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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一书由约瑟夫•克尔曼所作，是一个音乐家对音乐的现代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涉及音乐学及音乐研究的其他领域。本文以该书为对象，从书评的角度总结了约瑟夫•克尔曼对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三种重要的态度：关注、反思和探索。
关键词：书评；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1-0130-04
纵观音乐学的发展历程，几乎所有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各个时期学者对于不同领域的探索之上的。当今国际音乐学的大趋势是强调音乐学研究的语境，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分析，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学术理念。而发轫于1990年初的新音乐学思潮对于当今国际音乐学的这种大趋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提到新音乐学，不得不提到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1924-）这位新音乐学先驱人物。笔者在阅读了他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之后受益良多。此书由朱丹丹、汤亚汀翻译，是外国音乐学术经典译著文库中的一卷，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出版。
本书的作者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是美国音乐学家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1950年以一篇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牧歌的出色论文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他任教于著名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音乐系，1955年任副教授，1960年晋升为教授。克尔曼曾先后在普林斯顿、牛津、康内尔、剑桥等名牌学府任客座教授，并多次获得古根海姆、富尔布赖特等著名学术基金，现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在以客观、冷静、扎实的实证学风见长的音乐学界中，克尔曼自50年代至今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反潮流”人物，为此他的著述及观点以独树一帜闻名。由于他反对繁琐、枯燥的考证式研究，竭力提倡音乐学术必须触及音乐的艺术审美特质，因而他的著作赢得了音乐学界以及广大智士文人及众多乐迷的赞赏。他的广博学识、辛辣文风和敏锐的音乐洞察力在西方音乐学界是有口皆碑的。［1］重要著作有：《作为戏剧的歌剧》（Opera as Drama, 1956）、《伊丽莎白时期的牧歌》（The Elizabethan Madrigal, 1962）、《贝多芬四重奏》 （The Beethoven Quartets, 1967）、《聆听》（Listen, 1972）、《威廉•伯德的弥撒与经文歌》（The Masses and Motets of William Byrd, 1981）、《新格罗夫贝多芬》（The New Grove Beethoven, 1982）、《协奏曲对话》（Concerto Conversations, 1999）等等。仅从这些专著的题目中便可看出克尔曼教授涉猎之广。目前他被公认为是歌剧研究、贝多芬研究、音乐学方法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音乐研究、19世纪音乐研究、音乐批评与音乐分析等不同学科领域中的权威专家。如克尔曼所说，“本书是一个音乐家对音乐的现代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涉及音乐学及音乐研究的其他领域，分析基于自己对二战以来英美对这些学科的理解。”［2］
全书分为七个章节，是基于整体构思和系统论述的专题探究。包括第一章：引言，第二章：音乐学与实证主义——战后的年代，第三章：音乐分析、音乐理论和新音乐，第四章：音乐学与批评,第五章：民族音乐学与“文化音乐学”，第六章：历史表演运动，第七章：结语。全书章节的上下文之间体现出研究与展示的逻辑发展，透过整本书，笔者感受到了作者克尔曼对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三种重要的态度，简单地概括来说就是：关注、反思和探索。
一、关注学科发展，掌握脉络前沿动态
虽然《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大量利用了作者之前有关这一题目的著述，但是依然不可否认克尔曼有着极为深厚的音乐学知识积淀。引言部分对音乐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谈到了对学科界定的看法：“我所坚持和努力实践的则是，一种以批评为取向的音乐学，一种以历史为取向的批评。” 在他的行文中对于战后英美音乐学的发展脉络把握得清晰准确，各个音乐学家的著述与各种观点信手拈来。如果不是有大量的阅读基础，积累了足够的音乐学知识，并且保持对学科发展的关注，克尔曼不可能做到如此流畅的叙述。
“关注”并不是狭隘地关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和所熟悉的时代，关注的目光要深远，延伸至遥远过去的历史和最前沿、先锋的动态；关注的目光还要宽广，既要积累本学科的知识，还要了解相关学科甚至是对立学派的情况。克尔曼可以看作当代美国音乐学界的一位“思想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关注与思索着音乐学（主要是英美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取向。克尔曼关于音乐批评的构想主要来自当代文学批评的思路，所以他在注视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内符号学、释义学、现象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发展的同时，期盼着这些具有批评意识的学术思路及研究方法来促进音乐学的发展。［3］
在《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中随处可见对于各种观点的引用与评论，主要引用著作达到76处之多，这些引用并不是蜻蜓点水的一带而过，而是有着深入理解后的应用与阐述。无论是对于巴赫、贝多芬的研究还是近期音乐学的新著述，克尔曼都有所了解；无论是他所批判的申克还是他所支持的《古典风格》都可以有理有据的娓娓道来。他不只是关注大人物的著作和所谓经典著作，他还随时关注杂志和会议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声音。例如在第三章“音乐分析、音乐理论和新音乐”中的第二节中提到“几年前的一本《新音乐视角》（Perspectives of New Music）杂志中，刊登了两位音乐家之间一场不太引人注目的对话，对这个问题有所揭示”。［4］
有了深厚学科知识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作者所发出的批评就不是空洞的、毫无根据的。例如在该书第三章“音乐分析、音乐理论和新音乐”中的第六节，克尔曼批判申克体系时，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终曲的《欢乐颂》为例，在分析中证明了 “这样关键的问题中，申克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判断标准，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显得非常武断。”［5］有时候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会让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惊叹于作者对于如此众多的事件、人物、观点的娴熟把握。
关注学科发展，掌握脉络前沿动态的态度和素质正是克尔曼所具备的，也是他书中所显现的光芒。
二、反思研究方法，积极批判交流碰撞
正如书名所说的“沉思音乐”，《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中随处可见作者的沉思，他所具备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令人敬佩。对音乐学学科的反思，对历史的反思，对于学术本质、研究方法与范围的反思，甚至是对于自身的反思，在这部书中都有体现。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没有交流和碰撞就没有发展，在持续关注和深入了解之后，反思是一个新的起点。正由于克尔曼对“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音乐研究的反思和批判，彻底清扫了阻碍音乐学者进行主体解读的障碍，为“新音乐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该书第二章以战后英美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作为线索，对音乐学中所出现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比较，对实证主义进行强烈的抨击，主张以批评为取向的音乐学。第三章以音乐理论的历史为线索，延伸至现代音乐理论思潮，指出音乐分析的问题所在，包括忽视久远的音乐和当代的音乐，“只着眼于作品结构，必然会忽视其他重要的问题——不仅有前文提到的综合的历史语境，还有使音乐具有影响、能打动人、富于情感和表现力的种种因素。”［6］第四章以批评为主题，强调了批评和审美对于音乐学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对于实例的论述与思辨，界定了“克尔曼式的批评”。他所倡导的音乐学模式是“从音乐史的不同分支学科与方法论出发，走向现实的音乐”。［7］从以上内容来看，克尔曼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反思西方音乐学的实证主义传统，认为音乐学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音乐史实的陈述上，而必须对已梳理清楚的史实和文本进行意义的阐释(interpretation)。因此，他强调音乐学的学术取向应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criticism)。从某种意义上讲，克尔曼可算是新一代音乐学家的“精神导师”，因为正是他对音乐学历史的深刻反思和“音乐批评”理念的阐发，对当代音乐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
关于音乐学中的三个学科，音乐学、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存在的问题，他反思后说：“令人疑惑的是，往往上述两个、甚或三个学科体系都在竞争，为了从精神上控制我们发觉最具前途的研究领域。”［9］关于“批评”的反思，他说“为什么音乐分析学者只关注作为自律实体的每个作品的内部结构，而不考虑诸如下列这样明显的问题，如历史、交流、影响、文本、表演曲目内容，及艺术作品的存在等方面？”［10］在反思中，克尔曼的态度是积极的，他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介意与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发生激烈的碰撞，他的批判常常是一针见血的，并且强调出自己所表达和支持的音乐学与别人有何不同。例如在第四章“音乐学与批评”第六节中，克尔曼提到了1980年的一次会议，对于会议中罗斯•罗森伽德•苏波特尼克（Rose Rosengard Subotnik）的发言“音乐学与批评”（“Musicology and Criticism”）克尔曼表达了自己的赞同和批判。他说“她小心论证、非常合理地阐释批评对音乐学研究的必要性”。又说“苏波特尼克对批评的观点非常激进、抽象，强调逻辑论证；她出于批评与其对立面——实证主义音乐学——之间，所看到的是僵局。我的看法更加实用、折中。我看到的是渗入。”［11］
对于积极的反思与交流正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较为缺乏的，缺少碰撞的音乐学缺少生气，这也是克尔曼那犀利的语言与明确的态度留给笔者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
三、探索全新道路，敢于改革挑战创新
克尔曼在书中所倡导的音乐学理念，是历史、文本考证与审美及批评相结合，重视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全面解读一部艺术作品在其所有语境下的含义的理念。这是他心目中的音乐学，也是他探索的结果。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音乐学研究方法，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音乐批评与追求“科学主义”的历史音乐学和音乐分析相抗衡。克尔曼认为批评是一种“对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而进行的研究”。［12］
在《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开篇的“承谢”部分，他这样写道：“看看现状——如我通过广泛阅读当前文献而力图去做的——我发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各种各样新奇的迹象、新方法的证据，当然不是所有人，而是许多人，正在努力尝试这些新东西。也许这种印象仅仅是我比人们更加密切关注的结果，但我不能苟同。当前，有关音乐的思考似乎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13］第七章结语部分，在略述了格罗夫音乐辞典的编撰工作之后，克尔曼对19世纪音乐学研究中活跃程度的激增表达了乐观的态度，预测了音乐学研究日益以批评为取向的趋势。克尔曼敏锐察觉到了音乐学的新变化，并且投身于这股新鲜的潮流中，他的这本书也成为了后来新音乐学的先驱之作，被誉为“促使战后英美音乐学转向‘新音乐学’的催化剂”。［14］
音乐学的出路在哪里，是所有音乐学学者一直在探索的，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到强调人文关怀和意义思索的当代学术走向，西方的音乐学努力探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音乐的意涵。［15］不同的思想理念、研究范围、观察视角和方法运用都使音乐学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下去。克尔曼的音乐批评强调主体的积极介入，“新音乐学”与克尔曼所提倡的音乐批评内涵一脉相承，继承了克尔曼音乐批评的批评性，他们召回曾经被“科学主义”所剥夺的，对于研究对象阐释的权利，主体的读解行为得到了提倡，彻底颠覆了“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的传统音乐研究模式。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有了不同于克尔曼对于音乐学的发展。
尽管现在实证主义依然在音乐学的研究中继续发展着，但是克尔曼的探索仍具有积极意义。他的探索对音乐学研究模式的单一化进行了挑战，开阔了西方音乐学研究的视野，为音乐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克尔曼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作于1983年，但是在时隔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看到了它的中文译本，现在读来还是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克尔曼思想在当时的前瞻性和他的新观点在今天仍然能激发许多新的思考。例如，韩锺恩曾在《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的《音乐人类学：通过错位发展，悬置价值冲突，实现求异互动》一文中提到该书给自己的启发，文章写道： “2008年7月17日,汤亚汀译审赠送我一本新近出版的,由他和他的学生朱丹丹硕士翻译的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Joseph Kerman,1924- )1985年的著述：《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再次激发我这样一个冲动:沉思音乐，究竟是直接面对音乐作品中的声音本身？还是广泛面对包括声音在内的构成音乐作品的所有因素？由此再进一步，显现音乐意义的路径，究竟是通过声音本身？还是通过历史人文语境？很显然，这样的问题绝不仅仅通过挑战音乐学的知识类别可以解决，而且，也难以通过相关学科的理论整合更加贴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之所以提出折返学科原位，就是要寻求一个意识元端：一种立足声音自身存在的确定对象，以及充分有效显现音乐意义的合式路径。进一步，针对之所以学科存在的问题，似乎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总有一种由此学科针对的对象存在着。我想，这个问题不仅对音乐美学是适用的,同样也适合于音乐人类学。”［16］
即使是这样一部经典著作还是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瑕疵，例如，在整本书各个章节的分量安排上并不是都一样，作者着重研究的批评使得第四章的内容相较其余各章更为出彩。相反，第五章的“民族音乐学与文化音乐学”在今天看来就有失偏颇。第五章“民族音乐学”从对西格的叙述开始一直谈到那时“文化音乐学”的倡议，克尔曼表达了自己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看法。在第五章的叙述中，克尔曼对于民族音乐学的漠然和嘲讽是显而易见的，他用“激进”来形容民族音乐学。虽然他对西格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对于赖斯的理论，他则毫不留情地称之为“极端民族音乐学中心论”。克尔曼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兴趣只停留在“它能够为西方艺术音乐研究带来点什么。我所关注的是，民族音乐学家对音乐学的批评。”［17］
克尔曼直言不讳地承认“无论是好是坏，我对非西方音乐，或西方流行音乐不是很感兴趣（从不好的方面来看，这样一定会暴露出我在心智和感情方面的局限；而好的方面是，也许这样可以强化我在这样的局限中所从事的研究）。”［18］这样的偏好必然带来他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冷漠和偏见，也必然会有不自觉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思路最清晰的一套发展观，必定以过去的西方音乐为中心，这并不是一种要求，而只是学术史不可避免的结果。”［19］今天再来看民族音乐学，已经有了更新更好的发展，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交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克尔曼所提出的质疑与批判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也是有思考价值的。
在本书的编排与翻译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完善，有些词句读起来并不是很顺畅，频繁使用破折号也不利于阅读。译者的介绍和背景补充也略显简单了些，只有一个附在书后的简短译后记。此外，本书既然是外国音乐学术经典译著文库其中的一卷，理应有一个该文库的介绍，告诉读者为何要把这样10本著作汇编在一个文库中，可是除了封底的书目罗列就再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了。文库的背景以及译者的背景都没有足够的介绍，感觉稍显欠缺。
然而，以上所列瑕疵并不能掩盖这本书的价值，这本著作的学术内涵与著述样式无疑表明了它作为学术专著的文献意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学系的博士生必修课程都将此书的英文原本列入必读书目。
总之，克尔曼的这部《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描绘出了一个清晰的战后英美音乐学发展脉络，激发了读者对音乐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与思考，也让笔者了解了作者本人的音乐学研究方法和观点，最重要的是在音乐学研究中关注、反思、探索的精神。音乐学的出路与发展方向在探索上正需要这样的精神。
指导教师：甘绍成教授
责任编辑：郭爽
参考文献：
［1］杨燕迪.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克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J］.音乐艺术，2000(3).
［2］孙国忠.法雅与西班牙音乐（一）［J］ .音乐艺术，2003(3).
［3］Rose Rosengard Subotnik.Adorno and New Musicology［M］.Adorno:A Critical Reader,ed.by Nigel C.Gibson and AndrewRubin，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
［4］韩锺恩.音乐人类学：通过错位发展，悬置价值冲突，实现求异互动［J］.音乐艺术，2000(1).
A Book Review on Kerman’s 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
Zhang Jing
Abstract：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 is a book written by Joseph Kerman, which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modern conception and ideology of music, including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musicology and other fields. This article is devoted to Kerman’s three kinds of attitude toward academic study of musicology, that is, attention,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Key words：book review; Joseph Kerman; 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
关键词：书评；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1-0130-04
纵观音乐学的发展历程，几乎所有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各个时期学者对于不同领域的探索之上的。当今国际音乐学的大趋势是强调音乐学研究的语境，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分析，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学术理念。而发轫于1990年初的新音乐学思潮对于当今国际音乐学的这种大趋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提到新音乐学，不得不提到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1924-）这位新音乐学先驱人物。笔者在阅读了他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之后受益良多。此书由朱丹丹、汤亚汀翻译，是外国音乐学术经典译著文库中的一卷，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出版。
本书的作者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是美国音乐学家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1950年以一篇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牧歌的出色论文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他任教于著名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音乐系，1955年任副教授，1960年晋升为教授。克尔曼曾先后在普林斯顿、牛津、康内尔、剑桥等名牌学府任客座教授，并多次获得古根海姆、富尔布赖特等著名学术基金，现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在以客观、冷静、扎实的实证学风见长的音乐学界中，克尔曼自50年代至今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反潮流”人物，为此他的著述及观点以独树一帜闻名。由于他反对繁琐、枯燥的考证式研究，竭力提倡音乐学术必须触及音乐的艺术审美特质，因而他的著作赢得了音乐学界以及广大智士文人及众多乐迷的赞赏。他的广博学识、辛辣文风和敏锐的音乐洞察力在西方音乐学界是有口皆碑的。［1］重要著作有：《作为戏剧的歌剧》（Opera as Drama, 1956）、《伊丽莎白时期的牧歌》（The Elizabethan Madrigal, 1962）、《贝多芬四重奏》 （The Beethoven Quartets, 1967）、《聆听》（Listen, 1972）、《威廉•伯德的弥撒与经文歌》（The Masses and Motets of William Byrd, 1981）、《新格罗夫贝多芬》（The New Grove Beethoven, 1982）、《协奏曲对话》（Concerto Conversations, 1999）等等。仅从这些专著的题目中便可看出克尔曼教授涉猎之广。目前他被公认为是歌剧研究、贝多芬研究、音乐学方法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音乐研究、19世纪音乐研究、音乐批评与音乐分析等不同学科领域中的权威专家。如克尔曼所说，“本书是一个音乐家对音乐的现代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涉及音乐学及音乐研究的其他领域，分析基于自己对二战以来英美对这些学科的理解。”［2］
全书分为七个章节，是基于整体构思和系统论述的专题探究。包括第一章：引言，第二章：音乐学与实证主义——战后的年代，第三章：音乐分析、音乐理论和新音乐，第四章：音乐学与批评,第五章：民族音乐学与“文化音乐学”，第六章：历史表演运动，第七章：结语。全书章节的上下文之间体现出研究与展示的逻辑发展，透过整本书，笔者感受到了作者克尔曼对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三种重要的态度，简单地概括来说就是：关注、反思和探索。
一、关注学科发展，掌握脉络前沿动态
虽然《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大量利用了作者之前有关这一题目的著述，但是依然不可否认克尔曼有着极为深厚的音乐学知识积淀。引言部分对音乐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谈到了对学科界定的看法：“我所坚持和努力实践的则是，一种以批评为取向的音乐学，一种以历史为取向的批评。” 在他的行文中对于战后英美音乐学的发展脉络把握得清晰准确，各个音乐学家的著述与各种观点信手拈来。如果不是有大量的阅读基础，积累了足够的音乐学知识，并且保持对学科发展的关注，克尔曼不可能做到如此流畅的叙述。
“关注”并不是狭隘地关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和所熟悉的时代，关注的目光要深远，延伸至遥远过去的历史和最前沿、先锋的动态；关注的目光还要宽广，既要积累本学科的知识，还要了解相关学科甚至是对立学派的情况。克尔曼可以看作当代美国音乐学界的一位“思想家”，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关注与思索着音乐学（主要是英美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和研究取向。克尔曼关于音乐批评的构想主要来自当代文学批评的思路，所以他在注视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内符号学、释义学、现象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发展的同时，期盼着这些具有批评意识的学术思路及研究方法来促进音乐学的发展。［3］
在《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中随处可见对于各种观点的引用与评论，主要引用著作达到76处之多，这些引用并不是蜻蜓点水的一带而过，而是有着深入理解后的应用与阐述。无论是对于巴赫、贝多芬的研究还是近期音乐学的新著述，克尔曼都有所了解；无论是他所批判的申克还是他所支持的《古典风格》都可以有理有据的娓娓道来。他不只是关注大人物的著作和所谓经典著作，他还随时关注杂志和会议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声音。例如在第三章“音乐分析、音乐理论和新音乐”中的第二节中提到“几年前的一本《新音乐视角》（Perspectives of New Music）杂志中，刊登了两位音乐家之间一场不太引人注目的对话，对这个问题有所揭示”。［4］
有了深厚学科知识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作者所发出的批评就不是空洞的、毫无根据的。例如在该书第三章“音乐分析、音乐理论和新音乐”中的第六节，克尔曼批判申克体系时，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终曲的《欢乐颂》为例，在分析中证明了 “这样关键的问题中，申克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判断标准，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显得非常武断。”［5］有时候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会让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惊叹于作者对于如此众多的事件、人物、观点的娴熟把握。
关注学科发展，掌握脉络前沿动态的态度和素质正是克尔曼所具备的，也是他书中所显现的光芒。
二、反思研究方法，积极批判交流碰撞
正如书名所说的“沉思音乐”，《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中随处可见作者的沉思，他所具备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令人敬佩。对音乐学学科的反思，对历史的反思，对于学术本质、研究方法与范围的反思，甚至是对于自身的反思，在这部书中都有体现。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没有交流和碰撞就没有发展，在持续关注和深入了解之后，反思是一个新的起点。正由于克尔曼对“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音乐研究的反思和批判，彻底清扫了阻碍音乐学者进行主体解读的障碍，为“新音乐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该书第二章以战后英美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作为线索，对音乐学中所出现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比较，对实证主义进行强烈的抨击，主张以批评为取向的音乐学。第三章以音乐理论的历史为线索，延伸至现代音乐理论思潮，指出音乐分析的问题所在，包括忽视久远的音乐和当代的音乐，“只着眼于作品结构，必然会忽视其他重要的问题——不仅有前文提到的综合的历史语境，还有使音乐具有影响、能打动人、富于情感和表现力的种种因素。”［6］第四章以批评为主题，强调了批评和审美对于音乐学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对于实例的论述与思辨，界定了“克尔曼式的批评”。他所倡导的音乐学模式是“从音乐史的不同分支学科与方法论出发，走向现实的音乐”。［7］从以上内容来看，克尔曼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反思西方音乐学的实证主义传统，认为音乐学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音乐史实的陈述上，而必须对已梳理清楚的史实和文本进行意义的阐释(interpretation)。因此，他强调音乐学的学术取向应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criticism)。从某种意义上讲，克尔曼可算是新一代音乐学家的“精神导师”，因为正是他对音乐学历史的深刻反思和“音乐批评”理念的阐发，对当代音乐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
关于音乐学中的三个学科，音乐学、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存在的问题，他反思后说：“令人疑惑的是，往往上述两个、甚或三个学科体系都在竞争，为了从精神上控制我们发觉最具前途的研究领域。”［9］关于“批评”的反思，他说“为什么音乐分析学者只关注作为自律实体的每个作品的内部结构，而不考虑诸如下列这样明显的问题，如历史、交流、影响、文本、表演曲目内容，及艺术作品的存在等方面？”［10］在反思中，克尔曼的态度是积极的，他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介意与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发生激烈的碰撞，他的批判常常是一针见血的，并且强调出自己所表达和支持的音乐学与别人有何不同。例如在第四章“音乐学与批评”第六节中，克尔曼提到了1980年的一次会议，对于会议中罗斯•罗森伽德•苏波特尼克（Rose Rosengard Subotnik）的发言“音乐学与批评”（“Musicology and Criticism”）克尔曼表达了自己的赞同和批判。他说“她小心论证、非常合理地阐释批评对音乐学研究的必要性”。又说“苏波特尼克对批评的观点非常激进、抽象，强调逻辑论证；她出于批评与其对立面——实证主义音乐学——之间，所看到的是僵局。我的看法更加实用、折中。我看到的是渗入。”［11］
对于积极的反思与交流正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较为缺乏的，缺少碰撞的音乐学缺少生气，这也是克尔曼那犀利的语言与明确的态度留给笔者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
三、探索全新道路，敢于改革挑战创新
克尔曼在书中所倡导的音乐学理念，是历史、文本考证与审美及批评相结合，重视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全面解读一部艺术作品在其所有语境下的含义的理念。这是他心目中的音乐学，也是他探索的结果。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音乐学研究方法，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音乐批评与追求“科学主义”的历史音乐学和音乐分析相抗衡。克尔曼认为批评是一种“对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而进行的研究”。［12］
在《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开篇的“承谢”部分，他这样写道：“看看现状——如我通过广泛阅读当前文献而力图去做的——我发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各种各样新奇的迹象、新方法的证据，当然不是所有人，而是许多人，正在努力尝试这些新东西。也许这种印象仅仅是我比人们更加密切关注的结果，但我不能苟同。当前，有关音乐的思考似乎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13］第七章结语部分，在略述了格罗夫音乐辞典的编撰工作之后，克尔曼对19世纪音乐学研究中活跃程度的激增表达了乐观的态度，预测了音乐学研究日益以批评为取向的趋势。克尔曼敏锐察觉到了音乐学的新变化，并且投身于这股新鲜的潮流中，他的这本书也成为了后来新音乐学的先驱之作，被誉为“促使战后英美音乐学转向‘新音乐学’的催化剂”。［14］
音乐学的出路在哪里，是所有音乐学学者一直在探索的，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到强调人文关怀和意义思索的当代学术走向，西方的音乐学努力探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音乐的意涵。［15］不同的思想理念、研究范围、观察视角和方法运用都使音乐学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下去。克尔曼的音乐批评强调主体的积极介入，“新音乐学”与克尔曼所提倡的音乐批评内涵一脉相承，继承了克尔曼音乐批评的批评性，他们召回曾经被“科学主义”所剥夺的，对于研究对象阐释的权利，主体的读解行为得到了提倡，彻底颠覆了“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的传统音乐研究模式。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有了不同于克尔曼对于音乐学的发展。
尽管现在实证主义依然在音乐学的研究中继续发展着，但是克尔曼的探索仍具有积极意义。他的探索对音乐学研究模式的单一化进行了挑战，开阔了西方音乐学研究的视野，为音乐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克尔曼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作于1983年，但是在时隔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看到了它的中文译本，现在读来还是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克尔曼思想在当时的前瞻性和他的新观点在今天仍然能激发许多新的思考。例如，韩锺恩曾在《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的《音乐人类学：通过错位发展，悬置价值冲突，实现求异互动》一文中提到该书给自己的启发，文章写道： “2008年7月17日,汤亚汀译审赠送我一本新近出版的,由他和他的学生朱丹丹硕士翻译的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Joseph Kerman,1924- )1985年的著述：《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再次激发我这样一个冲动:沉思音乐，究竟是直接面对音乐作品中的声音本身？还是广泛面对包括声音在内的构成音乐作品的所有因素？由此再进一步，显现音乐意义的路径，究竟是通过声音本身？还是通过历史人文语境？很显然，这样的问题绝不仅仅通过挑战音乐学的知识类别可以解决，而且，也难以通过相关学科的理论整合更加贴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之所以提出折返学科原位，就是要寻求一个意识元端：一种立足声音自身存在的确定对象，以及充分有效显现音乐意义的合式路径。进一步，针对之所以学科存在的问题，似乎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总有一种由此学科针对的对象存在着。我想，这个问题不仅对音乐美学是适用的,同样也适合于音乐人类学。”［16］
即使是这样一部经典著作还是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瑕疵，例如，在整本书各个章节的分量安排上并不是都一样，作者着重研究的批评使得第四章的内容相较其余各章更为出彩。相反，第五章的“民族音乐学与文化音乐学”在今天看来就有失偏颇。第五章“民族音乐学”从对西格的叙述开始一直谈到那时“文化音乐学”的倡议，克尔曼表达了自己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看法。在第五章的叙述中，克尔曼对于民族音乐学的漠然和嘲讽是显而易见的，他用“激进”来形容民族音乐学。虽然他对西格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对于赖斯的理论，他则毫不留情地称之为“极端民族音乐学中心论”。克尔曼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兴趣只停留在“它能够为西方艺术音乐研究带来点什么。我所关注的是，民族音乐学家对音乐学的批评。”［17］
克尔曼直言不讳地承认“无论是好是坏，我对非西方音乐，或西方流行音乐不是很感兴趣（从不好的方面来看，这样一定会暴露出我在心智和感情方面的局限；而好的方面是，也许这样可以强化我在这样的局限中所从事的研究）。”［18］这样的偏好必然带来他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冷漠和偏见，也必然会有不自觉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思路最清晰的一套发展观，必定以过去的西方音乐为中心，这并不是一种要求，而只是学术史不可避免的结果。”［19］今天再来看民族音乐学，已经有了更新更好的发展，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交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克尔曼所提出的质疑与批判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也是有思考价值的。
在本书的编排与翻译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完善，有些词句读起来并不是很顺畅，频繁使用破折号也不利于阅读。译者的介绍和背景补充也略显简单了些，只有一个附在书后的简短译后记。此外，本书既然是外国音乐学术经典译著文库其中的一卷，理应有一个该文库的介绍，告诉读者为何要把这样10本著作汇编在一个文库中，可是除了封底的书目罗列就再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了。文库的背景以及译者的背景都没有足够的介绍，感觉稍显欠缺。
然而，以上所列瑕疵并不能掩盖这本书的价值，这本著作的学术内涵与著述样式无疑表明了它作为学术专著的文献意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学系的博士生必修课程都将此书的英文原本列入必读书目。
总之，克尔曼的这部《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描绘出了一个清晰的战后英美音乐学发展脉络，激发了读者对音乐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与思考，也让笔者了解了作者本人的音乐学研究方法和观点，最重要的是在音乐学研究中关注、反思、探索的精神。音乐学的出路与发展方向在探索上正需要这样的精神。
指导教师：甘绍成教授
责任编辑：郭爽
参考文献：
［1］杨燕迪.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克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J］.音乐艺术，2000(3).
［2］孙国忠.法雅与西班牙音乐（一）［J］ .音乐艺术，2003(3).
［3］Rose Rosengard Subotnik.Adorno and New Musicology［M］.Adorno:A Critical Reader,ed.by Nigel C.Gibson and AndrewRubin，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
［4］韩锺恩.音乐人类学：通过错位发展，悬置价值冲突，实现求异互动［J］.音乐艺术，2000(1).
A Book Review on Kerman’s 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
Zhang Jing
Abstract：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 is a book written by Joseph Kerman, which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modern conception and ideology of music, including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musicology and other fields. This article is devoted to Kerman’s three kinds of attitude toward academic study of musicology, that is, attention,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Key words：book review; Joseph Kerman; 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 to Musi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