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4年前拥入萨那变革广场和第60大街的示威人群，还是两年前积极参与全国对话会议的也门各派代表，抑或半年前啧啧称赞“也门过渡模式”的奥巴马，都不曾料想，后“萨那之春”时期也门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会是一场“政变 回马枪”式的闹剧。
　　2014年9月，长期盘踞在也门北部萨达省的反美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趁民众抗议哈迪政府削减燃油补贴，武力夺取了首都萨那的控制权，更于今年1月占领总统府，宣布成立过渡机构，取代总统和议会治理国家。在联合国斡旋下，坐困愁城的哈迪2月21日逃离首都，随后指责胡塞武装搞“政变”，宣布收回辞呈继续担任也门总统，从而促发“一国两府”危机。
　　也门乱象能否以良性方式收场？还是会像利比亚那样，陷入无止境的内战？这都要从“萨那之春”后新政权的沦落说起。

哈迪的“跛脚舞”

　　2012年，素有也门政坛“常青树”之称的萨利赫几经扭捏之后终于同意下台，乃是以维持萨利赫家族势力为交换条件的。尽管不少人把萨利赫家族政治的延续看作“革命的不彻底”，但在也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安排有其合理性。
　　在3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北也门什叶派出身的萨利赫最重要的治國经是在“蛇头上跳舞”。为了把舞跳好，他一面通过国家资源分享与北方宰德派（什叶派的分支）各部落、党派建立庇护关系，另一面将哈迪等政治立场相对温和的南方逊尼派人士纳入政体，从而在制度层面维持南也门与北也门之间、逊尼派与宰德派之间的权势平衡。
　　此种权力配置也便于萨利赫在伊朗、海湾诸国以及美国间左右逢源。意识形态层面，萨利赫政权同什叶派伊朗和逊尼派沙特均能找到“共同语言”;而在现实利益层面，萨利赫严打“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反恐立场与声援同属什叶派阵营的伊朗和平用核的外交表态，又让他与美、沙和伊朗都有了“求同存异”的空间。
　　然而，哈迪“转正”以来，并未走同萨利赫家族和平共处的包容性路线，而是急于扶植其所属的逊尼派改革集团，削弱萨利赫亲信及北也门宰德派的政治影响。主政一年间，哈迪在政军两界大换血，不仅撤换了空军司令、萨利赫同母异父兄弟穆罕默德等军官，罢黜了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萨利赫兄弟阿马尔，还解散了萨利赫长子艾哈迈德统领的共和国卫队与侄子亚哈亚管辖的中央安全部队。短期内军方高层的大幅人事变动导致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更糟的是，“清洗”前总统派系之举催化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分崩离析，甚至起到“为渊驱鱼”的效果，把不少萨利赫亲信推向北方胡塞民兵的怀抱。
　　与排他式内政配套的，是哈迪的“一边倒”外交方针。逊尼派在也门政坛的一家独大固然令其与伊朗渐行渐远，而哈迪当局一心讨好沙美，破坏伊朗情报网络、公开谴责伊朗干政等举措，更加速了两国彻底撕破脸皮，从而坚定了德黑兰助力胡塞武装搞垮哈迪的意愿。
　　可以说，胡塞武装之所以能由边陲匪帮跃升为政坛主导力量，3年前作为朝野政党共同提名人且高票当选总统的哈迪之所以会落到仓皇南遁的地步，与哈迪上位后一系列“作死”政策是分不开的。

民心之失

　　按理说，忙于清洗前总统派系的哈迪，应该懂得团结原先的主要反对党与广大民众，而哈迪召开全国和解对话的初衷也的确如此。然则，和解对话的关键议题—联邦制，却成为各派达成共识的最大障碍，且让原本破碎的社会结构更难整合。
　　首先，以伊斯兰改革集团为代表的、占有较多国家资源的党派反对权力下放，希望维持集权模式以确保其寻租空间。其次，“南方运动”、也门社会党等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主张按照1990年南、北也门边界分成南北两大区，并提出5年之内南方地区获得自治权，意在以联邦之名行分裂之实。然而，哈德拉毛、舍卜沃等东部石油产地的代表不愿自身利益被摊薄，反对被并入南方大区。对话过程中，有超过50名来自东部的参加全国和解对话的代表联合请愿，要求东部省份独立成区。至于胡塞武装所代表的北方人，则是反对将萨达、阿姆兰、萨那等北部山区地带与其省份割裂，认为这种分法会进一步拉大贫瘠地区与资源富集地区之间、山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
　　2014年2月，也门联邦区划委员会最终确立的“六分法”方案，并不符合大多数全国和解对话参与者及其代表群体的心意。因此当胡塞武装决意打破六大区体系、建立新政治秩序之时，主要党派未做过多阻拦。
　　如此，哈迪将自己接手的政权步步推入孤立境地，而促成总统府沦陷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也门当局削减燃油补贴的决定。
　　也门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经历2011年政治革命的冲击后，贫困问题格外凸显。世界银行2011年统计数字显示，也门的贫困人数占全国人口的52%。哈迪为首的领导班子上台后忙于政治斗争，无暇顾及经济重建，任由民生状况日益恶化。
　　2014年7月，“钱紧”的也门政府决定向燃料补贴开刀，结果造成国内汽油价格上涨60%，柴油价格上涨95%。同时，由于也门大部分饮用水是利用柴油机水泵或电力水泵，从深层地下蓄水层抽取而得，柴油成本与火力发电成本的上升也拉高了饮用水价格。另一方面，燃料价格的攀升损害了制造业的利润，大量工厂被迫停工，失业人数骤增。
　　生活成本的升高与收入来源的压缩，对平民百姓构成双重打击。据也门计划与国际合作部估计，削减燃料补贴政策导致贫困线下人口新增50万。胡塞武装正是利用民间普遍弥漫的不满情绪，自去年8月起，通过四处开展抗议活动，一路攻城略地，直捣首都。
　　不得不说，同时得罪伊朗、萨利赫派系、原主要反对派乃至广大民众的哈迪，纵使紧抱沙特和美国的大腿，也躲不过墙倒众人推的厄运。无怪乎哈迪部下也承认，他是“无国无党的孤家寡人”。

“两府”乱象

　　2015年辞旧迎新之际，也门出现了总统和总理在枪杆子逼迫下双双“请辞”的闹剧，随后又出现了胡塞临时政权与哈迪流亡政权的北南对峙。
　　为阻止全国对话会议上确定的新宪法草案顺利通过，胡塞武装直接以坦克和装甲车开道，绑架了负责提交新宪草案的总统办公室主任。随后，武装人员一不做二不休，先是导演“共和宫陷落”剧目，之后拿着枪杆子“呼吁”各党派针对首都的“权力真空”达成共识。
　　不久，鉴于各党派“不堪重任”，胡塞武装由“闹事者”变身“救世主”，在2月6日将拒绝接受哈迪总统辞呈的议会解散，宣布成立全国过渡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并于次日在萨那一座体育场内热舞“庆功”。
　　更戏剧性的一幕是，2月21日，被软禁一个月的哈迪总统上演“出萨那记”，在武器装载车的掩护下，逃至家乡亚丁省。之后哈迪与胡塞武装互掐“非法”，“两府争雄”的戏码渐入高潮。双方不仅在国内召集部落、政党“粉丝团”，也在国际上竭力拉拢“赞助商”。
　　长期为胡塞武装输送金元与军援的伊朗，虽然尚未公开表示支持胡塞政权，但伊朗外交部阿拉伯非洲事务司副司长侯赛因·拉希扬，新近高调赞颂胡塞武装“在对抗腐败、打击恐怖主义与完成政治（过渡）进程三个战线上迈出重要步伐”，同时谴责沙特、阿联酋、美国、英国、法国等于萨那安全形势尚处“可接受范围”的情况下贸然关闭驻也门使馆，称这样一来会阻碍也门问题的解决。
　　而伊朗的宿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则力挺哈迪。2月23日，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声明：“海合会国家呼吁所有也门人、各政治与社会组织团结一致支持哈迪总统来完成宪法义务，将也门救出当前的危险局面。”
　　相比之下，美国的态度比较复杂。明面上，美国自萨利赫下台后一直是哈迪的后盾，与伊朗“代理人”胡塞武装势不两立，在胡塞武装“逼宫”之初也曾予以严辞警告。然而据《华尔街日报》爆料，去年年底以降，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实际已与胡塞武装“暗通款曲”，胡塞武装的指挥官甚至放风，美国与胡塞武装正在共享关于“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的情报。而且，近来美国官方在也门问题上避重就轻，反复强调打击“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与“伊斯兰国”也门分舵，直到3月2日美国大使才发表声明重申支持哈迪。

三种可能前景

　　石油资源有限、经济贫困落后的也门，因其雄视曼德海峡，扼守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间航运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国内的动乱和恐怖主义渊薮因素，屡屡引起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侧目。从目前情势看，也门危机的前景不外乎三种可能。
　　一是胡塞武装主导下的全国和解，这是现下也门乱象最理想的结局。根据2月初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提出的治国方案，至少现阶段胡塞武装还无意建立一个伊朗式的神权国家，而是主张打造囊括全国不同教派与政党的包容性政权。不过鉴于沙特很难接受自家门口出现一个亲伊朗、且随时可能联手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政权对其南北夹击的“定时炸弹”，它所主导的海合会很可能会给胡塞武装的和解努力设置障碍。
　　和解前景的另一变数，在于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派系的联盟能否延续。此番萨利赫派系支持胡塞武装“政变”除了报复哈迪之外，更重要的意图是想借助胡塞武装的力量实现“复辟”，特别是让萨利赫之子艾哈迈德执掌大权。然而在夺权运动中出力最多的胡塞武装，恐怕不会情愿为他人做嫁衣。如果政变的两个主力反目，所谓全国和解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种前景是陷入利比亚式内战。倘若海合会继续强硬敌视胡塞政权，而短期内西方国家作壁上观，那么一场背靠海合会的哈迪集团与仗恃伊朗的胡塞武装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就在所难免。届时，“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伊斯兰国”也门分舵等武装力量也会趁机争夺势力范围，形成混战之势。尽管这是外界不愿看到的局面，却是可能性较大的一种前景。
　　作为第三种前景，胡塞武装与哈迪在大国调停下达成某种分治协议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但鉴于哈迪军力有限，要想在南方遏制“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南方运动”等武装团体的扩张，未免有心无力。因此，任何分治协议下的权力格局恐怕均难以持久。
　　时下，也门平民对本国政局走勢的关注度远不如外界。今年年初以来也门人似乎更关心个体营生，各地街头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政变的游行队伍较4年前都倍显单薄。就如萨那室内设计师亚斯明·阿尔库拉伊希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网站采访时所说，“现在人们应当自己创建未来……我既不相信（哈迪）政府也不相信胡塞武装，他们的意识中没有我们的利益”。也许，革命激情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正是“萨那之春”4年后民众得到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