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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梁衡定义为散文文体家，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梁衡具有高度的文体自觉意识，对散文的多个门类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有经典力作问世。二是梁衡具有较为完整的散文文体理论体系。三是梁衡具有高辨识度、风格鲜明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梁衡 散文 文体家 文体意识 文体理论 文体特征
何为文体家？在我看来，它是指熟练掌握某种或几种文体，并有传世经典佳作，最终形成高辨识度、风格鲜明的作家。文体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主动试验多种文体，或者一种文体的多种门类，使用文体的艺术达到高超的地步，有高水准的经典代表作品传世。第二，对于文体写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能指导其写作。第三，文体风格鲜明，极易辨识，很容易与其他作家作品区别开。梁衡是具备以上三点的，因其较少涉足小说、戏剧，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故本文将其限定为散文文体家。
梁衡的散文文体意识
我们之所以称鲁迅、沈从文为文体家，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主动试验多种文体，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留下了传世名作。以鲁迅为例，他不仅以《狂人日记》开中国现代小说之先河，在《呐喊》与《彷徨》中有意识地试验了小说的多种写法，正如茅盾所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a《呐喊》与《彷徨》中几乎每篇小说都各有侧重，是一种新形式的探索。而在《故事新编》中，这种对于经典的再造，古今杂糅，鲁迅所自称的“油滑”，形式的探索更加明显。在散文领域，《野草》以其象征性手法，颠覆常识的梦呓式的表达开掘了散文诗的创作领域。而其杂文长短不一，言辞犀利，无所拘束，如投枪，如匕首，形成了最具鲁迅风格的战斗式文风。《朝花夕拾》则又一变为怀旧悼亡，显示了鲁迅少有的温婉抒情的一面。鲁迅对于每一类文体的试验都成为此后的典范。
沈从文作为文体家，则主要在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上。小说上，沈从文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习作阶段，对于小说的写法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试验，与成熟期的小说相比，能够看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稚拙、亦步亦趋，先从学习郁达夫小说风格起，而后渐渐摆脱，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沈从文不仅有从《萧萧》《三三》到《边城》《长河》这种娓娓道来、柔情似水、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也有《月下小景》《龙朱》等改编自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故事的小说，同时也有讽刺城市文明下现代人的病态与畸形心理的小说，如《八骏图》。在散文方面，沈从文代表作有《湘行散记》《湘西》，但在后期散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中，散文风格由早期的絮语式一变而为独语式，更加抽象化，探究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展现出这一时期沈从文复杂而深刻的心理世界。
梁衡也是具有高度文体自觉意识的作家。他在散文的各个门类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梁衡最早是以记者身份走上文坛的，不同于一般程式化的新闻采写，他的通讯报道善于抓住细节，有故事性，结构与标题都经过精心布局，常有点睛之笔，打动人心，今天读来仍历久弥新。早期散文作品中也有当时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慢慢地走出，逐渐找到自己的领域。梁衡早年以山水散文闻名，多篇散文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为一代代学子必读的篇目，如《晋祠》《夏感》。在这些散文里能够看出梁衡的古文功底深厚，很多句子与章法都是从古文中提炼幻化出来，依稀能看到那些传诵几千年的名篇的影子，《晋祠》的首段就似乎有《醉翁亭记》的感觉。越往后，梁衡散文中的文言文逐渐隐退到幕后，白话文则越发洗练，挥洒自如。梁衡的山水散文并不仅仅是写画山水，讴歌大好河山，其更深一层在于往往蕴含人生哲理的思索。如《壶口瀑布》赞许上善若水，《冬日香山》议论骨气，《草原八月末》谈看景的三个层次，这些哲思提升了文章的境界。
20世纪90年代，梁衡由山水散文转向人物散文，尤其是政治领袖散文，产生很大影响。梁衡三次拜谒瞿秋白纪念馆，历经六年，直到1996年觉得思虑成熟了才动笔写下《觅渡，觅渡，渡何处》。此文可谓纪念瞿秋白影响最大的文章，至今已二十一年，2003年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课本，广为传诵。此后梁衡写作的政治人物散文，很多都成为名篇，如《这思考的窑洞》《大无大有周恩来》《周恩来的普世价值》《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等等。这些人物散文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山水散文，为梁衡带来了更大的声誉。写作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轻则走形走样，画虎不成反类犬，重则犯忌，惹来麻烦。梁衡于此却游刃有余，显现出极高的散文驾驭能力和炉火纯青的散文技巧，同时这份胆识和不屈于势令人赞叹。梁衡的政治人物散文，避免了过去“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政治抒情散文的“假大空”和脸谱化、程式化的写法，挖掘政治领袖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写出政治領袖们真性情和生活化的细节，真实可感。在结构上，避免落入超稳定性的“三段论”的窠臼，力求变化多端，不断创新。更加难能可贵的在于，梁衡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并不为领袖、为尊者讳，对于最高领袖既有赞颂的一面，在另一些文章中也有一些微辞，对于受到不公待遇的中共元老表示出同情、义愤填膺乃至打抱不平。也正是因此，梁衡散文的独立精神更为彰显。
梁衡在山水、人物散文之外还有政论与时评。前两者为抒情文，后两者为议论文。时评文多短小精悍，针对当下热点话题或突发新闻做出评论，文字精练，常常联系历史，反观当下，以古喻今，观点新颖，文风活泼，有时幽默不已。如《老百姓怎么看政治》里就以四十年前的政治笑话起笔，谈到今天这种笑话仍然延续着，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入到老百姓如何看待政治这个问题上，读来轻松愉悦。总体而言，梁衡的批评是温婉的，并不如鲁迅杂文那样愤激，但在和颜悦色下能够感觉到梁衡对于国事的关切忧心。梁衡的政论文这些年似乎提得不多，近十年直到前年才有《干部修养谈》的结集出版。实际上，政论文体现出梁衡的政治理论修养与通俗文字的有效结合。他的政论文毫不枯燥，不是做报告式的说教文字，而是充满了叙事性、故事性的语言，在谈论大道理的时候常常引用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这使得他的政论文字有鲜活气，而不是“党八股”式文件式写法。在观点上，梁衡是有预见性的，往往在很多年前提倡的理论在当下都毫不过时，比如《干部修养谈》中收入的梁衡谈信仰的文章《关于信仰和信仰危机》实际上是十几年前的旧文，但在当下提倡坚定共产党员信仰与信念的背景下依旧适用。 此外，梁衡还写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化散文，如《心中的桃花源》《永恒的岳阳楼》《乱世中的美神》《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这些散文文化底蕴深厚，又写得文采飞扬，体现出学养和文学的很好结合。其中不少都是长文，但并不让人望而生畏，读之反而津津有味，不能释卷。
梁衡的散文创作理论
文体家不仅要有文体意识，同时还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贯穿于文体写作当中。从意识到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提升。许多作家一生中都在尝试转换不同文体，或者文体的不同门类，但并没有自己的理论，这就还不能称之为文体家。鲁迅与沈从文是有自己的文体写作理论的，这方面过去已有丰富的研究，在这里不再赘述。梁衡在不少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写作观，逐渐形成自己的文体理论体系。要之，梁衡的文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反对“假大空”的文风。b梁衡指出，杨朔模式的含义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模式，涉及题材；二是形式模式，涉及体裁和创作方法。在内容上，杨朔散文无论写景、叙事最终都归结于政治，完全的政治化。在形式上，杨朔散文是“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即先推出景物和人物，最后再归结到一个政治道理上。杨朔散文内容上具有虚幻性和象征性，结构上则具有超稳定性，其本质是一个“假”字，流弊是一个“窄”字。在杨朔的散文里，无论是主人翁还是作者，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吃喝住行玩都要扯到政治，人物都好像得了“政治官能症”。其模式虽易于模仿，但也形成了一种套路，缺乏创新，因而也就无法成为一种艺术。不破不立，可以说梁衡的政治散文正是在打破前人的这种模式之后，创立自己的“大事、大情、大理”的散文，而开一派文风。
在批判旧有的僵化散文模式之后，梁衡提出散文美的“三层次”c理论，这标志着梁衡开始形成自己的散文理论体系。所谓散文的三层次美，第一层是描写叙述的美，写景、状物、述事、传播信息、知识等，求的是准确、干净；第二层是意境之美，即要写出感觉、感情、美感；第三层是哲理之美，即要写出新的思想。一些古文名篇所以能流传下来成为经典，除有艺术之美外，大都是因为它首先说出了前人没有说出的新思想。可以说裹藏在文章中的思想，是这些文章在人们头脑里代代繁殖的种子。作为文学作品，如果三个层次都达到了便是不朽好文。
文学主题方面，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d，这主要是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梁衡主张在文学中不要回避政治，过去把文学艺术看作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求与政治上纲挂线，这当然不对；但现在出现另一种倾向，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抛在文学之外，这也是不对的。梁衡认为文学中不仅不能回避政治，而且要主动写政治，因为政治者，天下之大事，是当时当地最大的事，能引起最大的关注。文学中并不是不能写政治，而主要是过去没有写好政治。当下政治文学佳作较少，一是因为作家有意地疏远政治，由于过去政治对于文学的钳制，而对政治抱有偏见，甚至歧视；二是作家转换政治与文学的功夫不够。政治文学对作家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
对于如何达到很好地用文学翻译政治这点上，梁衡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他认为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要选择适合的典型。选材时需要找到每一个人物或事件的最亮之点。如他写毛泽东就选他延安窑洞时期的实事求是，写周恩来就写他最感人的无私的品德，写彭德怀就写他的直言进谏。二是要还神为人。文学是人学，要有血有肉，这种“人学”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从文学的视角来看政治人物，就要还神为人，要写出他们的情感、人格。三是顺藤摸瓜，还原形象。讲政治必须有文学形象，需要描绘出它的藤和叶，告诉读者这“瓜”是怎样结出来的。四是要含蓄表达，留出想象的空间。朦胧和距离产生美感，散文创作中需要找到“意象”，这是最能体现文章立意的形象。五是要善用修辞。各种修辞可能的话尽量多用，古典、口语、诗句、长短句等各种风格也都要灵活运用，以尽显语言的形式美。
主题之下，则涉及具体的写作技巧，梁衡有“文章五诀”e说。他认为，文章变化再多，基本的东西也就只有几样，概括起来就是形、事、情、理、典。形、事、情、理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个方面，又是描写、叙述、抒情、议论四个基本手段。四字中“情”“理”为虚，“形”“事”为实。“典”则是作者知识积累的综合运用。五诀讲究虚实相生，综合并用，方能做成绝妙文章。这一点又与主题上提倡的“大事、大情、大理”相呼应。
同时，在写作上，梁衡一方面强调为文第一就是要激动。因为只有作者自己有这种激动，才能产生一种爆发力、爆炸力，才能震撼人心、感动读者。而且这个激动点一般要找在时代和最大多数人的共振点上，才能收到大激动、大影响的效果。一个作品的成功，概括起来就是“二次激动”“三点一线”。所谓二次激动，是指先要作者激动，并写作成文，然后影响到读者，使读者激动。所谓“三点一线”，是指作者、写作对象、读者对象三点一线，在激动这根弦上共振才行。写不出来时不能硬写，不激动时就不要提笔。为了寻找这种激动，有时候要等很多年。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就前后三次，历经六年，梁衡想好了怎么写，也就是终于找到激动人心的点了才写下这篇名文。这就又涉及另一个方面，即文章写作过程中要不断地琢磨结构、修辞，字斟句酌，要像琢磨钻石一样，磨出四百六十个面。例如梁衡在写林则徐的文章《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时，修改了十几遍，最后在“非分”上生出一段议论，成为升华之笔。
梁衡散文文体特征
如何西来所言，梁衡的创作“理论的思考在前，而具体的创作在后”f，因为有了理论的开掘，加上努力不懈的写作实践，梁衡的散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在我看来，梁衡散文有以下三大突出的特点：
第一，大气磅礴，情理兼备。
读完梁衡的散文往往令人感觉有雄壮的气势充塞其中，这与其所描写的对象——政治领袖自带的天然气场有关，但更是梁衡自觉追求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如此则往往需要大气。文章贵乎意气，梁衡在中学读书，语文教师就告诉过他韩愈的轶事，在写文章之前，韩愈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通读一遍，以此借气。梁衡自己在写作时也常常感觉到古今文章圣手们的存在，不自觉地化用他们的词、句、意、势。最早在《晋祠》中我们就能感觉到那种气势与力量的存在，如描写柏树，“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g。而到写毛泽东时，全文笔调急峻，气势如虹：“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电报，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一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澤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俘敌六千余。”h据梁衡回忆，他十五岁时偶然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即觉得有色彩、个性、魅力，回家后即开始通读《毛选》，可见受到毛泽东文体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这种撼人气势继承了毛泽东文体的那种雄壮，真正以“毛体”而写毛本人，活灵活现。 在气势背后是梁衡对于书写对象饱含的深情。无论是早期山水散文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保留的热爱与赞叹，还是此后政治人物散文中对于领袖的讴歌，在文字中都能够感受到梁衡的真挚情感。尤其对于落寞的英雄，如瞿秋白与张闻天，或许梁衡对于他们文人的一面有更多的理解之同情，在落笔时更是灌注了感情，格外引人注目。但倘若文章只是抒情，则终究流于浅薄，梁衡自己也指出文章最高层次是哲理美。在早期山水散文中哲思体现得并不充分，但在描写政治人物时其实已经蕴含了对于党史、国史的反思以及文人与政治家身份纠葛的思索，可谓做到了情理兼备。
第二，意境悠远，细节动人。
梁衡的散文是很注重营造意境的，文章极具画面感。早期山水散文《晋祠》《武夷山：我的读后感》等就如一幅幅卷轴山水画一样，通过梁衡流畅优美的文字展现在读者眼前。“大多数山还是茂林修竹，藤垂草掩，又显出另一番神韵。筏子拐过一两道弯，河就渐行渐窄，山也更逼近水面，氤氲葱郁，山顶的竹子青竿秀枝，成一座绿色的天门阵，直排上云天，而半山上的松杉又密密匝匝地挤下来。偶有一枝斜伸到水面，那便是姜子牙无声的垂竿。河没有浪，山没有声，只有夹岸迷蒙的绿雾轻轻地涌动。水中起伏不尽的山影早已讓细密的水波谱成一首清亮的渔歌，和着微风在竹篙的轻拨慢拢中飘动。”i梁衡曾自述将《清明上河图》运用到写作当中！0，从这里似乎能看出端倪。政治人物散文中这种意境则来自于对于细节的描摹与场景的塑造。为拉近伟人与读者的距离，梁衡刻意选取政治领袖的一些瞬间，“大叙事中写小细节”！1，以细节的描摹与特定场景的塑造来还原领袖作为“人”的一面。如写毛泽东“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2。写周恩来，“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3。写张闻天庐山会议中，“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4。这些细节与场景真实可感，给人留下久久不能磨灭的印象，比之正面宣扬领袖光辉的文字要好上不知几多倍。领袖不再神圣，不可触摸，梁衡成功地将伟人“拉回”到日常世界，“有血有肉，沟通情理，让读者可亲可信”。
第三，文字凝练，音韵和美。
一切文章的落脚点都在文字，这是决定文章美丑的基础。梁衡对于文字是有锤炼意识的，是出了名的“苦吟派”。他常存有一沓“未定稿”，反复推敲，斟酌修改，有时初稿上万字，最后精简成仅千字，成稿周期也长，有时从草稿到定稿，竟要数年。这种习惯，据梁衡自述，是其早年写诗养成的，“诗要押韵，逼得你选字”，但“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写文章，就像会走钢丝的人走平地，可以从容应对了”！5。如《秋风桐槐说项羽》中的“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这里究竟用“丝带”“布带”还是“绸带”，是经过比较而后确定的，“丝”的质感华贵纤细，与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形象不合，“布带”更接近项羽朴实的气质，但缺乏飘动感，又为了呼应文末的“飘动着的方舟”，故最后选定“绸带”。看似简单的一个字，也经过深思与比较，确实是推敲了。又如写张闻天，立意角度最早是一个“闲”字，后来想换成“埋”字，而后才是“辱”字，文眼就是那句话“一辱见其量，二辱见其节，三辱见其志”。标题前后一共拟过十个，最后才确定下来现在所见的标题“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6也因为字斟句酌，有评论家！7称《晋祠》一篇，挑了几遍，看有无多余的字可以去掉，结果是没有。炼字、炼句终于炼成经典名篇。
梁衡一直追求写作“给人背”的散文，而不只是“给人看”！8，这就需要在炼字、炼句时讲求音韵。在散文中，当需要强调时梁衡就有意识地多用短句。如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9语调急促如炒豆，令人想起关汉卿的曲子来。长句则语调舒缓，如《草原八月末》：“看着这无垠的草原和无穷的蓝天，你突然会感到自己身体的四壁已豁然散开，所有的烦恼连同所有的雄心、理想都一下逸散得无影无踪。你已经被融化在这透明的天地间。”@0在梁衡苦心经营之下，他的不少名篇确实可以诵读，可以“给人背”，朗朗上口。最为明显的当属《壶口瀑布记》的开头一段：“凡世间能容、能藏、能变之物唯有水。其亦硬亦软，或傲或嗔，载舟覆舟，润物毁物，全在一瞬之间。时桃花流水而阴柔，时裂岸拍天而狂放。凡河川能伸能屈，能收能藏，唯我黄河。其高峡为镜，平原飘带，奔川浸谷，挟雷裹电，即因时势而变，时滔天接地而狂呼，又拥地抱天而低言。”@1化用古文，铺排修辞，铿锵有力，声调协和，可谓技艺精湛，炉火纯青。
梁衡在散文的多个门类都用力很深，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并在各个门类都有经典力作问世，对于散文文体有精深的造诣，有强烈的散文文体自觉意识。同时，梁衡总结自己多年的创作，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过去陈旧僵化的“杨朔模式”进行批判，继而树立自己的理路，追求散文的“三层次”美，提倡用文学翻译政治，写“大事、大情、大理”，在写作技巧上讲究“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在这个过程中，梁衡形成了自己的文体特征，辨识度极高。季羡林先生曾说：“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尚无第二人。”@2这个评价是极高的，然而也是很恰切的。梁衡作为当代散文家，既有文体意识，又有理论体系，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称得上是一位散文文体家。
a茅盾：《读〈呐喊〉》，《名家论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b参见梁衡：《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24—230页。
c参见梁衡：《文章三层美》，《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94—195页。
d参见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我的阅读与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88—191页。
e参见梁衡：《文章五诀》，《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96—198页。
f！7何西来：《美之理趣》，见高深、高小立主编：《梁衡散文研究》，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第10页。
g梁衡：《晋祠》，《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h！2梁衡：《这思考的窑洞》，《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第13页。
i梁衡：《武夷山：我的读后感》，《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j梁衡：《试将稿纸当画纸——散文创作自由之二》，《只求新去处》，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李万武：《梁衡散文的审美特性》，《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1杨扬：《大叙事中的小细节——梁衡政治散文读后》，《名作欣赏》2016年第25期。
！3梁衡：《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4梁衡：《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跨越百年的美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187页。
！5梁衡：《我的阅读经历》，《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8页。
！6参见梁衡：《我写〈张闻天〉》，《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86—296页。
！8参见李万武：《苦吟出华章》，见高深、高小立主编：《梁衡散文研究》，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9梁衡：《把栏杆拍遍》，《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0梁衡：《草原八月末》，《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1梁衡：《壶口瀑布记》，《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2季羡林：《追求一个境界——谈梁衡的散文》，《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代序。
关键词：梁衡 散文 文体家 文体意识 文体理论 文体特征
何为文体家？在我看来，它是指熟练掌握某种或几种文体，并有传世经典佳作，最终形成高辨识度、风格鲜明的作家。文体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主动试验多种文体，或者一种文体的多种门类，使用文体的艺术达到高超的地步，有高水准的经典代表作品传世。第二，对于文体写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能指导其写作。第三，文体风格鲜明，极易辨识，很容易与其他作家作品区别开。梁衡是具备以上三点的，因其较少涉足小说、戏剧，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故本文将其限定为散文文体家。
梁衡的散文文体意识
我们之所以称鲁迅、沈从文为文体家，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主动试验多种文体，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留下了传世名作。以鲁迅为例，他不仅以《狂人日记》开中国现代小说之先河，在《呐喊》与《彷徨》中有意识地试验了小说的多种写法，正如茅盾所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a《呐喊》与《彷徨》中几乎每篇小说都各有侧重，是一种新形式的探索。而在《故事新编》中，这种对于经典的再造，古今杂糅，鲁迅所自称的“油滑”，形式的探索更加明显。在散文领域，《野草》以其象征性手法，颠覆常识的梦呓式的表达开掘了散文诗的创作领域。而其杂文长短不一，言辞犀利，无所拘束，如投枪，如匕首，形成了最具鲁迅风格的战斗式文风。《朝花夕拾》则又一变为怀旧悼亡，显示了鲁迅少有的温婉抒情的一面。鲁迅对于每一类文体的试验都成为此后的典范。
沈从文作为文体家，则主要在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上。小说上，沈从文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习作阶段，对于小说的写法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试验，与成熟期的小说相比，能够看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稚拙、亦步亦趋，先从学习郁达夫小说风格起，而后渐渐摆脱，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沈从文不仅有从《萧萧》《三三》到《边城》《长河》这种娓娓道来、柔情似水、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也有《月下小景》《龙朱》等改编自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故事的小说，同时也有讽刺城市文明下现代人的病态与畸形心理的小说，如《八骏图》。在散文方面，沈从文代表作有《湘行散记》《湘西》，但在后期散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中，散文风格由早期的絮语式一变而为独语式，更加抽象化，探究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展现出这一时期沈从文复杂而深刻的心理世界。
梁衡也是具有高度文体自觉意识的作家。他在散文的各个门类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梁衡最早是以记者身份走上文坛的，不同于一般程式化的新闻采写，他的通讯报道善于抓住细节，有故事性，结构与标题都经过精心布局，常有点睛之笔，打动人心，今天读来仍历久弥新。早期散文作品中也有当时意识形态的痕迹，但慢慢地走出，逐渐找到自己的领域。梁衡早年以山水散文闻名，多篇散文入选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为一代代学子必读的篇目，如《晋祠》《夏感》。在这些散文里能够看出梁衡的古文功底深厚，很多句子与章法都是从古文中提炼幻化出来，依稀能看到那些传诵几千年的名篇的影子，《晋祠》的首段就似乎有《醉翁亭记》的感觉。越往后，梁衡散文中的文言文逐渐隐退到幕后，白话文则越发洗练，挥洒自如。梁衡的山水散文并不仅仅是写画山水，讴歌大好河山，其更深一层在于往往蕴含人生哲理的思索。如《壶口瀑布》赞许上善若水，《冬日香山》议论骨气，《草原八月末》谈看景的三个层次，这些哲思提升了文章的境界。
20世纪90年代，梁衡由山水散文转向人物散文，尤其是政治领袖散文，产生很大影响。梁衡三次拜谒瞿秋白纪念馆，历经六年，直到1996年觉得思虑成熟了才动笔写下《觅渡，觅渡，渡何处》。此文可谓纪念瞿秋白影响最大的文章，至今已二十一年，2003年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课本，广为传诵。此后梁衡写作的政治人物散文，很多都成为名篇，如《这思考的窑洞》《大无大有周恩来》《周恩来的普世价值》《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等等。这些人物散文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山水散文，为梁衡带来了更大的声誉。写作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轻则走形走样，画虎不成反类犬，重则犯忌，惹来麻烦。梁衡于此却游刃有余，显现出极高的散文驾驭能力和炉火纯青的散文技巧，同时这份胆识和不屈于势令人赞叹。梁衡的政治人物散文，避免了过去“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政治抒情散文的“假大空”和脸谱化、程式化的写法，挖掘政治领袖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写出政治領袖们真性情和生活化的细节，真实可感。在结构上，避免落入超稳定性的“三段论”的窠臼，力求变化多端，不断创新。更加难能可贵的在于，梁衡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并不为领袖、为尊者讳，对于最高领袖既有赞颂的一面，在另一些文章中也有一些微辞，对于受到不公待遇的中共元老表示出同情、义愤填膺乃至打抱不平。也正是因此，梁衡散文的独立精神更为彰显。
梁衡在山水、人物散文之外还有政论与时评。前两者为抒情文，后两者为议论文。时评文多短小精悍，针对当下热点话题或突发新闻做出评论，文字精练，常常联系历史，反观当下，以古喻今，观点新颖，文风活泼，有时幽默不已。如《老百姓怎么看政治》里就以四十年前的政治笑话起笔，谈到今天这种笑话仍然延续着，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入到老百姓如何看待政治这个问题上，读来轻松愉悦。总体而言，梁衡的批评是温婉的，并不如鲁迅杂文那样愤激，但在和颜悦色下能够感觉到梁衡对于国事的关切忧心。梁衡的政论文这些年似乎提得不多，近十年直到前年才有《干部修养谈》的结集出版。实际上，政论文体现出梁衡的政治理论修养与通俗文字的有效结合。他的政论文毫不枯燥，不是做报告式的说教文字，而是充满了叙事性、故事性的语言，在谈论大道理的时候常常引用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这使得他的政论文字有鲜活气，而不是“党八股”式文件式写法。在观点上，梁衡是有预见性的，往往在很多年前提倡的理论在当下都毫不过时，比如《干部修养谈》中收入的梁衡谈信仰的文章《关于信仰和信仰危机》实际上是十几年前的旧文，但在当下提倡坚定共产党员信仰与信念的背景下依旧适用。 此外，梁衡还写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化散文，如《心中的桃花源》《永恒的岳阳楼》《乱世中的美神》《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这些散文文化底蕴深厚，又写得文采飞扬，体现出学养和文学的很好结合。其中不少都是长文，但并不让人望而生畏，读之反而津津有味，不能释卷。
梁衡的散文创作理论
文体家不仅要有文体意识，同时还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贯穿于文体写作当中。从意识到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提升。许多作家一生中都在尝试转换不同文体，或者文体的不同门类，但并没有自己的理论，这就还不能称之为文体家。鲁迅与沈从文是有自己的文体写作理论的，这方面过去已有丰富的研究，在这里不再赘述。梁衡在不少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写作观，逐渐形成自己的文体理论体系。要之，梁衡的文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反对“假大空”的文风。b梁衡指出，杨朔模式的含义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模式，涉及题材；二是形式模式，涉及体裁和创作方法。在内容上，杨朔散文无论写景、叙事最终都归结于政治，完全的政治化。在形式上，杨朔散文是“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即先推出景物和人物，最后再归结到一个政治道理上。杨朔散文内容上具有虚幻性和象征性，结构上则具有超稳定性，其本质是一个“假”字，流弊是一个“窄”字。在杨朔的散文里，无论是主人翁还是作者，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吃喝住行玩都要扯到政治，人物都好像得了“政治官能症”。其模式虽易于模仿，但也形成了一种套路，缺乏创新，因而也就无法成为一种艺术。不破不立，可以说梁衡的政治散文正是在打破前人的这种模式之后，创立自己的“大事、大情、大理”的散文，而开一派文风。
在批判旧有的僵化散文模式之后，梁衡提出散文美的“三层次”c理论，这标志着梁衡开始形成自己的散文理论体系。所谓散文的三层次美，第一层是描写叙述的美，写景、状物、述事、传播信息、知识等，求的是准确、干净；第二层是意境之美，即要写出感觉、感情、美感；第三层是哲理之美，即要写出新的思想。一些古文名篇所以能流传下来成为经典，除有艺术之美外，大都是因为它首先说出了前人没有说出的新思想。可以说裹藏在文章中的思想，是这些文章在人们头脑里代代繁殖的种子。作为文学作品，如果三个层次都达到了便是不朽好文。
文学主题方面，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d，这主要是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梁衡主张在文学中不要回避政治，过去把文学艺术看作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求与政治上纲挂线，这当然不对；但现在出现另一种倾向，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抛在文学之外，这也是不对的。梁衡认为文学中不仅不能回避政治，而且要主动写政治，因为政治者，天下之大事，是当时当地最大的事，能引起最大的关注。文学中并不是不能写政治，而主要是过去没有写好政治。当下政治文学佳作较少，一是因为作家有意地疏远政治，由于过去政治对于文学的钳制，而对政治抱有偏见，甚至歧视；二是作家转换政治与文学的功夫不够。政治文学对作家综合素质要求很高，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
对于如何达到很好地用文学翻译政治这点上，梁衡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他认为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要选择适合的典型。选材时需要找到每一个人物或事件的最亮之点。如他写毛泽东就选他延安窑洞时期的实事求是，写周恩来就写他最感人的无私的品德，写彭德怀就写他的直言进谏。二是要还神为人。文学是人学，要有血有肉，这种“人学”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从文学的视角来看政治人物，就要还神为人，要写出他们的情感、人格。三是顺藤摸瓜，还原形象。讲政治必须有文学形象，需要描绘出它的藤和叶，告诉读者这“瓜”是怎样结出来的。四是要含蓄表达，留出想象的空间。朦胧和距离产生美感，散文创作中需要找到“意象”，这是最能体现文章立意的形象。五是要善用修辞。各种修辞可能的话尽量多用，古典、口语、诗句、长短句等各种风格也都要灵活运用，以尽显语言的形式美。
主题之下，则涉及具体的写作技巧，梁衡有“文章五诀”e说。他认为，文章变化再多，基本的东西也就只有几样，概括起来就是形、事、情、理、典。形、事、情、理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个方面，又是描写、叙述、抒情、议论四个基本手段。四字中“情”“理”为虚，“形”“事”为实。“典”则是作者知识积累的综合运用。五诀讲究虚实相生，综合并用，方能做成绝妙文章。这一点又与主题上提倡的“大事、大情、大理”相呼应。
同时，在写作上，梁衡一方面强调为文第一就是要激动。因为只有作者自己有这种激动，才能产生一种爆发力、爆炸力，才能震撼人心、感动读者。而且这个激动点一般要找在时代和最大多数人的共振点上，才能收到大激动、大影响的效果。一个作品的成功，概括起来就是“二次激动”“三点一线”。所谓二次激动，是指先要作者激动，并写作成文，然后影响到读者，使读者激动。所谓“三点一线”，是指作者、写作对象、读者对象三点一线，在激动这根弦上共振才行。写不出来时不能硬写，不激动时就不要提笔。为了寻找这种激动，有时候要等很多年。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就前后三次，历经六年，梁衡想好了怎么写，也就是终于找到激动人心的点了才写下这篇名文。这就又涉及另一个方面，即文章写作过程中要不断地琢磨结构、修辞，字斟句酌，要像琢磨钻石一样，磨出四百六十个面。例如梁衡在写林则徐的文章《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时，修改了十几遍，最后在“非分”上生出一段议论，成为升华之笔。
梁衡散文文体特征
如何西来所言，梁衡的创作“理论的思考在前，而具体的创作在后”f，因为有了理论的开掘，加上努力不懈的写作实践，梁衡的散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在我看来，梁衡散文有以下三大突出的特点：
第一，大气磅礴，情理兼备。
读完梁衡的散文往往令人感觉有雄壮的气势充塞其中，这与其所描写的对象——政治领袖自带的天然气场有关，但更是梁衡自觉追求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如此则往往需要大气。文章贵乎意气，梁衡在中学读书，语文教师就告诉过他韩愈的轶事，在写文章之前，韩愈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通读一遍，以此借气。梁衡自己在写作时也常常感觉到古今文章圣手们的存在，不自觉地化用他们的词、句、意、势。最早在《晋祠》中我们就能感觉到那种气势与力量的存在，如描写柏树，“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g。而到写毛泽东时，全文笔调急峻，气势如虹：“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电报，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一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澤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俘敌六千余。”h据梁衡回忆，他十五岁时偶然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即觉得有色彩、个性、魅力，回家后即开始通读《毛选》，可见受到毛泽东文体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这种撼人气势继承了毛泽东文体的那种雄壮，真正以“毛体”而写毛本人，活灵活现。 在气势背后是梁衡对于书写对象饱含的深情。无论是早期山水散文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保留的热爱与赞叹，还是此后政治人物散文中对于领袖的讴歌，在文字中都能够感受到梁衡的真挚情感。尤其对于落寞的英雄，如瞿秋白与张闻天，或许梁衡对于他们文人的一面有更多的理解之同情，在落笔时更是灌注了感情，格外引人注目。但倘若文章只是抒情，则终究流于浅薄，梁衡自己也指出文章最高层次是哲理美。在早期山水散文中哲思体现得并不充分，但在描写政治人物时其实已经蕴含了对于党史、国史的反思以及文人与政治家身份纠葛的思索，可谓做到了情理兼备。
第二，意境悠远，细节动人。
梁衡的散文是很注重营造意境的，文章极具画面感。早期山水散文《晋祠》《武夷山：我的读后感》等就如一幅幅卷轴山水画一样，通过梁衡流畅优美的文字展现在读者眼前。“大多数山还是茂林修竹，藤垂草掩，又显出另一番神韵。筏子拐过一两道弯，河就渐行渐窄，山也更逼近水面，氤氲葱郁，山顶的竹子青竿秀枝，成一座绿色的天门阵，直排上云天，而半山上的松杉又密密匝匝地挤下来。偶有一枝斜伸到水面，那便是姜子牙无声的垂竿。河没有浪，山没有声，只有夹岸迷蒙的绿雾轻轻地涌动。水中起伏不尽的山影早已讓细密的水波谱成一首清亮的渔歌，和着微风在竹篙的轻拨慢拢中飘动。”i梁衡曾自述将《清明上河图》运用到写作当中！0，从这里似乎能看出端倪。政治人物散文中这种意境则来自于对于细节的描摹与场景的塑造。为拉近伟人与读者的距离，梁衡刻意选取政治领袖的一些瞬间，“大叙事中写小细节”！1，以细节的描摹与特定场景的塑造来还原领袖作为“人”的一面。如写毛泽东“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2。写周恩来，“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3。写张闻天庐山会议中，“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4。这些细节与场景真实可感，给人留下久久不能磨灭的印象，比之正面宣扬领袖光辉的文字要好上不知几多倍。领袖不再神圣，不可触摸，梁衡成功地将伟人“拉回”到日常世界，“有血有肉，沟通情理，让读者可亲可信”。
第三，文字凝练，音韵和美。
一切文章的落脚点都在文字，这是决定文章美丑的基础。梁衡对于文字是有锤炼意识的，是出了名的“苦吟派”。他常存有一沓“未定稿”，反复推敲，斟酌修改，有时初稿上万字，最后精简成仅千字，成稿周期也长，有时从草稿到定稿，竟要数年。这种习惯，据梁衡自述，是其早年写诗养成的，“诗要押韵，逼得你选字”，但“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写文章，就像会走钢丝的人走平地，可以从容应对了”！5。如《秋风桐槐说项羽》中的“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这里究竟用“丝带”“布带”还是“绸带”，是经过比较而后确定的，“丝”的质感华贵纤细，与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形象不合，“布带”更接近项羽朴实的气质，但缺乏飘动感，又为了呼应文末的“飘动着的方舟”，故最后选定“绸带”。看似简单的一个字，也经过深思与比较，确实是推敲了。又如写张闻天，立意角度最早是一个“闲”字，后来想换成“埋”字，而后才是“辱”字，文眼就是那句话“一辱见其量，二辱见其节，三辱见其志”。标题前后一共拟过十个，最后才确定下来现在所见的标题“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6也因为字斟句酌，有评论家！7称《晋祠》一篇，挑了几遍，看有无多余的字可以去掉，结果是没有。炼字、炼句终于炼成经典名篇。
梁衡一直追求写作“给人背”的散文，而不只是“给人看”！8，这就需要在炼字、炼句时讲求音韵。在散文中，当需要强调时梁衡就有意识地多用短句。如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9语调急促如炒豆，令人想起关汉卿的曲子来。长句则语调舒缓，如《草原八月末》：“看着这无垠的草原和无穷的蓝天，你突然会感到自己身体的四壁已豁然散开，所有的烦恼连同所有的雄心、理想都一下逸散得无影无踪。你已经被融化在这透明的天地间。”@0在梁衡苦心经营之下，他的不少名篇确实可以诵读，可以“给人背”，朗朗上口。最为明显的当属《壶口瀑布记》的开头一段：“凡世间能容、能藏、能变之物唯有水。其亦硬亦软，或傲或嗔，载舟覆舟，润物毁物，全在一瞬之间。时桃花流水而阴柔，时裂岸拍天而狂放。凡河川能伸能屈，能收能藏，唯我黄河。其高峡为镜，平原飘带，奔川浸谷，挟雷裹电，即因时势而变，时滔天接地而狂呼，又拥地抱天而低言。”@1化用古文，铺排修辞，铿锵有力，声调协和，可谓技艺精湛，炉火纯青。
梁衡在散文的多个门类都用力很深，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并在各个门类都有经典力作问世，对于散文文体有精深的造诣，有强烈的散文文体自觉意识。同时，梁衡总结自己多年的创作，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过去陈旧僵化的“杨朔模式”进行批判，继而树立自己的理路，追求散文的“三层次”美，提倡用文学翻译政治，写“大事、大情、大理”，在写作技巧上讲究“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在这个过程中，梁衡形成了自己的文体特征，辨识度极高。季羡林先生曾说：“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尚无第二人。”@2这个评价是极高的，然而也是很恰切的。梁衡作为当代散文家，既有文体意识，又有理论体系，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称得上是一位散文文体家。
a茅盾：《读〈呐喊〉》，《名家论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b参见梁衡：《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24—230页。
c参见梁衡：《文章三层美》，《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94—195页。
d参见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我的阅读与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88—191页。
e参见梁衡：《文章五诀》，《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96—198页。
f！7何西来：《美之理趣》，见高深、高小立主编：《梁衡散文研究》，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第10页。
g梁衡：《晋祠》，《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h！2梁衡：《这思考的窑洞》，《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第13页。
i梁衡：《武夷山：我的读后感》，《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j梁衡：《试将稿纸当画纸——散文创作自由之二》，《只求新去处》，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李万武：《梁衡散文的审美特性》，《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1杨扬：《大叙事中的小细节——梁衡政治散文读后》，《名作欣赏》2016年第25期。
！3梁衡：《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4梁衡：《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跨越百年的美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187页。
！5梁衡：《我的阅读经历》，《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8页。
！6参见梁衡：《我写〈张闻天〉》，《我的阅读和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86—296页。
！8参见李万武：《苦吟出华章》，见高深、高小立主编：《梁衡散文研究》，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9梁衡：《把栏杆拍遍》，《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0梁衡：《草原八月末》，《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1梁衡：《壶口瀑布记》，《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2季羡林：《追求一个境界——谈梁衡的散文》，《觅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