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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明治维新之后,语言问题备受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日本当局为了建立本国的语言学学科,向欧洲选派了不少语言学家,如上田万年、藤冈胜二、保科孝一、桥本进吉、时枝诚记等。这些语言学家留学归国之后,致力于日本的“语言学”学科建设,并影响了近代日本语言学界的走向。上田万年等语言学家接触到西方语言学理论之后,对其冠以“科学”学说之称,并开始重新审视日本一直以来的国学研究。
[关键词] 西方语言学;国学;近代日本;日本语言学界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094-08
日本自古以来受惠于汉字和汉文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自江户时期以降,日本国学界就出现了由佛教僧侣契冲等通晓梵文的学者们掀起的语音中心主义,其中本居宣长就是典型代表。这种倾向在明治初期与西方语言学的接触中,又一次被学界所提及。
1866年12月,德川幕府的幕臣前岛密掀开了日本文字改革运动之先河。前岛密上书《汉字御废止之义》至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提出西欧的优势在于它的音声文字,故而日本亦应同西方诸国一样,尽量采用简便的表音文字教育国民,他同時呼吁将此作为首要课题。①前岛密的语言观与美国传教士威廉的东方观及汉字观有着密切关联。如柄谷行人所指出:“前岛密的主张主要源于西方文字即音声文字具有经济性、直接性和民主性等特性。《汉字御废止之义》中含有文字必须服务于音声的思考,当汉字被视为服从于声音的存在时,文字上选择汉字抑或是假名,其实已经不再是重要的问题了。前岛密的这一建议旨在从根本上否定汉字的地位。”②前岛密曾指出,1853年的门户开放给整个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的文字论具有很强的国防意识。③此后的假名文字论、罗马字论,都可谓是面临西方文明之后,日本的社会各界欲否定汉字和汉文化的产物。
进而,1872年出现了英语国语论,代表人物是曾留学英国、后来成为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在众说纷纭的改革提案中,这一派思辨诡异,在绝望于日语的路上走得最远。森有礼的极端言论,应该说并非不负责任的门外之谈,而是西方教育或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某种现代意识的体现。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对本国的语言文字失去了信心,这与志贺直哉在战败后主张采用法语的论断如出一辙。
明治初期的日本国语国字运动与西方文明的冲击有着密切关联。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问题与日本近代化进程相连在一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提出语言文字改革主张的前岛密、井上哲次郎、西周、森有礼等人士并非语言学家,提出的观点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没有语言学理论的支撑。
一、早期赴日西方学者对日本语言学界的影响
通过接触西方学者和西方语言学,日本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开始多元化。英国的日本语研究者阿斯顿的到来,在近代日本的语言学界引领了新的学术潮流。1864年,他作为英国驻日本公使馆的翻译官赴日。
在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语言观占据统治地位,如在动词等词类的分类、语序的规则等方面,均以印欧语的语法作为标准,所以分析未知语言时,谙熟印欧语的近代语法理论是不可规避的前提。但是在阿斯顿来日之际,西方语言学界业已开始质疑这种研究方法,因为比较语言学的成立是基于丰富的印欧语资料,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不同语言和资料还是个未知数。当时的欧洲人分析日语时,都是把西方语法的框架套在日语之上,但是阿斯顿受到国学家堀秀成的影响,在研究中结合了西方语法和日语的特点。其研究也并非西方第一的思考模式,他把江户时代的国学纳入研究当中,改变了一直以来欧洲人所采用的研究日语模式。
1869年阿斯顿出版了《日语口语小文典》,继而于1876年和1896年分别翻译了《土佐日记》和《日本纪》。阿斯顿因精通日语和韩语,对于幕末明治初期的日韩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日韩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W.G.アストン:《日本語と朝鮮語の比較研究》,池田次郎、大野晋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5)日本人種論·言語学》,東京:平凡社,1973年。]中,从比较语言学视角就两种语言的音韵、语言结构、数词、代词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开启了该研究领域的先河。约过了30年之后,金泽庄三郎在日本吞并韩国之际,发表了“日韩两国语同系论”,提出了朝鲜语属于日语的一个分支的观点。
同样来自英国的张伯伦,自1873年赴日后的十余年来,一边研究日本古典文学,一边在日本海军军校教授英语,后经森有礼的推荐,于1886年任东京大学[东京大学:1886年称作“帝国大学”,1897年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1947年又改为“东京大学”,在本论文里一律称之为“东京大学”。]语言学课程[当时“语言学”称之为“博言学”,1900改称为“语言学”。]的教师,培养了日本最初的语言学科学生。他的《琉球语语法与辞典——日琉语比较初探》,[バジル·ホール·チェンバレン:《琉球語の文法と辞典—日琉球語比較の試み》,山口栄鉄編訳、解説,那覇:琉球新報社, 2005年。]虽然被指论点有错误,但他是提出日语和琉球语属于同一语系的第一人。1879年划入日本版图的冲绳,是日本当局在本国内实施语言政策力度最大的地区,张伯伦的研究在政治上敏感度极高。
享有“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上田万年是张伯伦的学生,张伯伦对上田万年的语言观影响很大。上田万年回忆张伯伦时提起:“1886年间,国语学教师们在没有解释现今的语言与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的语言间到底有何不同之前,便开始教授《词汇别记·词汇活语指掌》,[赤志忠七:《語彙別記》,文部省編輯寮編:《語彙活語指掌》,東京:文部省,1885年。]所以学生们对于所教授的内容均感困惑。起初听张伯伦的课时,虽然觉得听西方人的课程是耻辱,但逐渐发现张伯伦相较日本学者而言视野更为开阔。” [上田万年講述,木村定次郎編:《国語学業話》,東京:博文館,1908年,第7頁。]上田认为日本的国语学学者的研究不成体系,因此开设的课程难解难懂,但是受到张伯伦的影响,上田万年开始对西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与张伯伦接触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的前沿理论。 其实,明治前半期的日本语言学界亦不乏优秀研究成果。如旧仙台藩士大槻文彦的《言海》,后来他又编辑了近代日本最初的规范语法书《广日本文典》。大槻文彦折中了17世纪以来的西洋诸国的语言的规范文典与近世日本的国学业绩,其研究成果成为近代日语的语法基础。但是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日语研究,主要聚焦于阅读古典文本抑或作诗等实践性研究,并未摆脱传统学问的研究模式,利用语言学理论,系统地梳理日语迫在眉睫。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成熟时期,出现了“青年语言学派”,语言学研究步入了探讨世界所有语言的共同规律的阶段。
二、上田万年与西方语言学的引入
1880年,加藤弘之提出了设置“博言学”课程的建议。他指出:“根据博言学学说,我国语言与支那语言隶属于不同语系,它属于亚洲北方语言,与满语、蒙语、朝鲜语等语言同源。既然如此,借鉴博言学的理论,既能够大致了解满语、蒙古语等外族语言,且有助于完善日语,故其价值或许大于研究与日语完全不同类型的梵语和希腊语。”[加藤弘之:《博言学ニ関スル議案》,東京学士会院編:《東京学士会院雑誌》第1編1冊,1880年,第63頁。 ]由此可见,建立语言学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试图从语言上撇清与中国的關系;另一方面拉拢蒙古、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等国家与地区,与它们建立地缘关系,为将来实施入侵奠定基础,故而建立语言学学科的初衷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1890年,上田万年获得外山正一和加藤弘之的推荐,赴德国和法国留学,主修了近代西方语言学中流行的比较语言学。1894年6月,上田回到日本之后接手了张伯伦的语言学课程。年仅29岁的上田万年成为第一个在东京帝国大学主讲西方语言学的语言学家。对于上田当时的授课情况,他的学生保科孝一提道:“上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以语言学为基础,进行国语学研究的方法。他让我们第一次认清了国语学的研究方向,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曙光。”[保科孝一:《国語問題五十年》,東京:三養書房,1949年,第5頁。]不难看出,上田的课程对学生们的影响之大。上田在大学课堂中介绍了德国语言学家保罗的《语言史原理》,这本书号称是“青年语法学派”的《圣经》,是第一部对语言系统的演变进行详细描述的著作,该书为历史语言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这本书在上田的介绍下,被引入到了日本语言学界。上田在课堂上讲授了惠特尼、缪勒、亨利·塞斯、甲柏连孜等语言学家的理论。东京大学成为近代日本语言学研究的中心,日本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开始依据“语言学”理论推进,并迎来了新的局面。自1909年至1913年间,中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国语学草创》的作者胡以鲁,就在东京大学语言学科主修了语言学。胡以鲁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汉语原始论等理论,给予了严厉的驳斥。
上田回国的时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时期,这一时局对他的国语思想影响颇深。上田在《国语与国家》中指出,“我们因为文字常常使用汉字词,其实英德法等国家的语言比中国的语言更接近日语,但是世人因惯于恶习,不觉得使用汉字和汉字词有什么不妥。”[上田万年:《国語と国家と》,《国語のため》,東京:冨山房,1897年,第25頁。]上田的这种比较方式意在排挤汉字和汉字词。他还指出:“日语是4 000万同胞的日语,并非十万、二十万上层社会或学者们的语言,昨天我们攻陷了平壤,今日又在海洋岛上取得胜利。在武力上,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有日语的存在,我们四千万同胞随时随地都会聆听它的声音,并为这声音赴汤蹈火,死而无憾。只要一声令下,不管是千岛一端也好,冲绳的最边缘也好,都会舍身赴命。在外国听到日语时,那可谓是一种音乐,如同天堂的福音。”[上田万年:《国語と国家と》,《国語のため》,第25頁。]
上田把日语与日本的国体、民族情绪、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他的逻辑是,文字虽属于部分阶层,但语言属于全体日本人。他把日本的语言升华为“福音”,试图用日语团结日本国民。1895年5月,上田在《新国字论》中指出,“文字因语言而存在,并非语言因文字存在。”[上田万年:《新国字論》,《国語のため》,東京:冨山房,1897年,第226頁。]上田又指出,谈论文字应具备语言学知识,语言学知识主要包括音韵学和心理学等方面,音韵学是19世纪随着近代语言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科学。
上田呼吁早日把该学问引进到日本语言学界,并主张语言问题的研究应先于文字问题,进而提出了制定 “标准语”的必要性。他的标准语理论,在海外扩张战争中粉墨登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旨在通过连接国语和国体,为民族情绪高涨的日本国民提供一种文化强制力量。在废除汉字既无可能,建立近代国语体系又迫在眉睫的双重压力下,大力推行标准语的政策应运而生。学术界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一项以‘标准语’为媒介的现代日本所进行的自我殖民化措施。”[小森陽一:《日本語の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257頁。 ]上田的“标准语”理论被文部省作为国语改革的“国策”加以采用,并且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推广运动。
1897年上田在东京大学设立了国语研究室,1901年文部省还组建了国语调查机构。次年4月,国语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加藤弘之为会长,上田为主管,他们网罗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开始了国语调查研究,上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安田敏朗指出:“对上田来说,科学和政治并不矛盾,他认为想要顺应政治潮流,学问上必须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他来说,通过国语调查委员会等国家机构参与制定语言政策及教育政策也属于科学的、合理的政治介入。”[安田敏朗:《「国語」の近代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第80頁。]
对于与日俱增的汉字词的问题,上田提议:“对于无法采用本国语言翻译的外来词,应尽量原样植入到本国语言当中,对日中两国均没有的外语词汇,不必费力译成汉字词。日语的结构与汉语不同,没有必要译成汉文体。汉文体对使用汉字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不适合拥有假名这样优秀文字的日本。”[上田万年:《新国字論》,《国語のため》,第292頁。]可见,上田对日本制汉字词的警惕与不安。上田主张若想废除汉字应从整理汉字词入手。[上田万年:《新国字論》,《国語のため》,第230頁。]但是事与愿违,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化,日本制汉字词不断增加,大正以后日本已开始向中国输出汉字词。 上田回国后在语言学界传播了自己在西方学到的前沿理论,并掀起了比较语言学热潮,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去做具体研究,他让自己的弟子从比较语言学的观点阐明日语的起源问题。上田培养了一批优秀弟子,如:小川尚义、藤冈胜二、桥本进吉、保科孝一、金田一京助、金泽庄三郎等。这些语言学家向日本语言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掀起了比较语言学研究热潮。正如日本学者长志珠绘指出:“通过比较语言学理论,学者们在强调日本与中国间的区别的同时,竭力证明其与朝鲜半岛、满蒙、南洋等地区的语言和人种间的同一性,这一研究的前提业已被提前确立,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历史性。”[長志珠絵:《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第242頁。]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之后,近代日本学者试图从学术上将日本政府所实施的对外侵略战争合理化。
三、西方语言学在日本语言学界的推广与应用
为了推进日本的语言学研究,1898年,上田与弟子们创立了“言语学会”,并于1900年2月创刊了《言语学杂志》,这是近代日本的第一部语言学专属杂志。对于该杂志内容,柿木重宜提道:“这本杂志虽然被称为《言语学杂志》,但是其内容在沿袭了一直以来国学研究的同时,亦含有上田在留学期间所学到的有关比较语言学领域的最新理论。” [柿木重宜:《近代「国語」の成立における藤岡勝二の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
2013年,第13—14頁。]创刊杂志对日本当时的语言学界来说是一次考验,该杂志虽然于1902年8月就已停刊,但是对推广西方语言学理论却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推广西方语言学方面,保科孝一亦积极参与到了其中,保科一直致力于日语的表音式假名的使用和废除汉字、言文一致等运动之中,他与上田一起致力于构筑近代日本的国语理念。其人也是继上田之后,日本近代国语政策的主要谋划者,在近代日本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中,保科的功绩不可磨灭。
1899年,保科出版了《言语发达论》与《言语学大意》。在这两本书中,保科介绍了西方语言学,其内容与上田有着密切关联。《言语发达论》是惠特尼的《语言的生命与发展》[W. D. Whitney,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An Outline of Linguistic Science,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2010。]的摘译,该书呈现了当时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上田的得意门生藤冈胜二为该书写了序,并提倡把惠特尼的理论应用到日本语言学研究当中。比起保科,藤冈胜二受惠特尼的影响更深,他在1907年出版的《国语研究法》[藤岡勝二:《国語研究法》,東京:三省堂,1907年。]中借用了惠特尼的理论。相较于面向高层次学术研究的、保罗的《语言史原理》,惠特尼的书则是面向学生和一般读者。
惠特尼对近代日本语言学界的影响很大,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语言变化是否有人的干预。19世纪前半期占上风的学说是人的意志并不干预语言的变化,因为音韵的变化是自行发生的,个人是无法体验这一变化的,如同自然科学法则一般。全盘否定该学说的是惠特尼,他彻底否定了缪勒等人的自然科学学说,惠特尼认为语言变化的主角是人。对于惠特尼和缪勒的争论,上田的弟子八杉贞利提出:“惠特尼虽然先于缪勒离世,但是他的学说却被20世纪所采用,故而20世纪的胜利终属惠特尼。”[八杉貞利:《新縣居雑記》,東京:吾妻書房,1970年,第272頁。]上田和他的弟子们在学术杂志上都支持了惠特尼的观点。“无论在普通语言学方面,或在具体语言学方面,对惠特尼的观点做出正确评价的绝不是他的同胞,而是欧洲语言学家。惠特尼得到了欧洲著名语言学家的高度评价,如斯莱琴、布鲁格曼、索绪尔等。”[В. В. Белый:《惠特尼的语言观》,《国外语言学》第1号,1984年,第47页。]上田在欧洲留学期间,听了布鲁格曼、季佛斯等“青年语法学派”核心人物的语言学课程,深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上田对惠特尼的评价很高。
保科的另一本著作《言语学大意》简介了19世纪语言学研究的精华,书中列举了西方语言学家塞斯、惠特尼等学者的主要观点。书中针对语言学的研究方向提道:“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如同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自古以来均没有独立演变的,它注定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接触并相互影响。因而不能单独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有必要与同一语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保科孝一:《言語学大意》,東京:国語伝習所,1900年,第30頁。]保科孝一同年还出版了日本第一部国语学史著作《国语学小史》,之后又出版了《国语学史》《新体国语学史》等著作,在这些书中,保科提到,日本过去的国语研究不成体系,没有比较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并指出明治之前的国语研究没有太大价值,日语的科学研究始于明治末期。[保科孝一:《国語学小史》,東京:大日本図書,1899年,第453頁。]当时的日本语言学界可谓是在上田的影响下,兴起了比较语言学热,并认为,没有比较研究,科学就无法勃兴。西方语言学传入日本之后,在上田、保科等学者的影响下,否定一直以来的国语研究的观点成为主流。猿田知之调查了国语学史相关书籍之后提道:“保科的《国语学小史》固化了语言学界编写国语学史的模式。”[猿田知之:《日本言語思想史》,東京:笠間書院,1993年,第89頁。]由此可見保科等学者们对语言学界的影响力。
1905年,上田把东京大学语言学课程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藤冈胜二。柿木重宜指出,早在1900年开始,藤冈胜二作为《言语学杂志》编辑,在上田的指导下,引领新村出、八杉贞利等学者一同致力于创办学会,并且以言文一致为视角发表的论文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高度评价,其实在那时开始藤冈胜二业已是日本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柿木重宜:《近代「国語」の成立における藤岡勝二の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第156頁。]
藤冈胜二基于惠特尼、保罗两位大家的主张,致力于把社会制度、语言变迁等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理论纳入研究范畴。同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也是音声中心主义者。他在课堂上使用了上田曾使用过的《语言史原理》的原文,并讲授了以洪堡特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史。此外,藤冈胜二还开设了满洲语、蒙古语、土耳其语等阿尔泰诸语言与欧洲诸语言的文献学研究等诸多课程,拓展了学生们的研究视野。 1908年藤冈胜二基于語言学家威德曼[爱沙尼亚的语言学家,1838年提出了日语与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共同点。]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日语与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族系的共同点,尝试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视角,[藤岡勝二:《日本語の位置》,《国学院雑誌》第14巻,1908年,第12頁。]为日语的谱系研究带来了不少影响。虽然如今对于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见解仍存质疑,但是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明治时期以来,语言学界认为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观点占据主流。藤冈胜二在不断接触新理论的同时,尝试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日本语言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不可小觑。
1933年,藤冈胜二把语言学课程交给了朝鲜语学者小仓进平。但是该时段与上田的时代不同,日本语言学界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与多元化。
四、日本学者对西方语言学的继承与批判
1922年,时枝诚记考入了东京大学国语系,他在大学期间曾听过上田和桥本进吉的课。作为上田弟子的桥本进吉是根植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倡导者,也是运用索绪尔理论研究日语的代表性人物。他建立了重视形式和功能的日语语法体系,对日语音韵史的发展也有贡献,“桥本语法”一直是日本学校所教授的语法的主流和基础。作为东京大学教授的桥本进吉对语言学界影响很大,因为他是语音中心主义者,所以被指阻碍了汉字研究的进程。
时枝对西方语言学和近世语言学研究的看法与上田一派有所不同。在日本近世语言学研究领域,上田高度评价了新井白石。他提出,建立欧洲语言学的是洪堡特、格里木和葆朴等学者,而先于他们100年日本就有新井白石的研究。同时,上田觉得新井白石的语言历史研究法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他对新井白石未涉及语言本体的问题感到不足。[上田万年:《言語学者としての新井白石》,《国語のため》,東京:冨山房,1897年,第91頁。]上田认为明治时期以前日本虽有文字研究,却没有音声学的研究。但是,正如李妍淑所指出:“其实上田并没有关注本居宣长以来的国学思想体系,对上田来说,科学的语言学应超越传统国学,他认为只有从德国的语言观中才能找出明治时期所需的国语原理。” [イ·ヨンス:《「国語」という思想——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第124頁。]
与之相反,时枝在本科毕业论文[時枝誠記:《日本ニ於ル言語観念ノ発達及び言語研究ノ目的ト其ノ方法》,東京:明治書院,1976年。]中提出,从本居宣長、本居春庭、富士谷成章、东条义门、铃木朖等学者们的近世语研究中能够找寻出与西方语言学不同的语言观。文中,时枝对日本学界在明治时期以来毫无批判地、盲目推崇西方语言学理论与语言观的现象表达了不满,并且担忧近世的国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被西方语言学抹杀。他试图把日本近世的研究成果与近代化进程相结合,时枝的这种语言观在他去欧洲留学的一年半之后更加明确,并一直贯穿到其日后的研究之中。
对于近代以来盲目尊崇西方语言学这一现象,山田孝雄也提出了质疑。山田被称为传承契沖、真渊、宣长之后秉承国学传统的最后一位国学家。1908年,山田出版了《日本文法论》,[山田孝雄:《日本文法論》,東京:宝文館,1908年。]他在参考国外的语法论的同时,通过借鉴江户国语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语法理论。
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山田认为,不管西方学者如何定位文字,文字代表语言的说法有不妥之处。他指出,关于文字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非常深入,但是山田认为那些研究都是以西方文字为基准,并不能代表世界各国文字的全貌。因此用西方的文字学理论,解释汉字和假名有很多不恰当之处,山田批判西方语言学家和跟风的日本语言学家并没有正确理解汉字的本质。山田指出,通过原始图画表达人的想法的行为,并未出现在语言产生之后,它最初是与语言并行,原始图画也隶属于文字,汉字有时不懂其读音也能领会其意,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是汉字表记语言,确切地说是对概念的直接表记。据此山田主张,文字是表征思想、观念的视觉性和形象性符号,此外还代表语言,它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山田孝雄:《日本文字学概説》,《日本語学講座》第16巻,東京:改造社,1935年,第151—152頁。]山田的有关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言论中,汉字的象形和指示构字成为有利论据。
山田注重日语历史和传统的观点,与时枝相一致。时枝不仅批判了西方语言学分析学派的语法体系,还对索绪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上述的保罗的《语言史原理》虽然在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语言学界流行的思想,而此时也是索绪尔理论开始形成的阶段。索绪尔本来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员,但他在《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观之先河。关于索绪尔理论,早在1907年藤冈胜二就有言及,他在名为《意义的变迁》 的论文中,举例论述了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词汇系统的任意性。战后该论文收录到教科书《中等国语二(2)》 当中。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弟子沙尔·巴利及薛施霭等人,在1916年根据收集的索绪尔课堂的听课笔记,编写了《普通语言学教程》。1923年,藤冈胜二的弟子神保格首次在日本介绍了该书。1928年,先于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的译本,日本出版了由小林英夫所翻译的索绪尔的著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日本对西方语言学的最新理论是极度敏感的。索绪尔理论在日本的语言学界产生了不少反响。
1941年,时枝在他的著作《国语学原论》中,对索绪尔以及受到其语言结构观影响的西方语言学者和日本的新国语学家们进行了批判,试图开辟国语学的新境地。在当时,索绪尔是西方语言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时枝对索绪尔的诸多语言学理论提出了质疑。例如,时枝认为没有必要像索绪尔那样区分“语言”与“言语”,“语言”的本质就在于表达和理解的过程,“语言”在“言语”中实现,并存在于“言语”之中,而“言语”又存在于个体语言活动当中。时枝认为,索绪尔把“言语”视作个体使用的工具,视其为个体之外的存在,其原因在于索绪尔用自然科学的视角理解“言语”。[这部分的论述参照了時枝誠記:《国語学原論》,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第23頁。]但是时枝的这一批判是错误的,索绪尔明确表明“言语”存在于个体活动当中,并把其作为定义“言语”的条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页。] 时枝对于索绪尔语言學的批判受到了不少抨击。诘责者认为,一方面,他没有绵密地阅读原著,译本造成他未能准确地把握索绪尔理论。《通用语言学》译者小林英夫指出:“时枝并没有通读全书,在仅仅阅读了最初的几个章节后就试图从结构上把握索绪尔理论。时枝虽然是晓星中学[晓星中学:该私立中学建于1888年,是日本有名的天主教名校,从中学时学习两门外语,可以在法语和英语中选择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毕业,但是大学毕业时法语业已忘却大半,他只是凭借译著了解了西方语言学。”[小林英夫:《日本におけるソシュールの影響》,《月刊言語》3月号,1978 年,第48頁。]小林英夫把时枝对索绪尔的误读归咎于他本身的语言功底和没有细致阅读他的译著。另一方面,随着索绪尔尚未刊行的手稿和讲义录的问世,索绪尔的理论亦被修正;由于索绪尔的弟子们所编辑的书中掺杂了19世纪的自然主义理论,时枝的批判逐渐站不住脚。其实,时枝误解索绪尔理论的原因,正如如柴田健志[柴田健志:《言語と主体: 時枝誠記のソシュール批判再考》,《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研究室紀要》2号,1999年,第29頁。]所指出的一样,应归咎时枝的语言观,索绪尔的语言学包含着于时枝无法接受的主张。时枝[時枝誠記:《国語学原論》,第68頁。]主张在日本语言的传统基础上,创建普通语言学理论,日本语言学的关键问题就是通过日语的特殊性把握语言的本质,日本语言学就是日语的普通语言学,时枝反对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视为既成思想体系。
时枝的主张虽然在学界受到了不少抨击,但是在盲目追随西方语言学的时代背景下,时枝大胆挑战西方语言学的做法,对于确立日本人自己的语言观是有益的。并且,时枝肯定汉字和汉字词的态度与上田等人截然相反,他正视了近代以来日本学界一直规避的现实。“如时枝一样把欧洲语言学作为批判的‘他者’而成立的国语学,早已把汉字和汉文视为不可规避的表现媒体”。[子安宣邦:《漢字論》,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第195頁。]
时枝的语言观也影响了他的语法研究。他认为明治以前的基于国学的语法体系才代表了真正的日语语法,时枝语法被称为“近代日本的四大语法”[四大语法分别为,山田(孝雄)语法、松下(大三郎)语法、桥本(进吉)语法、时枝(诚记)语法。]之一。1943年,时枝成为东京大学的教授,其对日本语言学界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如伊土耕平[伊土耕平:《国語学史の理論》,岡山:岡山大学教育学部国語研究会,2016年,第12頁。 ]指出,时枝以后的国语学史从言灵信仰、古语意识、方言意识等角度叙述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与时枝有着密切关联。
结 语
综上所述,明治以来日本的语言文字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代日本的语言学研究进程可以总结为两点。
首先,近代日本语言学研究的整体研究导向在于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如,利用西方语言学以所谓的“科学”学说与中国划清界限,利用西方学者的语言类型学抨击汉语是最原始、最粗糙的语言,并将用于表记汉语的汉字污蔑成最劣等的符号文字等。[白鳥庫吉:《文字の優勝劣敗》,羅馬字ひろあ会編:《国字問題論集》,東京:三省堂,1907年,第31—39頁。]此外,语言学家们还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提出了朝鲜语是日语方言的主张。“正如勒南发出的警告一样,‘科学学说’(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与其本来的意图相反,实际上起到了支撑日本向帝国主义转化的作用。”[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50页。]由于语言学理论被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所利用,二战后语言学的政治性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批判。其次,日本学界将西方语言学称为“科学”,开始否定近代之前的日本语言学研究。纵观近代日本语言学历程,日本语言学界在面对西方语言学时,从盲目追随到逐渐批判继承,继而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最终走向了成熟与多元化。
(责任编辑:冯 雅)
[收稿日期] 2020-08-09
[基金项目] 博士后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日本近代化和殖民化进程中的语言政策研究”(编号:2017M621186);吉林省教育厅项目“战后日本的敬语问题研究”(编号:JJKH2020196SK);吉林省教育厅项目“修辞受众视角下的修辞诉诸研究”(编号:JJKH2019301SK)。
[作者简介] 洪仁善(1978—),女,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姜言胜(1977-),男,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 前島密:《漢字御廃止之議》,東京:国語教育研究会,1969年,第6頁。
②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第61頁。
③ 亀井俊介解説:《日本人の自伝(1)福沢諭吉·渋沢栄一·前島密》,東京:平凡社,1981年,第390頁。
[关键词] 西方语言学;国学;近代日本;日本语言学界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1-0094-08
日本自古以来受惠于汉字和汉文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自江户时期以降,日本国学界就出现了由佛教僧侣契冲等通晓梵文的学者们掀起的语音中心主义,其中本居宣长就是典型代表。这种倾向在明治初期与西方语言学的接触中,又一次被学界所提及。
1866年12月,德川幕府的幕臣前岛密掀开了日本文字改革运动之先河。前岛密上书《汉字御废止之义》至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提出西欧的优势在于它的音声文字,故而日本亦应同西方诸国一样,尽量采用简便的表音文字教育国民,他同時呼吁将此作为首要课题。①前岛密的语言观与美国传教士威廉的东方观及汉字观有着密切关联。如柄谷行人所指出:“前岛密的主张主要源于西方文字即音声文字具有经济性、直接性和民主性等特性。《汉字御废止之义》中含有文字必须服务于音声的思考,当汉字被视为服从于声音的存在时,文字上选择汉字抑或是假名,其实已经不再是重要的问题了。前岛密的这一建议旨在从根本上否定汉字的地位。”②前岛密曾指出,1853年的门户开放给整个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的文字论具有很强的国防意识。③此后的假名文字论、罗马字论,都可谓是面临西方文明之后,日本的社会各界欲否定汉字和汉文化的产物。
进而,1872年出现了英语国语论,代表人物是曾留学英国、后来成为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在众说纷纭的改革提案中,这一派思辨诡异,在绝望于日语的路上走得最远。森有礼的极端言论,应该说并非不负责任的门外之谈,而是西方教育或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某种现代意识的体现。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对本国的语言文字失去了信心,这与志贺直哉在战败后主张采用法语的论断如出一辙。
明治初期的日本国语国字运动与西方文明的冲击有着密切关联。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字问题与日本近代化进程相连在一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提出语言文字改革主张的前岛密、井上哲次郎、西周、森有礼等人士并非语言学家,提出的观点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没有语言学理论的支撑。
一、早期赴日西方学者对日本语言学界的影响
通过接触西方学者和西方语言学,日本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开始多元化。英国的日本语研究者阿斯顿的到来,在近代日本的语言学界引领了新的学术潮流。1864年,他作为英国驻日本公使馆的翻译官赴日。
在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语言观占据统治地位,如在动词等词类的分类、语序的规则等方面,均以印欧语的语法作为标准,所以分析未知语言时,谙熟印欧语的近代语法理论是不可规避的前提。但是在阿斯顿来日之际,西方语言学界业已开始质疑这种研究方法,因为比较语言学的成立是基于丰富的印欧语资料,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不同语言和资料还是个未知数。当时的欧洲人分析日语时,都是把西方语法的框架套在日语之上,但是阿斯顿受到国学家堀秀成的影响,在研究中结合了西方语法和日语的特点。其研究也并非西方第一的思考模式,他把江户时代的国学纳入研究当中,改变了一直以来欧洲人所采用的研究日语模式。
1869年阿斯顿出版了《日语口语小文典》,继而于1876年和1896年分别翻译了《土佐日记》和《日本纪》。阿斯顿因精通日语和韩语,对于幕末明治初期的日韩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日韩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W.G.アストン:《日本語と朝鮮語の比較研究》,池田次郎、大野晋編:《論集日本文化の起源(5)日本人種論·言語学》,東京:平凡社,1973年。]中,从比较语言学视角就两种语言的音韵、语言结构、数词、代词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开启了该研究领域的先河。约过了30年之后,金泽庄三郎在日本吞并韩国之际,发表了“日韩两国语同系论”,提出了朝鲜语属于日语的一个分支的观点。
同样来自英国的张伯伦,自1873年赴日后的十余年来,一边研究日本古典文学,一边在日本海军军校教授英语,后经森有礼的推荐,于1886年任东京大学[东京大学:1886年称作“帝国大学”,1897年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1947年又改为“东京大学”,在本论文里一律称之为“东京大学”。]语言学课程[当时“语言学”称之为“博言学”,1900改称为“语言学”。]的教师,培养了日本最初的语言学科学生。他的《琉球语语法与辞典——日琉语比较初探》,[バジル·ホール·チェンバレン:《琉球語の文法と辞典—日琉球語比較の試み》,山口栄鉄編訳、解説,那覇:琉球新報社, 2005年。]虽然被指论点有错误,但他是提出日语和琉球语属于同一语系的第一人。1879年划入日本版图的冲绳,是日本当局在本国内实施语言政策力度最大的地区,张伯伦的研究在政治上敏感度极高。
享有“日本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上田万年是张伯伦的学生,张伯伦对上田万年的语言观影响很大。上田万年回忆张伯伦时提起:“1886年间,国语学教师们在没有解释现今的语言与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的语言间到底有何不同之前,便开始教授《词汇别记·词汇活语指掌》,[赤志忠七:《語彙別記》,文部省編輯寮編:《語彙活語指掌》,東京:文部省,1885年。]所以学生们对于所教授的内容均感困惑。起初听张伯伦的课时,虽然觉得听西方人的课程是耻辱,但逐渐发现张伯伦相较日本学者而言视野更为开阔。” [上田万年講述,木村定次郎編:《国語学業話》,東京:博文館,1908年,第7頁。]上田认为日本的国语学学者的研究不成体系,因此开设的课程难解难懂,但是受到张伯伦的影响,上田万年开始对西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与张伯伦接触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的前沿理论。 其实,明治前半期的日本语言学界亦不乏优秀研究成果。如旧仙台藩士大槻文彦的《言海》,后来他又编辑了近代日本最初的规范语法书《广日本文典》。大槻文彦折中了17世纪以来的西洋诸国的语言的规范文典与近世日本的国学业绩,其研究成果成为近代日语的语法基础。但是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日语研究,主要聚焦于阅读古典文本抑或作诗等实践性研究,并未摆脱传统学问的研究模式,利用语言学理论,系统地梳理日语迫在眉睫。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成熟时期,出现了“青年语言学派”,语言学研究步入了探讨世界所有语言的共同规律的阶段。
二、上田万年与西方语言学的引入
1880年,加藤弘之提出了设置“博言学”课程的建议。他指出:“根据博言学学说,我国语言与支那语言隶属于不同语系,它属于亚洲北方语言,与满语、蒙语、朝鲜语等语言同源。既然如此,借鉴博言学的理论,既能够大致了解满语、蒙古语等外族语言,且有助于完善日语,故其价值或许大于研究与日语完全不同类型的梵语和希腊语。”[加藤弘之:《博言学ニ関スル議案》,東京学士会院編:《東京学士会院雑誌》第1編1冊,1880年,第63頁。 ]由此可见,建立语言学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试图从语言上撇清与中国的關系;另一方面拉拢蒙古、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等国家与地区,与它们建立地缘关系,为将来实施入侵奠定基础,故而建立语言学学科的初衷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1890年,上田万年获得外山正一和加藤弘之的推荐,赴德国和法国留学,主修了近代西方语言学中流行的比较语言学。1894年6月,上田回到日本之后接手了张伯伦的语言学课程。年仅29岁的上田万年成为第一个在东京帝国大学主讲西方语言学的语言学家。对于上田当时的授课情况,他的学生保科孝一提道:“上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以语言学为基础,进行国语学研究的方法。他让我们第一次认清了国语学的研究方向,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曙光。”[保科孝一:《国語問題五十年》,東京:三養書房,1949年,第5頁。]不难看出,上田的课程对学生们的影响之大。上田在大学课堂中介绍了德国语言学家保罗的《语言史原理》,这本书号称是“青年语法学派”的《圣经》,是第一部对语言系统的演变进行详细描述的著作,该书为历史语言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这本书在上田的介绍下,被引入到了日本语言学界。上田在课堂上讲授了惠特尼、缪勒、亨利·塞斯、甲柏连孜等语言学家的理论。东京大学成为近代日本语言学研究的中心,日本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开始依据“语言学”理论推进,并迎来了新的局面。自1909年至1913年间,中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国语学草创》的作者胡以鲁,就在东京大学语言学科主修了语言学。胡以鲁对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汉语原始论等理论,给予了严厉的驳斥。
上田回国的时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时期,这一时局对他的国语思想影响颇深。上田在《国语与国家》中指出,“我们因为文字常常使用汉字词,其实英德法等国家的语言比中国的语言更接近日语,但是世人因惯于恶习,不觉得使用汉字和汉字词有什么不妥。”[上田万年:《国語と国家と》,《国語のため》,東京:冨山房,1897年,第25頁。]上田的这种比较方式意在排挤汉字和汉字词。他还指出:“日语是4 000万同胞的日语,并非十万、二十万上层社会或学者们的语言,昨天我们攻陷了平壤,今日又在海洋岛上取得胜利。在武力上,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有日语的存在,我们四千万同胞随时随地都会聆听它的声音,并为这声音赴汤蹈火,死而无憾。只要一声令下,不管是千岛一端也好,冲绳的最边缘也好,都会舍身赴命。在外国听到日语时,那可谓是一种音乐,如同天堂的福音。”[上田万年:《国語と国家と》,《国語のため》,第25頁。]
上田把日语与日本的国体、民族情绪、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他的逻辑是,文字虽属于部分阶层,但语言属于全体日本人。他把日本的语言升华为“福音”,试图用日语团结日本国民。1895年5月,上田在《新国字论》中指出,“文字因语言而存在,并非语言因文字存在。”[上田万年:《新国字論》,《国語のため》,東京:冨山房,1897年,第226頁。]上田又指出,谈论文字应具备语言学知识,语言学知识主要包括音韵学和心理学等方面,音韵学是19世纪随着近代语言学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科学。
上田呼吁早日把该学问引进到日本语言学界,并主张语言问题的研究应先于文字问题,进而提出了制定 “标准语”的必要性。他的标准语理论,在海外扩张战争中粉墨登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旨在通过连接国语和国体,为民族情绪高涨的日本国民提供一种文化强制力量。在废除汉字既无可能,建立近代国语体系又迫在眉睫的双重压力下,大力推行标准语的政策应运而生。学术界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一项以‘标准语’为媒介的现代日本所进行的自我殖民化措施。”[小森陽一:《日本語の近代》,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257頁。 ]上田的“标准语”理论被文部省作为国语改革的“国策”加以采用,并且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推广运动。
1897年上田在东京大学设立了国语研究室,1901年文部省还组建了国语调查机构。次年4月,国语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加藤弘之为会长,上田为主管,他们网罗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开始了国语调查研究,上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安田敏朗指出:“对上田来说,科学和政治并不矛盾,他认为想要顺应政治潮流,学问上必须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他来说,通过国语调查委员会等国家机构参与制定语言政策及教育政策也属于科学的、合理的政治介入。”[安田敏朗:《「国語」の近代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第80頁。]
对于与日俱增的汉字词的问题,上田提议:“对于无法采用本国语言翻译的外来词,应尽量原样植入到本国语言当中,对日中两国均没有的外语词汇,不必费力译成汉字词。日语的结构与汉语不同,没有必要译成汉文体。汉文体对使用汉字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不适合拥有假名这样优秀文字的日本。”[上田万年:《新国字論》,《国語のため》,第292頁。]可见,上田对日本制汉字词的警惕与不安。上田主张若想废除汉字应从整理汉字词入手。[上田万年:《新国字論》,《国語のため》,第230頁。]但是事与愿违,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化,日本制汉字词不断增加,大正以后日本已开始向中国输出汉字词。 上田回国后在语言学界传播了自己在西方学到的前沿理论,并掀起了比较语言学热潮,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去做具体研究,他让自己的弟子从比较语言学的观点阐明日语的起源问题。上田培养了一批优秀弟子,如:小川尚义、藤冈胜二、桥本进吉、保科孝一、金田一京助、金泽庄三郎等。这些语言学家向日本语言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掀起了比较语言学研究热潮。正如日本学者长志珠绘指出:“通过比较语言学理论,学者们在强调日本与中国间的区别的同时,竭力证明其与朝鲜半岛、满蒙、南洋等地区的语言和人种间的同一性,这一研究的前提业已被提前确立,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和历史性。”[長志珠絵:《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第242頁。]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之后,近代日本学者试图从学术上将日本政府所实施的对外侵略战争合理化。
三、西方语言学在日本语言学界的推广与应用
为了推进日本的语言学研究,1898年,上田与弟子们创立了“言语学会”,并于1900年2月创刊了《言语学杂志》,这是近代日本的第一部语言学专属杂志。对于该杂志内容,柿木重宜提道:“这本杂志虽然被称为《言语学杂志》,但是其内容在沿袭了一直以来国学研究的同时,亦含有上田在留学期间所学到的有关比较语言学领域的最新理论。” [柿木重宜:《近代「国語」の成立における藤岡勝二の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
2013年,第13—14頁。]创刊杂志对日本当时的语言学界来说是一次考验,该杂志虽然于1902年8月就已停刊,但是对推广西方语言学理论却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推广西方语言学方面,保科孝一亦积极参与到了其中,保科一直致力于日语的表音式假名的使用和废除汉字、言文一致等运动之中,他与上田一起致力于构筑近代日本的国语理念。其人也是继上田之后,日本近代国语政策的主要谋划者,在近代日本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中,保科的功绩不可磨灭。
1899年,保科出版了《言语发达论》与《言语学大意》。在这两本书中,保科介绍了西方语言学,其内容与上田有着密切关联。《言语发达论》是惠特尼的《语言的生命与发展》[W. D. Whitney,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An Outline of Linguistic Science,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2010。]的摘译,该书呈现了当时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上田的得意门生藤冈胜二为该书写了序,并提倡把惠特尼的理论应用到日本语言学研究当中。比起保科,藤冈胜二受惠特尼的影响更深,他在1907年出版的《国语研究法》[藤岡勝二:《国語研究法》,東京:三省堂,1907年。]中借用了惠特尼的理论。相较于面向高层次学术研究的、保罗的《语言史原理》,惠特尼的书则是面向学生和一般读者。
惠特尼对近代日本语言学界的影响很大,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语言变化是否有人的干预。19世纪前半期占上风的学说是人的意志并不干预语言的变化,因为音韵的变化是自行发生的,个人是无法体验这一变化的,如同自然科学法则一般。全盘否定该学说的是惠特尼,他彻底否定了缪勒等人的自然科学学说,惠特尼认为语言变化的主角是人。对于惠特尼和缪勒的争论,上田的弟子八杉贞利提出:“惠特尼虽然先于缪勒离世,但是他的学说却被20世纪所采用,故而20世纪的胜利终属惠特尼。”[八杉貞利:《新縣居雑記》,東京:吾妻書房,1970年,第272頁。]上田和他的弟子们在学术杂志上都支持了惠特尼的观点。“无论在普通语言学方面,或在具体语言学方面,对惠特尼的观点做出正确评价的绝不是他的同胞,而是欧洲语言学家。惠特尼得到了欧洲著名语言学家的高度评价,如斯莱琴、布鲁格曼、索绪尔等。”[В. В. Белый:《惠特尼的语言观》,《国外语言学》第1号,1984年,第47页。]上田在欧洲留学期间,听了布鲁格曼、季佛斯等“青年语法学派”核心人物的语言学课程,深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上田对惠特尼的评价很高。
保科的另一本著作《言语学大意》简介了19世纪语言学研究的精华,书中列举了西方语言学家塞斯、惠特尼等学者的主要观点。书中针对语言学的研究方向提道:“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如同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自古以来均没有独立演变的,它注定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接触并相互影响。因而不能单独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有必要与同一语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保科孝一:《言語学大意》,東京:国語伝習所,1900年,第30頁。]保科孝一同年还出版了日本第一部国语学史著作《国语学小史》,之后又出版了《国语学史》《新体国语学史》等著作,在这些书中,保科提到,日本过去的国语研究不成体系,没有比较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并指出明治之前的国语研究没有太大价值,日语的科学研究始于明治末期。[保科孝一:《国語学小史》,東京:大日本図書,1899年,第453頁。]当时的日本语言学界可谓是在上田的影响下,兴起了比较语言学热,并认为,没有比较研究,科学就无法勃兴。西方语言学传入日本之后,在上田、保科等学者的影响下,否定一直以来的国语研究的观点成为主流。猿田知之调查了国语学史相关书籍之后提道:“保科的《国语学小史》固化了语言学界编写国语学史的模式。”[猿田知之:《日本言語思想史》,東京:笠間書院,1993年,第89頁。]由此可見保科等学者们对语言学界的影响力。
1905年,上田把东京大学语言学课程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藤冈胜二。柿木重宜指出,早在1900年开始,藤冈胜二作为《言语学杂志》编辑,在上田的指导下,引领新村出、八杉贞利等学者一同致力于创办学会,并且以言文一致为视角发表的论文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高度评价,其实在那时开始藤冈胜二业已是日本语言学界的领军人物。[柿木重宜:《近代「国語」の成立における藤岡勝二の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第156頁。]
藤冈胜二基于惠特尼、保罗两位大家的主张,致力于把社会制度、语言变迁等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理论纳入研究范畴。同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也是音声中心主义者。他在课堂上使用了上田曾使用过的《语言史原理》的原文,并讲授了以洪堡特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史。此外,藤冈胜二还开设了满洲语、蒙古语、土耳其语等阿尔泰诸语言与欧洲诸语言的文献学研究等诸多课程,拓展了学生们的研究视野。 1908年藤冈胜二基于語言学家威德曼[爱沙尼亚的语言学家,1838年提出了日语与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共同点。]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日语与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族系的共同点,尝试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视角,[藤岡勝二:《日本語の位置》,《国学院雑誌》第14巻,1908年,第12頁。]为日语的谱系研究带来了不少影响。虽然如今对于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见解仍存质疑,但是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明治时期以来,语言学界认为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观点占据主流。藤冈胜二在不断接触新理论的同时,尝试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日本语言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不可小觑。
1933年,藤冈胜二把语言学课程交给了朝鲜语学者小仓进平。但是该时段与上田的时代不同,日本语言学界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与多元化。
四、日本学者对西方语言学的继承与批判
1922年,时枝诚记考入了东京大学国语系,他在大学期间曾听过上田和桥本进吉的课。作为上田弟子的桥本进吉是根植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倡导者,也是运用索绪尔理论研究日语的代表性人物。他建立了重视形式和功能的日语语法体系,对日语音韵史的发展也有贡献,“桥本语法”一直是日本学校所教授的语法的主流和基础。作为东京大学教授的桥本进吉对语言学界影响很大,因为他是语音中心主义者,所以被指阻碍了汉字研究的进程。
时枝对西方语言学和近世语言学研究的看法与上田一派有所不同。在日本近世语言学研究领域,上田高度评价了新井白石。他提出,建立欧洲语言学的是洪堡特、格里木和葆朴等学者,而先于他们100年日本就有新井白石的研究。同时,上田觉得新井白石的语言历史研究法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他对新井白石未涉及语言本体的问题感到不足。[上田万年:《言語学者としての新井白石》,《国語のため》,東京:冨山房,1897年,第91頁。]上田认为明治时期以前日本虽有文字研究,却没有音声学的研究。但是,正如李妍淑所指出:“其实上田并没有关注本居宣长以来的国学思想体系,对上田来说,科学的语言学应超越传统国学,他认为只有从德国的语言观中才能找出明治时期所需的国语原理。” [イ·ヨンス:《「国語」という思想——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第124頁。]
与之相反,时枝在本科毕业论文[時枝誠記:《日本ニ於ル言語観念ノ発達及び言語研究ノ目的ト其ノ方法》,東京:明治書院,1976年。]中提出,从本居宣長、本居春庭、富士谷成章、东条义门、铃木朖等学者们的近世语研究中能够找寻出与西方语言学不同的语言观。文中,时枝对日本学界在明治时期以来毫无批判地、盲目推崇西方语言学理论与语言观的现象表达了不满,并且担忧近世的国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被西方语言学抹杀。他试图把日本近世的研究成果与近代化进程相结合,时枝的这种语言观在他去欧洲留学的一年半之后更加明确,并一直贯穿到其日后的研究之中。
对于近代以来盲目尊崇西方语言学这一现象,山田孝雄也提出了质疑。山田被称为传承契沖、真渊、宣长之后秉承国学传统的最后一位国学家。1908年,山田出版了《日本文法论》,[山田孝雄:《日本文法論》,東京:宝文館,1908年。]他在参考国外的语法论的同时,通过借鉴江户国语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语法理论。
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山田认为,不管西方学者如何定位文字,文字代表语言的说法有不妥之处。他指出,关于文字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非常深入,但是山田认为那些研究都是以西方文字为基准,并不能代表世界各国文字的全貌。因此用西方的文字学理论,解释汉字和假名有很多不恰当之处,山田批判西方语言学家和跟风的日本语言学家并没有正确理解汉字的本质。山田指出,通过原始图画表达人的想法的行为,并未出现在语言产生之后,它最初是与语言并行,原始图画也隶属于文字,汉字有时不懂其读音也能领会其意,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是汉字表记语言,确切地说是对概念的直接表记。据此山田主张,文字是表征思想、观念的视觉性和形象性符号,此外还代表语言,它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山田孝雄:《日本文字学概説》,《日本語学講座》第16巻,東京:改造社,1935年,第151—152頁。]山田的有关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言论中,汉字的象形和指示构字成为有利论据。
山田注重日语历史和传统的观点,与时枝相一致。时枝不仅批判了西方语言学分析学派的语法体系,还对索绪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上述的保罗的《语言史原理》虽然在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语言学界流行的思想,而此时也是索绪尔理论开始形成的阶段。索绪尔本来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员,但他在《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观之先河。关于索绪尔理论,早在1907年藤冈胜二就有言及,他在名为《意义的变迁》 的论文中,举例论述了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词汇系统的任意性。战后该论文收录到教科书《中等国语二(2)》 当中。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弟子沙尔·巴利及薛施霭等人,在1916年根据收集的索绪尔课堂的听课笔记,编写了《普通语言学教程》。1923年,藤冈胜二的弟子神保格首次在日本介绍了该书。1928年,先于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的译本,日本出版了由小林英夫所翻译的索绪尔的著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日本对西方语言学的最新理论是极度敏感的。索绪尔理论在日本的语言学界产生了不少反响。
1941年,时枝在他的著作《国语学原论》中,对索绪尔以及受到其语言结构观影响的西方语言学者和日本的新国语学家们进行了批判,试图开辟国语学的新境地。在当时,索绪尔是西方语言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时枝对索绪尔的诸多语言学理论提出了质疑。例如,时枝认为没有必要像索绪尔那样区分“语言”与“言语”,“语言”的本质就在于表达和理解的过程,“语言”在“言语”中实现,并存在于“言语”之中,而“言语”又存在于个体语言活动当中。时枝认为,索绪尔把“言语”视作个体使用的工具,视其为个体之外的存在,其原因在于索绪尔用自然科学的视角理解“言语”。[这部分的论述参照了時枝誠記:《国語学原論》,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第23頁。]但是时枝的这一批判是错误的,索绪尔明确表明“言语”存在于个体活动当中,并把其作为定义“言语”的条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页。] 时枝对于索绪尔语言學的批判受到了不少抨击。诘责者认为,一方面,他没有绵密地阅读原著,译本造成他未能准确地把握索绪尔理论。《通用语言学》译者小林英夫指出:“时枝并没有通读全书,在仅仅阅读了最初的几个章节后就试图从结构上把握索绪尔理论。时枝虽然是晓星中学[晓星中学:该私立中学建于1888年,是日本有名的天主教名校,从中学时学习两门外语,可以在法语和英语中选择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毕业,但是大学毕业时法语业已忘却大半,他只是凭借译著了解了西方语言学。”[小林英夫:《日本におけるソシュールの影響》,《月刊言語》3月号,1978 年,第48頁。]小林英夫把时枝对索绪尔的误读归咎于他本身的语言功底和没有细致阅读他的译著。另一方面,随着索绪尔尚未刊行的手稿和讲义录的问世,索绪尔的理论亦被修正;由于索绪尔的弟子们所编辑的书中掺杂了19世纪的自然主义理论,时枝的批判逐渐站不住脚。其实,时枝误解索绪尔理论的原因,正如如柴田健志[柴田健志:《言語と主体: 時枝誠記のソシュール批判再考》,《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研究室紀要》2号,1999年,第29頁。]所指出的一样,应归咎时枝的语言观,索绪尔的语言学包含着于时枝无法接受的主张。时枝[時枝誠記:《国語学原論》,第68頁。]主张在日本语言的传统基础上,创建普通语言学理论,日本语言学的关键问题就是通过日语的特殊性把握语言的本质,日本语言学就是日语的普通语言学,时枝反对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视为既成思想体系。
时枝的主张虽然在学界受到了不少抨击,但是在盲目追随西方语言学的时代背景下,时枝大胆挑战西方语言学的做法,对于确立日本人自己的语言观是有益的。并且,时枝肯定汉字和汉字词的态度与上田等人截然相反,他正视了近代以来日本学界一直规避的现实。“如时枝一样把欧洲语言学作为批判的‘他者’而成立的国语学,早已把汉字和汉文视为不可规避的表现媒体”。[子安宣邦:《漢字論》,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第195頁。]
时枝的语言观也影响了他的语法研究。他认为明治以前的基于国学的语法体系才代表了真正的日语语法,时枝语法被称为“近代日本的四大语法”[四大语法分别为,山田(孝雄)语法、松下(大三郎)语法、桥本(进吉)语法、时枝(诚记)语法。]之一。1943年,时枝成为东京大学的教授,其对日本语言学界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如伊土耕平[伊土耕平:《国語学史の理論》,岡山:岡山大学教育学部国語研究会,2016年,第12頁。 ]指出,时枝以后的国语学史从言灵信仰、古语意识、方言意识等角度叙述的研究成果较多,这与时枝有着密切关联。
结 语
综上所述,明治以来日本的语言文字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代日本的语言学研究进程可以总结为两点。
首先,近代日本语言学研究的整体研究导向在于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如,利用西方语言学以所谓的“科学”学说与中国划清界限,利用西方学者的语言类型学抨击汉语是最原始、最粗糙的语言,并将用于表记汉语的汉字污蔑成最劣等的符号文字等。[白鳥庫吉:《文字の優勝劣敗》,羅馬字ひろあ会編:《国字問題論集》,東京:三省堂,1907年,第31—39頁。]此外,语言学家们还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提出了朝鲜语是日语方言的主张。“正如勒南发出的警告一样,‘科学学说’(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与其本来的意图相反,实际上起到了支撑日本向帝国主义转化的作用。”[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50页。]由于语言学理论被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所利用,二战后语言学的政治性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批判。其次,日本学界将西方语言学称为“科学”,开始否定近代之前的日本语言学研究。纵观近代日本语言学历程,日本语言学界在面对西方语言学时,从盲目追随到逐渐批判继承,继而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最终走向了成熟与多元化。
(责任编辑:冯 雅)
[收稿日期] 2020-08-09
[基金项目] 博士后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日本近代化和殖民化进程中的语言政策研究”(编号:2017M621186);吉林省教育厅项目“战后日本的敬语问题研究”(编号:JJKH2020196SK);吉林省教育厅项目“修辞受众视角下的修辞诉诸研究”(编号:JJKH2019301SK)。
[作者简介] 洪仁善(1978—),女,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姜言胜(1977-),男,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 前島密:《漢字御廃止之議》,東京:国語教育研究会,1969年,第6頁。
②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第61頁。
③ 亀井俊介解説:《日本人の自伝(1)福沢諭吉·渋沢栄一·前島密》,東京:平凡社,1981年,第3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