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人。清雍正元年(1723年)举进士第，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次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职；两年后改授吏部郎中。曾任陕西、江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入阁，后以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致仕。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病重辞归，途经山东兖州韩庄于六月初三(7月14日)病故舟中，享年76岁。
清正严明 廉洁奉公
身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辅国名臣，陈宏谋一生的思想和言行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不愧为封建时代的清官、廉吏、能臣和儒者。
清正严明，是陈宏谋为人做官的准则。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即以“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勉励自己，十分重视个人的德行修养，认为读书莫先于立志，而立志首先要讲道义，切不可热衷于功名，贪利禄，应该做一个讲道义的好人，不做追功名、图利禄的“贵人”。陈宏谋为政当官几十年，事事注意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每到一处，必勤为体察，“以实心行实事，视国事如家事”(云南总督张允随举荐陈宏谋的考语)，为民兴利除弊。对官场中的浮夸虚饰，阿谀逢承等弊政，敢于据实弹劾，直言谏诤。史载，陈宏谋因此被无辜诬陷先后受到降职甚至革职处分达6次。但是，陈宏谋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不迁就、妥协，结果都得到皇帝的诏留或宽待，是非最后大白于天下。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江苏任总督和巡抚，是时，山东省鱼台、金乡等县发生蝗灾。有人说这些蝗虫大多是从江苏的淮、海、徐等境内飞过来的，主要是陈宏谋捕捉不力，应该追查他的责任。吏部部议后便将他革职留任。后来，乾隆最后批示：陈宏谋并不是寻常徇私舞弊，着革去总督官衔，仍然留任江苏巡抚。山东省发生蝗灾却怪罪到江苏总督头上，这对陈宏谋来说实在是冤，但陈宏谋没有上奏申辩，而是继续关注民生，通令淮海各属，接办沟洫圩围的水利建设，可见他为人执政的大度胸怀。
廉洁奉公则是陈宏谋为人做官的本色。他极重义利之辨，随时随地戒奢倡廉。他赞同“非吾义，锱铢勿视；义之得，千驷无愧；物有多寡，义无不存，畏非义如毒螫”这样的索取观。他认为，无论居官或为民，处处都应从天下万世着想：“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谋之。”他主张：一应从勤从俭做起，因为“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人，不俭则妄费”。二应淡泊名利，只有这样才能“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爱民不言惠，锄强不言威”。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一点好事就称功道劳，忘乎所以，以致借势讹诈，坑害百姓。三是一朝当官受禄，应该时刻思前顾后，既不要忘记尚未居官身为秀才之时，又要想到解官以后身为百姓之日。他常用“思前则知足，思后则知俭”，“谨身节用，非但士庶所宜然，尤为仕宦之所急”这些格言要求自己，也并以这些格言规范部属。他在陕西做官时就具体要求所属官员巡历乡屯，必须轻骑减从，严禁滥派供应，扰累百姓。
陈宏谋晚年虽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一品大官，但年俸不过1400两。虽然他杜绝各种应酬，自奉甚俭，仍不足一大家人的开支，曾一度被迫向亲友借贷。他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家书中谈到当时的生活：“太宰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不得不事事省减，以俭养廉。今日之谓也，决不肯到处靠穷，向旧属借索，有损晚年志操。”同年五月十六日的家书又说：“此间官况如常，身体尚好。食口六十，用度艰难，已有债务不少矣。” 他的哥哥陈宏 讠咸 在家乡做寿，他仅赠干面条数束作为贺礼，并一再函请兄长节约从事，勿累及乡亲。
陈宏谋敢于弹劾奸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三次弹劾广西巡抚金钅共。金钅共在广西当了近八年的巡抚。雍正后期，陈宏谋了解到广西巡抚金钅共虚报垦荒亩数，不顾官员不得言本乡事之忌，即上奏雍正说：“止就各州县求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雍正命云南总督尹继善查实。尹继善请将虚垦地亩冒领工本查实后追缴。乾隆元年(1736年)部议由两广总督鄂弥达会同金钅共再次详细勘实。陈宏谋又上奏乾隆说，金钅共欺公累民，开捐报垦荒二十余万亩，而实未垦成一亩，请尽数豁除租税。由于乾隆一时未察详情，听信了已迁刑部侍郎的金钅共等人的谎言，怀疑陈宏谋作为广西人屡陈广西事，会引起广西官绅毁谤朝政，便下旨将陈宏谋降职三级调用，在京候旨。但不久后鄂弥达等查清了报垦田不实的真相，于是乾隆将首犯金钅共处置，而对清正不阿的陈宏谋更加信任，恢复了他的官职。
陈宏谋敢于利用正常渠道揭露广西垦田报捐的弊端，屡次为民请命，使广西人民免遭虚增田赋的负担，对陈宏谋个人来说，冒犯地方官员回避制度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但对广西民众来说，却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壮举，备受广西人民爱戴。至今，广西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把陈宏谋作为他们景仰的对象。
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陈宏谋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时针对当时江苏存在不少诉讼案件，一边调查研究，逐一审理；一边采取一些务实做法，预防各种犯罪。他了解到，由于江苏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不时有贿赂官员，请托办理案件的事件发生，每当某个案件一完结，理屈者，人们只说他不善于钻营求人；理直者，大家则羡慕他贿赂灵通。陈宏谋知道了其中的弊端，便下文要求，有关类似这样的案件，各属要严格追究，核查上报。为了防止盗窃案件不断发生，他又与部属共同商议，最后议决8条打击和预防盗窃案件发生的细则，通令各属传达照办。十月，江苏诉讼案件较多，人情、敲诈、贿赂监狱人员等弊端时有发生，陈宏谋要求各属清理监狱，严禁各种弊端继续发生。由于他着力清除狱政积弊，整肃诉讼，严禁赌博，使江苏政风、民风得以端正。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已到湖北任巡抚的陈宏谋，下令清理整顿全省社仓。当时全省社仓谷47万余石，社仓正副长安排不当。他令部属酌情发册填实，据实登明，核定条规，修订管理章程。由于他雷厉风行地清查各府州胥吏侵蚀钱粮积弊，整治全省社仓，清查在狱人犯，湖北情况大有好转。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陈宏谋在湖南任巡抚期间，发现直隶曲阳人士杨灏在湖南当布政使时，利令智昏侵扣司库，便向乾隆上奏，弹劾杨灏。乾隆在他的奏折上御批道：“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幸而喜悦焉。”后来在次年秋审判杨灏时，时任湖南巡抚蒋炳官官相卫，拟定杨灏死缓。对此，乾隆极为震怒，下令将杨灏即行正法，并于当年十月二十一日将蒋炳革职，召回北京治罪。
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任河南巡抚，时值河决阳武，他往来河堤勘察，请修太行堤，塞决口；又因河南归德地势低洼，多积水，年久淤塞，议定疏通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以解归德之围。
他治理南河、大要因其故道，开通淤浅，使其畅流入海。他雇请民夫治沟洫，引水由支流到干流，使干河与支河互相贯通，解决了阻塞问题。在淮扬，疏浚诸河颇多，于支河多开些小沟，并与干河相通，以利于蓄水和泄洪。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在江苏任巡抚，特别关注治水。例如，疏通丁家沟，展拓金湾坝，开睿徐六泾、白口，以泄太湖水。他又修筑崇明土塘，用以抵御海潮，更开诸州城河，以畅通渠道。
陈宏谋每到一处，都十分关心民众生活，发展生产。在他初任陕西巡抚时，主要措施是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倡导农民广植蚕桑，具体办法是由官府拿出钱财，从南方买来桑树苗分发给农民。但不久有人向他反映，相当一部分农民将桑苗种下后不加护理，成活率很低，并建议要对这些农民进行处罚。陈宏谋接到举报，立即亲自下乡调查，发现不完全是农民的责任，而是由于土质与气候的不同，南方来的桑苗适应性较差。针对这些问题，他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奖励那些使桑苗成活率较高的农户，而对种而不活的农户不予追究，加强正面引导；二是令地方官组织人员带头示范，从技术上进行指导；三是在各地设置常务机构，聘请江浙善蚕桑者随时解决各种有关问题；四是凡民间原有桑树而自家又不从事桑蚕生产的，必须听任他人采摘，由官方酌情予以财物补偿；五是由官府统购统销；六是各官方机构在开办之初即使亏本也在所不惜；七是由陈宏谋亲自主持撰写通俗易懂的种桑养蚕歌诀，使民众老少成诵。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数十年后，陕西桑蚕业大盛。至今，西北地区民间有种桑养蚕的省份仅陕西一省。
陈宏谋在担任甘肃地方官时，发现甘肃土地干旱多碱，为高原沙土土质，不宜于种桑。他又因地制宜，倡导当地农民种甘薯，并派人从家乡广西带去良种。甘薯在广西称番薯，为热带多年生藤本植物，原产于吕宋(今菲律宾)，于明末引入中国，开始是在两广一带种植。陈宏谋出身农家，深知它耐旱、耐碱和适种于沙质土壤，还适应较寒冷的气候。他又把在陕西推行桑蚕的一套办法拿到甘肃来，改为开荒种甘薯，使当地农民得以补充粮食的不足。他还把江南的水车制造技术教给当地百姓，成为当地民众抗旱的工具。
书院是地方培养中高级人才，进行学术交流及研究的重要场所，相当于现代地方高等教育机构。陈宏谋在历任十余行省封疆重臣的30多个春秋里，还亲临各省书院，直接深入到教授和学生中去。早在云南时期，他就开始跻身书院的教学工作。滇南五华书院的生徒就曾聆听过他的作文指导；在湖南，他亲自策划和创建了涟滨书院；在江西，他“拨冗于万机之暇”，莅临豫章书院“讲论立身行己之道和文章性命的要义”，对于诸生的习作都亲自为之评判斧正，并以“甲、乙”标出等级；在福建，他常到鳌峰书院、试廉书院参加教学活动，“每与诸生相见，勉以力遵圣训，立志为己，文行交修，务除声利浮伪之习”；在江苏，当时著名的江苏诗人、文学家沈德潜任紫阳书院山长，他任江苏巡抚时，常往这位挚友任职的书院视察教学，沈先生总是亲自陪同，并聆听他的现场观摩课。有一回，陈宏谋赴豫章书院讲课，联系实际批评了学生中文风不正、故作古奥的弊病。后来沈德潜读到此次讲课的讲义，极为感慨地说：“士习浮华，正学久废，读先生策问及评语，可为痛哭。”可见其教学效果影响之至深。
陈宏谋到各省书院，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与师生们交谈教育教学问题，制订教学规程和计划，直至走上讲坛，独立承担起一个专业教师的一系列教学工作。所以说，他是一位既有教育理论，又有教学实践，更有教育专著的杰出教育家。
说到教育专著，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由他的孙子、刑部主事陈兰森搜集、整理成书的《课士直解》。这是他多年从事家课和书院课士的教案及讲义汇集。全书七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精读教材“四书”部分章句的启发诱导和精要的讲解；第二部分为策论的命题和讲评，这部分搜集了他在云南五华书院、福建鳌峰书院、闽中书院、江西豫章书院、江苏紫阳书院、广东粤秀书院总共30道作文题及大部分讲评讲义。有点像现在语文教学中的读文教学和作文教学的内容。
陈宏谋一生都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先后编写有教育意义的书达10多种，其中《五种遗规》最有代表性。该书从乾隆四年(1739年)开始辑录，分别在不同时间写成并刻行，至乾隆八年(1743年)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遂有合刻本《五种遗规》行世。《遗规》汇集了自汉至清约80位名人学者的有关著述，其中有班昭的《女诫》、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童蒙须知》、王守仁的《告谕》和顾炎武的《日知录》有关部分等。遗规中的《养正遗规》主要是有关养性、修身、儿童及青少年启蒙教育、读书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论述。《教女遗规》采集历代女子教育书籍中有关“女德”(如表彰贞妇烈女、宣传闺范母训等)的内容。《训俗遗规》主要是记述乡里、宗族间致讼原因和如何消除矛盾的途径，汇集了历代一些乡约、宗约、会规、训子、驭下之法，治家格言、名人遗嘱等内容。《从政遗规》主要是为官吏选辑可当座右铭的箴规和一些表率人物的言行，诸如怎样居官谨俭，如何审理公案，怎样自省自戒等。《在官法戒录》采集历代书传中载官吏的善行和劣迹种种，并加以指评论断之作。这套书的基本内容是对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阐述和宣扬，所以大受统治者的重视。在清末，甚至被列为全国中学堂修身课教材，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陈宏谋的教育思想也是十分鲜明的：一、提倡善设义学，使夷人(少数民族)、穷人不因家贫而废学；二、主张以先贤的“嘉言”“懿行”教育官吏；三、主张重视女教，培养女贤，认为“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要改变“视女子为不必教”的错误。四、主张重教而轻刑。五、学用结合，首先用于修身。六、主张学者要学经，又要学史，不要顾此失彼。七、提倡精读与博览相结合，等等。这说明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学说的优良传统和教育思想。
综观陈宏谋的一生，办了那么多义学，又热心倡导办书院；编写了那么多的教育著作，又提出了相当进步的教育思想，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说他是封建社会行政官员重视教化事业的典范，当之无愧。
博学多能 著作等身
陈宏谋作为千古一吏，一代大儒，不仅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文化领域也多有建树。他撰写的政令、文告、文集、书信、手札，集中体现了他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原貌。他编著的《五种遗规》更是经典之作，对后世产生过广泛影响。他又重新刊刻了许多历代有名的经典著作，对保护和推广祖国文化遗产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他的一生著述宏富，大致可分为自著、辑撰、校订三部分，较著名的有：
《全滇义学汇记》、《御选古文渊鉴》（64卷）、《御纂性理精义》（12卷）、《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大学衍义辑要》（6卷）、《大学衍义补辑要》（12卷）、《四礼》（4卷）、《三通序目》、《在官法戒录》（4卷）、《增订正史约》（36卷）等40多种。
纵观陈宏谋从雍正末年到乾隆中期前后40年间著书、刻书、印书不断，共计40多种，达700卷之多。他还主持了这些书籍的刊刻与印刷，有的还一再翻刻重印，印数很大，约数千余卷。他为同时代人和后人留下的书籍，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在清代官员中均为罕见。
在陈宏谋诞辰250周年前夕，1944年广西当局成立以李任仁为主任委员、八桂名流为委员的广西乡贤遗著编辑委员会。该会首先编辑出版的乡贤遗著就是《陈榕门先生遗书》(李济深题书名，黄旭初作序)。此《遗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版本。也正是由于该书的刊印，使陈宏谋当年所辑所刊的上述10余种先儒的经史典籍，作为善本或孤本流传至今。
陈宏谋花那么多的精力、财力编撰、刻印那么多的书籍，大部分送给各义学、书院、部属、友人及家乡。据史料记载，他专门捐资印制了一批书籍赠送家乡，计有《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十三经注解》、《通鉴纲目》、《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朱子家训》、《增订正史约》和《五种遗规》，共1000多卷。书籍运回广西分置72所义学和8个书院中，并责成管理人员加强对书籍的管理，鼓励士子们借阅，但不得散失。他又考虑到广西学人精于书法的不多，还特地拓印了一批古今名家法帖，装潢后寄发各学府。陈宏谋此举对促进广西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居功至伟，受到后人的推重和爱戴。
清正严明 廉洁奉公
身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辅国名臣，陈宏谋一生的思想和言行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不愧为封建时代的清官、廉吏、能臣和儒者。
清正严明，是陈宏谋为人做官的准则。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即以“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勉励自己，十分重视个人的德行修养，认为读书莫先于立志，而立志首先要讲道义，切不可热衷于功名，贪利禄，应该做一个讲道义的好人，不做追功名、图利禄的“贵人”。陈宏谋为政当官几十年，事事注意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每到一处，必勤为体察，“以实心行实事，视国事如家事”(云南总督张允随举荐陈宏谋的考语)，为民兴利除弊。对官场中的浮夸虚饰，阿谀逢承等弊政，敢于据实弹劾，直言谏诤。史载，陈宏谋因此被无辜诬陷先后受到降职甚至革职处分达6次。但是，陈宏谋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不迁就、妥协，结果都得到皇帝的诏留或宽待，是非最后大白于天下。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江苏任总督和巡抚，是时，山东省鱼台、金乡等县发生蝗灾。有人说这些蝗虫大多是从江苏的淮、海、徐等境内飞过来的，主要是陈宏谋捕捉不力，应该追查他的责任。吏部部议后便将他革职留任。后来，乾隆最后批示：陈宏谋并不是寻常徇私舞弊，着革去总督官衔，仍然留任江苏巡抚。山东省发生蝗灾却怪罪到江苏总督头上，这对陈宏谋来说实在是冤，但陈宏谋没有上奏申辩，而是继续关注民生，通令淮海各属，接办沟洫圩围的水利建设，可见他为人执政的大度胸怀。
廉洁奉公则是陈宏谋为人做官的本色。他极重义利之辨，随时随地戒奢倡廉。他赞同“非吾义，锱铢勿视；义之得，千驷无愧；物有多寡，义无不存，畏非义如毒螫”这样的索取观。他认为，无论居官或为民，处处都应从天下万世着想：“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谋之。”他主张：一应从勤从俭做起，因为“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人，不俭则妄费”。二应淡泊名利，只有这样才能“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爱民不言惠，锄强不言威”。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一点好事就称功道劳，忘乎所以，以致借势讹诈，坑害百姓。三是一朝当官受禄，应该时刻思前顾后，既不要忘记尚未居官身为秀才之时，又要想到解官以后身为百姓之日。他常用“思前则知足，思后则知俭”，“谨身节用，非但士庶所宜然，尤为仕宦之所急”这些格言要求自己，也并以这些格言规范部属。他在陕西做官时就具体要求所属官员巡历乡屯，必须轻骑减从，严禁滥派供应，扰累百姓。
陈宏谋晚年虽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是一品大官，但年俸不过1400两。虽然他杜绝各种应酬，自奉甚俭，仍不足一大家人的开支，曾一度被迫向亲友借贷。他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家书中谈到当时的生活：“太宰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不得不事事省减，以俭养廉。今日之谓也，决不肯到处靠穷，向旧属借索，有损晚年志操。”同年五月十六日的家书又说：“此间官况如常，身体尚好。食口六十，用度艰难，已有债务不少矣。” 他的哥哥陈宏 讠咸 在家乡做寿，他仅赠干面条数束作为贺礼，并一再函请兄长节约从事，勿累及乡亲。
陈宏谋敢于弹劾奸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三次弹劾广西巡抚金钅共。金钅共在广西当了近八年的巡抚。雍正后期，陈宏谋了解到广西巡抚金钅共虚报垦荒亩数，不顾官员不得言本乡事之忌，即上奏雍正说：“止就各州县求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雍正命云南总督尹继善查实。尹继善请将虚垦地亩冒领工本查实后追缴。乾隆元年(1736年)部议由两广总督鄂弥达会同金钅共再次详细勘实。陈宏谋又上奏乾隆说，金钅共欺公累民，开捐报垦荒二十余万亩，而实未垦成一亩，请尽数豁除租税。由于乾隆一时未察详情，听信了已迁刑部侍郎的金钅共等人的谎言，怀疑陈宏谋作为广西人屡陈广西事，会引起广西官绅毁谤朝政，便下旨将陈宏谋降职三级调用，在京候旨。但不久后鄂弥达等查清了报垦田不实的真相，于是乾隆将首犯金钅共处置，而对清正不阿的陈宏谋更加信任，恢复了他的官职。
陈宏谋敢于利用正常渠道揭露广西垦田报捐的弊端，屡次为民请命，使广西人民免遭虚增田赋的负担，对陈宏谋个人来说，冒犯地方官员回避制度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但对广西民众来说，却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壮举，备受广西人民爱戴。至今，广西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把陈宏谋作为他们景仰的对象。
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陈宏谋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时针对当时江苏存在不少诉讼案件，一边调查研究，逐一审理；一边采取一些务实做法，预防各种犯罪。他了解到，由于江苏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不时有贿赂官员，请托办理案件的事件发生，每当某个案件一完结，理屈者，人们只说他不善于钻营求人；理直者，大家则羡慕他贿赂灵通。陈宏谋知道了其中的弊端，便下文要求，有关类似这样的案件，各属要严格追究，核查上报。为了防止盗窃案件不断发生，他又与部属共同商议，最后议决8条打击和预防盗窃案件发生的细则，通令各属传达照办。十月，江苏诉讼案件较多，人情、敲诈、贿赂监狱人员等弊端时有发生，陈宏谋要求各属清理监狱，严禁各种弊端继续发生。由于他着力清除狱政积弊，整肃诉讼，严禁赌博，使江苏政风、民风得以端正。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已到湖北任巡抚的陈宏谋，下令清理整顿全省社仓。当时全省社仓谷47万余石，社仓正副长安排不当。他令部属酌情发册填实，据实登明，核定条规，修订管理章程。由于他雷厉风行地清查各府州胥吏侵蚀钱粮积弊，整治全省社仓，清查在狱人犯，湖北情况大有好转。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陈宏谋在湖南任巡抚期间，发现直隶曲阳人士杨灏在湖南当布政使时，利令智昏侵扣司库，便向乾隆上奏，弹劾杨灏。乾隆在他的奏折上御批道：“如此察吏，何愁吏治不清?朕甚为湖南吏民庆幸而喜悦焉。”后来在次年秋审判杨灏时，时任湖南巡抚蒋炳官官相卫，拟定杨灏死缓。对此，乾隆极为震怒，下令将杨灏即行正法，并于当年十月二十一日将蒋炳革职，召回北京治罪。
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任河南巡抚，时值河决阳武，他往来河堤勘察，请修太行堤，塞决口；又因河南归德地势低洼，多积水，年久淤塞，议定疏通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以解归德之围。
他治理南河、大要因其故道，开通淤浅，使其畅流入海。他雇请民夫治沟洫，引水由支流到干流，使干河与支河互相贯通，解决了阻塞问题。在淮扬，疏浚诸河颇多，于支河多开些小沟，并与干河相通，以利于蓄水和泄洪。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在江苏任巡抚，特别关注治水。例如，疏通丁家沟，展拓金湾坝，开睿徐六泾、白口，以泄太湖水。他又修筑崇明土塘，用以抵御海潮，更开诸州城河，以畅通渠道。
陈宏谋每到一处，都十分关心民众生活，发展生产。在他初任陕西巡抚时，主要措施是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倡导农民广植蚕桑，具体办法是由官府拿出钱财，从南方买来桑树苗分发给农民。但不久有人向他反映，相当一部分农民将桑苗种下后不加护理，成活率很低，并建议要对这些农民进行处罚。陈宏谋接到举报，立即亲自下乡调查，发现不完全是农民的责任，而是由于土质与气候的不同，南方来的桑苗适应性较差。针对这些问题，他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奖励那些使桑苗成活率较高的农户，而对种而不活的农户不予追究，加强正面引导；二是令地方官组织人员带头示范，从技术上进行指导；三是在各地设置常务机构，聘请江浙善蚕桑者随时解决各种有关问题；四是凡民间原有桑树而自家又不从事桑蚕生产的，必须听任他人采摘，由官方酌情予以财物补偿；五是由官府统购统销；六是各官方机构在开办之初即使亏本也在所不惜；七是由陈宏谋亲自主持撰写通俗易懂的种桑养蚕歌诀，使民众老少成诵。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数十年后，陕西桑蚕业大盛。至今，西北地区民间有种桑养蚕的省份仅陕西一省。
陈宏谋在担任甘肃地方官时，发现甘肃土地干旱多碱，为高原沙土土质，不宜于种桑。他又因地制宜，倡导当地农民种甘薯，并派人从家乡广西带去良种。甘薯在广西称番薯，为热带多年生藤本植物，原产于吕宋(今菲律宾)，于明末引入中国，开始是在两广一带种植。陈宏谋出身农家，深知它耐旱、耐碱和适种于沙质土壤，还适应较寒冷的气候。他又把在陕西推行桑蚕的一套办法拿到甘肃来，改为开荒种甘薯，使当地农民得以补充粮食的不足。他还把江南的水车制造技术教给当地百姓，成为当地民众抗旱的工具。
书院是地方培养中高级人才，进行学术交流及研究的重要场所，相当于现代地方高等教育机构。陈宏谋在历任十余行省封疆重臣的30多个春秋里，还亲临各省书院，直接深入到教授和学生中去。早在云南时期，他就开始跻身书院的教学工作。滇南五华书院的生徒就曾聆听过他的作文指导；在湖南，他亲自策划和创建了涟滨书院；在江西，他“拨冗于万机之暇”，莅临豫章书院“讲论立身行己之道和文章性命的要义”，对于诸生的习作都亲自为之评判斧正，并以“甲、乙”标出等级；在福建，他常到鳌峰书院、试廉书院参加教学活动，“每与诸生相见，勉以力遵圣训，立志为己，文行交修，务除声利浮伪之习”；在江苏，当时著名的江苏诗人、文学家沈德潜任紫阳书院山长，他任江苏巡抚时，常往这位挚友任职的书院视察教学，沈先生总是亲自陪同，并聆听他的现场观摩课。有一回，陈宏谋赴豫章书院讲课，联系实际批评了学生中文风不正、故作古奥的弊病。后来沈德潜读到此次讲课的讲义，极为感慨地说：“士习浮华，正学久废，读先生策问及评语，可为痛哭。”可见其教学效果影响之至深。
陈宏谋到各省书院，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与师生们交谈教育教学问题，制订教学规程和计划，直至走上讲坛，独立承担起一个专业教师的一系列教学工作。所以说，他是一位既有教育理论，又有教学实践，更有教育专著的杰出教育家。
说到教育专著，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由他的孙子、刑部主事陈兰森搜集、整理成书的《课士直解》。这是他多年从事家课和书院课士的教案及讲义汇集。全书七卷，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精读教材“四书”部分章句的启发诱导和精要的讲解；第二部分为策论的命题和讲评，这部分搜集了他在云南五华书院、福建鳌峰书院、闽中书院、江西豫章书院、江苏紫阳书院、广东粤秀书院总共30道作文题及大部分讲评讲义。有点像现在语文教学中的读文教学和作文教学的内容。
陈宏谋一生都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先后编写有教育意义的书达10多种，其中《五种遗规》最有代表性。该书从乾隆四年(1739年)开始辑录，分别在不同时间写成并刻行，至乾隆八年(1743年)南昌府学教授李安民集校，遂有合刻本《五种遗规》行世。《遗规》汇集了自汉至清约80位名人学者的有关著述，其中有班昭的《女诫》、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童蒙须知》、王守仁的《告谕》和顾炎武的《日知录》有关部分等。遗规中的《养正遗规》主要是有关养性、修身、儿童及青少年启蒙教育、读书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论述。《教女遗规》采集历代女子教育书籍中有关“女德”(如表彰贞妇烈女、宣传闺范母训等)的内容。《训俗遗规》主要是记述乡里、宗族间致讼原因和如何消除矛盾的途径，汇集了历代一些乡约、宗约、会规、训子、驭下之法，治家格言、名人遗嘱等内容。《从政遗规》主要是为官吏选辑可当座右铭的箴规和一些表率人物的言行，诸如怎样居官谨俭，如何审理公案，怎样自省自戒等。《在官法戒录》采集历代书传中载官吏的善行和劣迹种种，并加以指评论断之作。这套书的基本内容是对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阐述和宣扬，所以大受统治者的重视。在清末，甚至被列为全国中学堂修身课教材，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陈宏谋的教育思想也是十分鲜明的：一、提倡善设义学，使夷人(少数民族)、穷人不因家贫而废学；二、主张以先贤的“嘉言”“懿行”教育官吏；三、主张重视女教，培养女贤，认为“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要改变“视女子为不必教”的错误。四、主张重教而轻刑。五、学用结合，首先用于修身。六、主张学者要学经，又要学史，不要顾此失彼。七、提倡精读与博览相结合，等等。这说明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学说的优良传统和教育思想。
综观陈宏谋的一生，办了那么多义学，又热心倡导办书院；编写了那么多的教育著作，又提出了相当进步的教育思想，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说他是封建社会行政官员重视教化事业的典范，当之无愧。
博学多能 著作等身
陈宏谋作为千古一吏，一代大儒，不仅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文化领域也多有建树。他撰写的政令、文告、文集、书信、手札，集中体现了他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原貌。他编著的《五种遗规》更是经典之作，对后世产生过广泛影响。他又重新刊刻了许多历代有名的经典著作，对保护和推广祖国文化遗产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他的一生著述宏富，大致可分为自著、辑撰、校订三部分，较著名的有：
《全滇义学汇记》、《御选古文渊鉴》（64卷）、《御纂性理精义》（12卷）、《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大学衍义辑要》（6卷）、《大学衍义补辑要》（12卷）、《四礼》（4卷）、《三通序目》、《在官法戒录》（4卷）、《增订正史约》（36卷）等40多种。
纵观陈宏谋从雍正末年到乾隆中期前后40年间著书、刻书、印书不断，共计40多种，达700卷之多。他还主持了这些书籍的刊刻与印刷，有的还一再翻刻重印，印数很大，约数千余卷。他为同时代人和后人留下的书籍，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在清代官员中均为罕见。
在陈宏谋诞辰250周年前夕，1944年广西当局成立以李任仁为主任委员、八桂名流为委员的广西乡贤遗著编辑委员会。该会首先编辑出版的乡贤遗著就是《陈榕门先生遗书》(李济深题书名，黄旭初作序)。此《遗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版本。也正是由于该书的刊印，使陈宏谋当年所辑所刊的上述10余种先儒的经史典籍，作为善本或孤本流传至今。
陈宏谋花那么多的精力、财力编撰、刻印那么多的书籍，大部分送给各义学、书院、部属、友人及家乡。据史料记载，他专门捐资印制了一批书籍赠送家乡，计有《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十三经注解》、《通鉴纲目》、《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朱子家训》、《增订正史约》和《五种遗规》，共1000多卷。书籍运回广西分置72所义学和8个书院中，并责成管理人员加强对书籍的管理，鼓励士子们借阅，但不得散失。他又考虑到广西学人精于书法的不多，还特地拓印了一批古今名家法帖，装潢后寄发各学府。陈宏谋此举对促进广西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居功至伟，受到后人的推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