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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9～1961年中国发生“大饥荒”，其成因与自然灾害有关，但主要是人为因素。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造成浪费严重、征购过量、农业减产，再加上天灾的影响，导致百姓缺粮断炊严重、人口大量外流、水肿病流行、许多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该文就1959～1961年梁山县饥荒成因进行探讨，全面破析深刻认识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成因，从中汲取教训，为当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梁山县;饥荒;成因;1959～1961年
中图分类号 S-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02-389-02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Famine during 1959-1961—Based on the Case of Liangshan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DONG Chuan-ling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00）
Abstract Causes of the famine during 1959-1961 in China was relate to natural disasters， but mainly were man-made factor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nd the people’s commune in 1958 made the "five winds"， such as， Communist wind， coxcombical wind， bungling wind， forced to command wind， cadres specialized wind， resulting in serious waste， purchase exces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asons of the famine of 1959-1961 in Liangshan County are the man-made and natural disasters but the main reason is the man-made. The people were short of eating and went out to look for food. Some people died of edema disease and hunger. The study can make us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of the famine in 1959-1961. The enlightenment and lessons from the study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angshan County; Famine; Causes; 1959-1961
作者简介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J12WD52）;菏泽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XYJJSK-09）。
作者简介 董传岭（1970- ），男，山东梁山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14-11-29
饥荒一般是指天灾人祸之后造成的粮食短缺、瘟疫流行、人口迁徙死亡等现象。为识别饥荒是否发生，阿拉姆格于1980年曾提出“饥荒指数”，即出现吃饥荒食品、因营养状况变化而体重减轻、迁移增加、盲流增多等[1]。1959～1961年，中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饥荒”，成千上万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梁山县也出现了严重饥荒。梁山县1949年8月建县，隶属平原省菏泽地委和专署。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梁山县随菏泽专区划归山东省。1958年10月撤销菏泽专区，梁山县改属济宁专区。1959年6月，梁山县复属菏泽专区。1990年1月，梁山县划归济宁市所辖。梁山县与新中国同龄，是一个农业县。笔者以梁山县积累丰富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就1959～1961年梁山县饥荒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以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原因，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为当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1 1959～1961年，梁山县“大饥荒”状况
1959～1961年，梁山县出现了严重饥荒，缺粮断炊严重、人口大量外流、水肿病流行、许多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据1960年1月21日梁山县上报，全县缺粮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79.7%[2];3月9日，缺粮人口达到农业总人口的91.1%[3]。1960年7月6日统计，梁山县近两年来减少劳力111 711人，其中外流45 000人[4]。据统计，从1959年初到6月19日止，梁山县累计共发生水肿病55 43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08%;其中，城关、孙庄、徐集等公社水肿病患者均占全社总人口的16%～18%，个别村庄发病率高达25%以上;已治疗59 479人，复发7 237人，死亡104人;到6月19日仍有患者3 002人[5]。据梁山县统计局统计，全县人口1957年为41.93万，1962年降为34.59万[6]，在不考虑人口正常增长因素情况下，1962年梁山县人口比1957年减少6.34万，减少人口数约为1957年的15%。
可以看出，1959～1961年梁山县饥荒是很严重的。
2 1959～1961年，梁山县发生“大饥荒”原因 饥荒发生的原因是由于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丧失，即发生了天灾和人祸。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但人为因素是主要的。刘少奇曾指出这次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7]。从1961年8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报中央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来看，凡是“五风”较轻或纠正较早的地区，生产力破坏不大，基本没出现饥荒[8]。这也证明人为因素是导致1959～1961年饥荒的主要原因。
从梁山县来看，1959～1961年饥荒的发生与自然灾害有关，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给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和破坏。
2.1 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 许多学者对1959～1961年饥荒的自然灾害因素表示怀疑，如王维洛，从这3年自然灾情资料进行分析得出这几年没有全国性大规模的灾害;金辉称，这3年的天气较常年还好;林毅夫也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面积地持续灾害似乎也站不住脚[9]。但1959～1961年梁山县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受灾和粮食减产，如1958年8月暴雨成灾，梁山县7.56万hm2耕地，受灾面积4.09万hm2，成灾2.13万hm2[10];1959年，春、夏大旱，梁山县受灾面积 3.08万hm2，成灾1.49万hm2[10];1960年发生蝗灾，梁山县受灾面积3.4万hm2 [10];同年还发生旱灾，导致粮食减产，一年缺了半年粮[11]。1961年夏旱秋涝，梁山县农作物减产，如大路口公社55个大队普遍受灾[12]。可见，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对1959～1961年的梁山县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导致作物减产，粮食减少，因此天灾无疑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2.2 “共产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导致浪费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 “共产风”表现为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义务劳动过多、吃食堂、无偿调拨生产队及社员个人某些财产等。1958年，梁山县“共产风”严重，导致社员不珍惜粮食，浪费严重，劳动缺乏积极性。如1958年，梁山县芦里公社杨屯大队“共产风”严重，吃饭不要钱，吃饭不定量，大量挥霍浪费;在食堂吃饭时挑肥捡瘦，吃山芋吃大的，不吃小的，吃中间扔两头，吃一半丢一半，一年口粮半年吃光;因怕平调，个人养的鸡也被杀死吃掉，留着过年的细粮也全部吃光;搞大协作，不给报酬，社员干劲不大，情绪不高，上工晚，下工早，到地里睡觉，一天干不了半天活，3个劳力不顶一个，造成土地荒芜，五谷减收[13]。1961年3月30日《中共芦里公社党委三年来工作检查报告》也指出：由于“共产风”，1958年农民吃饭由食堂管，人们放开肚皮吃饭;庄稼粗收粗打，地瓜烂在地里不入窖，粮食浪费严重;搞大协作、大兵团作战，乱平乱调劳力、畜力，劳动不进行评工计分，以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分配，致使1958年、1959年的分配未兑现，“干不干三顿饭”，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14]。由于“共产风”，人们对粮食不爱惜，劳动缺乏积极性，导致浪费严重，产量降低，粮食储备减少。另外，有的干部特殊风严重，如原芦里公社党委委员前营业所主任路某某1959年在杨屯驻屯时，百姓粮食缺乏，而他带着老婆光吃头遍白面，做的油饼往下流油，不参加劳动[13]，浪费严重，影响干群关系，打击群众劳动积极性，影响恶劣。
2.3 浮夸风导致高征购 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依照这种虚报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导致农民口粮缺乏。1958年10月，梁山县刮起了浮夸风，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0]。梁山县浮夸虚报现象严重，大放卫星。如芦里公社，1958年实际产量不到2 175 kg/hm2（290斤/亩），万人大会上却虚报为7 125 kg/hm2（950斤/亩）;1959年实际产量1 177.5 kg/hm2（157斤/亩），万人大会上虚报为2 550 kg/hm2（340斤/亩 ）;大小队干部争着报高产、争红旗，倪楼大队“放卫星”，1958年秋季把30亩谷子产量算作1亩地产量，虚报产量129 750 kg/hm2（17 300斤/亩）;兴屯大队，书记赵某某虚报小麦产15 000 kg/hm2（2 000斤/亩），1959年春耕实耕地不到一半，却全部报捷，多数田地未施肥却虚报施肥37 500 kg/hm2（5 000斤/亩），春天浇麦不到30%，虚报为80%;大侯大队，1958年种麦186.67 hm2（2 800亩）虚报为426.67 hm2（6 400亩），影响更坏地是搞夜战，将灯笼挂在树上，回家睡大觉[14]。菏泽地委工作组也指出，梁山县普遍存在严重的浮夸现象，估产过高[15]。各地争相报粮食高产，导致征购任务过高，1958～1960年连续3年，国家每年对粮食征购量几乎达到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0%～40%[16]。由于浮夸风，导致征购过高，使得群众留下的口粮严重不足。
2.4 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导致农业生产损失严重 各级领导不根据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凭主观愿望，瞎指挥、强迫命令，瞎折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如1960年梁山县芦里公社强调大种山芋，春山芋地里种夏山芋，夏山芋地里种秋山芋，为此误了农时，再加上茬子集中、劳力不好安排，造成了严重撂荒;不按季节种高粱、谷子，致使土地改种两、三遍仍不能全苗;许庄大队王楼强迫社员在10年来从未种过棉花的村前大洼地种棉花，后来因涝失收;赵坝让社员打着灯笼刨山芋，拔了300余亩高粱种稻子，因不能适宜种水稻结果未收;馆里大队刘普桥村强调大浇地，结果将成熟的山芋烂在地里[14]。上级要求芦里公社杨屯大队，收完麦必须耕翻地以后才能种豆，而按照农耕习惯，割麦之后种豆不用耕翻地，而且雨后应马上抢种，结果因耕翻地而误了农时，后来只好浇水种豆，最后导致减产至约450 kg/hm2（60斤/亩），而其他地方抢种的豆子产量为1 500 kg/hm2（约200斤/亩）[17]。水泊人民公社推广深翻土地，有的地方深翻1丈（约3.33 m）[18]，不但浪费劳力，还把土壤表层养分翻入地下，造成土壤表层肥力降低，阻碍了作物正常生长。这些凭主观愿望指导农业生产，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造成农业大量减产，使得全县粮食严重缺乏。 3 小结
总之，由于轻视和忽略基本国情和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1958年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致使“五风”盛行，“左”倾错误泛滥，造成浪费严重、征购过量、农业减产，再加上天灾因素，人均减产粮食绝对值和减产比例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遭受严重困难，而当时国家粮食储备力量相对薄弱，缺乏调剂周转粮食的余地，导致了1959～1961年“大饥荒”发生。饥荒的发生与自然灾害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为决策失误。“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19]。经济社会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不能夸大主观意志、急于求成，不能按照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不能凭主观愿望跨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应以史为鉴，从1959～1961年饥荒发生的原因中汲取教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发展，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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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山县;饥荒;成因;1959～1961年
中图分类号 S-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02-389-02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Famine during 1959-1961—Based on the Case of Liangshan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DONG Chuan-ling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00）
Abstract Causes of the famine during 1959-1961 in China was relate to natural disasters， but mainly were man-made factor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nd the people’s commune in 1958 made the "five winds"， such as， Communist wind， coxcombical wind， bungling wind， forced to command wind， cadres specialized wind， resulting in serious waste， purchase exces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asons of the famine of 1959-1961 in Liangshan County are the man-made and natural disasters but the main reason is the man-made. The people were short of eating and went out to look for food. Some people died of edema disease and hunger. The study can make us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of the famine in 1959-1961. The enlightenment and lessons from the study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angshan County; Famine; Causes; 1959-1961
作者简介 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J12WD52）;菏泽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XYJJSK-09）。
作者简介 董传岭（1970- ），男，山东梁山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14-11-29
饥荒一般是指天灾人祸之后造成的粮食短缺、瘟疫流行、人口迁徙死亡等现象。为识别饥荒是否发生，阿拉姆格于1980年曾提出“饥荒指数”，即出现吃饥荒食品、因营养状况变化而体重减轻、迁移增加、盲流增多等[1]。1959～1961年，中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饥荒”，成千上万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梁山县也出现了严重饥荒。梁山县1949年8月建县，隶属平原省菏泽地委和专署。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梁山县随菏泽专区划归山东省。1958年10月撤销菏泽专区，梁山县改属济宁专区。1959年6月，梁山县复属菏泽专区。1990年1月，梁山县划归济宁市所辖。梁山县与新中国同龄，是一个农业县。笔者以梁山县积累丰富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就1959～1961年梁山县饥荒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以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原因，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为当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1 1959～1961年，梁山县“大饥荒”状况
1959～1961年，梁山县出现了严重饥荒，缺粮断炊严重、人口大量外流、水肿病流行、许多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据1960年1月21日梁山县上报，全县缺粮人口占农业总人口的79.7%[2];3月9日，缺粮人口达到农业总人口的91.1%[3]。1960年7月6日统计，梁山县近两年来减少劳力111 711人，其中外流45 000人[4]。据统计，从1959年初到6月19日止，梁山县累计共发生水肿病55 43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08%;其中，城关、孙庄、徐集等公社水肿病患者均占全社总人口的16%～18%，个别村庄发病率高达25%以上;已治疗59 479人，复发7 237人，死亡104人;到6月19日仍有患者3 002人[5]。据梁山县统计局统计，全县人口1957年为41.93万，1962年降为34.59万[6]，在不考虑人口正常增长因素情况下，1962年梁山县人口比1957年减少6.34万，减少人口数约为1957年的15%。
可以看出，1959～1961年梁山县饥荒是很严重的。
2 1959～1961年，梁山县发生“大饥荒”原因 饥荒发生的原因是由于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丧失，即发生了天灾和人祸。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但人为因素是主要的。刘少奇曾指出这次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7]。从1961年8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报中央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来看，凡是“五风”较轻或纠正较早的地区，生产力破坏不大，基本没出现饥荒[8]。这也证明人为因素是导致1959～1961年饥荒的主要原因。
从梁山县来看，1959～1961年饥荒的发生与自然灾害有关，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给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和破坏。
2.1 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 许多学者对1959～1961年饥荒的自然灾害因素表示怀疑，如王维洛，从这3年自然灾情资料进行分析得出这几年没有全国性大规模的灾害;金辉称，这3年的天气较常年还好;林毅夫也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面积地持续灾害似乎也站不住脚[9]。但1959～1961年梁山县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受灾和粮食减产，如1958年8月暴雨成灾，梁山县7.56万hm2耕地，受灾面积4.09万hm2，成灾2.13万hm2[10];1959年，春、夏大旱，梁山县受灾面积 3.08万hm2，成灾1.49万hm2[10];1960年发生蝗灾，梁山县受灾面积3.4万hm2 [10];同年还发生旱灾，导致粮食减产，一年缺了半年粮[11]。1961年夏旱秋涝，梁山县农作物减产，如大路口公社55个大队普遍受灾[12]。可见，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对1959～1961年的梁山县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导致作物减产，粮食减少，因此天灾无疑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2.2 “共产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导致浪费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 “共产风”表现为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义务劳动过多、吃食堂、无偿调拨生产队及社员个人某些财产等。1958年，梁山县“共产风”严重，导致社员不珍惜粮食，浪费严重，劳动缺乏积极性。如1958年，梁山县芦里公社杨屯大队“共产风”严重，吃饭不要钱，吃饭不定量，大量挥霍浪费;在食堂吃饭时挑肥捡瘦，吃山芋吃大的，不吃小的，吃中间扔两头，吃一半丢一半，一年口粮半年吃光;因怕平调，个人养的鸡也被杀死吃掉，留着过年的细粮也全部吃光;搞大协作，不给报酬，社员干劲不大，情绪不高，上工晚，下工早，到地里睡觉，一天干不了半天活，3个劳力不顶一个，造成土地荒芜，五谷减收[13]。1961年3月30日《中共芦里公社党委三年来工作检查报告》也指出：由于“共产风”，1958年农民吃饭由食堂管，人们放开肚皮吃饭;庄稼粗收粗打，地瓜烂在地里不入窖，粮食浪费严重;搞大协作、大兵团作战，乱平乱调劳力、畜力，劳动不进行评工计分，以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分配，致使1958年、1959年的分配未兑现，“干不干三顿饭”，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14]。由于“共产风”，人们对粮食不爱惜，劳动缺乏积极性，导致浪费严重，产量降低，粮食储备减少。另外，有的干部特殊风严重，如原芦里公社党委委员前营业所主任路某某1959年在杨屯驻屯时，百姓粮食缺乏，而他带着老婆光吃头遍白面，做的油饼往下流油，不参加劳动[13]，浪费严重，影响干群关系，打击群众劳动积极性，影响恶劣。
2.3 浮夸风导致高征购 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依照这种虚报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导致农民口粮缺乏。1958年10月，梁山县刮起了浮夸风，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0]。梁山县浮夸虚报现象严重，大放卫星。如芦里公社，1958年实际产量不到2 175 kg/hm2（290斤/亩），万人大会上却虚报为7 125 kg/hm2（950斤/亩）;1959年实际产量1 177.5 kg/hm2（157斤/亩），万人大会上虚报为2 550 kg/hm2（340斤/亩 ）;大小队干部争着报高产、争红旗，倪楼大队“放卫星”，1958年秋季把30亩谷子产量算作1亩地产量，虚报产量129 750 kg/hm2（17 300斤/亩）;兴屯大队，书记赵某某虚报小麦产15 000 kg/hm2（2 000斤/亩），1959年春耕实耕地不到一半，却全部报捷，多数田地未施肥却虚报施肥37 500 kg/hm2（5 000斤/亩），春天浇麦不到30%，虚报为80%;大侯大队，1958年种麦186.67 hm2（2 800亩）虚报为426.67 hm2（6 400亩），影响更坏地是搞夜战，将灯笼挂在树上，回家睡大觉[14]。菏泽地委工作组也指出，梁山县普遍存在严重的浮夸现象，估产过高[15]。各地争相报粮食高产，导致征购任务过高，1958～1960年连续3年，国家每年对粮食征购量几乎达到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0%～40%[16]。由于浮夸风，导致征购过高，使得群众留下的口粮严重不足。
2.4 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导致农业生产损失严重 各级领导不根据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凭主观愿望，瞎指挥、强迫命令，瞎折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如1960年梁山县芦里公社强调大种山芋，春山芋地里种夏山芋，夏山芋地里种秋山芋，为此误了农时，再加上茬子集中、劳力不好安排，造成了严重撂荒;不按季节种高粱、谷子，致使土地改种两、三遍仍不能全苗;许庄大队王楼强迫社员在10年来从未种过棉花的村前大洼地种棉花，后来因涝失收;赵坝让社员打着灯笼刨山芋，拔了300余亩高粱种稻子，因不能适宜种水稻结果未收;馆里大队刘普桥村强调大浇地，结果将成熟的山芋烂在地里[14]。上级要求芦里公社杨屯大队，收完麦必须耕翻地以后才能种豆，而按照农耕习惯，割麦之后种豆不用耕翻地，而且雨后应马上抢种，结果因耕翻地而误了农时，后来只好浇水种豆，最后导致减产至约450 kg/hm2（60斤/亩），而其他地方抢种的豆子产量为1 500 kg/hm2（约200斤/亩）[17]。水泊人民公社推广深翻土地，有的地方深翻1丈（约3.33 m）[18]，不但浪费劳力，还把土壤表层养分翻入地下，造成土壤表层肥力降低，阻碍了作物正常生长。这些凭主观愿望指导农业生产，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造成农业大量减产，使得全县粮食严重缺乏。 3 小结
总之，由于轻视和忽略基本国情和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1958年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致使“五风”盛行，“左”倾错误泛滥，造成浪费严重、征购过量、农业减产，再加上天灾因素，人均减产粮食绝对值和减产比例十分严重，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遭受严重困难，而当时国家粮食储备力量相对薄弱，缺乏调剂周转粮食的余地，导致了1959～1961年“大饥荒”发生。饥荒的发生与自然灾害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为决策失误。“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19]。经济社会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不能夸大主观意志、急于求成，不能按照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不能凭主观愿望跨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应以史为鉴，从1959～1961年饥荒发生的原因中汲取教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发展，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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