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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飞上蓝天之时人们无不为之骄傲和自豪。但却少有人知道她们的主教练王赐九。王赐九,土家族,湖南省慈利县溪口镇勤中山寨人,清末名将王子斌之孙。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一航校战术助教,后任空军第一师中队长、副大队长、作战科长兼飞行检查主任、机场副站长等职。
每天带飞30余次,从不叫苦
1951年,王赐九所在的空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接受了上级命令,要求对第七航校的13名接受过初级训练的女飞行员进行强化训练,拟在次年“三八”妇女节编队飞行,到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王赐九和杨宝庆、金逸群被选为教员,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留美回国在“飞虎队”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飞行员,飞行时间都在3000小时以上,不但技术过硬,而且年纪都在35岁以下。接受任务后,王赐九便积极行动起来,先是和杨宝庆等人各驾一架运输机,将13名女飞行员接到了成都训练基地。训练队将她们分为三组。王赐九除全面负责外,还兼任第一组的教员。
王赐九认为,要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让飞行员飞上蓝天,必须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为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把理论课带到飞机上,让资深机械师对照实物向学生讲解飞机的构造特点、部件性能、操作要领、一般事故的起因和紧急处理手段,他自己则现场操作示范,以便学员巩固所掌握的知识。二是针对女性胆子较小的特点,消除受训女队员的顾虑和畏缩情绪。三是结合女性的耐力和生理特点,因材施教。
在训练过程中,教员了解到对女飞行员的起落训练不能连续超过7次,总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据此王赐九大胆提出,改连续起落为分段进行,循序渐进。这样一来,教员十分辛苦,每天带飞30余次,在机上要待7小时以上,夜晚还得讲评,累得骨头都像散架似的。但是,为了女学员有优异的表现,王赐九从不叫苦。艰苦训练了一个月,女学员都通过了考核,基本具备了放单飞的条件。
单飞初胜,走了一段艰辛的路
恰在此时,朝鲜劳模代表团来到成都,参观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训练。他们在机场听完情况介绍,有一位代表突然提出要乘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上蓝天。西南军区空军于政委问王赐九有无把握,能否保证安全。王赐九和其他两位教员研究后,决定由秦桂芳和伍祝迪两名女飞行员来完成这一任务。
谁知,临起飞时,朝鲜客人“呼啦啦”一下上了7位,这可把王赐九和其他同志惊呆了。但两名女飞行员沉着镇定,她们按操作规程发动了飞机。飞机向前滑去,然后斜插蓝天,展翅飞翔,动作极其机敏、优美。当飞机返回地面后,朝鲜代表都跷起大拇指说:“中国女飞行员真了不起!”但是,从单飞到编队,仍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为此,王赐九带领其他教员科学地安排了训练课程。经过一个星期的苦练,学员们考核合格。1952年2月下旬,受训的13名女飞行员编成6个机组,由她们自己担任正、副驾驶员,驾驶6架“里——2型”运输机,满载100余名女空地勤学员,从成都顺利飞抵北京西郊机场。休息半天后,她们立即按表演规定的飞行航线进行训练,并接受空军总部派来的苏联顾问的检验。苏联顾问随机观察了试飞情况后说:“很好,可以表演了。”
为了保证女飞行员驾机在天安门前顺利接受检阅,中央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了检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收集气象数据,掌握飞行及机务情况。邓颖超同志来到飞行员中间,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要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赐九和女飞行员们热切地盼望“三八”节的到来。
1952年“三八”妇女节终于来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在北京西郊机场,女飞行员10时许登上机舱,6架银光闪闪的“里——2型”运输机静待起飞。
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霎时,6架飞机同时启动。在指挥员的命令下,第一架飞机呼啸着滑行飞去,紧接着是第二架、第三架……6架飞机都姿态标准、平稳地投入了蓝天的怀抱。几分钟后,飞机在空中编好队形,由西向东,朝天安门飞去。当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广场上云集的群众同时翘首企望,嘴里发出啧啧称赞。女飞行员们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追忆:护送张学良到台湾去
张学良是怎么到台湾去的?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谜。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终于启封了。往事历历在目,王老虽年过9旬,仍记忆犹新。那是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1上空盘旋,无线电突然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新的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接到了机场站长部。站长对他说:“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8点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
第二天早上8时10分,王赐九登上飞机。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一位少妇挽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下了车。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该不是张学良吧?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与刚才的登机人多么相似。他这么一想,豁然开朗了。张学良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交给王赐九。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光芒四射,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件事藏在心底,笔者问王老:“这些年来您一直守口如瓶,真不容易呀!”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今天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
每天带飞30余次,从不叫苦
1951年,王赐九所在的空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接受了上级命令,要求对第七航校的13名接受过初级训练的女飞行员进行强化训练,拟在次年“三八”妇女节编队飞行,到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王赐九和杨宝庆、金逸群被选为教员,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留美回国在“飞虎队”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飞行员,飞行时间都在3000小时以上,不但技术过硬,而且年纪都在35岁以下。接受任务后,王赐九便积极行动起来,先是和杨宝庆等人各驾一架运输机,将13名女飞行员接到了成都训练基地。训练队将她们分为三组。王赐九除全面负责外,还兼任第一组的教员。
王赐九认为,要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让飞行员飞上蓝天,必须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为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把理论课带到飞机上,让资深机械师对照实物向学生讲解飞机的构造特点、部件性能、操作要领、一般事故的起因和紧急处理手段,他自己则现场操作示范,以便学员巩固所掌握的知识。二是针对女性胆子较小的特点,消除受训女队员的顾虑和畏缩情绪。三是结合女性的耐力和生理特点,因材施教。
在训练过程中,教员了解到对女飞行员的起落训练不能连续超过7次,总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据此王赐九大胆提出,改连续起落为分段进行,循序渐进。这样一来,教员十分辛苦,每天带飞30余次,在机上要待7小时以上,夜晚还得讲评,累得骨头都像散架似的。但是,为了女学员有优异的表现,王赐九从不叫苦。艰苦训练了一个月,女学员都通过了考核,基本具备了放单飞的条件。
单飞初胜,走了一段艰辛的路
恰在此时,朝鲜劳模代表团来到成都,参观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训练。他们在机场听完情况介绍,有一位代表突然提出要乘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上蓝天。西南军区空军于政委问王赐九有无把握,能否保证安全。王赐九和其他两位教员研究后,决定由秦桂芳和伍祝迪两名女飞行员来完成这一任务。
谁知,临起飞时,朝鲜客人“呼啦啦”一下上了7位,这可把王赐九和其他同志惊呆了。但两名女飞行员沉着镇定,她们按操作规程发动了飞机。飞机向前滑去,然后斜插蓝天,展翅飞翔,动作极其机敏、优美。当飞机返回地面后,朝鲜代表都跷起大拇指说:“中国女飞行员真了不起!”但是,从单飞到编队,仍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为此,王赐九带领其他教员科学地安排了训练课程。经过一个星期的苦练,学员们考核合格。1952年2月下旬,受训的13名女飞行员编成6个机组,由她们自己担任正、副驾驶员,驾驶6架“里——2型”运输机,满载100余名女空地勤学员,从成都顺利飞抵北京西郊机场。休息半天后,她们立即按表演规定的飞行航线进行训练,并接受空军总部派来的苏联顾问的检验。苏联顾问随机观察了试飞情况后说:“很好,可以表演了。”
为了保证女飞行员驾机在天安门前顺利接受检阅,中央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对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了检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收集气象数据,掌握飞行及机务情况。邓颖超同志来到飞行员中间,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要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赐九和女飞行员们热切地盼望“三八”节的到来。
1952年“三八”妇女节终于来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在北京西郊机场,女飞行员10时许登上机舱,6架银光闪闪的“里——2型”运输机静待起飞。
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霎时,6架飞机同时启动。在指挥员的命令下,第一架飞机呼啸着滑行飞去,紧接着是第二架、第三架……6架飞机都姿态标准、平稳地投入了蓝天的怀抱。几分钟后,飞机在空中编好队形,由西向东,朝天安门飞去。当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广场上云集的群众同时翘首企望,嘴里发出啧啧称赞。女飞行员们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追忆:护送张学良到台湾去
张学良是怎么到台湾去的?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谜。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终于启封了。往事历历在目,王老虽年过9旬,仍记忆犹新。那是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1上空盘旋,无线电突然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新的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接到了机场站长部。站长对他说:“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8点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
第二天早上8时10分,王赐九登上飞机。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一位少妇挽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下了车。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该不是张学良吧?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与刚才的登机人多么相似。他这么一想,豁然开朗了。张学良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交给王赐九。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光芒四射,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件事藏在心底,笔者问王老:“这些年来您一直守口如瓶,真不容易呀!”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今天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