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的朴素道理。为了找到遏制腐败的有效途径，各国政府无不通过法律、制度、体制、机制、新闻监督等各种渠道探索办法。然而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彻底铲除腐败。即便是在公认反腐败制度、机制比较健全的国家，腐败现象依然存在，腐败分子仍未绝迹。
　　在我们国家，对权力的所谓监督和制约，无非党纪国法两个渠道。然而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党纪国法更多的指向惩处、惩戒，是事后的处理，而不是过程中的实时监控、有效监督。腐败分子的生成，通常也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逐渐发生质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总会有蛛丝马迹显露出来。如果能在此过程中防微杜渐，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损失，而且可以成功挽救干部。但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这个环节疏于管控，使某些当权者可以不受制约地肆意妄为，最终滑向腐败的深渊。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正在有效弥补这个重大缺憾。网络作为门槛极低的公众舆论平台，正在突破传统媒体事实上存在的言路有限的局限，逐渐成为众声沸腾的舆论场。它是党纪国法的同盟军，是传统媒体的补充和延伸，是群众监督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舆论监督的有效载体。中纪委十七届七次会议指出，要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是近年来中纪委首次公开表态，要求重视互联网的反腐作用。
　　互联网以其“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的显著特点和异常迅捷的传播速度为武器，正在编织一张疏而不漏的反腐大网。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地监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使任何一点腐败的蛛丝马迹，都逃不出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同时可以督促纪检和司法部门及时介入相关调查，使腐败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的监督起码造成两大威慑：一是叫腐败分子有所收敛；二是让有关部门必须提高调查和惩治腐败的水平与效率。
　　而如何实现党纪国法与网络监督的有效对接，是检验执政能力和执法水平的重要课题。无视网络舆论，甚至简单地视其为消极力量，是武断颟顸的表现；唯网络马首是瞻，简单地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是弱智低能的选择。唯有经过认真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海量的网络舆论中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以此作为反腐败的重要线索，一路深入调查下去，终至揭出腐败、查清毒瘤、绳之以法，才是官民协作、法律和政纪呼应、主流媒体与大众传媒的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反腐败的天罗地网。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及时有效地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不可迟钝麻木、消极应付。这个环节处理得如何，直接反应出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以最近风靡网络的“表哥”安检局长为例，是网民从他灾害现场的笑容，搜索到十一块名表的可疑。随着网络舆论的迅猛扩散，对局长的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漫长的等待和围观过程中，有关部门迟迟不见发声，网民的耐心逐渐丧失，对有关部门的不信任情绪也在迅速滋长，相应的猜测甚至谣言开始传播，由对局长本人的质疑，开始转向对有关部门甚至党委、政府的不信任。直到事发后很久，有关部门才作出调查的承诺，此时已陷入深深的被动。如果能以网上舆论为线索，在第一时间晒出局长的十一块名表，请行业专家给出准确的鉴定，公布每块表的价格，同时公布局长本人的年收入，由此很容易导出两个结果：一是局长收入显然与名表价格不相符，需要说明何以购得这些名表；二是局长收入远超名表价格，轻易购得不需大惊小怪。不论哪种情况，都能在局长与其岗位工资的比对中发现问题。要么是高价名表来路不明，要么是高额收入来路不明。不论哪个“不明”，都够立案调查的。
　　如果我们的有关方面这样做了，那么它的立场就自然地站到了人民群众一边；如若不然，就有官官相护的嫌疑。应该作何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警惕有人利用网络门槛较低的便利，肆意诬陷他人。说得没错，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而且经常发生。然而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对自己在任何场合发表的言论负法律责任。公民有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没有肆意造谣诬陷诋毁诽谤他人的权利。合理的质疑需要得到回应，恶意的诽谤同样需要得到包括法律在内的积极回应。最近有一位被解聘的教授以全称判断指控北大院长、教授、系主任猥亵奸淫女服务员，却拿不出任何具体的事实证据，又拒绝校方的积极调查，给百年名校造成极大名誉损害，理所当然地引起北大师生的极大愤慨，理所当然地被校方诉诸法律。这样的做法就是一种法治加理智的做法。
　　互联网虽然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平台，但这个自由必须在法律的控制之内，必须以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为前提。网络不是公共厕所，不是随意便溺的地方。人们要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表达自由，有理、有序、有节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合情、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和愤怒。如此，才能在良性发展网络舆论的同时，锻造理性的公民，培育和谐的公民社会。
　　（作者为《求是》杂志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