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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飞上蓝天之时人们无不为之骄傲和自豪。但却少有人知道她们的主教练王赐九。王赐九，土家族，湖南省慈利县溪口镇勤中山寨人，清末名将王子斌之孙。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一航校战术助教，后任空军第一师中队长、副大队长、作战科长兼飞行检查主任、机场副站长等职。
每天带飞30余次，从不叫苦
1951年，王赐九所在的空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接受了上级命令，要求对第七航校的13名接受过初级训练的女飞行员进行强化训练，拟在次年“三八”妇女节编队飞行，到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王赐九和杨宝庆、金逸群被选为教员，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留美回国在“飞虎队”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飞行员，飞行时间都在3000小时以上，不但技术过硬，而且年纪都在35岁以下。接受任务后，王赐九便积极行动起来，先是和杨宝庆等人各驾一架运输机，将13名女飞行员接到了成都训练基地。训练队将她们分为三组。王赐九除全面负责外，还兼任第一组的教员。
王赐九认为，要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让飞行员飞上蓝天，必须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为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把理论课带到飞机上，让资深机械师对照实物向学生讲解飞机的构造特点、部件性能、操作要领、一般事故的起因和紧急处理手段，他自己则现场操作示范，以便学员巩固所掌握的知识。二是针对女性胆子较小的特点，消除受训女队员的顾虑和畏缩情绪。三是结合女性的耐力和生理特点，因材施教。
在训练过程中，教员了解到对女飞行员的起落训练不能连续超过7次，总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据此王赐九大胆提出，改连续起落为分段进行，循序渐进。这样一来，教员十分辛苦，每天带飞30余次，在机上要待7小时以上，夜晚还得讲评，累得骨头都像散架似的。但是，为了女学员有优异的表现，王赐九从不叫苦。艰苦训练了一个月，女学员都通过了考核，基本具备了放单飞的条件。
单飞初胜，走了一段艰辛的路
恰在此时，朝鲜劳模代表团来到成都，参观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训练。他们在机场听完情况介绍，有一位代表突然提出要乘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上蓝天。西南军区空军于政委问王赐九有无把握，能否保证安全。王赐九和其他两位教员研究后，决定由秦桂芳和伍祝迪两名女飞行员来完成这一任务。
谁知，临起飞时，朝鲜客人“呼啦啦”一下上了7位，这可把王赐九和其他同志惊呆了。但两名女飞行员沉着镇定，她们按操作规程发动了飞机。飞机向前滑去，然后斜插蓝天，展翅飞翔，动作极其机敏、优美。当飞机返回地面后，朝鲜代表都跷起大拇指说：“中国女飞行员真了不起！”但是，从单飞到编队，仍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为此，王赐九带领其他教员科学地安排了训练课程。经过一个星期的苦练，学员们考核合格。1952年2月下旬，受训的13名女飞行员编成6个机组，由她们自己担任正、副驾驶员，驾驶6架“里——2型”运输机，满载100余名女空地勤学员，从成都顺利飞抵北京西郊机场。休息半天后，她们立即按表演规定的飞行航线进行训练，并接受空军总部派来的苏联顾问的检验。苏联顾问随机观察了试飞情况后说：“很好，可以表演了。”
为了保证女飞行员驾机在天安门前顺利接受检阅，中央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了检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收集气象数据，掌握飞行及机务情况。邓颖超同志来到飞行员中间，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要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赐九和女飞行员们热切地盼望“三八”节的到来。
1952年“三八”妇女节终于来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在北京西郊机场，女飞行员10时许登上机舱，6架银光闪闪的“里——2型”运输机静待起飞。
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霎时，6架飞机同时启动。在指挥员的命令下，第一架飞机呼啸着滑行飞去，紧接着是第二架、第三架……6架飞机都姿态标准、平稳地投入了蓝天的怀抱。几分钟后，飞机在空中编好队形，由西向东，朝天安门飞去。当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广场上云集的群众同时翘首企望，嘴里发出啧啧称赞。女飞行员们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追忆：护送张学良到台湾去
张学良是怎么到台湾去的？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谜。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终于启封了。往事历历在目，王老虽年过9旬，仍记忆犹新。那是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1上空盘旋，无线电突然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新的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接到了机场站长部。站长对他说：“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8点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
第二天早上8时10分，王赐九登上飞机。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一位少妇挽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下了车。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该不是张学良吧？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与刚才的登机人多么相似。他这么一想，豁然开朗了。张学良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交给王赐九。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光芒四射，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件事藏在心底，笔者问王老：“这些年来您一直守口如瓶，真不容易呀！”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今天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
每天带飞30余次，从不叫苦
1951年，王赐九所在的空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接受了上级命令，要求对第七航校的13名接受过初级训练的女飞行员进行强化训练，拟在次年“三八”妇女节编队飞行，到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王赐九和杨宝庆、金逸群被选为教员，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留美回国在“飞虎队”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飞行员，飞行时间都在3000小时以上，不但技术过硬，而且年纪都在35岁以下。接受任务后，王赐九便积极行动起来，先是和杨宝庆等人各驾一架运输机，将13名女飞行员接到了成都训练基地。训练队将她们分为三组。王赐九除全面负责外，还兼任第一组的教员。
王赐九认为，要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让飞行员飞上蓝天，必须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为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把理论课带到飞机上，让资深机械师对照实物向学生讲解飞机的构造特点、部件性能、操作要领、一般事故的起因和紧急处理手段，他自己则现场操作示范，以便学员巩固所掌握的知识。二是针对女性胆子较小的特点，消除受训女队员的顾虑和畏缩情绪。三是结合女性的耐力和生理特点，因材施教。
在训练过程中，教员了解到对女飞行员的起落训练不能连续超过7次，总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据此王赐九大胆提出，改连续起落为分段进行，循序渐进。这样一来，教员十分辛苦，每天带飞30余次，在机上要待7小时以上，夜晚还得讲评，累得骨头都像散架似的。但是，为了女学员有优异的表现，王赐九从不叫苦。艰苦训练了一个月，女学员都通过了考核，基本具备了放单飞的条件。
单飞初胜，走了一段艰辛的路
恰在此时，朝鲜劳模代表团来到成都，参观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训练。他们在机场听完情况介绍，有一位代表突然提出要乘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上蓝天。西南军区空军于政委问王赐九有无把握，能否保证安全。王赐九和其他两位教员研究后，决定由秦桂芳和伍祝迪两名女飞行员来完成这一任务。
谁知，临起飞时，朝鲜客人“呼啦啦”一下上了7位，这可把王赐九和其他同志惊呆了。但两名女飞行员沉着镇定，她们按操作规程发动了飞机。飞机向前滑去，然后斜插蓝天，展翅飞翔，动作极其机敏、优美。当飞机返回地面后，朝鲜代表都跷起大拇指说：“中国女飞行员真了不起！”但是，从单飞到编队，仍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为此，王赐九带领其他教员科学地安排了训练课程。经过一个星期的苦练，学员们考核合格。1952年2月下旬，受训的13名女飞行员编成6个机组，由她们自己担任正、副驾驶员，驾驶6架“里——2型”运输机，满载100余名女空地勤学员，从成都顺利飞抵北京西郊机场。休息半天后，她们立即按表演规定的飞行航线进行训练，并接受空军总部派来的苏联顾问的检验。苏联顾问随机观察了试飞情况后说：“很好，可以表演了。”
为了保证女飞行员驾机在天安门前顺利接受检阅，中央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了检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收集气象数据，掌握飞行及机务情况。邓颖超同志来到飞行员中间，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要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赐九和女飞行员们热切地盼望“三八”节的到来。
1952年“三八”妇女节终于来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在北京西郊机场，女飞行员10时许登上机舱，6架银光闪闪的“里——2型”运输机静待起飞。
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霎时，6架飞机同时启动。在指挥员的命令下，第一架飞机呼啸着滑行飞去，紧接着是第二架、第三架……6架飞机都姿态标准、平稳地投入了蓝天的怀抱。几分钟后，飞机在空中编好队形，由西向东，朝天安门飞去。当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广场上云集的群众同时翘首企望，嘴里发出啧啧称赞。女飞行员们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追忆：护送张学良到台湾去
张学良是怎么到台湾去的？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谜。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终于启封了。往事历历在目，王老虽年过9旬，仍记忆犹新。那是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1上空盘旋，无线电突然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新的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接到了机场站长部。站长对他说：“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8点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
第二天早上8时10分，王赐九登上飞机。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一位少妇挽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下了车。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该不是张学良吧？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与刚才的登机人多么相似。他这么一想，豁然开朗了。张学良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交给王赐九。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光芒四射，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件事藏在心底，笔者问王老：“这些年来您一直守口如瓶，真不容易呀！”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今天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