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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打敢拼血战到底
“在八路军、新四军面前，日军是无法敌得过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人民军队的对手。”(《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原日军少尉阿村太英雄)
1937年9月25日，山西东北部已是狼烟四起，而内长城附近的一条峡谷却异常平静。上午7时，千余名日军乘汽车、大车进入了这条狭长的谷底土路，刹那间山谷两侧弹如而下，枪炮声、冲杀声震撼山谷，平型关战斗打响了。
平型关一战意义重大。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是自1598年露梁海战以来，中国对日本军队的首次胜利。不可战胜的神话何来?在于日军深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再加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因此野蛮凶悍，能征惯战。此战被歼之敌系日军第五师团辎重部队，该师团更是精锐之旅。曾任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孙毅将军感叹道：“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到活的。”
打铁全靠自身硬。面对自诩“钢军”的第五师团，我八路军115师在装备简陋、弹药稀少之下，勇猛冲杀，刺刀断了用枪托，枪托断了用石头，就连伤员也抱住敌人伤兵厮杀。这场恶战共歼敌一千余人，我军也伤亡了一千余人。
人民军队一向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在抗战中，“国军”整师整军地投降当伪军，而我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却无一个建制班投降日军。“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众所周知，实际上我军官兵在战斗到最后关头时，跳崖、蹈海、投江的壮士举不胜举。巍巍蒙山，更见证了八路军的英勇无畏。
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某连坚守对崮山一天，直至弹尽粮绝时，营长带领仅存的13名战士跳下深谷，7人牺牲；在另一次战斗中，死守苏家崮阵地的三十余名战士弹药打光后，抱着敌人投向悬崖，全部壮烈牺牲。
在抗战中，我军(除东北抗联外)也有数个整连及个别整营全部或大部牺牲之战例。如新四军某部一营遭顽军包围，弹尽后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中，八路军某部为掩护主力，两个连全部战死。还有新四军某部4连(刘老庄连)、某部6连、某部2连(剩一人)，八路军某部10连等部队，都谱写了一曲曲宁死不屈的英雄赞歌。
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和战术高度灵活，使我军在抗战中的进攻战斗几乎无往不胜，而进攻的基本样式则是袭击。
神出鬼没 奇袭强敌
“……刹那间，毫无防备的木下中队自中队长以下的五十余人就被全部击毙了。接到紧急报告的我们第三中队立即乘坐卡车前往现场支援，傍晚前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连对方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村子前的壕沟边上杂陈着日军的尸体，他们的武器早已被全部夺走。日军没有任何开枪还击的迹象，完全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出其不意的打击。(日《中国战线从军记》原日军大尉藤原彰)
1938年3月16日上午9时， 日军大队人马来到山西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山路上，只见一支三十余名的骑兵离开了大路，走到一道深沟旁向远方东张西望，随即放心地策马掉头而去。骑兵搜索队根本想不到在这种毫不险要的地形会有埋伏，更想不到他们的马蹄差点儿踩着伏兵。敌人都进了包围圈。陈赓旅长一声令下，千百颗手榴弹在敌人队伍中炸开了花，平静的山梁顿时成了一座火山。手榴弹一爆炸，我386旅的3个团指战员就跃出隐蔽处，端着刺刀、红缨枪冲向敌人奋勇拼杀。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歼敌一千五百余人，俘敌八十余人，我军伤亡二百四十多人。
神头岭伏击战堪称八路军的一个战术典范。战斗中漏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写了篇报道，哀叹神头岭伏击战“大伤皇军元气”，称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面对装备超强之敌，且在异常艰苦的敌后作战，袭击则为我军作战之基本形式，并以出其不意的奇袭为主。奇袭之敌，多则一个联队(团)，少则一个班，不战则已，战则全歼，从而实现了取之于敌、以战养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目标。
尽管我军的大量作战呈小规模战斗，但达成歼灭战，仍须要尽可能增大突然性、提高速决性，于是，近战夜战成了我军的一大法宝。
刺刀见红 威震敌胆
“……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我所认识的鬼子兵》原日军士兵山田)
1937年10月间，雁门雄关，黑云压城，四处烽火连天。10月18日上午10时，一长串敌军车从雁门关上盘旋而下，沿公路开进了狭窄的山沟，突然间，枪声大作，敌弹药车被打着了，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经过一阵混乱后，整顿了一下企图反扑。独臂团长贺炳炎随即大吼一声，率部冲上公路，只见他单臂持枪上去就捅死一敌兵，指战员见状士气大增，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展开了。指导员胡觉三挥舞大刀连劈六敌，被趴在车下的鬼子开枪击中牺牲。这场伏击战消灭日军五百余人，烧毁军车二十多辆，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忻口战役。
奇袭就是打近战、夜战。近战就是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为节省弹药、全歼敌人，让敌飞机大炮失去用处，优势火力无法发挥，我军在抗战中素以敢和日军拼刺刀著称。辽阔的敌后战场刀光剑影无处不见，重演了无数次冷兵器时代殊死鏖战之场景。
神头岭之战前，我部补充团有些连队还是清一色的长矛，战士们就写了一个“矛子枪换鬼子三八式”的小条子挂在梭镖上，一仗下来，不少战士的长矛果然换上了“三八枪”。
梁山战斗中，敌企图突围，我军即端着刺刀从四面压上去，经过4小时白刃战，将敌全逼人一个大院内，最后全歼了这个拥有3门大炮、装备精良的日军大队。
经过多次作战，我军的刺杀技术明显提高。七亘村一战，12连战士杨绍清左刺右挑，一连刺死了6个鬼子。战斗英雄任常伦在一次战斗中子弹打完了，带领全班端着刺刀杀向敌人，他一人就刺死5名鬼子，全班终于守住了山头。在黄崖洞守卫战中，战士李天光独守悬崖，用刺刀挑死十几个鬼子，战后荣获“刺杀好手”的称号。邵家庄之战中，苗族战士王有才，一口气刺死几个鬼子，刺刀都刺弯了。此次战斗，我军用半小时白刃战就歼敌大部，整个战斗歼灭日军三百多人。
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从弱到强，同样用刺刀杀出了威风。在黄桥战役中，我军与不打鬼子、反共害民的国民党韩德勤部相遇时，面对敌精锐117师，我军在关键时刻反复拼刺刀，刺杀敌人上千名时，敌始胆寒，纷纷跳河，敌军长也被乱兵拥人河中淹死。
近战歼敌，刺刀见红，方显我军 的英雄本色。美国陆军前些年恢复了刺杀训练。他们认为，刺杀技能既符合实战需要，且有助于提高部队士气，增强身体素质。可见，在现代战争中，我军仍须具备短兵相接的勇气和技能。
敢打敢拼、斗智斗勇的结果，使我劣势之师与日寇苦战多年，终于打得强敌甘拜下风。
骁勇善战 名扬天下
“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不胜枚举。”曾任日寇华北方面军参谋的冢本政登这样感慨道。(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
平型关的硝烟刚散，八路军的一系列袭击就相继打响了。1937年10月26日上午，敌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向七亘村蠕动而来。日军沿正太路西犯多日，未受到任何打击，故毫不在意。不料我129师已在这小村子给他们挖好了葬身之地。一场激战，某部三营歼敌三百余名。
令人叫绝的打法上演了。刘伯承师长判断此处为日军必经之路，定会近期重走，遂决定反用“战胜不复”之兵法，在此再设伏。他即令部队当敌来收尸时佯装撤退，绕一圈后又悄然进村。28日上午，敌军果然顺原路来，一路严密搜索，快进村才松弛下来。此时三营突然猛烈开火，又毙敌一百余人。两次战斗，我以伤亡30人的代价歼敌四百余名，缴获大批骡马及大量物资。
七亘村之战，我军于同一地点三日两伏并胜之，在抗战史上创造了一个战术奇迹。
与我军高度灵活机动之战术相比，国民党军队则多打堂堂之战，常分兵把守，消极防御，战术死板，故其数百万大军中虽有少数部队战斗力尚强，也多有坚决抗战之将士，但多数战役战斗之结果不理想。抗战中多见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一千余人)击败“国军”一个师(七八千人)。到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会战中，“国军”在美国空军占有制空权优势下，以100万大军对抗51万日军，仍损失过半至大败，而日军伤亡不到10万。
我军多以优势兵力歼敌，但也常以同对方相近的兵力与其作战，而用少量兵力抵御数倍乃至数十倍之多的战斗亦多见。梁山一战，我军即以1：1的兵力歼敌一个大队。一次反“扫荡”作战，我八路军某团千余人突遭三千五百余敌军围攻，经16小时战斗，我以伤亡近百之代价，毙敌四百余名，并突出重围，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
原日军士兵山田总结道，“日军如果遇到正规军，他们3000人，我们2000人，我们也会坚持攻击。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以少胜多的例子很多，地方军就更不成了。但1000日本兵和800八路军打起来就很麻烦。八路军非常顽强，在顽强的军队面前，我们的士气很低落。”
由于我军奋勇作战，机动灵活，因而越战越勇，战斗力不断提高。在抗战中，平型关大捷，我军首创中国军队于一次战斗歼灭上千日军和全歼一个大队之战例，我军一次歼灭日军近千或上千人的作战，还有神头岭、长乐村、王家池、方太口、陈庄、陆房、黄土岭(歼敌900多人)等战斗，其中长乐村一战消灭日军二千二百余人，敌117联队大部被歼。一次歼灭日伪混编千人以上的战斗则更是难以尽述。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军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大队(营)的战例约有二十余次。反之，抗战中我军(除东北抗联外)在一次战斗中损失一个建制营之例则十分罕见。
我军作战效能之高还表现在抓俘受降方面。众所周知，日军无比残忍，极端凶悍，宁愿战死也不投降。在缅甸战场上，日军被俘与战死之比达到1∶120。平型关一战毙敌上千，仅俘虏一人(后被农民打死)。然而，随着我军越战越强，日军越战越弱，其被俘投降者也逐渐增多。仅举几例：1939年的梁山一战，我俘虏与毙敌之百分比超过4％；1944年3月的车桥战斗，毙日军465人，俘24人，其比例为5．1％；同年6月的耙齿凌遭遇战，为14％；1945年2月的叶圩子之战，超过23％。到我军展开大反攻时，日军已成批乃至大批被俘投降。如我新四军8纵攻克高邮之役，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其中俘虏了九百多人。
八年抗战，血流成河，神州变色。血泊中幸有人民军队奋起，逆强敌刀锋而上，由4万之师于鏖战中练就百万雄兵，为我国一扫颓势、继而在军事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坚实基础。
血海染成的抗战记忆永志不忘，四百万英烈生命铸就的抗战军事遗产弥足珍贵。在东邻“武士”阴魂不散之际，我们总结历史，旨在以史为鉴，制止强盗，保卫和平。
“在八路军、新四军面前，日军是无法敌得过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人民军队的对手。”(《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原日军少尉阿村太英雄)
1937年9月25日，山西东北部已是狼烟四起，而内长城附近的一条峡谷却异常平静。上午7时，千余名日军乘汽车、大车进入了这条狭长的谷底土路，刹那间山谷两侧弹如而下，枪炮声、冲杀声震撼山谷，平型关战斗打响了。
平型关一战意义重大。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是自1598年露梁海战以来，中国对日本军队的首次胜利。不可战胜的神话何来?在于日军深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再加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因此野蛮凶悍，能征惯战。此战被歼之敌系日军第五师团辎重部队，该师团更是精锐之旅。曾任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孙毅将军感叹道：“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到活的。”
打铁全靠自身硬。面对自诩“钢军”的第五师团，我八路军115师在装备简陋、弹药稀少之下，勇猛冲杀，刺刀断了用枪托，枪托断了用石头，就连伤员也抱住敌人伤兵厮杀。这场恶战共歼敌一千余人，我军也伤亡了一千余人。
人民军队一向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在抗战中，“国军”整师整军地投降当伪军，而我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却无一个建制班投降日军。“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众所周知，实际上我军官兵在战斗到最后关头时，跳崖、蹈海、投江的壮士举不胜举。巍巍蒙山，更见证了八路军的英勇无畏。
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某连坚守对崮山一天，直至弹尽粮绝时，营长带领仅存的13名战士跳下深谷，7人牺牲；在另一次战斗中，死守苏家崮阵地的三十余名战士弹药打光后，抱着敌人投向悬崖，全部壮烈牺牲。
在抗战中，我军(除东北抗联外)也有数个整连及个别整营全部或大部牺牲之战例。如新四军某部一营遭顽军包围，弹尽后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冀鲁豫边区反“扫荡”中，八路军某部为掩护主力，两个连全部战死。还有新四军某部4连(刘老庄连)、某部6连、某部2连(剩一人)，八路军某部10连等部队，都谱写了一曲曲宁死不屈的英雄赞歌。
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和战术高度灵活，使我军在抗战中的进攻战斗几乎无往不胜，而进攻的基本样式则是袭击。
神出鬼没 奇袭强敌
“……刹那间，毫无防备的木下中队自中队长以下的五十余人就被全部击毙了。接到紧急报告的我们第三中队立即乘坐卡车前往现场支援，傍晚前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连对方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村子前的壕沟边上杂陈着日军的尸体，他们的武器早已被全部夺走。日军没有任何开枪还击的迹象，完全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出其不意的打击。(日《中国战线从军记》原日军大尉藤原彰)
1938年3月16日上午9时， 日军大队人马来到山西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山路上，只见一支三十余名的骑兵离开了大路，走到一道深沟旁向远方东张西望，随即放心地策马掉头而去。骑兵搜索队根本想不到在这种毫不险要的地形会有埋伏，更想不到他们的马蹄差点儿踩着伏兵。敌人都进了包围圈。陈赓旅长一声令下，千百颗手榴弹在敌人队伍中炸开了花，平静的山梁顿时成了一座火山。手榴弹一爆炸，我386旅的3个团指战员就跃出隐蔽处，端着刺刀、红缨枪冲向敌人奋勇拼杀。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歼敌一千五百余人，俘敌八十余人，我军伤亡二百四十多人。
神头岭伏击战堪称八路军的一个战术典范。战斗中漏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写了篇报道，哀叹神头岭伏击战“大伤皇军元气”，称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面对装备超强之敌，且在异常艰苦的敌后作战，袭击则为我军作战之基本形式，并以出其不意的奇袭为主。奇袭之敌，多则一个联队(团)，少则一个班，不战则已，战则全歼，从而实现了取之于敌、以战养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目标。
尽管我军的大量作战呈小规模战斗，但达成歼灭战，仍须要尽可能增大突然性、提高速决性，于是，近战夜战成了我军的一大法宝。
刺刀见红 威震敌胆
“……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我所认识的鬼子兵》原日军士兵山田)
1937年10月间，雁门雄关，黑云压城，四处烽火连天。10月18日上午10时，一长串敌军车从雁门关上盘旋而下，沿公路开进了狭窄的山沟，突然间，枪声大作，敌弹药车被打着了，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经过一阵混乱后，整顿了一下企图反扑。独臂团长贺炳炎随即大吼一声，率部冲上公路，只见他单臂持枪上去就捅死一敌兵，指战员见状士气大增，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展开了。指导员胡觉三挥舞大刀连劈六敌，被趴在车下的鬼子开枪击中牺牲。这场伏击战消灭日军五百余人，烧毁军车二十多辆，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忻口战役。
奇袭就是打近战、夜战。近战就是靠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为节省弹药、全歼敌人，让敌飞机大炮失去用处，优势火力无法发挥，我军在抗战中素以敢和日军拼刺刀著称。辽阔的敌后战场刀光剑影无处不见，重演了无数次冷兵器时代殊死鏖战之场景。
神头岭之战前，我部补充团有些连队还是清一色的长矛，战士们就写了一个“矛子枪换鬼子三八式”的小条子挂在梭镖上，一仗下来，不少战士的长矛果然换上了“三八枪”。
梁山战斗中，敌企图突围，我军即端着刺刀从四面压上去，经过4小时白刃战，将敌全逼人一个大院内，最后全歼了这个拥有3门大炮、装备精良的日军大队。
经过多次作战，我军的刺杀技术明显提高。七亘村一战，12连战士杨绍清左刺右挑，一连刺死了6个鬼子。战斗英雄任常伦在一次战斗中子弹打完了，带领全班端着刺刀杀向敌人，他一人就刺死5名鬼子，全班终于守住了山头。在黄崖洞守卫战中，战士李天光独守悬崖，用刺刀挑死十几个鬼子，战后荣获“刺杀好手”的称号。邵家庄之战中，苗族战士王有才，一口气刺死几个鬼子，刺刀都刺弯了。此次战斗，我军用半小时白刃战就歼敌大部，整个战斗歼灭日军三百多人。
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从弱到强，同样用刺刀杀出了威风。在黄桥战役中，我军与不打鬼子、反共害民的国民党韩德勤部相遇时，面对敌精锐117师，我军在关键时刻反复拼刺刀，刺杀敌人上千名时，敌始胆寒，纷纷跳河，敌军长也被乱兵拥人河中淹死。
近战歼敌，刺刀见红，方显我军 的英雄本色。美国陆军前些年恢复了刺杀训练。他们认为，刺杀技能既符合实战需要，且有助于提高部队士气，增强身体素质。可见，在现代战争中，我军仍须具备短兵相接的勇气和技能。
敢打敢拼、斗智斗勇的结果，使我劣势之师与日寇苦战多年，终于打得强敌甘拜下风。
骁勇善战 名扬天下
“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不胜枚举。”曾任日寇华北方面军参谋的冢本政登这样感慨道。(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
平型关的硝烟刚散，八路军的一系列袭击就相继打响了。1937年10月26日上午，敌辎重部队在步兵掩护下向七亘村蠕动而来。日军沿正太路西犯多日，未受到任何打击，故毫不在意。不料我129师已在这小村子给他们挖好了葬身之地。一场激战，某部三营歼敌三百余名。
令人叫绝的打法上演了。刘伯承师长判断此处为日军必经之路，定会近期重走，遂决定反用“战胜不复”之兵法，在此再设伏。他即令部队当敌来收尸时佯装撤退，绕一圈后又悄然进村。28日上午，敌军果然顺原路来，一路严密搜索，快进村才松弛下来。此时三营突然猛烈开火，又毙敌一百余人。两次战斗，我以伤亡30人的代价歼敌四百余名，缴获大批骡马及大量物资。
七亘村之战，我军于同一地点三日两伏并胜之，在抗战史上创造了一个战术奇迹。
与我军高度灵活机动之战术相比，国民党军队则多打堂堂之战，常分兵把守，消极防御，战术死板，故其数百万大军中虽有少数部队战斗力尚强，也多有坚决抗战之将士，但多数战役战斗之结果不理想。抗战中多见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一千余人)击败“国军”一个师(七八千人)。到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会战中，“国军”在美国空军占有制空权优势下，以100万大军对抗51万日军，仍损失过半至大败，而日军伤亡不到10万。
我军多以优势兵力歼敌，但也常以同对方相近的兵力与其作战，而用少量兵力抵御数倍乃至数十倍之多的战斗亦多见。梁山一战，我军即以1：1的兵力歼敌一个大队。一次反“扫荡”作战，我八路军某团千余人突遭三千五百余敌军围攻，经16小时战斗，我以伤亡近百之代价，毙敌四百余名，并突出重围，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
原日军士兵山田总结道，“日军如果遇到正规军，他们3000人，我们2000人，我们也会坚持攻击。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以少胜多的例子很多，地方军就更不成了。但1000日本兵和800八路军打起来就很麻烦。八路军非常顽强，在顽强的军队面前，我们的士气很低落。”
由于我军奋勇作战，机动灵活，因而越战越勇，战斗力不断提高。在抗战中，平型关大捷，我军首创中国军队于一次战斗歼灭上千日军和全歼一个大队之战例，我军一次歼灭日军近千或上千人的作战，还有神头岭、长乐村、王家池、方太口、陈庄、陆房、黄土岭(歼敌900多人)等战斗，其中长乐村一战消灭日军二千二百余人，敌117联队大部被歼。一次歼灭日伪混编千人以上的战斗则更是难以尽述。另据不完全统计，我军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大队(营)的战例约有二十余次。反之，抗战中我军(除东北抗联外)在一次战斗中损失一个建制营之例则十分罕见。
我军作战效能之高还表现在抓俘受降方面。众所周知，日军无比残忍，极端凶悍，宁愿战死也不投降。在缅甸战场上，日军被俘与战死之比达到1∶120。平型关一战毙敌上千，仅俘虏一人(后被农民打死)。然而，随着我军越战越强，日军越战越弱，其被俘投降者也逐渐增多。仅举几例：1939年的梁山一战，我俘虏与毙敌之百分比超过4％；1944年3月的车桥战斗，毙日军465人，俘24人，其比例为5．1％；同年6月的耙齿凌遭遇战，为14％；1945年2月的叶圩子之战，超过23％。到我军展开大反攻时，日军已成批乃至大批被俘投降。如我新四军8纵攻克高邮之役，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其中俘虏了九百多人。
八年抗战，血流成河，神州变色。血泊中幸有人民军队奋起，逆强敌刀锋而上，由4万之师于鏖战中练就百万雄兵，为我国一扫颓势、继而在军事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坚实基础。
血海染成的抗战记忆永志不忘，四百万英烈生命铸就的抗战军事遗产弥足珍贵。在东邻“武士”阴魂不散之际，我们总结历史，旨在以史为鉴，制止强盗，保卫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