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张庆先生,是在苏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我的宿舍在二楼,走出房间看见走廊的栏杆上靠着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师,捧着一份稿子,眼睛几乎贴着纸面,双手不动,头缓慢地有规律地左右轻轻转动——原来他高度近视,走廊光线好;原来他手不释卷,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工作。友人告诉我,他就是张庆,就是坚持每周发表一篇文章,道德、文章堪称一流的张庆老师。我不禁油然而生敬意。
　　第二年,苏教版小语教材编写工作启动了,我有幸近距离感受张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张先生以他对母语教育现状的准确把握和对语文教学改革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建设一套“民族化、科学化,简约化”的小学语文教材的构想。十多年来,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才迎来今天的大好局面,才能受到全国各实验区老师和专家学者们的广泛赞誉。
　　教材编写之初,汉语拼音教材如何突破已有的教材模式,走出一条既符合一年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使学生乐学易学,又能提高汉语拼音教学效率,使学生负担不重的新路子,实在不是纸上谈兵所能解决的。张先生在我们还陷于苦思冥想、不得其门之际,乐呵呵地捧出了一撂16开样稿!大家细读,不禁拍案叫绝,那种拨云见日般的喜悦,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体味到的。先生将几个字母的字形和发音分别嵌入一幅富有教育意义又有整体意境的图画中,将“识”和“读”巧妙地融为一体而又不繁杂,再辅之以语境歌加以巩固,而语境歌又是以由图意而来的儿歌形式呈现,读起来琅琅上口。这种另辟蹊径的创意,也许只有张先生才能想得出来!更令我惊奇的是,先生竟能画出那么惟妙惟肖的图画,情境图中的人物、动物、器皿、背景……,是那样的栩栩如生!
　　在其后的岁月里,张先生领着我们一路前行。对于教材建设,他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智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课改一线,频频出现他的身影; 全国各实验区的讲坛上,常常回响着他带着浓浓徐州乡音的普通话;在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教育报刊上,屡屡读到他撰写的有关课改实验和教材建设的论文。读张先生的文章,仿佛是在与一位睿智的朋友对话,总有一种如沐春风、如饮醍醐的欢快;听张先生的报告,总有一种如梦方醒、拨云见日的满足。像张先生这样既能运筹帷幄当指挥员,又能带着纸笔进课堂的战斗员,我们怎能不敬,怎会不爱?
　　还在苏教版教材实验之初,我县连续举办了12次培训活动,张先生先后亲来我县十次,而另两次则因当时他在外地赶不回南京。这令我既感动又不安。感动的是,先生每次来总能针对老师的课和我们县的实验现状,对课改和教师的成长发表令人鼓舞的讲话,即使老师的课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瑕疵,他也能一方面想方设法给老师以鼓励,一方面深入浅出地从如何提高思想认识和如何操作两方面与老师们娓娓而谈,指出努力的方向,使与会者受益良多,信心倍增;不安的是先生的忙碌和辛苦是人所共知的,我的“计划外”的邀请无疑是加重先生的负担啊!何况,我们从来没有付给张先生和同来的专家们一分钱讲课费呢!有一次,我与先生谈到自己的这种感受,他朗声笑了起来:“哈哈……辛苦点怕啥?谈什么报酬啊?这是我分内事呀,要感谢的是这些可爱的老师呀……”
　　从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我就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了,常常向他请教有关母语教育的问题。电话请教是经常的,每次先生都不厌其烦地给予作答,还能随口指出某个答案的出处,讲清意思是什么,他的观点是什么,使我受益匪浅。一次在先生的卧室兼书房里,我向他请教“中庸之道”的问题。先生说,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意思是凡事都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不到位不好,越了位也不好。语文教学、课程改革也是这样,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后来,读到先生讲孔子带弟子到太庙参观,针对“欹器”的特点教育学生的文章,我对“中庸”有了更深切地理解。我在撰写教学参考书中“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的教学建议时,特地去向张先生请教。他跟我谈学习习惯的重要,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并提醒我:要建议教师循序渐进、常抓不懈,还要提倡老师发挥创造性,充分利用本地本校本班的教学资源,抓好习惯培养。回忆这一幕幕情景,我对先生的敬意和爱意就更加强烈。
　　2006年春,张先生生病住院了,我们都十分着急。除了问候,我总希望能为先生做点什么。有一天,师母陈老师给我电话,请我找一种俗名叫“老鼠花”的草药,我欣然应允。当时,这种草药的紫色小花早已谢了,它矮小的茎和普通的叶子藏在草丛中很难寻觅。我想尽办法,终于如愿。当我把几朵“老鼠花”交给师母时,心中在默默念叨:愿先生早日康复,继续扛着帅旗引领我们。
　　2008年10月21日,在庆贺张庆先生七十华诞的晚宴上,教材主编朱家珑先生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称颂先生是有情有义之人,是与时俱进之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张先生也手持宝剑,即兴摆了个“白鹤展翅”的造型,博得满堂喝彩。看到先生身手还是那样矫健,我们十分欣慰。
　　敬你,张先生;爱你,张先生。愿你永远年轻……
　　(郑加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委、原南京市浦口区教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