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恩：张艺谋的成功是拼上命“磨”出来的
　　郑国恩老师今年85岁了，学生有几代人了，郑国恩也早就意识到该歇歇了，可他身不由己。他是大师的门生，与许多大师合作过，教的学生中也有几位大师级人物了，可最令笔者难忘的还是他当年初执教鞭时心里没谱儿、和沈嵩生一块痛哭的情景。郑国恩家里有两张照片引起笔者的注意，一张挂在书房的墙上，写着“一九八二年七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七八班毕业合影”，其中有张艺谋、顾长卫、邓伟、侯咏等重磅级人物，而更多的是一些平凡的名字，在郑国恩眼里，他们是一样的可爱、一样的令他骄傲；另一张照片在书柜中，是中国电影电视摄影师学会向他颁发的成就奖，不过，颁奖的方式有些特别——由他教过的几代学生手递手地把奖“传”到他手中，最后一棒是张艺谋……
　　从七八班往前数，北京电影学院一共招过七个正规班（摄影专业），郑国恩教了三个，如果不是两次赴前苏联学习，他可能教得更多。因此，笔者非常理解他为何从不把七八班的辉煌挂在嘴边，他说的更多的是“素质、机遇、刻苦、人际，缺一不可”；“只要是电影学院本科毕业，都可以达到七八班的水平，但很难有他们那么好的机遇”……我想，这才是老师，所有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三春晖”并不集于一人之身。
　　郑国恩老师说张艺谋的成功是自己拼上命“磨”出来的，这个“磨”字既包含着历经磨砺、磨难的意思，也有不懈地自我打磨、折磨之意，郑老师回忆起张艺谋上学时的样子：“我们那个班的学生上下差十多岁，他是最大的，入学时28岁，学习特别好，老大哥的样子，也不张扬……张艺谋为人很好，那时候我们系大概只有两三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爸爸是国民党一个少将。‘文革’之后，人们对成分论厌恶极了，当然我们也观察他，他要是特调皮、特坏，肯定早不行了。但他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还叫人家怎样？后来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跟我说：‘老师，为了学这个，我是拼上命的，我靠卖血来买材料、钻研摄影……”
　　当年，张艺谋到电影学院学习时，没有体检表、履历、考试成绩等任何材料，因为他不是正式生，他的入学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史无前例。
　　郑国恩回忆说：“张艺谋进电影学院是比较曲折的，他比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超了四岁，我们已经多少年不招生了，你想想，超过四岁的你录取了，超一岁的，你录不录取？那会儿我们有人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放宽一年，仅我们摄影专业，增加的考生就不只数百人，放宽四年，增加的就得上千，这是第一；第二，年龄限制是上面规定的，不是学校规定的，你要放宽，就得向全国公布，以示公平、公正。张艺谋报名的时候，工作人员按规定没让他报，把他打发走了。他就开始找我们，知道我们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找过我，找过别人，我们的口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放宽一年，就不得了，而且得有上面的文件。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他找了黄镇，黄镇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黄镇就给我们写了个条子，希望特殊处理。那时候，我们都有点‘左’，觉得越是有领导关照，越要按规定办，因为这是你们规定的。我们后来把意见反馈给黄镇，希望上面出一个文件，写明破格或者重新招生，我们来执行。左等也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后来有个人和黄镇比较熟，打听到一点消息，原来，黄镇根本不认识张艺谋，更不是什么亲属或熟识的关系，而是他看了张艺谋的作品，张艺谋反复跟我们磨，也是因为他拿来大批的摄影作品，照片拍得绝对是专业水平。黄镇是艺术家，长征路上画了很多画，因此他懂这些。
　　“我们以前一直挡着他。当得知他和黄镇确实没什么关系时，我们也就不那么‘极左’了，而且知道上边也不会来文件，让学校破格录取他。我和张艺谋私下谈过，我说：‘你呀，摄影是专业水平，我个人介绍你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拍剧照。’他不干，他说我要上大学。他反复‘磨’，我们也确实看出他是个苗子，就琢磨有没有变通的办法，我那会是主任教员，意见挺起作用的，大家也叫我出点子，有个教务处长，过去也是摄影系的，我们两个老在一块儿嘀咕，突然有一天，我们想到一个事，就是第一个班招生时，没招满，于是就把后边差几分的考生提上来，给他们的名义是试读生，两年以后如果考试合格，就转成正式生，不合格，给你个大专文凭，走人。有这么个先例，这还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经验。这事已经折腾半个多月了，因此我俩高兴得不行，这样一来，群众也不会说什么，黄镇那边也有个交代，因为老头儿是出于公心，他确实不认识张艺谋。领导一听，说：好，就这么定了。张艺谋就是这么一个特殊入学、特殊成才的人物。当时，任何一门课，都可以让他不合格。你是试读生，考试不合格，又没有各种手续，也没有参加入学考试，很容易就可以让他走。
　　“但我们所有教员都很欣赏他，他做任何作业都非常认真、专心、一丝不苟，图片拍得很专业，他们这个班，图片课是占有相当分量的，如果这个他玩儿花活，教员也就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可他呢，你无论要求什么，他都按部就班地做好，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正是当初按部就班地学习，才把根基打深了、打实了，其他人好像都不如他自觉。进入到电影课程了，每一个光效，他都做得非常认真。所以到两年的时候，学校问我们的意见，我说可以转正，就打了报告。但转正的决定是让另一个人通知他的。那会儿电影学院在沙河那边，我白天去学校晚上回到城里，两头跑。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了班车，他突然从那边跑过来，把我拉下车，激动得不得了，问我：‘郑老师，我到底怎么样了？’我说：‘他没通知你呀？通过了，继续学习。’他眼泪‘哗’的就下来了，脚都不听使唤了，简直不知道怎么走回去。多少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您知道吗，我当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就等着这个呢，我已经等不及了，才把您从车上拉下来。至今我想起这事还特别激动。’我说：‘你这个事，我倒不特别激动，因为我们早定了，只不过别人通知你。但有一个激动的事，你不知道，却弄得我们好几天没睡着觉，就是到底以怎样的名义把你留下来。’跟他一说，他连连道谢：‘郑老师您费心了。’”
　　郑国恩说七八班是个特殊现象，从招生阶段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任何行业的这批人都是顶尖的，他们经历不凡——上山下乡，不间断的运动——好不容易有了学习机会，他们就像抓住稻草一样，拼命地学。张艺谋他们七八班的学习精神，我是深有体会。后来的学生——到我离休那一天，我多一天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呢？伤心了。张艺谋他们，包括以前的学生，是让我们从课堂往回赶，夜里11点钟还不回去，最后拉闸限电，强制他们回宿舍。而现在的学生是从被窝里往外提，老师上课了，有的学生还睡觉呢，我当系主任那会儿，看到几次这样的事，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哎呀！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怎么不珍惜啊？！” 　　梁波罗慧眼识“小虎”姜昆
　　50年前一部军事惊险片《51号兵站》，在一定层面上深刻展现了八年抗战期间，上海敌占区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地下工作者梁洪、老杨、老宋、蔡芸芸、胡阿强、胡奶奶等人在敌人心脏中的战斗场面。俊朗正直机智的上海滩“小老大”，这个千方百计突破敌伪封锁、开辟新四军地下交通线、运送急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的爱国志士，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小老大”气宇轩昂、丰满生动，梁波罗因此一举成名。此外，他出演的《蓝色档案》中的李华、《小城春秋》中的吴坚、《子夜》中的雷鸣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誉为专演“地下特工”的演员。著名艺术家梁波罗与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之间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伯乐”缘呢。几年前，记者在采访梁波罗时，偶然间听他讲述了他与姜昆相识于一部影片而产生的缘分。
　　那是1964年，拍摄经典影片《白求恩大夫》时的一段佳话。在经过长达7年的筹备后，影片《白求恩大夫》终于开机，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总导演是张骏祥，在拍摄筹备阶段，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调查采访，采访名单中有元帅、将军，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更多的是当年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战地医院的院长、医生。在采访本上记录了这样一些细节：白求恩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时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员臭戴口罩，伤员身上生疮，他都要发火骂人。这些细节帮助张骏祥最终完成了心目中白求恩的形象。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张骏祥重新编写剧本，到1963年剧本发表之前他改了不下四五次。为了在银幕上塑造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伟大形象，导演调集了全国精兵强将，白求恩的饰演者是美国人谭宁邦，他在中国福利会工作，有着和白求恩相似的援华经历。曾是电台播音员兼制作人。当时中国与西方隔阂，请谭宁邦演白求恩是无奈之举。在张骏祥的严厉指导下，谭宁邦完美地融入了角色，将白求恩演得入木三分。总摄影师是吴印咸，摄影是马林发、寇纪文；录音是吴江海；美工是韩尚义；作曲是吕其明；剪辑是朱朝升；化装是乐羽侯；制片主任是徐进；指挥是姚笛。主演：谭宁邦（白求恩）、村里（方兆元）、英若诚（童秘书）、邢吉田（于部长）、吴雪（司令员）、杨在葆（徐连长）、陈立中（孟奶奶）、田华（老冯）、何立己（小邵）、师伟（贾护士）、仲星火（老张）。他们都是影迷们最喜欢的“大腕”。这次，著名的演员梁波罗也参与了这部巨作，他扮演凌医生。
　　谈起过往，梁波罗告诉记者：“电影《白求恩大夫》的外景地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那里群山逶迤，接近晋察冀山村原型。开拍前，张导给了我及演王科长的李农一项任务：从附近村民中物色一七八岁的男孩，扮演手执红缨枪把守村口，向白求恩要路条的小虎。我们从先围观的孩子中寻找，当年山村的孩子毕竟闭塞，不似如今的孩子见多识广，你若是趋前找他谈话，一群孩子转眼就会溜得一个不剩，更不要说找他谈演戏了。为此，我和李农一筹莫展，半晌也没个结果。那天下午，我们两个顶着烈日踏上村路，凭借村民的推荐去看几个对象。村路蜿蜒且无标志，七转八拐已不认识路径。赶路间，一个顽童从小路上行走过来，几乎与我撞个满怀。只见他大眼小嘴，一派传统年画中的喜娃模样，我一看来了劲，忙拦截问路，他口齿伶俐，毫无惧色，虎头虎脑地瞧着我们，活脱一只小虎。真是天助我也。我与大农对视一笑，当即将他‘押’回大本营交给导演‘复审’。一试下来，居然顺利通过，一致叫好。此乃当年一段佳话。
　　“1983年，我代表电视剧《人之初》赴京参加全国第三届优秀电视剧发奖暨文艺演出，活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出由马季、姜昆主持。演出前在后台，忽然见姜昆向我走来，我原来以为是来询问节目的，不料他劈头一句：‘粱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一头雾水，他接着说，‘拍摄《白求恩大夫》时候，是您和李农老师找的我，后来我还领你们上我家——因为要剪掉头发，征求家长意见什么的。还记得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年的小虎原来就是姜昆啊。那都过去多少年了，他所说的那些细节自然记不得了。可眼前的他虽然依然伶牙俐齿，语调却很诚挚：‘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想着找机会当面告诉您。’看来，他是个有心人。我很高兴地望着这个忙里忙外的年轻人，与20年前那个小机灵的形象怎么也叠合不到一块儿。但，这确实是事实，你能说那次偶然的机遇不是造就一代相声艺人的契机？不容我多想，姜昆已经为我的上台演出报了幕，连珠般的妙语在我出场前就将满场的观众情绪煽动得如火如荼。返回上海后，我特意将此事通过电话告诉了李农，奉送了他一顶‘李伯乐’的桂冠。他也回敬了我，‘那你就是梁伯乐——波罗，伯乐。至今难以忘却。”是啊，茫茫人海之中，这样的“伯乐”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