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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恩:张艺谋的成功是拼上命“磨”出来的
郑国恩老师今年85岁了,学生有几代人了,郑国恩也早就意识到该歇歇了,可他身不由己。他是大师的门生,与许多大师合作过,教的学生中也有几位大师级人物了,可最令笔者难忘的还是他当年初执教鞭时心里没谱儿、和沈嵩生一块痛哭的情景。郑国恩家里有两张照片引起笔者的注意,一张挂在书房的墙上,写着“一九八二年七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七八班毕业合影”,其中有张艺谋、顾长卫、邓伟、侯咏等重磅级人物,而更多的是一些平凡的名字,在郑国恩眼里,他们是一样的可爱、一样的令他骄傲;另一张照片在书柜中,是中国电影电视摄影师学会向他颁发的成就奖,不过,颁奖的方式有些特别——由他教过的几代学生手递手地把奖“传”到他手中,最后一棒是张艺谋……
从七八班往前数,北京电影学院一共招过七个正规班(摄影专业),郑国恩教了三个,如果不是两次赴前苏联学习,他可能教得更多。因此,笔者非常理解他为何从不把七八班的辉煌挂在嘴边,他说的更多的是“素质、机遇、刻苦、人际,缺一不可”;“只要是电影学院本科毕业,都可以达到七八班的水平,但很难有他们那么好的机遇”……我想,这才是老师,所有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三春晖”并不集于一人之身。
郑国恩老师说张艺谋的成功是自己拼上命“磨”出来的,这个“磨”字既包含着历经磨砺、磨难的意思,也有不懈地自我打磨、折磨之意,郑老师回忆起张艺谋上学时的样子:“我们那个班的学生上下差十多岁,他是最大的,入学时28岁,学习特别好,老大哥的样子,也不张扬……张艺谋为人很好,那时候我们系大概只有两三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爸爸是国民党一个少将。‘文革’之后,人们对成分论厌恶极了,当然我们也观察他,他要是特调皮、特坏,肯定早不行了。但他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还叫人家怎样?后来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跟我说:‘老师,为了学这个,我是拼上命的,我靠卖血来买材料、钻研摄影……”
当年,张艺谋到电影学院学习时,没有体检表、履历、考试成绩等任何材料,因为他不是正式生,他的入学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史无前例。
郑国恩回忆说:“张艺谋进电影学院是比较曲折的,他比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超了四岁,我们已经多少年不招生了,你想想,超过四岁的你录取了,超一岁的,你录不录取?那会儿我们有人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放宽一年,仅我们摄影专业,增加的考生就不只数百人,放宽四年,增加的就得上千,这是第一;第二,年龄限制是上面规定的,不是学校规定的,你要放宽,就得向全国公布,以示公平、公正。张艺谋报名的时候,工作人员按规定没让他报,把他打发走了。他就开始找我们,知道我们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找过我,找过别人,我们的口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放宽一年,就不得了,而且得有上面的文件。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他找了黄镇,黄镇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黄镇就给我们写了个条子,希望特殊处理。那时候,我们都有点‘左’,觉得越是有领导关照,越要按规定办,因为这是你们规定的。我们后来把意见反馈给黄镇,希望上面出一个文件,写明破格或者重新招生,我们来执行。左等也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后来有个人和黄镇比较熟,打听到一点消息,原来,黄镇根本不认识张艺谋,更不是什么亲属或熟识的关系,而是他看了张艺谋的作品,张艺谋反复跟我们磨,也是因为他拿来大批的摄影作品,照片拍得绝对是专业水平。黄镇是艺术家,长征路上画了很多画,因此他懂这些。
“我们以前一直挡着他。当得知他和黄镇确实没什么关系时,我们也就不那么‘极左’了,而且知道上边也不会来文件,让学校破格录取他。我和张艺谋私下谈过,我说:‘你呀,摄影是专业水平,我个人介绍你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拍剧照。’他不干,他说我要上大学。他反复‘磨’,我们也确实看出他是个苗子,就琢磨有没有变通的办法,我那会是主任教员,意见挺起作用的,大家也叫我出点子,有个教务处长,过去也是摄影系的,我们两个老在一块儿嘀咕,突然有一天,我们想到一个事,就是第一个班招生时,没招满,于是就把后边差几分的考生提上来,给他们的名义是试读生,两年以后如果考试合格,就转成正式生,不合格,给你个大专文凭,走人。有这么个先例,这还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经验。这事已经折腾半个多月了,因此我俩高兴得不行,这样一来,群众也不会说什么,黄镇那边也有个交代,因为老头儿是出于公心,他确实不认识张艺谋。领导一听,说:好,就这么定了。张艺谋就是这么一个特殊入学、特殊成才的人物。当时,任何一门课,都可以让他不合格。你是试读生,考试不合格,又没有各种手续,也没有参加入学考试,很容易就可以让他走。
“但我们所有教员都很欣赏他,他做任何作业都非常认真、专心、一丝不苟,图片拍得很专业,他们这个班,图片课是占有相当分量的,如果这个他玩儿花活,教员也就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可他呢,你无论要求什么,他都按部就班地做好,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正是当初按部就班地学习,才把根基打深了、打实了,其他人好像都不如他自觉。进入到电影课程了,每一个光效,他都做得非常认真。所以到两年的时候,学校问我们的意见,我说可以转正,就打了报告。但转正的决定是让另一个人通知他的。那会儿电影学院在沙河那边,我白天去学校晚上回到城里,两头跑。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了班车,他突然从那边跑过来,把我拉下车,激动得不得了,问我:‘郑老师,我到底怎么样了?’我说:‘他没通知你呀?通过了,继续学习。’他眼泪‘哗’的就下来了,脚都不听使唤了,简直不知道怎么走回去。多少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您知道吗,我当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就等着这个呢,我已经等不及了,才把您从车上拉下来。至今我想起这事还特别激动。’我说:‘你这个事,我倒不特别激动,因为我们早定了,只不过别人通知你。但有一个激动的事,你不知道,却弄得我们好几天没睡着觉,就是到底以怎样的名义把你留下来。’跟他一说,他连连道谢:‘郑老师您费心了。’”
郑国恩说七八班是个特殊现象,从招生阶段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任何行业的这批人都是顶尖的,他们经历不凡——上山下乡,不间断的运动——好不容易有了学习机会,他们就像抓住稻草一样,拼命地学。张艺谋他们七八班的学习精神,我是深有体会。后来的学生——到我离休那一天,我多一天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呢?伤心了。张艺谋他们,包括以前的学生,是让我们从课堂往回赶,夜里11点钟还不回去,最后拉闸限电,强制他们回宿舍。而现在的学生是从被窝里往外提,老师上课了,有的学生还睡觉呢,我当系主任那会儿,看到几次这样的事,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哎呀!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怎么不珍惜啊?!” 梁波罗慧眼识“小虎”姜昆
50年前一部军事惊险片《51号兵站》,在一定层面上深刻展现了八年抗战期间,上海敌占区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地下工作者梁洪、老杨、老宋、蔡芸芸、胡阿强、胡奶奶等人在敌人心脏中的战斗场面。俊朗正直机智的上海滩“小老大”,这个千方百计突破敌伪封锁、开辟新四军地下交通线、运送急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的爱国志士,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小老大”气宇轩昂、丰满生动,梁波罗因此一举成名。此外,他出演的《蓝色档案》中的李华、《小城春秋》中的吴坚、《子夜》中的雷鸣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誉为专演“地下特工”的演员。著名艺术家梁波罗与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之间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伯乐”缘呢。几年前,记者在采访梁波罗时,偶然间听他讲述了他与姜昆相识于一部影片而产生的缘分。
那是1964年,拍摄经典影片《白求恩大夫》时的一段佳话。在经过长达7年的筹备后,影片《白求恩大夫》终于开机,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总导演是张骏祥,在拍摄筹备阶段,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调查采访,采访名单中有元帅、将军,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更多的是当年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战地医院的院长、医生。在采访本上记录了这样一些细节:白求恩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时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员臭戴口罩,伤员身上生疮,他都要发火骂人。这些细节帮助张骏祥最终完成了心目中白求恩的形象。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张骏祥重新编写剧本,到1963年剧本发表之前他改了不下四五次。为了在银幕上塑造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伟大形象,导演调集了全国精兵强将,白求恩的饰演者是美国人谭宁邦,他在中国福利会工作,有着和白求恩相似的援华经历。曾是电台播音员兼制作人。当时中国与西方隔阂,请谭宁邦演白求恩是无奈之举。在张骏祥的严厉指导下,谭宁邦完美地融入了角色,将白求恩演得入木三分。总摄影师是吴印咸,摄影是马林发、寇纪文;录音是吴江海;美工是韩尚义;作曲是吕其明;剪辑是朱朝升;化装是乐羽侯;制片主任是徐进;指挥是姚笛。主演:谭宁邦(白求恩)、村里(方兆元)、英若诚(童秘书)、邢吉田(于部长)、吴雪(司令员)、杨在葆(徐连长)、陈立中(孟奶奶)、田华(老冯)、何立己(小邵)、师伟(贾护士)、仲星火(老张)。他们都是影迷们最喜欢的“大腕”。这次,著名的演员梁波罗也参与了这部巨作,他扮演凌医生。
谈起过往,梁波罗告诉记者:“电影《白求恩大夫》的外景地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那里群山逶迤,接近晋察冀山村原型。开拍前,张导给了我及演王科长的李农一项任务:从附近村民中物色一七八岁的男孩,扮演手执红缨枪把守村口,向白求恩要路条的小虎。我们从先围观的孩子中寻找,当年山村的孩子毕竟闭塞,不似如今的孩子见多识广,你若是趋前找他谈话,一群孩子转眼就会溜得一个不剩,更不要说找他谈演戏了。为此,我和李农一筹莫展,半晌也没个结果。那天下午,我们两个顶着烈日踏上村路,凭借村民的推荐去看几个对象。村路蜿蜒且无标志,七转八拐已不认识路径。赶路间,一个顽童从小路上行走过来,几乎与我撞个满怀。只见他大眼小嘴,一派传统年画中的喜娃模样,我一看来了劲,忙拦截问路,他口齿伶俐,毫无惧色,虎头虎脑地瞧着我们,活脱一只小虎。真是天助我也。我与大农对视一笑,当即将他‘押’回大本营交给导演‘复审’。一试下来,居然顺利通过,一致叫好。此乃当年一段佳话。
“1983年,我代表电视剧《人之初》赴京参加全国第三届优秀电视剧发奖暨文艺演出,活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出由马季、姜昆主持。演出前在后台,忽然见姜昆向我走来,我原来以为是来询问节目的,不料他劈头一句:‘粱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一头雾水,他接着说,‘拍摄《白求恩大夫》时候,是您和李农老师找的我,后来我还领你们上我家——因为要剪掉头发,征求家长意见什么的。还记得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年的小虎原来就是姜昆啊。那都过去多少年了,他所说的那些细节自然记不得了。可眼前的他虽然依然伶牙俐齿,语调却很诚挚:‘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想着找机会当面告诉您。’看来,他是个有心人。我很高兴地望着这个忙里忙外的年轻人,与20年前那个小机灵的形象怎么也叠合不到一块儿。但,这确实是事实,你能说那次偶然的机遇不是造就一代相声艺人的契机?不容我多想,姜昆已经为我的上台演出报了幕,连珠般的妙语在我出场前就将满场的观众情绪煽动得如火如荼。返回上海后,我特意将此事通过电话告诉了李农,奉送了他一顶‘李伯乐’的桂冠。他也回敬了我,‘那你就是梁伯乐——波罗,伯乐。至今难以忘却。”是啊,茫茫人海之中,这样的“伯乐”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呢。
郑国恩老师今年85岁了,学生有几代人了,郑国恩也早就意识到该歇歇了,可他身不由己。他是大师的门生,与许多大师合作过,教的学生中也有几位大师级人物了,可最令笔者难忘的还是他当年初执教鞭时心里没谱儿、和沈嵩生一块痛哭的情景。郑国恩家里有两张照片引起笔者的注意,一张挂在书房的墙上,写着“一九八二年七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七八班毕业合影”,其中有张艺谋、顾长卫、邓伟、侯咏等重磅级人物,而更多的是一些平凡的名字,在郑国恩眼里,他们是一样的可爱、一样的令他骄傲;另一张照片在书柜中,是中国电影电视摄影师学会向他颁发的成就奖,不过,颁奖的方式有些特别——由他教过的几代学生手递手地把奖“传”到他手中,最后一棒是张艺谋……
从七八班往前数,北京电影学院一共招过七个正规班(摄影专业),郑国恩教了三个,如果不是两次赴前苏联学习,他可能教得更多。因此,笔者非常理解他为何从不把七八班的辉煌挂在嘴边,他说的更多的是“素质、机遇、刻苦、人际,缺一不可”;“只要是电影学院本科毕业,都可以达到七八班的水平,但很难有他们那么好的机遇”……我想,这才是老师,所有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三春晖”并不集于一人之身。
郑国恩老师说张艺谋的成功是自己拼上命“磨”出来的,这个“磨”字既包含着历经磨砺、磨难的意思,也有不懈地自我打磨、折磨之意,郑老师回忆起张艺谋上学时的样子:“我们那个班的学生上下差十多岁,他是最大的,入学时28岁,学习特别好,老大哥的样子,也不张扬……张艺谋为人很好,那时候我们系大概只有两三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爸爸是国民党一个少将。‘文革’之后,人们对成分论厌恶极了,当然我们也观察他,他要是特调皮、特坏,肯定早不行了。但他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还叫人家怎样?后来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跟我说:‘老师,为了学这个,我是拼上命的,我靠卖血来买材料、钻研摄影……”
当年,张艺谋到电影学院学习时,没有体检表、履历、考试成绩等任何材料,因为他不是正式生,他的入学过程堪称一波三折、史无前例。
郑国恩回忆说:“张艺谋进电影学院是比较曲折的,他比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超了四岁,我们已经多少年不招生了,你想想,超过四岁的你录取了,超一岁的,你录不录取?那会儿我们有人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放宽一年,仅我们摄影专业,增加的考生就不只数百人,放宽四年,增加的就得上千,这是第一;第二,年龄限制是上面规定的,不是学校规定的,你要放宽,就得向全国公布,以示公平、公正。张艺谋报名的时候,工作人员按规定没让他报,把他打发走了。他就开始找我们,知道我们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找过我,找过别人,我们的口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放宽一年,就不得了,而且得有上面的文件。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他找了黄镇,黄镇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黄镇就给我们写了个条子,希望特殊处理。那时候,我们都有点‘左’,觉得越是有领导关照,越要按规定办,因为这是你们规定的。我们后来把意见反馈给黄镇,希望上面出一个文件,写明破格或者重新招生,我们来执行。左等也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后来有个人和黄镇比较熟,打听到一点消息,原来,黄镇根本不认识张艺谋,更不是什么亲属或熟识的关系,而是他看了张艺谋的作品,张艺谋反复跟我们磨,也是因为他拿来大批的摄影作品,照片拍得绝对是专业水平。黄镇是艺术家,长征路上画了很多画,因此他懂这些。
“我们以前一直挡着他。当得知他和黄镇确实没什么关系时,我们也就不那么‘极左’了,而且知道上边也不会来文件,让学校破格录取他。我和张艺谋私下谈过,我说:‘你呀,摄影是专业水平,我个人介绍你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拍剧照。’他不干,他说我要上大学。他反复‘磨’,我们也确实看出他是个苗子,就琢磨有没有变通的办法,我那会是主任教员,意见挺起作用的,大家也叫我出点子,有个教务处长,过去也是摄影系的,我们两个老在一块儿嘀咕,突然有一天,我们想到一个事,就是第一个班招生时,没招满,于是就把后边差几分的考生提上来,给他们的名义是试读生,两年以后如果考试合格,就转成正式生,不合格,给你个大专文凭,走人。有这么个先例,这还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经验。这事已经折腾半个多月了,因此我俩高兴得不行,这样一来,群众也不会说什么,黄镇那边也有个交代,因为老头儿是出于公心,他确实不认识张艺谋。领导一听,说:好,就这么定了。张艺谋就是这么一个特殊入学、特殊成才的人物。当时,任何一门课,都可以让他不合格。你是试读生,考试不合格,又没有各种手续,也没有参加入学考试,很容易就可以让他走。
“但我们所有教员都很欣赏他,他做任何作业都非常认真、专心、一丝不苟,图片拍得很专业,他们这个班,图片课是占有相当分量的,如果这个他玩儿花活,教员也就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可他呢,你无论要求什么,他都按部就班地做好,后来他自己也觉得,正是当初按部就班地学习,才把根基打深了、打实了,其他人好像都不如他自觉。进入到电影课程了,每一个光效,他都做得非常认真。所以到两年的时候,学校问我们的意见,我说可以转正,就打了报告。但转正的决定是让另一个人通知他的。那会儿电影学院在沙河那边,我白天去学校晚上回到城里,两头跑。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了班车,他突然从那边跑过来,把我拉下车,激动得不得了,问我:‘郑老师,我到底怎么样了?’我说:‘他没通知你呀?通过了,继续学习。’他眼泪‘哗’的就下来了,脚都不听使唤了,简直不知道怎么走回去。多少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您知道吗,我当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就等着这个呢,我已经等不及了,才把您从车上拉下来。至今我想起这事还特别激动。’我说:‘你这个事,我倒不特别激动,因为我们早定了,只不过别人通知你。但有一个激动的事,你不知道,却弄得我们好几天没睡着觉,就是到底以怎样的名义把你留下来。’跟他一说,他连连道谢:‘郑老师您费心了。’”
郑国恩说七八班是个特殊现象,从招生阶段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任何行业的这批人都是顶尖的,他们经历不凡——上山下乡,不间断的运动——好不容易有了学习机会,他们就像抓住稻草一样,拼命地学。张艺谋他们七八班的学习精神,我是深有体会。后来的学生——到我离休那一天,我多一天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呢?伤心了。张艺谋他们,包括以前的学生,是让我们从课堂往回赶,夜里11点钟还不回去,最后拉闸限电,强制他们回宿舍。而现在的学生是从被窝里往外提,老师上课了,有的学生还睡觉呢,我当系主任那会儿,看到几次这样的事,眼泪都在眼眶里转,哎呀!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怎么不珍惜啊?!” 梁波罗慧眼识“小虎”姜昆
50年前一部军事惊险片《51号兵站》,在一定层面上深刻展现了八年抗战期间,上海敌占区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地下工作者梁洪、老杨、老宋、蔡芸芸、胡阿强、胡奶奶等人在敌人心脏中的战斗场面。俊朗正直机智的上海滩“小老大”,这个千方百计突破敌伪封锁、开辟新四军地下交通线、运送急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的爱国志士,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小老大”气宇轩昂、丰满生动,梁波罗因此一举成名。此外,他出演的《蓝色档案》中的李华、《小城春秋》中的吴坚、《子夜》中的雷鸣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誉为专演“地下特工”的演员。著名艺术家梁波罗与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之间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伯乐”缘呢。几年前,记者在采访梁波罗时,偶然间听他讲述了他与姜昆相识于一部影片而产生的缘分。
那是1964年,拍摄经典影片《白求恩大夫》时的一段佳话。在经过长达7年的筹备后,影片《白求恩大夫》终于开机,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总导演是张骏祥,在拍摄筹备阶段,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调查采访,采访名单中有元帅、将军,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更多的是当年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战地医院的院长、医生。在采访本上记录了这样一些细节:白求恩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时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员臭戴口罩,伤员身上生疮,他都要发火骂人。这些细节帮助张骏祥最终完成了心目中白求恩的形象。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张骏祥重新编写剧本,到1963年剧本发表之前他改了不下四五次。为了在银幕上塑造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伟大形象,导演调集了全国精兵强将,白求恩的饰演者是美国人谭宁邦,他在中国福利会工作,有着和白求恩相似的援华经历。曾是电台播音员兼制作人。当时中国与西方隔阂,请谭宁邦演白求恩是无奈之举。在张骏祥的严厉指导下,谭宁邦完美地融入了角色,将白求恩演得入木三分。总摄影师是吴印咸,摄影是马林发、寇纪文;录音是吴江海;美工是韩尚义;作曲是吕其明;剪辑是朱朝升;化装是乐羽侯;制片主任是徐进;指挥是姚笛。主演:谭宁邦(白求恩)、村里(方兆元)、英若诚(童秘书)、邢吉田(于部长)、吴雪(司令员)、杨在葆(徐连长)、陈立中(孟奶奶)、田华(老冯)、何立己(小邵)、师伟(贾护士)、仲星火(老张)。他们都是影迷们最喜欢的“大腕”。这次,著名的演员梁波罗也参与了这部巨作,他扮演凌医生。
谈起过往,梁波罗告诉记者:“电影《白求恩大夫》的外景地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那里群山逶迤,接近晋察冀山村原型。开拍前,张导给了我及演王科长的李农一项任务:从附近村民中物色一七八岁的男孩,扮演手执红缨枪把守村口,向白求恩要路条的小虎。我们从先围观的孩子中寻找,当年山村的孩子毕竟闭塞,不似如今的孩子见多识广,你若是趋前找他谈话,一群孩子转眼就会溜得一个不剩,更不要说找他谈演戏了。为此,我和李农一筹莫展,半晌也没个结果。那天下午,我们两个顶着烈日踏上村路,凭借村民的推荐去看几个对象。村路蜿蜒且无标志,七转八拐已不认识路径。赶路间,一个顽童从小路上行走过来,几乎与我撞个满怀。只见他大眼小嘴,一派传统年画中的喜娃模样,我一看来了劲,忙拦截问路,他口齿伶俐,毫无惧色,虎头虎脑地瞧着我们,活脱一只小虎。真是天助我也。我与大农对视一笑,当即将他‘押’回大本营交给导演‘复审’。一试下来,居然顺利通过,一致叫好。此乃当年一段佳话。
“1983年,我代表电视剧《人之初》赴京参加全国第三届优秀电视剧发奖暨文艺演出,活动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出由马季、姜昆主持。演出前在后台,忽然见姜昆向我走来,我原来以为是来询问节目的,不料他劈头一句:‘粱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一头雾水,他接着说,‘拍摄《白求恩大夫》时候,是您和李农老师找的我,后来我还领你们上我家——因为要剪掉头发,征求家长意见什么的。还记得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年的小虎原来就是姜昆啊。那都过去多少年了,他所说的那些细节自然记不得了。可眼前的他虽然依然伶牙俐齿,语调却很诚挚:‘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想着找机会当面告诉您。’看来,他是个有心人。我很高兴地望着这个忙里忙外的年轻人,与20年前那个小机灵的形象怎么也叠合不到一块儿。但,这确实是事实,你能说那次偶然的机遇不是造就一代相声艺人的契机?不容我多想,姜昆已经为我的上台演出报了幕,连珠般的妙语在我出场前就将满场的观众情绪煽动得如火如荼。返回上海后,我特意将此事通过电话告诉了李农,奉送了他一顶‘李伯乐’的桂冠。他也回敬了我,‘那你就是梁伯乐——波罗,伯乐。至今难以忘却。”是啊,茫茫人海之中,这样的“伯乐”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