平等的互帮互助，以区别于某些国家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对非姿态。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稿件中指出中国曾经面对或正在面对与非洲国家相同的问题，如贫困、疟疾、基础设施薄弱等，而我们带入非洲的正是中国解决问题时积累的成功经验。例如新华社在讲述中国“光明行”走入纳米比亚的英文特写中，就指出白内障是困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同时介绍了“光明行”如何缓解中国偏远地区白内障患者就医难的问题，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中国工程”的对非报道。
未来随着一大批中国在非基建项目投入运营，外界围绕项目技术转移、运营情况和债务偿还的质疑声音必然会越来越多，我们对非报道将面临的挑战只会愈加严峻，一些先前隐藏的矛盾也可能逐渐爆发。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对非洲受众的反馈收集和心理研判，为及时准确地调整报道思路提供依据，使我们的报道成为未来中非合作强有力的捍卫者。
（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记者吕帅、新华社原内罗毕分社记者金正对文章亦有贡献）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