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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旧金山和圣何塞两个城市之间有一片长约25英里的狭长区域。这里培育了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这里就是位于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从美国西海岸一路向东，位于美国东部的湾区成就了世界上第一大都市纽约。这里集聚了巨额财富，是全球闻名的金融中心，孕育出了曼哈顿、华尔街。同样位于亚太地区的东京湾，是日本经济腾飞的缩影，更是其根源，成熟的工业带、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成熟的城市管理，都是其跻身世界三大“黄金湾区”的理由。
事实上，海湾，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正是湾区的规划与建设，才成就了今天的世界。不夸张地说，湾区等同于真金白银，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世界60%的大城市坐落于湾区，湾区贡献了全球75%的经济总量。在新的国际竞争之下，湾区更不可或缺。
粤港澳大湾区将要缔造新的城市群協同发展的共同体。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市场机制等发生碰撞、磨合，在城市间“拆墙破壁”尤为困难。香港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港深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广州“千年商都”的招牌如何重振雄风，澳门如何“怒刷”存在感，珠海、东莞、佛山、惠州、中山等做配角怎样做得出彩……
最终，这一系列问题都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摸索中寻求答案。
“落子”珠三角，为何要建大湾区
如果不是粤港澳大湾区被高调提出，恐怕很多人对“湾区”的概念还非常陌生。当然，也会提出疑问，为何要建大湾区？
事实上，全球已经拥有了诸如旧金山湾、纽约湾、东京湾、大阪湾、悉尼湾、伦敦湾等运作成熟的湾区。大航海时代后，海洋与港口成为进行地区贸易甚至全球贸易的重要资源，优质海湾在保证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因此，由湾区地理位置所衍生出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世界上三大“黄金湾区”的得名亦由此而来。
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仅在这一片处于我国南部沿海的地区内，就居住了约7000万人口，这里的经济总量约达10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中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亦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
我国开始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模式正在经历转型。在这个不同以往的大背景之下，高质量发展需要选定一个区域作为示范和样本，正是因为粤港澳地区具有“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的优势，在此建设大湾区才显得底气十足。
对此，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指出，港澳拥有高端服务业，深圳有科创产业，广州在生产服务业上占有优势，本身珠江三角洲就具备先进制造业的基础。同时，这里是开放型经济的龙头地带，进出口贸易额超过全国的1/4，PCT国际专利授权超过1/2。因此，粤港澳地区具备了我国下一阶段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
此外，我国正在从过去“利用本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从事加工生产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这样一种招商引资的开放模式，越来越向“利用全球高端资源满足本国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模式转变。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进行全球产业链的配置，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其重要支撑区。
“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别于其他湾区的最特别之处，这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区，未来，新的实践也需要更高瞻远瞩的规划。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陈广汉看来，可在坚持一国之本的条件下，善用两制之利，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涵，推动“一国两制”的发展。
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体制的这种差异性可以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互补收益，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优势。同时，制度差异性会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摩擦与成本，也会成为推进大湾区建设和合作的挑战，因此需要学会善用“两制”之利。
谁都不是“带头大哥”，中心城市辐射周边
梳理《规划纲要》全文发现，大湾区组成城市被提及次数由多至少排序为：香港102次，澳门90次，广州41次，深圳39次，珠海20次，佛山9次，中山9次，东莞8次，江门7次，惠州6次，肇庆5次。再加上不久前，权威部门发布数据表明，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地区的“新首富”，种种迹象都不免令外界猜测，未来哪一座城市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带头大哥”？
答案还需要回到《规划纲要》中去寻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五大定位，港澳以及珠三角九市被确定了各自的角色定位，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这样的规划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之前的规划一脉相承，且具备良好的历史基础。“过去，在粤港澳地区已经形成了港深、广佛、珠澳这三个主要城市圈，现在提出的四个中心城市就诞生在这些城市圈。”申明浩说，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了各种高端要素，并且又从中产生了三个体量差不多的超级城市，即香港、广州和深圳。《规划纲要》中提出通过三个极点，将七个节点城市带动起来，这三座城市就是极点。
显然，这三座城市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功能互补，“现在我们讲大湾区已经不提‘龙头’了，而是打造协同发展的共同体。”申明浩表示。
《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了，对于香港，要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这是“一国两制”赋予它的角色定位，其他城市无法替代。香港是目前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其货运效率全球第一，一流的营商环境、一流的金融一流的高端服务业以及4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其在大湾区内的比较优势。但也需要看到，香港地域狭小，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且长期依赖房地产，此外，服务业占比高达93%的背后是制造业的空心化。因此，香港在生产服务环节，包括一些辐射制造业环节当中，不可能一力担当。香港的“短板”恰恰可以通过广州、深圳等进行弥补。深圳在高端制造、高新科技和一些硬件科技方面实力强劲，广州是重要的综合性门户交通枢纽，并且在文化创意、科教、国际商贸等方面承担重要功能。 对于除了广州和深圳之外的其他7座城市，《规划纲要》甚至连定位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从总体上指出了一个方向，这样的安排也是考虑到与广东省现有的产业规划进行衔接。《规划纲要》中提出，在城市合作上，香港一深圳，广州一佛山，澳门一珠海三组城市强强联合，深化港深、珠澳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
根据目前的产业现状和城市功能，港深显然主要着眼点和合作领域就是前海的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方面重点聚焦。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陈如桂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明确表明了深圳参与大湾区建设的下一步行动。深圳将积极参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把深圳市场化、科技创新优势与港澳国际化等优势结合起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广佛是制造业大市与生产服务业大市，佛山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已经超过了广州，许多内资民营企业都诞生于此;广州的服务业是基于制造业内生出来的，为生产而服务，与佛山结合非常匹配，再加上肇庆宜居的环境，这可能成为未来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功能区，广州国际商贸枢纽功能的定位，也有利于为制造业打开国际市场。
相对而言，珠澳的功能稍显单一。《规划纲要》中对澳门的定位为“一中心一平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连同江门、中山在内，珠澳在世界旅游休闲方面一个连片的区域已经初步形成。珠海和澳门旅游业已经形成一城多站的业态，未来在生态环保、优质生活服务等领域也会有所突破。
科技创新是主线，“软”“硬”联通迫在眉睫
建设大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
未来，我国要参与到下一步科技创新竞争中，大湾区非常关键。在申明浩看来，大湾区现在具备的基础有可能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先机。“大湾区的产业多属于下游产业，终端机产业，例如智能手机，大湾区一年出11亿台，全國出19亿台;再比如大疆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大湾区独角兽企业中80%属于硬件科技领域。”申明浩表示，大湾区在智能硬件领域的革命可能会成为中国参与下一步科技竞争的重要因素。
5G是开启下一个互联互通时代的重要基础，是物联网的基础性技术。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革命时代，《规划纲要》中提到了要在大湾区布局5G和下一代互联网。这个方面大湾区如果做得好，将会成为开启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的先锋。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研平台、国际水准的科研团队、国际化创新型教育、开放协同创新、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供给等方面发力，提升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而互联互通，恐怕是目前大湾区建设迫在眉睫的问题。申明浩认为，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好解决，也做了很多工作。11个城市通过海路、公路、高铁、城铁、机场等交通方式实现了相互联通，最大的两个跨境基础设施港珠澳大桥与广深港高铁开通后，日均客流量约五六万人次。一些城市也在积极布局，例如江门市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今年安排交通大会战项目94项，年度投资175亿兀。
最难的是需要破解机制的“软联通”问题。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就是“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如果不能把体制机制联通，未来要打造国际科创中心将会遇到问题。
人才是最重要的高端要素，尤其是科研人才。
去年11月举办的“中国人才50人论坛”圆桌会议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发布了首个《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他建议，未来建立大湾区人才一体化运行机制，建立互通互认、共享共建的人才引进、评价、服务体系，通过推广“大湾区人才卡”“大湾区英才计划”等政策，在税收、出入境、执业资格等多个方面消除壁垒，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更加自由、更加便捷流通的运行机制。（资料来源：《小康》）
事实上，海湾，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正是湾区的规划与建设，才成就了今天的世界。不夸张地说，湾区等同于真金白银，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世界60%的大城市坐落于湾区，湾区贡献了全球75%的经济总量。在新的国际竞争之下，湾区更不可或缺。
粤港澳大湾区将要缔造新的城市群協同发展的共同体。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市场机制等发生碰撞、磨合，在城市间“拆墙破壁”尤为困难。香港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港深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广州“千年商都”的招牌如何重振雄风，澳门如何“怒刷”存在感，珠海、东莞、佛山、惠州、中山等做配角怎样做得出彩……
最终，这一系列问题都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摸索中寻求答案。
“落子”珠三角，为何要建大湾区
如果不是粤港澳大湾区被高调提出，恐怕很多人对“湾区”的概念还非常陌生。当然，也会提出疑问，为何要建大湾区？
事实上，全球已经拥有了诸如旧金山湾、纽约湾、东京湾、大阪湾、悉尼湾、伦敦湾等运作成熟的湾区。大航海时代后，海洋与港口成为进行地区贸易甚至全球贸易的重要资源，优质海湾在保证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因此，由湾区地理位置所衍生出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世界上三大“黄金湾区”的得名亦由此而来。
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仅在这一片处于我国南部沿海的地区内，就居住了约7000万人口，这里的经济总量约达10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中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亦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
我国开始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模式正在经历转型。在这个不同以往的大背景之下，高质量发展需要选定一个区域作为示范和样本，正是因为粤港澳地区具有“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的优势，在此建设大湾区才显得底气十足。
对此，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指出，港澳拥有高端服务业，深圳有科创产业，广州在生产服务业上占有优势，本身珠江三角洲就具备先进制造业的基础。同时，这里是开放型经济的龙头地带，进出口贸易额超过全国的1/4，PCT国际专利授权超过1/2。因此，粤港澳地区具备了我国下一阶段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
此外，我国正在从过去“利用本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从事加工生产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这样一种招商引资的开放模式，越来越向“利用全球高端资源满足本国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模式转变。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进行全球产业链的配置，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其重要支撑区。
“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别于其他湾区的最特别之处，这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区，未来，新的实践也需要更高瞻远瞩的规划。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陈广汉看来，可在坚持一国之本的条件下，善用两制之利，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涵，推动“一国两制”的发展。
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体制的这种差异性可以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互补收益，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优势。同时，制度差异性会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摩擦与成本，也会成为推进大湾区建设和合作的挑战，因此需要学会善用“两制”之利。
谁都不是“带头大哥”，中心城市辐射周边
梳理《规划纲要》全文发现，大湾区组成城市被提及次数由多至少排序为：香港102次，澳门90次，广州41次，深圳39次，珠海20次，佛山9次，中山9次，东莞8次，江门7次，惠州6次，肇庆5次。再加上不久前，权威部门发布数据表明，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地区的“新首富”，种种迹象都不免令外界猜测，未来哪一座城市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带头大哥”？
答案还需要回到《规划纲要》中去寻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五大定位，港澳以及珠三角九市被确定了各自的角色定位，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这样的规划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之前的规划一脉相承，且具备良好的历史基础。“过去，在粤港澳地区已经形成了港深、广佛、珠澳这三个主要城市圈，现在提出的四个中心城市就诞生在这些城市圈。”申明浩说，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了各种高端要素，并且又从中产生了三个体量差不多的超级城市，即香港、广州和深圳。《规划纲要》中提出通过三个极点，将七个节点城市带动起来，这三座城市就是极点。
显然，这三座城市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功能互补，“现在我们讲大湾区已经不提‘龙头’了，而是打造协同发展的共同体。”申明浩表示。
《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了，对于香港，要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这是“一国两制”赋予它的角色定位，其他城市无法替代。香港是目前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其货运效率全球第一，一流的营商环境、一流的金融一流的高端服务业以及4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其在大湾区内的比较优势。但也需要看到，香港地域狭小，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且长期依赖房地产，此外，服务业占比高达93%的背后是制造业的空心化。因此，香港在生产服务环节，包括一些辐射制造业环节当中，不可能一力担当。香港的“短板”恰恰可以通过广州、深圳等进行弥补。深圳在高端制造、高新科技和一些硬件科技方面实力强劲，广州是重要的综合性门户交通枢纽，并且在文化创意、科教、国际商贸等方面承担重要功能。 对于除了广州和深圳之外的其他7座城市，《规划纲要》甚至连定位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从总体上指出了一个方向，这样的安排也是考虑到与广东省现有的产业规划进行衔接。《规划纲要》中提出，在城市合作上，香港一深圳，广州一佛山，澳门一珠海三组城市强强联合，深化港深、珠澳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
根据目前的产业现状和城市功能，港深显然主要着眼点和合作领域就是前海的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方面重点聚焦。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陈如桂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明确表明了深圳参与大湾区建设的下一步行动。深圳将积极参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把深圳市场化、科技创新优势与港澳国际化等优势结合起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广佛是制造业大市与生产服务业大市，佛山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已经超过了广州，许多内资民营企业都诞生于此;广州的服务业是基于制造业内生出来的，为生产而服务，与佛山结合非常匹配，再加上肇庆宜居的环境，这可能成为未来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功能区，广州国际商贸枢纽功能的定位，也有利于为制造业打开国际市场。
相对而言，珠澳的功能稍显单一。《规划纲要》中对澳门的定位为“一中心一平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连同江门、中山在内，珠澳在世界旅游休闲方面一个连片的区域已经初步形成。珠海和澳门旅游业已经形成一城多站的业态，未来在生态环保、优质生活服务等领域也会有所突破。
科技创新是主线，“软”“硬”联通迫在眉睫
建设大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
未来，我国要参与到下一步科技创新竞争中，大湾区非常关键。在申明浩看来，大湾区现在具备的基础有可能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先机。“大湾区的产业多属于下游产业，终端机产业，例如智能手机，大湾区一年出11亿台，全國出19亿台;再比如大疆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大湾区独角兽企业中80%属于硬件科技领域。”申明浩表示，大湾区在智能硬件领域的革命可能会成为中国参与下一步科技竞争的重要因素。
5G是开启下一个互联互通时代的重要基础，是物联网的基础性技术。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革命时代，《规划纲要》中提到了要在大湾区布局5G和下一代互联网。这个方面大湾区如果做得好，将会成为开启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的先锋。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研平台、国际水准的科研团队、国际化创新型教育、开放协同创新、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供给等方面发力，提升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而互联互通，恐怕是目前大湾区建设迫在眉睫的问题。申明浩认为，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好解决，也做了很多工作。11个城市通过海路、公路、高铁、城铁、机场等交通方式实现了相互联通，最大的两个跨境基础设施港珠澳大桥与广深港高铁开通后，日均客流量约五六万人次。一些城市也在积极布局，例如江门市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今年安排交通大会战项目94项，年度投资175亿兀。
最难的是需要破解机制的“软联通”问题。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就是“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如果不能把体制机制联通，未来要打造国际科创中心将会遇到问题。
人才是最重要的高端要素，尤其是科研人才。
去年11月举办的“中国人才50人论坛”圆桌会议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发布了首个《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他建议，未来建立大湾区人才一体化运行机制，建立互通互认、共享共建的人才引进、评价、服务体系，通过推广“大湾区人才卡”“大湾区英才计划”等政策，在税收、出入境、执业资格等多个方面消除壁垒，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更加自由、更加便捷流通的运行机制。（资料来源：《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