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末，在辽大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有几十人学习结业，按通例要组织他们到国内文化名胜之地去参观访问，这次是到西安参观访问，我是陪同的任课教师。首到西安，我想一定要到多次发表我文章的《延河》编辑部看一看，并拜访我心仪已久的老作家柳青。我借留学生休息的下午乘闲到了陕西省作协，受到热情接待，我把想拜访柳青的要求提出后，当班的王副主席立即答应，并派车由编辑李星陪同，驱车赶往柳青的当时住地、市郊的长安县。
　　早知道柳青同志原来住在长安县的皇甫村，那是他深入农村生活、构思写作《创业史》的生活基地。我真想看一看这个已经与《创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同来的李星是我发文的责编，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也是一见如故。我问李星：“我们这次访问柳青同志，能不能同时也到他当年落户的皇甫村看一看？”李星告诉我说，由于“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破坏，柳青同志的皇甫村生活基地已损坏不堪，当时他全家被赶到一间小屋子里居住，爱人被逼自杀，他自己也被折磨得病势严重。后来柳青同志的女儿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信，请总理帮助柳青同志安排住处和解决治病问题。周总理接信后，立即要陕西省委给柳青同志重新安排住处，从此柳青同志才搬进了现在住的长安城东郊的退休老红军住宅。周总理还安排柳青同志在北京住院治病。我们此去拜访，是柳青同志才从北京治病回来。
　　我们来到一个并不显眼的普通住宅区，走进柳青同志的家，当时他正在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手稿。见到我们来了，他非常高兴。我见他面色苍黄，身体十分瘦弱，便说1960年7月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我听过他以“久” 为题的关于长期深入生活的发言，那时他的身体非常好，精神健旺，想不到十几年的时间身体变化这样大。柳青同志十分感慨，告诉我们说，他现在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在“四人帮”横行时，他是“黑线人物”，身家并受迫害，无法求医，以致病势发展。在谈话时，他不时用一个胶囊喷药器向嗓子里喷药，以抑制喉咙过敏，同时还得不停地喝一种具有同样效能的“药茶”。但当谈到“四人帮”时，革命的义愤之情顿时使他增添了很多精神。他说那些推行“四人帮”路线的人，诬说他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还给他凭空捏造了八个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叫他一一承认。柳青同志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党讲究实事求是，我不是特务，也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怎么能承认？承认了不是欺骗党和群众吗？”因此，那些人几乎天天批斗他，让他承认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但柳青同志一直没有按他们的意愿承认什么，所以在“作协”院里，算是被“专政”的人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别人都“解放”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顽固不化着。柳青同志深情地说：“没有毛主席的政策，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没有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胜利，我今天还不知怎样呢！”这位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陕北老红军作家，对毛主席、周总理怀有深厚革命感情，在风刀霜剑的威逼中体现出的坚强党性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他同病魔奋力抗争的顽强性格，深深感动了我们。这时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六十岁应是从事创作的旺盛时期，可是“四人帮”的摧残，却把一位在艺术上正在大展才华的作家，提前送进了衰残之年。
　　我过去认真阅读过《创业史》的第一部，并写过第一部人物形象创造的评论。这部作品的强烈的真实性，浓郁的生活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使我对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因此，我非常想向柳青同志请教全书的构思安排和生活基础等问题。柳青同志读到过我“文革”前在《延河》上发表的评论《创业史》中人物形象的文章，当我谈出这一想法时，柳青同志兴致很高，他说：“根据我对生活的分析，全书要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的关系变化和精神变化。全书四部，第一、二两部已经写完，第三部写退社风对合作社的考验，第四部写合作社的最后巩固，情节结束的时间是1955年。农村的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私有制，也在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我的小说的描写重点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变化。”
　　柳青同志在谈了整个小说的大体安排之后，我问他：“全书估计什么时候能写完？”这时，柳青同志语调沉重地说：“我的《创业史》肯定写不完了！”我打量柳青同志身体的情况，虽然也有难言的担心之感，然而我仍以半是希望、半是祝愿的心情向他表示：广大读者都热情地期待你早日写完，你一定能写完！柳青同志这时向我点头，淡淡地显露了一点笑意。
　　我们的交谈由主题进入了人物，涉及了梁生宝的婚事。我告诉柳青同志，我们在“文革”中没有按“文艺黑线”之说抛开现当代的文学史，我们给外国留学生讲中国当代文学时，对你和巴金等老作家的作品还是照样讲。教学中我常以《创业史》史中的人物说明文艺理论问题。在探讨中有的同学曾设想，将来可以叫改霞以支援农业的名义回来，与梁生宝重叙前缘，实现中国人常说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柳青同志听后笑了。他说：“关于梁生宝的婚事，第一卷中已经埋下了伏笔，他娶的是竹园村的女团员刘淑良，他们要在第二部结尾时结婚。至于改霞，她走出蛤蟆滩，就算走了，在50年代农村有点文化的青年，不少人都向往城市，去当工人，这种事当时是很多的。在小说第二部中她不直接出场，第三部时再叫她出场。梁生宝按毛主席路线创大业，改霞不相信会成功，他们的爱情也没有共同基础。等到第三部时，叫改霞回乡探亲，从蛤蟆滩创业的成就上承认梁生宝所走的道路。”在交谈中，柳青同志对改霞在小说中的意义作了较多的分析。我也感到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确实不是可有可无的。我说：“今天社会情况变好了，你的身体也会一天天好起来，会把全书写完，我们也在等待看到这个一定是别有文采的‘了结’篇章。”我们在交谈中，也交流了已往的有关评论无视作品的总体构思而轻易否定改霞形象的看法，或因不了解當时农村生活实际而怀疑改霞这个典型形象的真实性的看法，我们都认为是脱离实际生活的。
　　在这次访问交谈中，我告诉柳青同志，我们在当代文学教学中，一直把《创业史》列为当代文学名著来讲。我们经过比较，认为在写农村合作化的作品中，目前还没有超过《创业史》的。对这个估计，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的西方许多国家的留学生也都赞同。柳青同志听说有不少留学生读过他的小说，并且还有议论，就很关心地问起了他们对小说的具体意见。我说：许多学文学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很喜欢读这本书，他们看一些深受公式化影响的小说后，看到《创业史》这样的好作品，感到很惊奇。有一位澳大利亚同学说，《创业史》成功地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笔法，行文简洁，对话紧凑;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景物和心理描写的长处，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中外读者都比较容易接受。不少留学生同学，把《创业史》看成是中国当代小说进入世界水平的标志。柳青同志对外国留学生的研讨精神表示赞许。 　　在当代作家中，柳青同志是以长期深入農村生活，并与农民打成一片广为文艺界所称赞的。所以我们交谈最多的是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他说：“搞文艺创作的人，必须得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生活当中去，毛主席指的这条路非常明确。搞创作没源泉，蹲在机关写，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可是有些人却是这样‘搞创作’。毛主席说：不要长期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我们今天还必须按毛主席的要求去做。”柳青同志告诉我们，前不久北京来人，要他谈谈对于恢复文联、作协以后，作者编制放在哪儿好的意见，他对北京来的同志说：“不论编制放到哪儿，人得放在生活中扎根，不下去的不开饭。”柳青同志在陕西农村土生土长几十年，始终没有离开过农村。同农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给了他丰富深厚的生活源泉，也给了他发挥自己天才创造的土壤，他的道路和成功所显示的意义，对于有志文学创作的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践行的实际价值。
　　柳青同志生活刻苦，作风平易近人，在我短时间的接触中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他家做客时，我环顾屋舍，屋中陈设，几乎是一览无余。室内除了简陋的桌椅书橱，几张硬板床，另外什么都没有。会见我们的当天，他身穿藏蓝市布做的对襟便服小褂，青市布的裤子，从他的衣着和举止，陌生人绝无法把这位杰出作家从十个、二十个陕西农民中分辨出来。柳青同志把心血浇灌在革命艺术的花朵上，没有兴趣添置自己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更无暇顾及自己的穿着打扮，他是真正把自己化在陕西农民当中了。
　　我早就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一直在长安县的皇甫村安家落户，与长安农民建立了鱼水深情。他把自己写《创业史》第一部的许多稿费拿出来，帮助公社修建卫生院，而自己过着几乎家徒四壁的俭朴生活。柳青同志遗愿，是把一部分骨灰送到自己长期落户的长安县皇甫村，这正是他对中国农村、对农民群众一片赤诚的生动写照。
　　在临离开他家之前，我到他的写字台前看了一下，《创业史》第二卷第十四章的手稿正铺展在案头。本来已是抄清了的稿面，柳青同志仍然是一改再改，精益求精。写字台旁边就是柳青同志的卧床，床上放着氧气瓶，是准备随时打氧气用的。床上还有几份是合作化时期长安县委发的指导合作化运动的有关文件。这一切说明，作者是一边输氧，一边辛苦地修改手稿。柳青同志没有辜负周总理对他早日写完小说第二部的殷切期望。柳青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百倍的努力完成了他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柳青同志分手告别时，我说希望以后再有机缘来向你求教，他说欢迎您再来长安做客。一别何期隔死生，1978年这位享誉文坛的大作家柳青同志就与我们永别了！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