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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一直致力于改变美国华人/裔由于文化霸权、种族歧视、东方主义等等原因在美国文化中失声、被动的状态。他的作品《甘加丁之路》承载着中国英雄主义传统，通过塑造主人公尤利西斯的英雄形象，深刻地鞭笞了白人种族主义的诟病，痛斥那些为了走上同化道路，迷失民族特性，自我背叛的华裔美国人。本文主要从赵健秀本人和小说主人公尤利西斯反对基督教以及失真创作着手，剖析作者在构造英雄主义传统道路上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甘加丁之路；英雄主义传统；基督教；失真创作
作者简介：汪倩（1988-），女，籍贯：重庆，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为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3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风靡的民权运动推动了大批华裔美国作家的出现，赵健秀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幼跟随一对白人夫妇生活到六岁，而后在旧金山唐人街居住，并就读那里的白人学校。童年里经历的各类文化的迥异和奇妙在其小说《甘加丁之路》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如同大杂烩般涵盖了中国文化、英国文学以及美国大众文化等。本文聚焦小说中赵健秀称之为英雄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化，通过探讨赵健秀本人和小说主人公尤利西斯反对基督教以及失真创作，深刻剖析作者在构造英雄主义传统道路上所做的努力。
1. 反对基督教
在赵健秀看来，基督教教义是西方主流社会企图同化其他“异者”的主要手段，而是否信仰基督教则成了白人主流社会评判其他个人好坏的标准。小说《甘加丁之路》中，尤利西斯同作者一样憎恨着基督教，并对那些渴望通过信仰基督教而达到被同化目的的华裔美国人嗤之以鼻。尤利西斯和桃园结义兄弟之一本尼迪克特·汉在一次争论中不满地说道：“赛珍珠说过，只有相信基督教的中国佬才是好的中国佬……后来白人就发明了诺贝尔奖，授给赛珍珠”（赵健秀，2004：296）[1]，而基督教在尤利西斯眼里“是一种宗教，而宗教则要求背叛自我……基督教是法西斯式的，建立在自轻自贱和自我背叛基础之上”（263）。在小说快结尾处尤利西斯在与他同父异母的中国大哥乔·乔的争论中再次表明了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佬，[他]知道基督徒从来言而无信。对他们来说，相互撒谎、不守信用叫做信仰上帝”（447）。他的态度同赵健秀本人如出一辙。赵健秀也曾用“中国佬”称呼自己，认为这个词“适用于那些建造美国唐人街的同他一类的人，而‘华裔美国人’这一称呼则源于那些已经被基督教化的，想要将自身同唐人帮会，同异教徒华人区分开来的人”（Abe）。关于基督教，赵健秀本人曾更是說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摧毁我们的文化、文明和历史的敌人”（转引自Abe）。对于两人来说基督教已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宗教武器，它是主流社会企图同化少数族裔的一种方式，它要求放弃自我，接受教化。
小说中同尤利西斯持相反态度的两个代表人物则是关龙曼和本。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尤利西斯的父亲关龙曼通过演华人侦探陈查理的四儿子或者送死的中国佬在好莱坞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对他来说，能扮演陈查理、成为基督教徒就能使他在同化的道路上更近一步，他曾对自己的妻子风信子说道：“你们不是基督徒，不过，你瞧，我照样爱你们。作为陈查理，我们领着你们，使你们得到拯救……圣父以完美的白人男子形象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让他领着白人走向了通向救赎的征途，感谢上帝，于是白人又以完美的华裔美国人的形象献出了一个儿子，让他带领黄种人建筑通向接纳和同化的大路。啊，多么美妙的同化。他的名字叫陈查理”（14）。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他以扮演送死的中国佬著称，他相信斯潘塞·特雷西对他说的话“每一次你活着又死去的时候……使你们华人离同化的目标越来越近……美国人越是珍视对你死亡场面的记忆，华人在美国就越不会那么显眼，那么你们被同化的步伐便会更快”（47）。关龙曼对基督教和陈查理的赞扬和接受造成了他和尤利西斯之间永远无法调和的父子矛盾。
本尼迪克特·汉崇拜关龙曼，他觉得所有陈查理的电影“很有美国味，尤其是四儿子，太有美国味了”（84）。尽管他曾在中国生活，在成长过程中，他却一直急于将自己同任何的中国元素脱离，还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公开信《妈妈，为什么我不到你的餐馆吃饭！》，为自己母亲在格林尼治村开的中国餐馆感到羞耻。公开信中，他声称“我虽是中国父母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但我在这里却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华人”（288），并且认为好的作家应该“像彩虹”（288），抱怨作家朱路易和约翰·冈田“心里除了黄色还有别的颜色吗？”（288）。急于抹去自己身上黄色印记的他转而投向基督教，并且承认自己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西方人的偏见……而非因为教会的影响，也非因为基督教义的影响”（356）。
跟随大人去电子佛教堂的经历让尤利西斯对基督教更加反感，他想起来中文学校里老师老马曾告诉他们的“中文里没有教堂这个概念，与中国佛徒更是不沾边……中国人的道德是儒道，它不是建立在基督教这样的信仰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识和历史的基础之上”（105）。在尤利西斯眼里，佛教堂是被西化的地方，是基督教堂的变体，它满足了那些想要通过拥抱主流白人文化来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他心里充满愤怒，于是在大家做忏悔时再一次用自己冷暴力的、荒诞的方式表示了不满，他恶语忏悔道自己曾经穿过母亲的脏内衣、带血的束腹带等，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嘲笑佛教徒的基督式忏悔。
对于那些想要通过信仰基督教而达到被同化目的的华裔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原罪便是身上的华裔痕迹，而救赎便是同化。赵将英雄传统的意识赋予主人公尤利西斯，让现实和小说在意识上相互融合，尤利西斯是作者思想的承载者，他富有激情，独立不羁，有着同赵健秀一样坚持、真实、甚至有些固执的个性。两者在两个平行世界里都扮演者英雄的角色，深刻地鞭笞着白人种族主义的不公，痛斥那些为了走上同化道路，迷失民族特性，自我背叛的华裔美国人。 2.反对失真创作
小说中英雄主义传统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尤利西斯对一些华裔作家失真写作的批判。赵健秀曾极力反对随意改写中国神话或民间故事的行为，他曾提到“神话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变的，因为它们深深植根于文化记忆中，否则它们就不叫神话了”（转引自 Chu）。改写神话故事的行为在他看来无异于改变自己根植的土壤，并且他认为诸多华裔美国作家进行改写仅仅是为了迎合白人大众的好奇与幻想，并从中获利。在论战中，他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了诸如汤婷婷、谭恩美、黄哲伦等一类的华裔美国作家，认为他们在写作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改写实则是“在摧毁历史和文学……他们所做的只是取悦白人的行为”（转引自Yin 2000：241）。赵健秀的不满与愤怒同样也能在尤利西斯身上看到，他强烈反对批判诸如潘朵拉一类的作家，认为他们随意改写甚至是捏造中国神话或民间故事的行为只是为了谋取利益和社会地位而背叛自我的自轻行为。针对潘朵拉，尤利西斯评论道“她不是在改写任何中国的东西。她只是在改写赛珍珠、陈查理和傅满洲”（297）。而本的话更是表明了潘朵拉一类作家写作背后的动机：“如有人应该从白人的种族主义幻想中得益，那就应当是我们华人……想在美国成功，我们只有出卖自己。没人想看我们的民间故事，但他们想看富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女人和不是歹徒就是傻瓜的东方男人。干嘛不卖给他们看？”（297）。尤利西斯在争论中气急败坏地直呼本为甘加丁，认为他以及他口中的一类作家如同甘加丁一样，通过出卖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历史来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
针对赵健秀的评判，汤婷婷曾给予回击，她认为文化是流动的，只有不断地改变才会保持其活力。她声称自己不是人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档案保管人，因此她有权改变那些神话，用自己的方式改写。谭恩美在这一点上也曾说道：“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我有自由去写我想写的，还有那些和我相连的”（转引自Yin 2000：242）。虽然两方都有支撑自己的理由，在华裔美国文学写作上，真与假的区分（即使有区分标准的话）也难以实现。两方之间的矛盾实则归于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种强调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另一种强调的是美学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转引自Yin 2000：240）。很显眼，赵健秀为第一类，作为少数族裔，他在写作时考虑得更多的或许是作品使整个族裔受到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诸如汤婷婷一类的作家更加注重的是个人在创造性写作中风格、主题以及写作技巧上的自由与发展。当然这种自由有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会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感到困惑。正如在这场论战中一个即使曾为汤婷婷感到同情的华裔美国女性提到的那样：“对于一个少数族裔作家来说，这样的艺术自由是危险的，因为白人批评家和评论者们会坚持把她的创作当成真正的文化历史来看待”（转引自Yin 2000：242）。此外，一些评论家也将矛头对准赵健秀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翻译或解释《木兰辞》、《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文学上也没能正确的呈现中国文化。双方之间的论战似乎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答案。
事实上要用某个标准去评判谁对谁错似乎是不太可能，这正如关于中国神话的理解和运用到底怎样才是对的没有唯一的答案一样。时代在不断地前行，华裔美国人的社会群体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要在逐渐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用精准的定义去界定真正的华裔美国文化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并且会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文化也在流动，也在前行。然而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争端在一定程度上却能促进华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这些作品在各式各类的写作形式和风格下，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华裔美国人的经历，描绘着他们的梦想，述说着他们曾经的苦难，展示着他们的奋斗历程。或许真正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唯一的标准去评判对中国文化改写后的真实性，而是这些改写是否能推动文化的传承，促使华裔美国人摆脱刻板形象、以崭新的面貌生存下去。
尤利西斯和趙健秀都是勇敢的战士，“生活就是战争”这一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批判基督教以及抗议失真创作的道路上英雄般地战斗着。赵曾说道：“征服到这里来就是不当基督徒、不当白人至上主义者、不当装饰性的东方人、华人、华裔美国人……这就是英雄传统的含义，体现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里……造就了不需要生活在中国国土的带有中国性的华裔美国人，这个中国性不是地理、不是地点、也不是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一种伦理”（梁志英 2004：460）。他致力于反对白人主流意识，保护先辈文化遗产，并把他的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灌注在尤利西斯身上，让他用自己独立、正直、坚持的一生去定义华裔美国人的生活。
注释：
[1]文中以下引用如出自同一本书则只标注页码.
参考文献：
[1]Abe， F. Frank Chin： His Own Voice [J/OL]. 2015. 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H1100033891
关键词：甘加丁之路；英雄主义传统；基督教；失真创作
作者简介：汪倩（1988-），女，籍贯：重庆，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为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3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风靡的民权运动推动了大批华裔美国作家的出现，赵健秀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幼跟随一对白人夫妇生活到六岁，而后在旧金山唐人街居住，并就读那里的白人学校。童年里经历的各类文化的迥异和奇妙在其小说《甘加丁之路》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如同大杂烩般涵盖了中国文化、英国文学以及美国大众文化等。本文聚焦小说中赵健秀称之为英雄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化，通过探讨赵健秀本人和小说主人公尤利西斯反对基督教以及失真创作，深刻剖析作者在构造英雄主义传统道路上所做的努力。
1. 反对基督教
在赵健秀看来，基督教教义是西方主流社会企图同化其他“异者”的主要手段，而是否信仰基督教则成了白人主流社会评判其他个人好坏的标准。小说《甘加丁之路》中，尤利西斯同作者一样憎恨着基督教，并对那些渴望通过信仰基督教而达到被同化目的的华裔美国人嗤之以鼻。尤利西斯和桃园结义兄弟之一本尼迪克特·汉在一次争论中不满地说道：“赛珍珠说过，只有相信基督教的中国佬才是好的中国佬……后来白人就发明了诺贝尔奖，授给赛珍珠”（赵健秀，2004：296）[1]，而基督教在尤利西斯眼里“是一种宗教，而宗教则要求背叛自我……基督教是法西斯式的，建立在自轻自贱和自我背叛基础之上”（263）。在小说快结尾处尤利西斯在与他同父异母的中国大哥乔·乔的争论中再次表明了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佬，[他]知道基督徒从来言而无信。对他们来说，相互撒谎、不守信用叫做信仰上帝”（447）。他的态度同赵健秀本人如出一辙。赵健秀也曾用“中国佬”称呼自己，认为这个词“适用于那些建造美国唐人街的同他一类的人，而‘华裔美国人’这一称呼则源于那些已经被基督教化的，想要将自身同唐人帮会，同异教徒华人区分开来的人”（Abe）。关于基督教，赵健秀本人曾更是說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摧毁我们的文化、文明和历史的敌人”（转引自Abe）。对于两人来说基督教已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宗教武器，它是主流社会企图同化少数族裔的一种方式，它要求放弃自我，接受教化。
小说中同尤利西斯持相反态度的两个代表人物则是关龙曼和本。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尤利西斯的父亲关龙曼通过演华人侦探陈查理的四儿子或者送死的中国佬在好莱坞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对他来说，能扮演陈查理、成为基督教徒就能使他在同化的道路上更近一步，他曾对自己的妻子风信子说道：“你们不是基督徒，不过，你瞧，我照样爱你们。作为陈查理，我们领着你们，使你们得到拯救……圣父以完美的白人男子形象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让他领着白人走向了通向救赎的征途，感谢上帝，于是白人又以完美的华裔美国人的形象献出了一个儿子，让他带领黄种人建筑通向接纳和同化的大路。啊，多么美妙的同化。他的名字叫陈查理”（14）。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他以扮演送死的中国佬著称，他相信斯潘塞·特雷西对他说的话“每一次你活着又死去的时候……使你们华人离同化的目标越来越近……美国人越是珍视对你死亡场面的记忆，华人在美国就越不会那么显眼，那么你们被同化的步伐便会更快”（47）。关龙曼对基督教和陈查理的赞扬和接受造成了他和尤利西斯之间永远无法调和的父子矛盾。
本尼迪克特·汉崇拜关龙曼，他觉得所有陈查理的电影“很有美国味，尤其是四儿子，太有美国味了”（84）。尽管他曾在中国生活，在成长过程中，他却一直急于将自己同任何的中国元素脱离，还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公开信《妈妈，为什么我不到你的餐馆吃饭！》，为自己母亲在格林尼治村开的中国餐馆感到羞耻。公开信中，他声称“我虽是中国父母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但我在这里却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华人”（288），并且认为好的作家应该“像彩虹”（288），抱怨作家朱路易和约翰·冈田“心里除了黄色还有别的颜色吗？”（288）。急于抹去自己身上黄色印记的他转而投向基督教，并且承认自己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西方人的偏见……而非因为教会的影响，也非因为基督教义的影响”（356）。
跟随大人去电子佛教堂的经历让尤利西斯对基督教更加反感，他想起来中文学校里老师老马曾告诉他们的“中文里没有教堂这个概念，与中国佛徒更是不沾边……中国人的道德是儒道，它不是建立在基督教这样的信仰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识和历史的基础之上”（105）。在尤利西斯眼里，佛教堂是被西化的地方，是基督教堂的变体，它满足了那些想要通过拥抱主流白人文化来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他心里充满愤怒，于是在大家做忏悔时再一次用自己冷暴力的、荒诞的方式表示了不满，他恶语忏悔道自己曾经穿过母亲的脏内衣、带血的束腹带等，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嘲笑佛教徒的基督式忏悔。
对于那些想要通过信仰基督教而达到被同化目的的华裔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原罪便是身上的华裔痕迹，而救赎便是同化。赵将英雄传统的意识赋予主人公尤利西斯，让现实和小说在意识上相互融合，尤利西斯是作者思想的承载者，他富有激情，独立不羁，有着同赵健秀一样坚持、真实、甚至有些固执的个性。两者在两个平行世界里都扮演者英雄的角色，深刻地鞭笞着白人种族主义的不公，痛斥那些为了走上同化道路，迷失民族特性，自我背叛的华裔美国人。 2.反对失真创作
小说中英雄主义传统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尤利西斯对一些华裔作家失真写作的批判。赵健秀曾极力反对随意改写中国神话或民间故事的行为，他曾提到“神话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变的，因为它们深深植根于文化记忆中，否则它们就不叫神话了”（转引自 Chu）。改写神话故事的行为在他看来无异于改变自己根植的土壤，并且他认为诸多华裔美国作家进行改写仅仅是为了迎合白人大众的好奇与幻想，并从中获利。在论战中，他毫不客气地公开批评了诸如汤婷婷、谭恩美、黄哲伦等一类的华裔美国作家，认为他们在写作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改写实则是“在摧毁历史和文学……他们所做的只是取悦白人的行为”（转引自Yin 2000：241）。赵健秀的不满与愤怒同样也能在尤利西斯身上看到，他强烈反对批判诸如潘朵拉一类的作家，认为他们随意改写甚至是捏造中国神话或民间故事的行为只是为了谋取利益和社会地位而背叛自我的自轻行为。针对潘朵拉，尤利西斯评论道“她不是在改写任何中国的东西。她只是在改写赛珍珠、陈查理和傅满洲”（297）。而本的话更是表明了潘朵拉一类作家写作背后的动机：“如有人应该从白人的种族主义幻想中得益，那就应当是我们华人……想在美国成功，我们只有出卖自己。没人想看我们的民间故事，但他们想看富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女人和不是歹徒就是傻瓜的东方男人。干嘛不卖给他们看？”（297）。尤利西斯在争论中气急败坏地直呼本为甘加丁，认为他以及他口中的一类作家如同甘加丁一样，通过出卖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历史来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
针对赵健秀的评判，汤婷婷曾给予回击，她认为文化是流动的，只有不断地改变才会保持其活力。她声称自己不是人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档案保管人，因此她有权改变那些神话，用自己的方式改写。谭恩美在这一点上也曾说道：“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我有自由去写我想写的，还有那些和我相连的”（转引自Yin 2000：242）。虽然两方都有支撑自己的理由，在华裔美国文学写作上，真与假的区分（即使有区分标准的话）也难以实现。两方之间的矛盾实则归于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种强调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另一种强调的是美学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转引自Yin 2000：240）。很显眼，赵健秀为第一类，作为少数族裔，他在写作时考虑得更多的或许是作品使整个族裔受到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诸如汤婷婷一类的作家更加注重的是个人在创造性写作中风格、主题以及写作技巧上的自由与发展。当然这种自由有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会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感到困惑。正如在这场论战中一个即使曾为汤婷婷感到同情的华裔美国女性提到的那样：“对于一个少数族裔作家来说，这样的艺术自由是危险的，因为白人批评家和评论者们会坚持把她的创作当成真正的文化历史来看待”（转引自Yin 2000：242）。此外，一些评论家也将矛头对准赵健秀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翻译或解释《木兰辞》、《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文学上也没能正确的呈现中国文化。双方之间的论战似乎无法找到正确的解决答案。
事实上要用某个标准去评判谁对谁错似乎是不太可能，这正如关于中国神话的理解和运用到底怎样才是对的没有唯一的答案一样。时代在不断地前行，华裔美国人的社会群体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要在逐渐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用精准的定义去界定真正的华裔美国文化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并且会越来越困难，因为这文化也在流动，也在前行。然而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争端在一定程度上却能促进华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这些作品在各式各类的写作形式和风格下，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华裔美国人的经历，描绘着他们的梦想，述说着他们曾经的苦难，展示着他们的奋斗历程。或许真正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唯一的标准去评判对中国文化改写后的真实性，而是这些改写是否能推动文化的传承，促使华裔美国人摆脱刻板形象、以崭新的面貌生存下去。
尤利西斯和趙健秀都是勇敢的战士，“生活就是战争”这一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批判基督教以及抗议失真创作的道路上英雄般地战斗着。赵曾说道：“征服到这里来就是不当基督徒、不当白人至上主义者、不当装饰性的东方人、华人、华裔美国人……这就是英雄传统的含义，体现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里……造就了不需要生活在中国国土的带有中国性的华裔美国人，这个中国性不是地理、不是地点、也不是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一种伦理”（梁志英 2004：460）。他致力于反对白人主流意识，保护先辈文化遗产，并把他的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灌注在尤利西斯身上，让他用自己独立、正直、坚持的一生去定义华裔美国人的生活。
注释：
[1]文中以下引用如出自同一本书则只标注页码.
参考文献：
[1]Abe， F. Frank Chin： His Own Voice [J/OL]. 2015. 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H1100033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