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 我的家乡湖南华容这个不产铁矿的县也卷进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洪流，山上的树木砍光，家家户户的铁锅、农具甚至门扣门锁都扔进土高炉，烧成一堆堆毫无价值的铁砣。小学的大操场上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三封、胜峰、潘家三个乡的几十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因为是全县第一家，取名华一公社。会后老师兴奋地告诉我们，现在是几个乡合并成一个公社，然后全县合并成县联社，再全省合并成省联社，最后全国合并成中华人民公社。又说：“过两年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当有的同学问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后的生活状况时，老师说：“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们都不用干活，全部是机器生产，连饭也不用做，鸡鸭鱼肉想吃什么吃什么，机器做好饭菜直接送到你的嘴里，你就张大嘴巴等着吧。”说得我们垂涎三尺，天天盼望共产主义早些来到。
　　报纸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里放了颗水稻高产卫星，那里放了颗小麦高产的卫星，并且产量像拍卖场上竞价似的从几千斤飙升至几万斤、十几万斤。华容当然也不能落后，畜牧局的职工郭玉放了颗生猪日长36斤的卫星，登了报纸，听说越南和东欧国家发来电报祝贺并要求派人前来学习生猪饲养的“三割催肥法”(即割去甲状腺等三个部位猪便可疯长)。农民都知道，猪大约吃4斤粮食可以长1斤肉，一头猪一天能吃下144斤粮食吗？不过是变戏法似的早上让你看一头小白猪，中午换一头大点的，晚上再换一头更大的，齐了，日长36斤！
　　 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到附近的前进大队参观红薯高产田并参加验收。一块一分多大的地上，看不到红薯藤，拨开松土，一层一层的红薯“出土”了，足有三四尺深。过秤后按面积折算，亩产5万多斤。一位家在农村的同学说：“我家的红薯只长在浅土层，这里怎么钻到地下几尺深了？”一位干部回答：“这就是深耕的好处嘛。”另一位同学说：“我家挖的红薯都是一串串连着藤的，这里的红薯怎么都没有连在一起，好像堆在窖里似的。”老师喝斥他们说：“别胡说八道，你不要命了！”
　　社员们抬着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到公社报喜，公社干部说：“5万斤红薯算个屁，人家稻谷都亩产10万了。”报喜者灰溜溜地扫兴而归。住在当地的同学悄悄告诉我，这块“高产地”原来其实是个小水塘，抽干水后把几亩地的红薯堆在里面的。
　　“大跃进”的热潮也席卷了小学，各班纷纷办起工厂。我所在的六（甲）班取名“跨美化工厂”，六（乙）班取名 “超英草鞋厂”。化工厂生产了三项产品，一组是年龄大一点的男生，把死人坟前的墓碑抬回来砸碎，直至成为粉末。把几百斤重的花岗岩墓碑加工成粉状“化肥”真是个力气活，10多个人折腾了一个学期才生产了200多斤。送到农民那里不收，说怕把田板结，害人，回来倒在学校门囗铺路了。二组年龄稍小，从各处的阴沟挖来淤泥，嫌颜色太淡又拌上些墨汁，晒干，就成了“精肥”。三组女生从文具店买来蓝墨水粉，兑水，再滴上一些花露水有了香味，就宣布制造出“跨美牌蓝墨水”，但没过几天就发臭了。倒是六（乙）班的“超英草鞋厂”很有实效，每个同学都编了十几双草鞋，并且确实超过了英国——因为英国人连草鞋什么样都没见过。
　　我们苦苦盼望，没有等到“机器把饭菜直接送到嘴里”的“共产主义”，连“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日子也昙花一现地远去了，等来的却是三年饥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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