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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的古代文论教学存在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应该具有一种强烈的当代意识：适时地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把古代文论的作用植入到现实生活中，把古代文论的阐释与当代文论相对接，通过这些改革使学生感受到这一古老课程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活力，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关键词： 古代文论教学 当代意识 激发学习兴趣
“中国古代文论”又名“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是一门建立在古代文学基础之上的文学理论课程，但由于各种原因，当今的课堂教学与学生渐行渐远。面对这种现状，必须研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作为中文系出身的大学生，只是研读了历代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史，不学点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古代文学这门主课，实际上只学了一半”。［1］P21那么，在教学实践中怎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我从事高校《古代文论》教学已近十年，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体会最深的就是教师应该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把当代的文艺作品、社会生活和文学理论等适时地植入到课堂教学中，真正做到既“资于故实”，又“酌于新声”（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让学生感受到这一古老课程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活力。
一、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
中国古代文论产生的时代语境是在遥远的过去，加之现在接受环境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加大了学生对古代文论理解的难度。针对这一情况，应有的放矢，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缩短学生与古代文论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亲近感，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论。
（一）用当代的文艺作品深化对古代文论的理解。语言的简洁是古代文论的特点，但也加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中国古代文论著作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用文言文书写而成的，单音节词占据了大多数，时间越久远，所占比例就越大。因此，古代文论往往看似非常简单的句子却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涵义。例如，出自《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虽然只有区区的三个字，却是中国古典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之石，朱自清先生曾誉之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即使没有深入学习这一理论术语，也可能已经有了一知半解。如果在课堂讲解中，还只停留在《毛诗序》中“诗者，志之所指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种“以古注古”的方式，或局限于现在通用的《古代文论》教程中“诗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2］P48这类简单的阐释，就会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显然无法让学生理解这一诗学理论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无法感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为了加深学生对它的理解，我把眼光转向了当前的文艺作品，列举了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首诗歌《心在哪里安放》（2009年7月7日）。作者是曾任北京市市长和山西省省长的孟学农。他在2003年因北京“非典”事件而辞去市长职务。在2008年又因山西省重大溃坝事故再次辞去省长职务，对于这么一位因外力影响而“倒霉”的官员，他的身世之变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对于他辞去省长一年之后而发表的这首诗歌更是充满好奇。于是我感性地朗读起其中的诗句：“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我多想多想，让窑洞传出书声琅琅，孩子们挥就健壮的臂膀，遨游在知识的海洋。我多想多想，让母亲充沛的乳浆，缓缓地滴入孩子的口腔，婴儿在温暖的怀抱中成长。……融入吧，像细小灰尘一样，冉冉升起悄然落下，覆盖在祖国的土地上，心，不需要安放，只要在难忘的地方，有山在呼唤，有水在荡漾，心，就在挥洒的过程中——发光闪亮。”在朗诵的过程中，学生由开始的好奇，慢慢受到了感染，最后对作者那种不能遗忘、不便表达却抑制不住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共鸣。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学生对于“诗言志”这三个字的涵义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理论的抽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又一特点。它不像西方文论那样具有严密的思辨体系和明晰的概念内涵，可以用恰当的词汇反复地阐释，这一特点也给学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因此，我在阐释古代的经典文论时，所援引的例子尽量来自于现实生活。比如，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涵义，都可以写成长篇论文甚至是文学理论演变史。就其中的“诗可以观”而言，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观风俗之盛衰”（《论语注疏》），南宋朱熹的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纂疏》），显然，这也是“以古注古”的方式，对于这一抽象问题的理解还缺乏具体和深化。为此，我及时列举了当前网络上非常走红的农民工刘刚和王旭两人组合翻唱的歌曲《春天里》，他们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喝着啤酒，带着成熟男人所特有的粗狂和沧桑，用心而唱：“……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为什么“一曲《春天里》，唱得中国泪流满面”（网络评语）？正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所言：“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两位农民工歌手演唱的歌曲《春天里》，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真实心声，听来非常感人，这首歌多次让我自己热泪盈眶。”实质上，这种歌声是一种温和的民意表达，我们通过这首歌曲所“观”到的社会现实就是那些始终无法被城市所接纳的一代农民工的悲苦命运，这是他们心中的呐喊。通过这种讲解，学生不但明白了“诗可以观”这一抽象理论的内涵，而且深深爱上了这首歌曲，由此而触发了他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二）用当代文艺现象解读古代的文学活动。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古代文论中所记载的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活动，今天可能已经绝迹或者很少能够发现。因此，就需要教师做一个生活上的有心人，能适时地用当代的文艺现象来解释古代的文学活动。如，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认为通过文艺可以进行情感的沟通，以此完成特定的政治使命。这种文学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春秋时“赋诗言志”。这对于今人而言，大多有着隔膜之感，但我们依然可以从现实的文学现象中找到答案，感受到它的艺术魅力。当今，对这一古老文化传统接受得非常完美的，当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出生于诗书之家，酷爱文学，在2003年刚任国务院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表达自己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恪尽职守，不畏险阻的坚强决心。此后在每年的“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我们总会听到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用轻松诙谐的诗文举重若轻地解答了世人所关注的政治难题。特别是在2005年下半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特殊时刻，美国总统小布什到访，温总理巧用唐朝诗人司空曙的诗句“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云阳馆与韩绅宿别》）表达久别重逢时对客人的欢迎之情；在谈及中美两国关系时，又引用宋代宰相王安石的著名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借此希望两国政治家们应该高屋建瓴，妥善处理彼此的分歧。温总理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赋诗言志”这种古老的文学方式，成功展示了大国总理的风采。截至目前，他在公开场合所引用的一百多则诗文，已由汪龙麟等人编撰成《温文尔雅》一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把古老的文化活动引领成了一种时尚。由此可见，一些看似遥远的文学现象依然活在今天，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二、把古代文论的作用植入到现实生活中
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大都忽视了理论学科的应用性能，往往与现实生活脱节，使其变成了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的东西。这种“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的纯学术之法，曾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徐中玉先生曾说：“以纯粹研究为高，以面向现实需要为与己无关，笼统的反对这种研究的现代化，缺乏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在研究中注意发展可以运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明确目的性，我认为都不应该被古代文论研究者以为可取。”［3］P19因此，我们应当不拘泥于历时与共时的区别，努力打破学术与实用的界限，使之对当前的文艺生活发挥指导作用，甚至治疗当下文艺创作中的种种弊症。
（一）古代文论可以成为语文教学的理论依据。古代文论是在古代文学基础上的理论升华，授课的对象大多为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在讲授该课程时，他们将面临语文教育实习甚至已经实习回来。实习生都知道在对中学生讲授课文时，一般都有“作者简介”和“写作背景”这两个程序。当我问及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时，竟没人能回答，于是我适时地讲述了孟子的“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理论，指出“知人”（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等）和“论世”（考察文章的写作背景等）是解读一篇文章的前提条件，其重要性在于“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我进而问：实习过程中，在讲解辛弃疾的词《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时，怎样让中学生理解词中的情感历程在前后阙会有如此落差呢？回答也是各式各样，不尽如人意。我说：答案其实很简单，从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中就可以找到，其前阙实质就是“为文而造情”，后阙就是“为情而造文”。听罢此言，学生们不仅豁然开朗，而且感叹古代文论竟有如此之妙。
（二）古代文论对现实文艺的指导作用。当前的文艺创作可谓良莠不齐，唱赞歌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对此，我们可以打通古代文论与现实文艺的阻遏，体现出其应有的当代价值。例如，在文论史上，庄子提倡“贵真”（《庄子·渔夫》），此后便演绎成王充的“真美”（《对作》），韩愈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李贽的“童心说”（《童心说》），等等，所有这些概念成为我们民族审美史上的一种倾向。时至今日，这一指向对于现实文艺的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如，赵本山的电视剧系列《乡村爱情》、《刘老根》等之所以深受欢迎，其原因就在于来自农村的“农民演员”真实地阐释了东北黑土地上的农村生活，表现了对“真、美”的价值追求；相反，许多“三大”（大明星、大制作、大色彩）的影视之所以昙花一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哗众取宠，缺乏生活的真实、感情的真实和表达方式的真实，无法激起观众的共鸣，其结果自然是为大家所抛弃。同理，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雅俗之争及其演变规律，就可以对我们今天自觉抵制文艺上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古代文论可以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在物欲不断膨胀的今天，人们的心灵逐渐空虚，蕴含着文化精髓的古代文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例如，孟子的“知言养气”（《公孙丑上》）论，指出了作家的道德品格修养与文学创作的辩证关系，要求作家具有“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也就是他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的人生境界。这对于今天我们的“为文”和“为人”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此外，如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和刘勰的“百龄影徂，千载心在”（《文心雕龙·征圣》）等对于文学价值的充分肯定，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给当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人生追求，提供了动力源泉。
三、把古代文论的阐释与当代文论相对接
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我们的文化发展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产生了不自信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失衡状态下，“去中国化”的论调有一定的市场，中国古代文论受到的冲击则更甚。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借石攻玉”的办法，“激活”古代文论的潜在价值，使之与当前的中西文论相对接并进行比较，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用以指导现实和未来的文学。
（一）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相对接。“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4］P46因此，我们“文心”的历史到底如何？就必须把它与西方文论相对接和比较。如，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史家和文艺理论家H.R.尧斯发表了《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一文，对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展开了批评，提出了从读者的角度（接受的角度）重新编写文学史的新方法。其理论依据便是西方的“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研究应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国内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了古典文学的接受史研究，引进了“接受理论”，现在已蔚为大观，在理论著作方面有周宁、金元浦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朱立元的《接受美学》，等等。殊不知，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以意逆志”之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注疏·万章下》）主张重视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实质上，这才是最早的“接受美学”。再如，西方文论强调了文艺创作中的“想象”因素，认为这是一种能够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活动方式，是一种“由无生有”的精神创造，黑格尔称之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美学》）。当我们就此而回顾中国古代的文论时，曾发现：陆机《文赋》中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等理论范畴比比皆是，不仅在时间上更为久远，而且自成一体，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在世界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中西文论的对接和比较，可以克服学生妄自菲薄的心理，增强学习古代文论的自信心。
（二）古代文论与我国当代文论相对接。当前中文专业的《文学概论》课虽然是马列文论或欧美文论的中国化，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当代文论、古代文论依然可以而且必须架通与之相接的天线，使中国文论浑然一体，使学生看到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例如，当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论述，一般认为是：内容起主导作用，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古代文论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等著名论点。再如，当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程》是这样论述“文学发展观”的：“文学伴随着生产劳动而产生，并伴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但文学发展的进程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它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有时显得快些，有时来得慢些，有时甚至同生产呈反方向的发展。”［5］P42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述，在理论的概括上早就有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和“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等著名论点，指出了时代政治是文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至于两者间的具体关系，早在汉代的《诗大序》中就有明确论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在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对接和对比中，可以看到当代文论的一些概念不但在古代文论中早已有之，而且更丰富多彩和具体形象。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之间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互相补充和兼容的整体。中国文论应当大胆实践，为传统文论在新世纪当代文化中寻找立足点，使古代文论中所蕴藏的审美精神、审美理想活跃于新的语境之中。［6］P76
参考文献：
［1］陈良运.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考［J］.创作评谭，2004，（10）.
［2］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9.
［3］徐中玉.谈谈研究古代文论的作用［J］.罗宗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4］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论［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
［5］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6］王铁仙，王文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 古代文论教学 当代意识 激发学习兴趣
“中国古代文论”又名“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是一门建立在古代文学基础之上的文学理论课程，但由于各种原因，当今的课堂教学与学生渐行渐远。面对这种现状，必须研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作为中文系出身的大学生，只是研读了历代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史，不学点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古代文学这门主课，实际上只学了一半”。［1］P21那么，在教学实践中怎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我从事高校《古代文论》教学已近十年，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体会最深的就是教师应该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把当代的文艺作品、社会生活和文学理论等适时地植入到课堂教学中，真正做到既“资于故实”，又“酌于新声”（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让学生感受到这一古老课程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活力。
一、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
中国古代文论产生的时代语境是在遥远的过去，加之现在接受环境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加大了学生对古代文论理解的难度。针对这一情况，应有的放矢，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缩短学生与古代文论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亲近感，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论。
（一）用当代的文艺作品深化对古代文论的理解。语言的简洁是古代文论的特点，但也加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中国古代文论著作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用文言文书写而成的，单音节词占据了大多数，时间越久远，所占比例就越大。因此，古代文论往往看似非常简单的句子却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涵义。例如，出自《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虽然只有区区的三个字，却是中国古典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之石，朱自清先生曾誉之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而言，即使没有深入学习这一理论术语，也可能已经有了一知半解。如果在课堂讲解中，还只停留在《毛诗序》中“诗者，志之所指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种“以古注古”的方式，或局限于现在通用的《古代文论》教程中“诗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2］P48这类简单的阐释，就会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显然无法让学生理解这一诗学理论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无法感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为了加深学生对它的理解，我把眼光转向了当前的文艺作品，列举了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首诗歌《心在哪里安放》（2009年7月7日）。作者是曾任北京市市长和山西省省长的孟学农。他在2003年因北京“非典”事件而辞去市长职务。在2008年又因山西省重大溃坝事故再次辞去省长职务，对于这么一位因外力影响而“倒霉”的官员，他的身世之变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对于他辞去省长一年之后而发表的这首诗歌更是充满好奇。于是我感性地朗读起其中的诗句：“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我多想多想，让窑洞传出书声琅琅，孩子们挥就健壮的臂膀，遨游在知识的海洋。我多想多想，让母亲充沛的乳浆，缓缓地滴入孩子的口腔，婴儿在温暖的怀抱中成长。……融入吧，像细小灰尘一样，冉冉升起悄然落下，覆盖在祖国的土地上，心，不需要安放，只要在难忘的地方，有山在呼唤，有水在荡漾，心，就在挥洒的过程中——发光闪亮。”在朗诵的过程中，学生由开始的好奇，慢慢受到了感染，最后对作者那种不能遗忘、不便表达却抑制不住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共鸣。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学生对于“诗言志”这三个字的涵义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理论的抽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又一特点。它不像西方文论那样具有严密的思辨体系和明晰的概念内涵，可以用恰当的词汇反复地阐释，这一特点也给学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因此，我在阐释古代的经典文论时，所援引的例子尽量来自于现实生活。比如，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涵义，都可以写成长篇论文甚至是文学理论演变史。就其中的“诗可以观”而言，汉代郑玄的解释是“观风俗之盛衰”（《论语注疏》），南宋朱熹的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纂疏》），显然，这也是“以古注古”的方式，对于这一抽象问题的理解还缺乏具体和深化。为此，我及时列举了当前网络上非常走红的农民工刘刚和王旭两人组合翻唱的歌曲《春天里》，他们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喝着啤酒，带着成熟男人所特有的粗狂和沧桑，用心而唱：“……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为什么“一曲《春天里》，唱得中国泪流满面”（网络评语）？正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所言：“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两位农民工歌手演唱的歌曲《春天里》，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真实心声，听来非常感人，这首歌多次让我自己热泪盈眶。”实质上，这种歌声是一种温和的民意表达，我们通过这首歌曲所“观”到的社会现实就是那些始终无法被城市所接纳的一代农民工的悲苦命运，这是他们心中的呐喊。通过这种讲解，学生不但明白了“诗可以观”这一抽象理论的内涵，而且深深爱上了这首歌曲，由此而触发了他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其作用是多方面的。
（二）用当代文艺现象解读古代的文学活动。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古代文论中所记载的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活动，今天可能已经绝迹或者很少能够发现。因此，就需要教师做一个生活上的有心人，能适时地用当代的文艺现象来解释古代的文学活动。如，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认为通过文艺可以进行情感的沟通，以此完成特定的政治使命。这种文学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春秋时“赋诗言志”。这对于今人而言，大多有着隔膜之感，但我们依然可以从现实的文学现象中找到答案，感受到它的艺术魅力。当今，对这一古老文化传统接受得非常完美的，当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出生于诗书之家，酷爱文学，在2003年刚任国务院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表达自己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恪尽职守，不畏险阻的坚强决心。此后在每年的“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我们总会听到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用轻松诙谐的诗文举重若轻地解答了世人所关注的政治难题。特别是在2005年下半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特殊时刻，美国总统小布什到访，温总理巧用唐朝诗人司空曙的诗句“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云阳馆与韩绅宿别》）表达久别重逢时对客人的欢迎之情；在谈及中美两国关系时，又引用宋代宰相王安石的著名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借此希望两国政治家们应该高屋建瓴，妥善处理彼此的分歧。温总理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赋诗言志”这种古老的文学方式，成功展示了大国总理的风采。截至目前，他在公开场合所引用的一百多则诗文，已由汪龙麟等人编撰成《温文尔雅》一书（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把古老的文化活动引领成了一种时尚。由此可见，一些看似遥远的文学现象依然活在今天，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二、把古代文论的作用植入到现实生活中
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大都忽视了理论学科的应用性能，往往与现实生活脱节，使其变成了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的东西。这种“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的纯学术之法，曾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徐中玉先生曾说：“以纯粹研究为高，以面向现实需要为与己无关，笼统的反对这种研究的现代化，缺乏理论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在研究中注意发展可以运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明确目的性，我认为都不应该被古代文论研究者以为可取。”［3］P19因此，我们应当不拘泥于历时与共时的区别，努力打破学术与实用的界限，使之对当前的文艺生活发挥指导作用，甚至治疗当下文艺创作中的种种弊症。
（一）古代文论可以成为语文教学的理论依据。古代文论是在古代文学基础上的理论升华，授课的对象大多为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在讲授该课程时，他们将面临语文教育实习甚至已经实习回来。实习生都知道在对中学生讲授课文时，一般都有“作者简介”和“写作背景”这两个程序。当我问及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时，竟没人能回答，于是我适时地讲述了孟子的“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理论，指出“知人”（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等）和“论世”（考察文章的写作背景等）是解读一篇文章的前提条件，其重要性在于“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我进而问：实习过程中，在讲解辛弃疾的词《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时，怎样让中学生理解词中的情感历程在前后阙会有如此落差呢？回答也是各式各样，不尽如人意。我说：答案其实很简单，从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中就可以找到，其前阙实质就是“为文而造情”，后阙就是“为情而造文”。听罢此言，学生们不仅豁然开朗，而且感叹古代文论竟有如此之妙。
（二）古代文论对现实文艺的指导作用。当前的文艺创作可谓良莠不齐，唱赞歌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对此，我们可以打通古代文论与现实文艺的阻遏，体现出其应有的当代价值。例如，在文论史上，庄子提倡“贵真”（《庄子·渔夫》），此后便演绎成王充的“真美”（《对作》），韩愈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李贽的“童心说”（《童心说》），等等，所有这些概念成为我们民族审美史上的一种倾向。时至今日，这一指向对于现实文艺的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如，赵本山的电视剧系列《乡村爱情》、《刘老根》等之所以深受欢迎，其原因就在于来自农村的“农民演员”真实地阐释了东北黑土地上的农村生活，表现了对“真、美”的价值追求；相反，许多“三大”（大明星、大制作、大色彩）的影视之所以昙花一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哗众取宠，缺乏生活的真实、感情的真实和表达方式的真实，无法激起观众的共鸣，其结果自然是为大家所抛弃。同理，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雅俗之争及其演变规律，就可以对我们今天自觉抵制文艺上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古代文论可以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在物欲不断膨胀的今天，人们的心灵逐渐空虚，蕴含着文化精髓的古代文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例如，孟子的“知言养气”（《公孙丑上》）论，指出了作家的道德品格修养与文学创作的辩证关系，要求作家具有“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也就是他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的人生境界。这对于今天我们的“为文”和“为人”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此外，如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和刘勰的“百龄影徂，千载心在”（《文心雕龙·征圣》）等对于文学价值的充分肯定，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给当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人生追求，提供了动力源泉。
三、把古代文论的阐释与当代文论相对接
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我们的文化发展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产生了不自信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失衡状态下，“去中国化”的论调有一定的市场，中国古代文论受到的冲击则更甚。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借石攻玉”的办法，“激活”古代文论的潜在价值，使之与当前的中西文论相对接并进行比较，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用以指导现实和未来的文学。
（一）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相对接。“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4］P46因此，我们“文心”的历史到底如何？就必须把它与西方文论相对接和比较。如，1967年，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史家和文艺理论家H.R.尧斯发表了《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一文，对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展开了批评，提出了从读者的角度（接受的角度）重新编写文学史的新方法。其理论依据便是西方的“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研究应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国内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了古典文学的接受史研究，引进了“接受理论”，现在已蔚为大观，在理论著作方面有周宁、金元浦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朱立元的《接受美学》，等等。殊不知，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以意逆志”之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注疏·万章下》）主张重视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实质上，这才是最早的“接受美学”。再如，西方文论强调了文艺创作中的“想象”因素，认为这是一种能够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活动方式，是一种“由无生有”的精神创造，黑格尔称之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美学》）。当我们就此而回顾中国古代的文论时，曾发现：陆机《文赋》中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等理论范畴比比皆是，不仅在时间上更为久远，而且自成一体，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在世界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中西文论的对接和比较，可以克服学生妄自菲薄的心理，增强学习古代文论的自信心。
（二）古代文论与我国当代文论相对接。当前中文专业的《文学概论》课虽然是马列文论或欧美文论的中国化，但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当代文论、古代文论依然可以而且必须架通与之相接的天线，使中国文论浑然一体，使学生看到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例如，当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论述，一般认为是：内容起主导作用，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古代文论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等著名论点。再如，当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程》是这样论述“文学发展观”的：“文学伴随着生产劳动而产生，并伴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但文学发展的进程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它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有时显得快些，有时来得慢些，有时甚至同生产呈反方向的发展。”［5］P42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论述，在理论的概括上早就有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和“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等著名论点，指出了时代政治是文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至于两者间的具体关系，早在汉代的《诗大序》中就有明确论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在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对接和对比中，可以看到当代文论的一些概念不但在古代文论中早已有之，而且更丰富多彩和具体形象。因此，中国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之间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互相补充和兼容的整体。中国文论应当大胆实践，为传统文论在新世纪当代文化中寻找立足点，使古代文论中所蕴藏的审美精神、审美理想活跃于新的语境之中。［6］P7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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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6］王铁仙，王文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