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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南亚华侨旅居海外已有数百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始终保持了对于祖国和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的确立，离不开教育的努力，尤其是民族主义取向下的华侨教育更为当代华侨的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从民族主义取向华侨教育的兴起、表现和成效三个方面，来论述民族主义是如何激发华侨教育的。
关键词：华侨教育；民族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12-0256-03
华侨作为远离祖国的侨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教育在其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华人华侨教育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华人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尚缺乏有深刻的研究。本文以资料最为详实的民国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为对象，通过文献细读的方式，从民族主义取向华侨教育的兴起、表现和成效三个方面，来论述民族主义是如何激发华侨教育的，进而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一、民族主义取向华侨教育的兴起
不管身在何方，作为崇尚知识的中国人，总是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民国之前的东南亚华侨自然也不例外。早在1729年，华侨就已经在荷印巴达维亚的养济院内设立明诚书院招收学生。不过早期华侨教育往往都是自发的行为，根本得不到任何官方支持。当时清政府对待华侨的态度十分恶劣，《大清律例》里就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住外洋海岛等，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对于臣民出海经商给予坚决否定。既然连出国本身都受到了否定，那么华侨的教育问题那就更无从谈起。由于缺乏官方力量的支持，早期华侨学校很难存续太长时间。
到了清末，华侨教育的形势却出现巨大的转变，当时不论华侨还是祖国的民众都越来越关注东南亚华侨的教育问题。这其中康有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环游世界，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社区中宣扬他的政治观点，主张用教育的手段来唤醒华侨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他认为：“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他还派学生直接担任华侨学校的老师。
除了康有为这样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外，清政府也转变了之前对待华侨的态度，开始积极地拉拢华侨，重视华侨教育的作用。晚清重臣端方就曾多次上奏，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华侨学校的发展。他在《请拨华侨学堂经费片》奏稿中就提到：“大清赤子遵兴学之明诏，尽爱国之微忱……即如巴达维亚一校，则开办已经八年，经费皆由捐助。……前岁荷人窥我经费支绌，屡欲倾助以揽教育之权，同人婉词却之。如蒙酌拨常年经费若干以资补助，不惟海隅侨庶沾溉无穷，而我圣朝文教覃敷远暨赤道之外，抑亦旷代之盛事”②正是在其努力下，清廷在也给予了华侨教育一定的支持。不过看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华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作为，就知道他们对“大清赤子”身份实在难以认同。
清末华侨教育之所以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尤其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视，主要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结果。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知识分子开始广泛的利用“黄帝”这样的文化符号，来塑造和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以此达到反满革命的目的。③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识字率的提高、报纸的出现、移民中的性别比正常化”④，东南亚的华人民族主义也开始登场。在这样一场由知识分子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教育自然会受到无比的重视。这种重视随着更具有民族性的中华民国地建立，达到了一个顶峰。
二、民国时期民族主义取向的华侨教育
随着中华民国地建立，广大华侨有了更为认同的祖国，民国政府对于华侨事务也非常重视。因此，华侨面向祖国的民族主义情结进一步提升。这就一方面促使华侨关心和支持祖国的各种事业，另一方面则极大的影响和改造了华侨在地的教育实践。可以说晚清华侨教育还只是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到了民国华侨教育已经与民族主义融为一体。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全面贯彻到华侨教育的目的、内容和管理中去。
（一）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目的
从教育的目的上看，华侨教育就是培养出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新一代华侨。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33 年 4 月第 96 次会议上通过《侨民教育实施纲要》，其中明确侨民教育准则为：“（一）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标准；（二）以各地之特殊环境，实施方式以不受事实之牵制，务达到培养民族意识，训练自治组织能力及改善生活，增进生产能力为目的；（三）以文化合作之精神，与各居住地政府共谋侨民教育之发展。”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以“中国民国教育宗旨为标准”并要“培养民族意识”，其面向祖国的民族主义指向已经十分明显。而在具体编辑各级侨民学校教材时，除注重各个学科的基本内容外，当时教育界人士还提出应该遵循如下原则：“国父遗教、总裁言论及祖国国策之阐扬；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及责任；祖国政治、当地政治及世界政治形势之认识；祖国社会及当地社会之认识；华侨自治训练；居留地自然现象之认识，尤注意当地之资源；生产意识之灌输，及生产方法之改进；各国殖民事业与华侨之关系；华侨对于世界人类之贡献及责任。”⑥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祖国与当地并列的时候，祖国都会自然放在当地之前，其中意味不言而喻。这种以民族和国家意识为导向的华侨教育理念，不仅为民国政府所秉持，各界人士也大力支持，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学校的目标就是：“教育侨民子弟，使之勿忘祖国。”⑦当时社会人士对于华侨教育目标的认识，也是高度民族主义导向的，比如李君毅在著名侨务杂志《南洋》上撰文就直接指出：“侨民教育的目的，是在造就侨民为真正的中国人，绝不是学做外国人，亦绝对不会作洋奴”⑧。
（二）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内容 在这样明确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华侨教育的内容更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
这首先体现在教学语言上，正如《最后一课》中所描绘的，用何种语言教学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选择，背后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考量。由于华侨来自于不同的省份，因此不同省籍的华侨子弟在上中文课时，往往使用各地方言来讲授。这样很不利于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民族意识的提升。民国以来，人们逐渐地发现这一弊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考察华侨教育后即指出：“有国土而未能统一其境内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家资格。有国籍而未能操其国通用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民资格。……国语无效，即国民教育失其基础，而设学之本旨荒矣。”⑨坚决主张华侨学校都要使用标准国语进行教学。各个华侨学校也开始慢慢统一使用国语教学，1929年华侨教育会就直接通知各校，以后不可以使用方言进行教学。这种对国语的强调，直接影响到了师资选择。当时在南洋当教员，最重要的本领是国音流利和书法，如果学得一口北京腔，写得一手美丽字，就会到处受到欢迎。⑩
除了教学语言，教材更是能够直接的反映出教育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当时华侨学校使用的教材大都使用国内出版的教材，比如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南洋地理教科书》、《南洋历史教科书》等专供华侨学校使用的教材。在国内出版的教材中，宣扬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内容随处可见。这其中以国文教材最为突出，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教育界就明确要优先选择“合于三民主义及国家之体制与政策者；合于振起民族精神，改进社会现状之意陈者”B11的文章编入教材；对于文章的作者也提出明确的要求：“凡古今著名文章宗匠、诗人词客，其一生行谊无大疵病，而其文又合于选材标准者，皆在著录之列；倘为神奸巨恶、贰臣汉城，员属文章巨手，即其文可取，亦不著录。反之，如有民族领袖、忠臣、烈士、志士、仁人，其文字偶有可取，尚堪模范者，则必尽量搜罗”B12。从上面两个原则中，可以清晰的发现，尽可能的体现爱国和忠于民族的思想，是国文教材编纂的基本准则。
当时华侨子弟使用的教材，可以说是完美的实践这一理念。比如当时通行的《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中，直接涉及到爱国和振兴中华相关的课文就有40篇，约占全套教材课文的2/7。B13这套教材的第一册第一课题目即是《咱们都是中国人》，其意识形态导向不言自明。
（三）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管理
除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之外，华侨教育的管理更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可以说，整个民国时期，教育部及相关部门一直都在直接的管理华侨教育事务。他们为华侨学校指定教材，在国内选派校长和老师去往南洋任教，成立专门的组织和研究机构推进华侨教育，还举行专门的华侨教育会议。教育部的相关会议和年度总结中，也一定会将华侨学校的情况包括其中。教育部还依据《教员服务奖励规则》给华侨学校的老师颁发奖章，他们还要求华侨学校，“非遇有特殊情形，经教育部许可的，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津贴，并不得用外国人做校长”B14。
面对这样的管理，各地华侨和教育界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而是积极欢迎这种管理。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问题反而是中国政府对于华侨教育事务管理的还不够好，关注度还不够高。在首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上，与会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抱怨：“南洋非中华民国领土，而华侨实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我政府奈何只知向南洋华侨筹饷募债，而不知所以维护华侨之教育，政府所司何事？”B15从这样的指责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很多人认为华侨教育应该是国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1929年以后，各地的华侨学校在教学用语、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时数、教师选聘及学生学习等方面已经和国内区别不大。B16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民国时期东南亚的华侨就是国内教育在南洋的延伸，民族主义思想和华侨教育也已经合二为一，不分彼此。
三、民族主义华侨教育的成效
包含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华侨教育，对当地社会和祖国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看来，这些影响主要集中在受教育人群地扩大、华侨民族意识的增强和爱国主义情操的博兴三个方面。
（一）受教育人群的扩大
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各地华侨纷纷开始兴建学校。以荷属东印度为例，1912年华侨学校仅有65所，学生5451人；到1919年增至215校，学生15948人；1926年则达到313校（仅指正式华侨学校，还有60间私塾与12间夜校没包含进去），学生31438人。B17学校增多，受教育的人数几何性的增长，一方面提高华侨的文化水平使能够掌握更好地谋生技能，另一方面在海外保存了中华文化，提升华侨对祖国的文化认同。
（二）华侨民族意识的增强
民族主义教育尤其是国语教育地推广对于华侨内部，民族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人们对此就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有人在考察英属马来亚华侨教育时就指出：“中国儿童之生长于南洋者，不独不知祖国之语言文字，且亦不自知其为中国人也。……且各立门户，不相往来（粤帮用粤语，闽帮用闽语，潮州帮用潮州语）。在文化末开之南洋社会，商人则孜孜惟利是图，工人则寻仇打架。自有学校创设之后，注重国语教授，子弟入学数年，能操作流利之国语，为父兄者潜移默化，居然亦稍稍能国语矣。风气渐开，华侨始各惊异学校教育之效能有如此之大，乃增益其爱护提倡之热心。斯时各帮人士，均能稍解国语，感情亦渐融洽，不独打架之惨事日见其少，而爱祖国之热忱亦油然勃发。举凡从前种种之黑暗，为之荡然。社会人士以同种相残及子弟不入学为耻事。”B18从这近距离的观察种，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弥合华侨之间原有的冲突，使华侨提高了自身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三）爱国主义情操的提升
除了提升华侨的民族意识外，民族主义教育的最大功效是促使华侨尤其是青年人在那样动荡的时代，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当时华侨学校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居常爱听爱国事迹，崇拜爱国行为，对于年轻热心的教员非常尊敬，对于腐化消极的教员非常厌恶。思想趋鹜新奇，陈旧学说极难引起同情。凡有集会，不论属何性质，演说者插几句爱国言论，必博大众鼓掌。报告祖国时局，静听数小时无倦容。”B19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更是积极报效祖国，积极捐款捐物。据统计，南侨总会4年筹交给国民政府的捐款高达4亿元，相当于当时抗战经费的三分之一。B20华侨青年们还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参加抗战，这其中以南洋机工队最为著名。一位参加机工队的青年在与家人通信时写到：“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也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愿化作一滴水，汇入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汪洋怒涛之中。”B21我们从她的语言不能看出，民族主义教育留下的深刻印记。 四、结语
阿克顿曾言：“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摇篮”B22，强调的是远离故土会使人们更加认同祖国。东南亚华侨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远离故国，来到异乡谋求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讲，他们都感受到“流放”的苦楚，故此，华侨一直具有相当的民族主义热忱。当然这种热忱并非凭空而降，它与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尤其受到报纸等现代传播手段的影响。B23而这些影响可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受众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因此，在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演变中，华侨教育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同样，正是因为具备了民族主义思想祖国与华侨的各个阶层，才愿意全力推进华侨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中华民族主义对于华侨教育来说正是那“雪中之炭”缺之不可。
当教育被民族主义这种强势意识形态所支持时，其能量是巨大的，我们已经论述了民国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的巨大发展。但华侨始终不是东南亚的主体民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远距民族主义”B24，他们始终面临着本地民族主义的挑战。随着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这种挑战达到了顶峰，各个独立政府开始利用教育这种形式，使不同族群的人们认同转向本地国家的认同。B25在这种环境下，华侨教育逐渐的转变为华人教育，或者是简单地华文教育。不过我们还是不应忘记，在中华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华侨教育曾经达到了高度和生产出璀璨果实；因为，这既是华侨的荣耀，更是中华文化的光荣。
注解：
①康有为著，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32页。
②端方：《请拨华侨学堂经费片》，《端忠敏公奏稿》卷十二，1438—1439页。
③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
④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17页。
⑤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 933 页。
⑥张正藩：《近三十年中国教育述评》，台北：中正书局，1964年，第423页。
⑦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307——308页。
⑧李君毅：《战后华侨教育的改造》，《南洋》1943年第1期，第10页。
⑨黄炎培：《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教育杂志》，九卷十一号，35页。
⑩周廷珍：《南洋英荷属华侨教育实况》，《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五号，103页。
B11别必亮：《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B12同上，第105—106页。
B13于锦恩：《民国时期华语教材的民族认同导向和当地化进程》，《东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113页。
B14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编制：《改进全国教育方案》，1930 年，第 8 章，第 9 页
B15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报告》，第9—11页。
B16别必亮：《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第125页
B17同上，第18页。
B18汪家培：《南洋英属马来半岛华侨教育之概况》，《教育杂志》十八卷十二号。
B19周廷珍：《南洋英荷属华侨教育实况》，《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五号，108—109页。
B20黄明焕、周聿峨：《东南亚华侨与抗日运动》，《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第93页。
B21陆安：《论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师范学校》2006年第6期。
B22阿克顿著，侯健、范亚峰译：《自由与权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3页。
B23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B24安德森著，甘会斌译：《远距民族主义》，《比较的幽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B25王赓武：《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的华人教育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3期，第71页。
关键词：华侨教育；民族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12-0256-03
华侨作为远离祖国的侨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教育在其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华人华侨教育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华人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尚缺乏有深刻的研究。本文以资料最为详实的民国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为对象，通过文献细读的方式，从民族主义取向华侨教育的兴起、表现和成效三个方面，来论述民族主义是如何激发华侨教育的，进而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一、民族主义取向华侨教育的兴起
不管身在何方，作为崇尚知识的中国人，总是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民国之前的东南亚华侨自然也不例外。早在1729年，华侨就已经在荷印巴达维亚的养济院内设立明诚书院招收学生。不过早期华侨教育往往都是自发的行为，根本得不到任何官方支持。当时清政府对待华侨的态度十分恶劣，《大清律例》里就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住外洋海岛等，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对于臣民出海经商给予坚决否定。既然连出国本身都受到了否定，那么华侨的教育问题那就更无从谈起。由于缺乏官方力量的支持，早期华侨学校很难存续太长时间。
到了清末，华侨教育的形势却出现巨大的转变，当时不论华侨还是祖国的民众都越来越关注东南亚华侨的教育问题。这其中康有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环游世界，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社区中宣扬他的政治观点，主张用教育的手段来唤醒华侨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他认为：“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他还派学生直接担任华侨学校的老师。
除了康有为这样体制外的政治力量外，清政府也转变了之前对待华侨的态度，开始积极地拉拢华侨，重视华侨教育的作用。晚清重臣端方就曾多次上奏，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华侨学校的发展。他在《请拨华侨学堂经费片》奏稿中就提到：“大清赤子遵兴学之明诏，尽爱国之微忱……即如巴达维亚一校，则开办已经八年，经费皆由捐助。……前岁荷人窥我经费支绌，屡欲倾助以揽教育之权，同人婉词却之。如蒙酌拨常年经费若干以资补助，不惟海隅侨庶沾溉无穷，而我圣朝文教覃敷远暨赤道之外，抑亦旷代之盛事”②正是在其努力下，清廷在也给予了华侨教育一定的支持。不过看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华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作为，就知道他们对“大清赤子”身份实在难以认同。
清末华侨教育之所以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尤其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重视，主要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结果。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知识分子开始广泛的利用“黄帝”这样的文化符号，来塑造和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以此达到反满革命的目的。③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识字率的提高、报纸的出现、移民中的性别比正常化”④，东南亚的华人民族主义也开始登场。在这样一场由知识分子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教育自然会受到无比的重视。这种重视随着更具有民族性的中华民国地建立，达到了一个顶峰。
二、民国时期民族主义取向的华侨教育
随着中华民国地建立，广大华侨有了更为认同的祖国，民国政府对于华侨事务也非常重视。因此，华侨面向祖国的民族主义情结进一步提升。这就一方面促使华侨关心和支持祖国的各种事业，另一方面则极大的影响和改造了华侨在地的教育实践。可以说晚清华侨教育还只是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到了民国华侨教育已经与民族主义融为一体。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全面贯彻到华侨教育的目的、内容和管理中去。
（一）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目的
从教育的目的上看，华侨教育就是培养出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新一代华侨。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33 年 4 月第 96 次会议上通过《侨民教育实施纲要》，其中明确侨民教育准则为：“（一）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为标准；（二）以各地之特殊环境，实施方式以不受事实之牵制，务达到培养民族意识，训练自治组织能力及改善生活，增进生产能力为目的；（三）以文化合作之精神，与各居住地政府共谋侨民教育之发展。”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以“中国民国教育宗旨为标准”并要“培养民族意识”，其面向祖国的民族主义指向已经十分明显。而在具体编辑各级侨民学校教材时，除注重各个学科的基本内容外，当时教育界人士还提出应该遵循如下原则：“国父遗教、总裁言论及祖国国策之阐扬；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及责任；祖国政治、当地政治及世界政治形势之认识；祖国社会及当地社会之认识；华侨自治训练；居留地自然现象之认识，尤注意当地之资源；生产意识之灌输，及生产方法之改进；各国殖民事业与华侨之关系；华侨对于世界人类之贡献及责任。”⑥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祖国与当地并列的时候，祖国都会自然放在当地之前，其中意味不言而喻。这种以民族和国家意识为导向的华侨教育理念，不仅为民国政府所秉持，各界人士也大力支持，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学校的目标就是：“教育侨民子弟，使之勿忘祖国。”⑦当时社会人士对于华侨教育目标的认识，也是高度民族主义导向的，比如李君毅在著名侨务杂志《南洋》上撰文就直接指出：“侨民教育的目的，是在造就侨民为真正的中国人，绝不是学做外国人，亦绝对不会作洋奴”⑧。
（二）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内容 在这样明确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华侨教育的内容更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
这首先体现在教学语言上，正如《最后一课》中所描绘的，用何种语言教学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选择，背后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考量。由于华侨来自于不同的省份，因此不同省籍的华侨子弟在上中文课时，往往使用各地方言来讲授。这样很不利于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民族意识的提升。民国以来，人们逐渐地发现这一弊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考察华侨教育后即指出：“有国土而未能统一其境内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家资格。有国籍而未能操其国通用之语言，则不得谓有完全之国民资格。……国语无效，即国民教育失其基础，而设学之本旨荒矣。”⑨坚决主张华侨学校都要使用标准国语进行教学。各个华侨学校也开始慢慢统一使用国语教学，1929年华侨教育会就直接通知各校，以后不可以使用方言进行教学。这种对国语的强调，直接影响到了师资选择。当时在南洋当教员，最重要的本领是国音流利和书法，如果学得一口北京腔，写得一手美丽字，就会到处受到欢迎。⑩
除了教学语言，教材更是能够直接的反映出教育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当时华侨学校使用的教材大都使用国内出版的教材，比如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南洋地理教科书》、《南洋历史教科书》等专供华侨学校使用的教材。在国内出版的教材中，宣扬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内容随处可见。这其中以国文教材最为突出，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教育界就明确要优先选择“合于三民主义及国家之体制与政策者；合于振起民族精神，改进社会现状之意陈者”B11的文章编入教材；对于文章的作者也提出明确的要求：“凡古今著名文章宗匠、诗人词客，其一生行谊无大疵病，而其文又合于选材标准者，皆在著录之列；倘为神奸巨恶、贰臣汉城，员属文章巨手，即其文可取，亦不著录。反之，如有民族领袖、忠臣、烈士、志士、仁人，其文字偶有可取，尚堪模范者，则必尽量搜罗”B12。从上面两个原则中，可以清晰的发现，尽可能的体现爱国和忠于民族的思想，是国文教材编纂的基本准则。
当时华侨子弟使用的教材，可以说是完美的实践这一理念。比如当时通行的《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中，直接涉及到爱国和振兴中华相关的课文就有40篇，约占全套教材课文的2/7。B13这套教材的第一册第一课题目即是《咱们都是中国人》，其意识形态导向不言自明。
（三）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管理
除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之外，华侨教育的管理更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可以说，整个民国时期，教育部及相关部门一直都在直接的管理华侨教育事务。他们为华侨学校指定教材，在国内选派校长和老师去往南洋任教，成立专门的组织和研究机构推进华侨教育，还举行专门的华侨教育会议。教育部的相关会议和年度总结中，也一定会将华侨学校的情况包括其中。教育部还依据《教员服务奖励规则》给华侨学校的老师颁发奖章，他们还要求华侨学校，“非遇有特殊情形，经教育部许可的，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津贴，并不得用外国人做校长”B14。
面对这样的管理，各地华侨和教育界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而是积极欢迎这种管理。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问题反而是中国政府对于华侨教育事务管理的还不够好，关注度还不够高。在首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上，与会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抱怨：“南洋非中华民国领土，而华侨实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我政府奈何只知向南洋华侨筹饷募债，而不知所以维护华侨之教育，政府所司何事？”B15从这样的指责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很多人认为华侨教育应该是国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1929年以后，各地的华侨学校在教学用语、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时数、教师选聘及学生学习等方面已经和国内区别不大。B16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民国时期东南亚的华侨就是国内教育在南洋的延伸，民族主义思想和华侨教育也已经合二为一，不分彼此。
三、民族主义华侨教育的成效
包含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华侨教育，对当地社会和祖国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看来，这些影响主要集中在受教育人群地扩大、华侨民族意识的增强和爱国主义情操的博兴三个方面。
（一）受教育人群的扩大
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各地华侨纷纷开始兴建学校。以荷属东印度为例，1912年华侨学校仅有65所，学生5451人；到1919年增至215校，学生15948人；1926年则达到313校（仅指正式华侨学校，还有60间私塾与12间夜校没包含进去），学生31438人。B17学校增多，受教育的人数几何性的增长，一方面提高华侨的文化水平使能够掌握更好地谋生技能，另一方面在海外保存了中华文化，提升华侨对祖国的文化认同。
（二）华侨民族意识的增强
民族主义教育尤其是国语教育地推广对于华侨内部，民族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人们对此就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有人在考察英属马来亚华侨教育时就指出：“中国儿童之生长于南洋者，不独不知祖国之语言文字，且亦不自知其为中国人也。……且各立门户，不相往来（粤帮用粤语，闽帮用闽语，潮州帮用潮州语）。在文化末开之南洋社会，商人则孜孜惟利是图，工人则寻仇打架。自有学校创设之后，注重国语教授，子弟入学数年，能操作流利之国语，为父兄者潜移默化，居然亦稍稍能国语矣。风气渐开，华侨始各惊异学校教育之效能有如此之大，乃增益其爱护提倡之热心。斯时各帮人士，均能稍解国语，感情亦渐融洽，不独打架之惨事日见其少，而爱祖国之热忱亦油然勃发。举凡从前种种之黑暗，为之荡然。社会人士以同种相残及子弟不入学为耻事。”B18从这近距离的观察种，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取向的教育弥合华侨之间原有的冲突，使华侨提高了自身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三）爱国主义情操的提升
除了提升华侨的民族意识外，民族主义教育的最大功效是促使华侨尤其是青年人在那样动荡的时代，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当时华侨学校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居常爱听爱国事迹，崇拜爱国行为，对于年轻热心的教员非常尊敬，对于腐化消极的教员非常厌恶。思想趋鹜新奇，陈旧学说极难引起同情。凡有集会，不论属何性质，演说者插几句爱国言论，必博大众鼓掌。报告祖国时局，静听数小时无倦容。”B19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更是积极报效祖国，积极捐款捐物。据统计，南侨总会4年筹交给国民政府的捐款高达4亿元，相当于当时抗战经费的三分之一。B20华侨青年们还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参加抗战，这其中以南洋机工队最为著名。一位参加机工队的青年在与家人通信时写到：“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也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愿化作一滴水，汇入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汪洋怒涛之中。”B21我们从她的语言不能看出，民族主义教育留下的深刻印记。 四、结语
阿克顿曾言：“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摇篮”B22，强调的是远离故土会使人们更加认同祖国。东南亚华侨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远离故国，来到异乡谋求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讲，他们都感受到“流放”的苦楚，故此，华侨一直具有相当的民族主义热忱。当然这种热忱并非凭空而降，它与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尤其受到报纸等现代传播手段的影响。B23而这些影响可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受众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因此，在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演变中，华侨教育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同样，正是因为具备了民族主义思想祖国与华侨的各个阶层，才愿意全力推进华侨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中华民族主义对于华侨教育来说正是那“雪中之炭”缺之不可。
当教育被民族主义这种强势意识形态所支持时，其能量是巨大的，我们已经论述了民国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的巨大发展。但华侨始终不是东南亚的主体民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远距民族主义”B24，他们始终面临着本地民族主义的挑战。随着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这种挑战达到了顶峰，各个独立政府开始利用教育这种形式，使不同族群的人们认同转向本地国家的认同。B25在这种环境下，华侨教育逐渐的转变为华人教育，或者是简单地华文教育。不过我们还是不应忘记，在中华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华侨教育曾经达到了高度和生产出璀璨果实；因为，这既是华侨的荣耀，更是中华文化的光荣。
注解：
①康有为著，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32页。
②端方：《请拨华侨学堂经费片》，《端忠敏公奏稿》卷十二，1438—1439页。
③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
④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17页。
⑤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 933 页。
⑥张正藩：《近三十年中国教育述评》，台北：中正书局，1964年，第423页。
⑦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307——308页。
⑧李君毅：《战后华侨教育的改造》，《南洋》1943年第1期，第10页。
⑨黄炎培：《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教育杂志》，九卷十一号，35页。
⑩周廷珍：《南洋英荷属华侨教育实况》，《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五号，103页。
B11别必亮：《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B12同上，第105—106页。
B13于锦恩：《民国时期华语教材的民族认同导向和当地化进程》，《东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113页。
B14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编制：《改进全国教育方案》，1930 年，第 8 章，第 9 页
B15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报告》，第9—11页。
B16别必亮：《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究》，第125页
B17同上，第18页。
B18汪家培：《南洋英属马来半岛华侨教育之概况》，《教育杂志》十八卷十二号。
B19周廷珍：《南洋英荷属华侨教育实况》，《教育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五号，108—109页。
B20黄明焕、周聿峨：《东南亚华侨与抗日运动》，《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第93页。
B21陆安：《论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师范学校》2006年第6期。
B22阿克顿著，侯健、范亚峰译：《自由与权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3页。
B23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B24安德森著，甘会斌译：《远距民族主义》，《比较的幽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B25王赓武：《十九世纪以来新马的华人教育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3期，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