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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斯·默里8岁开始乞讨,15岁时母亲死于艾滋病,父亲进入收容所,从此默里流落街头。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的课程,获得“《纽约时报》一等奖学金”,并以全优的成绩考入哈佛。如今,她在全球各地发表演说,激励人们跨越困境去追寻心中的梦想。
苦难家庭
一周7天,我几乎天天能听到我们公寓前嘈杂的汽车声。父母几乎整晚进进出出,永无休止。他们对毒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了。
每个月的前六七天,父母就会把救济金花完,一分不剩。没钱了,母亲就会到水槽酒吧或麦戈文酒吧,从各种不同的老男人那里要几美元。
购买一点点毒品最少需要5美元。每次从酒吧回来后,母亲便直接向父亲汇报:“皮特,我有5美元。”这时,他们会静悄悄地穿上衣服,偷偷溜出去,以防被睡着的妹妹莉莎发现。
父亲知道,当我们挨饿时,如果他买毒品被莉莎发现,那将引来无休止的咒骂、侮辱、眼泪和争吵。莉莎的愤怒并没有错。
但对父母吸毒这件事,我的态度却不像莉莎那么坚决。母亲说她需要毒品来麻醉自己,来忘记童年时期悲惨的遭遇,这些遭遇经常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虽然我不确定父亲吸毒是不是也为了忘记过去不幸的遭遇,但我知道。如果父亲不吸毒,他将会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在沙发上痛不欲生地躺着。那时,我者断艮难认出他是我的父亲。
莉莎对父母的要求很简单,她想要的就是好好地吃上一顿饭。这一点,我和莉莎一样。
但我注意到,如果我们一天没饭吃,父母可能已经两三天都没饭吃了。父母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不会故意伤害我们。父母没法给我我所期望的东西,可我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在我生日那天偷了我5美元,那是奶奶从长岛邮寄给我的。我把钱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准备去杂货店买些糖果吃,可是转眼间计划就泡汤了。母亲看到我将钱放在那里后,等我一离开就把钱拿走买毒品去了。
半个小时后,母亲带着一小包东西回到了家。看到她,我非常愤怒,我要她把钱还给我,大声地说了一些极其尖酸刻薄的脏话。母亲没有说什么,转身离开了,我跟着她继续骂着。我想,她肯定是想躲着我,私下里享受她的毒品,但我错了。我看见母亲将那小包东西扔进了厕所,在那儿大声地哭着。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丢进厕所的是她买的可卡因。
她满含泪水地看着我说:“莉斯,我不是个怪物,我忍不住,停不下来,原谅我好吗?”
我也大声地哭了出来。我们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相拥而泣。她的注射器就放在马桶水箱上面。我发现母亲的手臂上布满了针头留下来的痕迹。母亲低声下气地不断问我同—个问题:“莉斯,原谅我好吗?”
我原谅她了。她自己也不想那样做,如果她能控制,她也不会那样做。
流浪生活
在我的朋友鲍比家,晚餐时我听到在火炉边上的低声私语,鲍比和他母亲小声地争论那晚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分给我。在杰米家门外的走廊上,我听到她和她母亲的争吵声,又打又闹,只为让我多住一晚。菲夫家也变得很复杂了,他消失了,去看他的表妹们。他父亲开了门告诉我,他也不知道菲夫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是我的朋友,而我这算是什么?“我需要地方住,您能给我一盘吃的吗?还有毯子吗?我是否可以用一下淋浴?您是否还有多余的……”我就是这样,我受不了这样。
我不想再这样,而且这样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帮助过我很多,我忍不住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不再帮我了?到什么份上我就变得太过分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拒绝我?我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而且我想到有一天,我也许不得不听到朋友们直接拒绝我的吃饭和住宿要求,他们还特别厌恶我的自暴自弃。一想到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害怕自己想象中的被拒绝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当你爱的人拒绝你时,那会是什么感觉?我不想知道。我决定永远都不再这样贪求了。
打工生涯
沈经理让我们“分片”工作。具体分到哪个街区,根据他对我们游说水平的评估而定。那些不熟练的游说者,被分到“干巴巴”的区域,那些地方到处是破烂不堪的房屋,而那些熟练的拉票者可以到富人区。
那天,我负责“干巴巴”的区域,很明显收入会很低。定额是一天120美元。当晚9点半货车来接我的时候,令沈经理惊奇的是,我居然赚了240美元!那天以后,我被委派到更富浴的街区,我的收入也持续上涨,经常一晚上能达到几百美元。我成功的原因很简单——我不仅常挨饿,而且没有暑假。我的目的就是要节约每一美元,等到入校学习不得外出工作时,我也能够度过那漫长的日子。
第一次,我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走出贫民窟——那个我出生的地方。我还有一种难以企及的渴望。与全新的环境有关,与我在那些富人区经历过的繁忙有关——在无尽的沙砾车道上停放的汽车,阳光下绿树成荫的街道上骑车的孩童们……当我举起写字板,背起装得满满的书包的时候,当我偷偷体验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我所津津乐道的是:从他们小屋里跑出来的空调的冷风,肆无忌惮地轻抚着我的脸颊和臂膀。令人激动的是,我在这里看到的人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我熟悉的模式。我渴望拥有这样的生活,这深深地激励着我。
选择希望
我知道面试的问题一定与我的申请有关,他们要我描述一次我所克服的困难。因为我已经年满18周岁,再也不受儿童福利机构的监管了。我在给《纽约时报》写申请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写到自己无家可归。
在面试中,我说了更多申请上没有写到的情况。我告诉那些作家、编辑以及西装革履的人,告诉他们有关我父母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妈妈卖感恩节火鸡,告诉他们我靠朋友的救济生存,在楼梯间睡觉,还告诉他们有时候我会挨饿……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一位打着红色领带、戴着眼镜的男士将身体向前微倾,打破了沉默。
“莉斯,还有其他的情况想告诉我们吗?”他问道。
我呆住了。很显然我应该说一些让人印象深刻且有思想、有深度的事情,那样可以让他们觉得我获得这份奖学金是实至名归的。
“嗯,我需要奖学金,我真的很需要。”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听到这句话,每个人都笑了。如果我能想到一件听起来更复杂、让人印象更深刻的事,我一定会说的,但是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一件事,我的真心话。
改变人生
热闹的人群中,我看着邮递员慢慢地离我越来越近。我知道他的邮包里很可能就装着那封我期待的信。焦急和担心了几个月,我就快等到答案了,它就在我面前。然而,我却没有感受到原以为会感受到的沮丧。事实很简单:该写的都已经写在信里了,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当时我意识到,该做的我都做了。
上帝赋予我平静,让我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赋予我勇气,让我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赋予我智慧,让我发现事物的不同……
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最终只关注我能改变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生活领域。不得不承认,还有—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
我还可以选择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绝对不会被我的过去所。束缚。
看着邮递员越来越近,我意识到这封信,这封来自哈佛的信,无论里面写了什么,都不会打破我现有的生活。而且,我渐渐明白,无论这会儿发生什么,将来发生什么,我的生活绝对不会被外部条件所控制。如以往一样,我的努力会决定我的生活一步一步向前。
我非常肯定一件事:不管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是商务人士,不管是医生还是老师,不管背景如何,只有当我们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生命才有了意义。
摘自《读者》
苦难家庭
一周7天,我几乎天天能听到我们公寓前嘈杂的汽车声。父母几乎整晚进进出出,永无休止。他们对毒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了。
每个月的前六七天,父母就会把救济金花完,一分不剩。没钱了,母亲就会到水槽酒吧或麦戈文酒吧,从各种不同的老男人那里要几美元。
购买一点点毒品最少需要5美元。每次从酒吧回来后,母亲便直接向父亲汇报:“皮特,我有5美元。”这时,他们会静悄悄地穿上衣服,偷偷溜出去,以防被睡着的妹妹莉莎发现。
父亲知道,当我们挨饿时,如果他买毒品被莉莎发现,那将引来无休止的咒骂、侮辱、眼泪和争吵。莉莎的愤怒并没有错。
但对父母吸毒这件事,我的态度却不像莉莎那么坚决。母亲说她需要毒品来麻醉自己,来忘记童年时期悲惨的遭遇,这些遭遇经常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虽然我不确定父亲吸毒是不是也为了忘记过去不幸的遭遇,但我知道。如果父亲不吸毒,他将会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在沙发上痛不欲生地躺着。那时,我者断艮难认出他是我的父亲。
莉莎对父母的要求很简单,她想要的就是好好地吃上一顿饭。这一点,我和莉莎一样。
但我注意到,如果我们一天没饭吃,父母可能已经两三天都没饭吃了。父母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不会故意伤害我们。父母没法给我我所期望的东西,可我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在我生日那天偷了我5美元,那是奶奶从长岛邮寄给我的。我把钱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准备去杂货店买些糖果吃,可是转眼间计划就泡汤了。母亲看到我将钱放在那里后,等我一离开就把钱拿走买毒品去了。
半个小时后,母亲带着一小包东西回到了家。看到她,我非常愤怒,我要她把钱还给我,大声地说了一些极其尖酸刻薄的脏话。母亲没有说什么,转身离开了,我跟着她继续骂着。我想,她肯定是想躲着我,私下里享受她的毒品,但我错了。我看见母亲将那小包东西扔进了厕所,在那儿大声地哭着。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丢进厕所的是她买的可卡因。
她满含泪水地看着我说:“莉斯,我不是个怪物,我忍不住,停不下来,原谅我好吗?”
我也大声地哭了出来。我们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相拥而泣。她的注射器就放在马桶水箱上面。我发现母亲的手臂上布满了针头留下来的痕迹。母亲低声下气地不断问我同—个问题:“莉斯,原谅我好吗?”
我原谅她了。她自己也不想那样做,如果她能控制,她也不会那样做。
流浪生活
在我的朋友鲍比家,晚餐时我听到在火炉边上的低声私语,鲍比和他母亲小声地争论那晚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分给我。在杰米家门外的走廊上,我听到她和她母亲的争吵声,又打又闹,只为让我多住一晚。菲夫家也变得很复杂了,他消失了,去看他的表妹们。他父亲开了门告诉我,他也不知道菲夫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是我的朋友,而我这算是什么?“我需要地方住,您能给我一盘吃的吗?还有毯子吗?我是否可以用一下淋浴?您是否还有多余的……”我就是这样,我受不了这样。
我不想再这样,而且这样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帮助过我很多,我忍不住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不再帮我了?到什么份上我就变得太过分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拒绝我?我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而且我想到有一天,我也许不得不听到朋友们直接拒绝我的吃饭和住宿要求,他们还特别厌恶我的自暴自弃。一想到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害怕自己想象中的被拒绝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当你爱的人拒绝你时,那会是什么感觉?我不想知道。我决定永远都不再这样贪求了。
打工生涯
沈经理让我们“分片”工作。具体分到哪个街区,根据他对我们游说水平的评估而定。那些不熟练的游说者,被分到“干巴巴”的区域,那些地方到处是破烂不堪的房屋,而那些熟练的拉票者可以到富人区。
那天,我负责“干巴巴”的区域,很明显收入会很低。定额是一天120美元。当晚9点半货车来接我的时候,令沈经理惊奇的是,我居然赚了240美元!那天以后,我被委派到更富浴的街区,我的收入也持续上涨,经常一晚上能达到几百美元。我成功的原因很简单——我不仅常挨饿,而且没有暑假。我的目的就是要节约每一美元,等到入校学习不得外出工作时,我也能够度过那漫长的日子。
第一次,我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走出贫民窟——那个我出生的地方。我还有一种难以企及的渴望。与全新的环境有关,与我在那些富人区经历过的繁忙有关——在无尽的沙砾车道上停放的汽车,阳光下绿树成荫的街道上骑车的孩童们……当我举起写字板,背起装得满满的书包的时候,当我偷偷体验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我所津津乐道的是:从他们小屋里跑出来的空调的冷风,肆无忌惮地轻抚着我的脸颊和臂膀。令人激动的是,我在这里看到的人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我熟悉的模式。我渴望拥有这样的生活,这深深地激励着我。
选择希望
我知道面试的问题一定与我的申请有关,他们要我描述一次我所克服的困难。因为我已经年满18周岁,再也不受儿童福利机构的监管了。我在给《纽约时报》写申请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写到自己无家可归。
在面试中,我说了更多申请上没有写到的情况。我告诉那些作家、编辑以及西装革履的人,告诉他们有关我父母的情况,告诉他们我妈妈卖感恩节火鸡,告诉他们我靠朋友的救济生存,在楼梯间睡觉,还告诉他们有时候我会挨饿……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一位打着红色领带、戴着眼镜的男士将身体向前微倾,打破了沉默。
“莉斯,还有其他的情况想告诉我们吗?”他问道。
我呆住了。很显然我应该说一些让人印象深刻且有思想、有深度的事情,那样可以让他们觉得我获得这份奖学金是实至名归的。
“嗯,我需要奖学金,我真的很需要。”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听到这句话,每个人都笑了。如果我能想到一件听起来更复杂、让人印象更深刻的事,我一定会说的,但是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一件事,我的真心话。
改变人生
热闹的人群中,我看着邮递员慢慢地离我越来越近。我知道他的邮包里很可能就装着那封我期待的信。焦急和担心了几个月,我就快等到答案了,它就在我面前。然而,我却没有感受到原以为会感受到的沮丧。事实很简单:该写的都已经写在信里了,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当时我意识到,该做的我都做了。
上帝赋予我平静,让我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赋予我勇气,让我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赋予我智慧,让我发现事物的不同……
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最终只关注我能改变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生活领域。不得不承认,还有—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
我还可以选择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绝对不会被我的过去所。束缚。
看着邮递员越来越近,我意识到这封信,这封来自哈佛的信,无论里面写了什么,都不会打破我现有的生活。而且,我渐渐明白,无论这会儿发生什么,将来发生什么,我的生活绝对不会被外部条件所控制。如以往一样,我的努力会决定我的生活一步一步向前。
我非常肯定一件事:不管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是商务人士,不管是医生还是老师,不管背景如何,只有当我们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生命才有了意义。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