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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之初没有“枪杆子”的遗憾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最初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这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无疑，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没有“枪杆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黄埔军校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打仗。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 年11 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中央也在1925 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12 月12 日又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1926 年7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建党以来的第一份《军事运动议决案》。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以致在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 多万人，被监禁的有4600 多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 月时的57967 人，一下子降到11 月份时的17650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先声
面对局势骤然剧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还批评湖南农民运动搞得“过火”了。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1927 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局势发展越来越严峻。2017年7 月15 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宣布“分共”。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桿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动武装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开始。1927 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歼灭敌人1 万多人。南昌起义的意义无需赘言。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秋收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而失败了，但它锻造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在此之后，起义军经三湾改编，走上井冈山，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广州这个华南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坚持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政权在坚持3 天之后便遭到了强大敌人的反扑。
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继续探索着。
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
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随后，毛泽东等人又在赣南、闽西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它对内先后颁布了各种法律，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有着共同的章程可循；对外可以用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出公开号召，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蒋介石军事、政治战略的改变等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并最终在陕北落脚。
到达陕北之后，时代的主题已经由土地革命逐渐向全民族抗战转变。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拿了10 年的“枪杆子”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在1937 年12 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的错误主张，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张放弃“枪杆子”。在蒋介石时刻都磨刀霍霍的时候，这样的主张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则比王明清醒得多，他充分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38 年11 月6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再次强调了“枪杆子”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同样是拿“枪杆子”，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与人民的关系，共产党是为人民拿“枪杆子”，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要争人民的兵权”。
与此相反的是，掌握着更先进的“枪杆子”却反人民的国民党并不明白这一点。
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其中的原因，关键不在“枪杆子”本身硬不硬，而在谁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人民群众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即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之下，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左”和右的错误教训，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并最终用人民的“枪杆子”，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最初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这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无疑，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没有“枪杆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黄埔军校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体会到，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打仗。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 年11 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中央也在1925 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12 月12 日又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1926 年7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建党以来的第一份《军事运动议决案》。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以致在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 多万人，被监禁的有4600 多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 月时的57967 人，一下子降到11 月份时的17650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先声
面对局势骤然剧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还批评湖南农民运动搞得“过火”了。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1927 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局势发展越来越严峻。2017年7 月15 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宣布“分共”。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桿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动武装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开始。1927 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歼灭敌人1 万多人。南昌起义的意义无需赘言。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秋收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而失败了，但它锻造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在此之后，起义军经三湾改编，走上井冈山，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广州这个华南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坚持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政权在坚持3 天之后便遭到了强大敌人的反扑。
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继续探索着。
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
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随后，毛泽东等人又在赣南、闽西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它对内先后颁布了各种法律，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有着共同的章程可循；对外可以用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出公开号召，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蒋介石军事、政治战略的改变等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并最终在陕北落脚。
到达陕北之后，时代的主题已经由土地革命逐渐向全民族抗战转变。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拿了10 年的“枪杆子”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在1937 年12 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的错误主张，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张放弃“枪杆子”。在蒋介石时刻都磨刀霍霍的时候，这样的主张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则比王明清醒得多，他充分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38 年11 月6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再次强调了“枪杆子”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同样是拿“枪杆子”，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与人民的关系，共产党是为人民拿“枪杆子”，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要争人民的兵权”。
与此相反的是，掌握着更先进的“枪杆子”却反人民的国民党并不明白这一点。
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其中的原因，关键不在“枪杆子”本身硬不硬，而在谁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人民群众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即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之下，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左”和右的错误教训，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并最终用人民的“枪杆子”，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