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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整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接力探索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奠定基础，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是对之前30年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目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力探索
[作者简介]袁银传，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与实践主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是一场整体的接力跑，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奠定基础，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是对之前30年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
一、 生产力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难度课题
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经济上迅速赶超资本主义，从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高难度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严谨的学者，他们不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原则出发，而是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并且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并且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科学预测。但是毕竟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时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也不存在，因此，他们只能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通过比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特征，并且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意义上，非常谨慎地描绘、揭示和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1]574，通过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99。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45，“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4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作了集中描繪和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
列宁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认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预测绝不是乌托邦的空想。因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4]25。对于在经济比较落后、小生产者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一直到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理解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5]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基于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当时工业化迅速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比较尖锐的英国的社会状况来预测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预测来实际指导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障碍。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虽然为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基础，但是由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脱离当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引起了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于是，列宁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承认“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6]，强调“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4]399，果断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用新经济政策，对于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多数的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和政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139 二、 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奠基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便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思考并且着力加以解决的高难度课题。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主要是借鉴和沿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做法。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崭新事物，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社会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短短30年时间里就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没有全部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面来。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工作时就曾经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8]117从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一方面，当时“基本照抄”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典可依、没有成例可援，只能照抄照搬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模式和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和道路也不是办法，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与苏联不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道路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9]，要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创造性。这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要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应该是这样。
195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就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而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历史成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全
国各民族人民心中的威望大大提升，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显著增强。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过快、简单化一，其过程中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加之1956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指标上有些冒进，出现了财政赤字和财政困难，在一些大中城市还出现了粮食、肉类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出现了一些人借机闹事的问题。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召开既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盖子”，但同时又捅了“炉子”，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也进一步暴露了“大一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和缺陷。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必须“以苏为戒”，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便明确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0]而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以及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主要文献，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中的杰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在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经过“三大改造”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尽管由于历史经验的缺乏和国内外斗争环境的复杂，党的八大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失误，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严重曲折，但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
三、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是对之前30年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哲学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并且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针对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实现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和措施。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经典性论述。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2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既是深刻总结我们党长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又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也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局面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作了准确表述。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集中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九大方面。[12]在党的十五大上，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科学总结，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3]
党的十六大总结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执政13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14]。党的十六大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十六大报告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十条宝贵经验”，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0]69。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作了科学表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作了系统概括和总结，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5]9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作了系统概括和集中表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明确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点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封闭僵化的道路，而是一条接力探索的开放发展道路。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积极倡导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加强和创新社會治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管理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等。这些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新成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四、 在“两个不能否定”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6]1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取得的两大理论成果，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所谓一脉相承性，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包括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都具有共同尊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本，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共同的理想目标和价值信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理论品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及共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等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并不是说两大理论成果的具体观点、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完全相同，而是指贯彻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精神完全一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人类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科学的批判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体现和基本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5]109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新的时代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展示出强大而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等等。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10]251
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又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时代、实践和科学的新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既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破除对各种教条主义的迷信，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并且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从而不断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8]109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291“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291292习近平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7]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过程。接力探索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体，接力探索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接力探索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力探索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力探索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具体历史过程。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过程，才能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5]112，才能自觉抵制和反对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和社会思潮，才能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逐渐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365.
[4]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4.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0.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013.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
[1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7.
（编辑：肖贵清）
[关键词]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力探索
[作者简介]袁银传，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与实践主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是一场整体的接力跑，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奠定基础，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是对之前30年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
一、 生产力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难度课题
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经济上迅速赶超资本主义，从而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高难度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严谨的学者，他们不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原则出发，而是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并且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并且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科学预测。但是毕竟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时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也不存在，因此，他们只能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通过比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特征，并且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意义上，非常谨慎地描绘、揭示和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1]574，通过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99。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45，“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4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作了集中描繪和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
列宁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认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预测绝不是乌托邦的空想。因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4]25。对于在经济比较落后、小生产者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一直到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理解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5]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基于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当时工业化迅速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比较尖锐的英国的社会状况来预测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预测来实际指导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障碍。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虽然为捍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基础，但是由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脱离当时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引起了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于是，列宁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承认“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6]，强调“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4]399，果断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用新经济政策，对于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多数的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和政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7]139 二、 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奠基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便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思考并且着力加以解决的高难度课题。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主要是借鉴和沿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经验和主要做法。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崭新事物，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社会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短短30年时间里就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没有全部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面来。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工作时就曾经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8]117从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一方面，当时“基本照抄”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典可依、没有成例可援，只能照抄照搬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模式和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和道路也不是办法，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与苏联不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道路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9]，要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创造性。这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要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应该是这样。
195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就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而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历史成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全
国各民族人民心中的威望大大提升，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显著增强。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过快、简单化一，其过程中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加之1956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指标上有些冒进，出现了财政赤字和财政困难，在一些大中城市还出现了粮食、肉类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出现了一些人借机闹事的问题。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召开既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盖子”，但同时又捅了“炉子”，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也进一步暴露了“大一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和缺陷。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必须“以苏为戒”，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便明确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0]而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以及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主要文献，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中的杰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新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在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经过“三大改造”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验。尽管由于历史经验的缺乏和国内外斗争环境的复杂，党的八大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失误，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严重曲折，但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
三、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是对之前30年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哲学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并且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针对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实现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和措施。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经典性论述。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2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既是深刻总结我们党长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又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也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局面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作了准确表述。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集中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九大方面。[12]在党的十五大上，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科学总结，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3]
党的十六大总结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执政13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14]。党的十六大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十六大报告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十条宝贵经验”，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0]69。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作了科学表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作了系统概括和总结，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5]9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作了系统概括和集中表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明确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点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封闭僵化的道路，而是一条接力探索的开放发展道路。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积极倡导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加强和创新社會治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美丽中国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管理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等。这些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新成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四、 在“两个不能否定”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6]13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取得的两大理论成果，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所谓一脉相承性，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包括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都具有共同尊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本，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共同的理想目标和价值信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理论品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及共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等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并不是说两大理论成果的具体观点、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完全相同，而是指贯彻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精神完全一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人类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科学的批判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体现和基本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5]109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新的时代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展示出强大而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等等。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10]251
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又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时代、实践和科学的新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既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破除对各种教条主义的迷信，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并且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从而不断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8]109邓小平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291“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291292习近平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7]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过程。接力探索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体，接力探索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接力探索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力探索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力探索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具体历史过程。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过程，才能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5]112，才能自觉抵制和反对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和社会思潮，才能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逐渐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365.
[4]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4.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0.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2）.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013.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
[1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7.
（编辑：肖贵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