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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经历的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旱，再一次为水利事业敲响了警钟，水利还账已刻不容缓。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其中明确规定，“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2月10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迎来了降雪，对山东、河南、河北等数月未见一滴雨的旱区来说，毛毛小雪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以月计的持续不降水让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冬小麦主产区旱情严重，受旱面积已经占到播种面积的四成之上。
而且，如果持续缺乏有效的水量，迈进春季大门的上述地区的旱情将雪上加霜，有气象干旱加剧转变为农业干旱之危险，夏粮收成将面临严峻考验。
农田水利受困“最后半公里”
2月9日傍晚，刘集村漫天飘起了雪花。2月10日清晨，村民们一觉醒来，发现地里已经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这正是村民们翘首企盼的。
刘集村隶属山东省菏泽市种粮大县——曹县，自去年9月中下旬以来，持续4个多月、席卷北方9省市的旱灾让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小麦也饱受干旱之苦。对于这场雪，当地的农民显得颇为兴奋，但是，因为降雪量太小，对于干渴了太久的土地显得于事无补。
刘集村村民宋淑林告诉记者：“要是今后十来天没有别的降水的话，还是需要浇地。”浇地，在刘集村是个难题。
宋淑林说，不到万不得已，村民一般都不会浇地。他首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共有3亩多耕地，如果风调雨顺，一亩地收小麦将近1000斤，每斤1元多一点。每亩地的成本，包括种子、农药、化肥等花费，大概300元。即使不计人工成本，一亩地的收入也就600～700元。如果要浇地，自己需购买水泵、电线、水管等一整套设备，整个投入不会低于2000元，家里三亩多地一季小麦的收入就都搭进去了。
为了解决浇地的问题，村民们也有一些办法，比如三五家合买灌溉设备，或者干脆有人出租自己的设备，但是，这些设备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租用。因为租别人家的设备，浇一亩地最少也得30多元钱，在丘陵等地势较高的地带，更是高达70元。
鉴于当前抗旱浇地用电用油的成本比较高，中央财政拿出8亿元财政资金用于8000万亩受旱麦田抗旱浇地直补，每亩地10元钱。
一位村委会主任为记者算账，当地农业用电大约七八毛钱一度，浇一亩地大约用17度电，浇一亩地的电费大约10块钱。这样算来，国家的补贴大约仅够支付每亩地浇一次水的电费。
缺乏通往田间地头的配套措施，已成为当前农田水利建设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民对种粮缺乏足够热情的情况下，过高的水利投入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
对于这个问题，李保明显得无可奈何：“上面只给村里拨几个干部的工资，连办公经费都没有，哪来的钱投到这儿?”
事实上，由于财政问题和管理缺位等原因，政府对于一些村级、乡镇级河道的治理以及水泵等水利设施配套的投入远远不够。由此，农田抗旱水利工程的建设最终卡在了“最后半公里”。
菏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庆斌表示：如果政府真的要将这“最后半公里”负责起来，那将是一笔庞大的支出，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啊。
“中原粮仓”旱情严考
2月9日，河南大部分地区迎来了麦播后的第一场雪，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5毫米。但由于干旱持续时间较长，专家预测，“秋冬春”三季连旱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春节前，站在自家的麦田里，宋青国弯腰挖出一棵麦苗：根须又短又少，部分叶子已经发黄变枯。“再不下雨就要减产了!”他叹了口气说。
宋青国是杞县阳堌镇西铁岗村村民，该村1050口人共有耕地1900亩，且绝大部分是沙土地。由于从2010年9月初至2011年2月9日降雪前，全村数月之内滴雨未下，多数地块都受旱严重。在宋青国背后二三十亩的麦田里，土壤的表层已经干得发白，扒开浮土20厘米，才能看到微微湿润的底墒。
在开封、周口、许昌等粮食主产区，麦苗大部分长势正常，但对应着旱情的持续发展，由于受到土壤土质、耕作方式以及天气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各地苗情也明显开始分化。
和豫东、豫中这些平原农区相比，因为水源条件的差别，山丘区小麦苗情则整体降低一个档次。豫西的伊川、宜阳、偃师等地，靠近水源的苗情表现尚可，而在缺水的岭地、坡地，多数小麦蔫头耷脑“趴”在垄里，受旱严重的甚至出现枯苗现象。
面对持续发展的旱情和复杂分化的苗情，不少农民对抗旱浇麦却抱有矛盾心态：一方面担心小麦减产，要保收成应该浇地；另一方面考虑到种粮的“成本账”，加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又面临无水可浇或浇地成本太高的困境。
从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特大干旱，到眼下有可能发生的“秋冬春”三季连旱，素有“中原粮仓”之称的河南不断经受着极端天气的考验。而在持续的旱情面前，一些地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配套不足、历史欠账多的现实更加凸显。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汴指出，目前河南省在抗旱用水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原来水利工程设施的基础标准低，水的利用系数偏低；二是近年来一些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得厉害，灌溉面积有所萎缩”。
在杞县阳堌镇西铁岗村村口，刘振峰指着一眼废弃的机井告诉记者，全村共有20来眼机井，多是20年前打的，因为缺少维护年久失修，能用的至多一半，而且分布不合理，有的四五十亩地就有一眼，有的上百亩地却连一眼也没有。
据了解，河南省财政厅日前下达抗旱救灾资金4.21亿元支持抗旱浇麦，其中，1.69亿元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用于补助1685万亩受旱麦田抗旱浇麦。长葛市老城镇何庄村的张松山告诉记者：“已经听说有这个事了，但还没有领到，浇5亩麦光油费就花了我200多块，50元的补助有点少，但有总比没有强。”
“河南是水资源匮乏的省份，同时农业又是一个弱质产业，某种程度上我们还要‘靠天吃饭’。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彻底改变‘靠天吃饭’的格局，就要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好，由此打牢、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说：“从这个角度说，新出台的‘一号文件’将关注点锁定在‘水利’上，对于未来粮食持续增产意义重大，堪称近年来国家在惠农政策方面的又一场‘及时雨’。”
北京缺水“痼疾”加重
2月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北京上空终于出现被气象部门称之为“京城入冬以来最有机会结束无雪之冬”的一次天气过程。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主任张蔷告诉记者，截至10日凌晨6时，该部门已在密云、门头沟、延庆等9区县的33个高山地基作业点，进行了127轮次人工增雪作业。
农业专家认为，目前的干旱还是主要以气象干旱为 主，还没有真正转变为农业干旱。春季以后，如果还持续缺雨，随着气温的升高，干旱问题将会迅速加剧，转变为真正的农业干旱。
2月10日，新春第八天的上午，在距离北京城区近80公里的延庆县大庄科乡水泉沟村，响起了“哒哒哒”的马达声，过去一个多月里，这声音每天准得可以校时钟了。两三分钟的工夫，二十多名村民便自发排起了接水的长队，铁的、铝的、塑料的、胶皮的各种器皿，围着那辆发出哒哒声响的改装水车，一个挨一个地摆放了一圈。
2010年冬天，北京山区居民有2000多人出现饮水困难，其实去年同期也有几千名山区居民饮水困难。冬天前期持续无雪的天气虽然不是导致居民饮水困难的主要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异常的天气现象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北京常年干旱缺水的现实，更加渴望北方冬日万里雪飘的情景。
百日的干旱，让水泉村周边三十多年的板栗树旱死了，多数人家赖以生存的红果树奄奄一息了，穿村而过的白龙潭溪水几近干涸了，而作为村里大力扶持的新经济支柱——农家乐民俗旅游也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大庄科乡宣传委员吴廷才说，只要年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村民的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就能得到保障，然而2009年大庄科乡年降水量仅290毫米，2010年500毫米，“这些都达不到水井供水的需求。”吴廷才说，目前就延庆县来说，水泉沟村和东沙梁村缺水比较严重，另外还有几个村子每天限时供水一小时，或许十年后我们乡一半的村子都会像水泉沟一样吃不上水。”吴廷才对未来显得十分担忧，吃水问题正在变得更加棘手。
记者从水务局了解到，目前北京的供水情况不容乐观。据了解，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的蓄水，加起来约有12亿方。以北京市居民一年用水25亿方标准来算，只能解决全市一半居民的用水。
“我不敢想象冀水进京的工程结束之后，北京缺水的局面将严峻到何种程度。”守在市水务局供水管理岗位上的胡波说，根据总体调度，河北向北京的集中输水工程将在今年3月份结束。
农业用水管理新课题
北方经历的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旱，再一次为水利事业敲响了警钟，水利还账已刻不容缓。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其中明确规定，“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但是，还账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大规模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后续以及配套措施的及时跟上才能充分发挥其预期的作用。同时，对于农业用水的管理也是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深思破解的课题。
对于农田水利建设“最后半公里”难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眢隋研究中心主任秦庆武分析说，这一问题反映了中国当下农业分散经营的方式与水利设施公共性的一种矛盾。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HP(国际水文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曹升乐指出，这一矛盾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中国水利管理的落后，因此，国家大规模投资兴建水利的同时，还要思考如何科学地管理，以最大化地发挥水利的积极作用。曹升乐建议，水源、井以及一系列配套措施应该统一管理，不应该分散，“分散管理成本太高，统一管理可以减少管理费用。”
回溯历史，中国的灌区管理体制主要采用专群结合，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即骨干工程由灌区专管机构管理，末级渠系工程由群管组织管护灌区的维修。
但是，自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末级渠系工程名义上归村组集体管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管理人和负责人。末级渠系的群管流于形式，管理缺位，工程状况持续恶化，一方面导致有效灌溉面积的缩减，造成了诸多病险水库，另一方面导致灌溉效率的降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杨振东坦承，其实包括乡镇、村级的河道都应该及时治理，田间的排水系统也需要定期清淤整修，但是，由于投资不稳定等原因，这些措施都未能落实。
不仅如此，在杨振东眼里，抗旱工作应该有一个稳定的队伍和长效机制。他说，由于连年的丰水期，抗旱服务组织服务渐趋弱化，设备短缺，人员流失，突然来了个大旱，就不适应了。
那如何解决这种小农经营与农业设施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呢?
单纯依靠国家层面的投资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受访专家以及地方官员普遍认为，要解决这一现实困难，成立互助合作组织是未来的趋势，村民通过成立农村合作社的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统一科学管理，统一耕作，提高耕作的效率，也可以降低对水利等公共设施的投入。
就农业灌溉等公共性投入方面而言，互助合作可以比村民各自为战的效率更高，投入更少，曲阜黄家村的实践证明，通过合理的引导和协调，村民合作组织可以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优势，产生1+1>2的良好效应。
但是，这并不是退回到吃大锅饭的农业生产队时代，专家指出，这种合作要建立在保留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使用权的基础之上，通过合作互助的形式，将农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集约化经营，尤其充分发挥水利等公共设施的作用，这对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秦庆武还透露，在世界银行第三期、第四期援助中国的项目中，就有对建设用水户协会的支持。农民用水户协会是在灌溉农业地区推行的一种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由农民选举、管理和决策，以“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为理念。
这种参与式灌溉管理主张在政府的指导、扶持、授权下把部分甚至全部灌排管理权力和责任移交给用水户进行管理，让用水户以“主人”的身份参与灌区规划、施工建设、运行维护等方面事务。
目前，用水户协会已在全国多个灌区开始试点工作，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农民自主意识的提高和组织能力的加强，用水户协会这一灌溉管理方式的前景乐观。
2月10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迎来了降雪，对山东、河南、河北等数月未见一滴雨的旱区来说，毛毛小雪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以月计的持续不降水让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冬小麦主产区旱情严重，受旱面积已经占到播种面积的四成之上。
而且，如果持续缺乏有效的水量，迈进春季大门的上述地区的旱情将雪上加霜，有气象干旱加剧转变为农业干旱之危险，夏粮收成将面临严峻考验。
农田水利受困“最后半公里”
2月9日傍晚，刘集村漫天飘起了雪花。2月10日清晨，村民们一觉醒来，发现地里已经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这正是村民们翘首企盼的。
刘集村隶属山东省菏泽市种粮大县——曹县，自去年9月中下旬以来，持续4个多月、席卷北方9省市的旱灾让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小麦也饱受干旱之苦。对于这场雪，当地的农民显得颇为兴奋，但是，因为降雪量太小，对于干渴了太久的土地显得于事无补。
刘集村村民宋淑林告诉记者：“要是今后十来天没有别的降水的话，还是需要浇地。”浇地，在刘集村是个难题。
宋淑林说，不到万不得已，村民一般都不会浇地。他首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共有3亩多耕地，如果风调雨顺，一亩地收小麦将近1000斤，每斤1元多一点。每亩地的成本，包括种子、农药、化肥等花费，大概300元。即使不计人工成本，一亩地的收入也就600～700元。如果要浇地，自己需购买水泵、电线、水管等一整套设备，整个投入不会低于2000元，家里三亩多地一季小麦的收入就都搭进去了。
为了解决浇地的问题，村民们也有一些办法，比如三五家合买灌溉设备，或者干脆有人出租自己的设备，但是，这些设备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租用。因为租别人家的设备，浇一亩地最少也得30多元钱，在丘陵等地势较高的地带，更是高达70元。
鉴于当前抗旱浇地用电用油的成本比较高，中央财政拿出8亿元财政资金用于8000万亩受旱麦田抗旱浇地直补，每亩地10元钱。
一位村委会主任为记者算账，当地农业用电大约七八毛钱一度，浇一亩地大约用17度电，浇一亩地的电费大约10块钱。这样算来，国家的补贴大约仅够支付每亩地浇一次水的电费。
缺乏通往田间地头的配套措施，已成为当前农田水利建设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民对种粮缺乏足够热情的情况下，过高的水利投入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
对于这个问题，李保明显得无可奈何：“上面只给村里拨几个干部的工资，连办公经费都没有，哪来的钱投到这儿?”
事实上，由于财政问题和管理缺位等原因，政府对于一些村级、乡镇级河道的治理以及水泵等水利设施配套的投入远远不够。由此，农田抗旱水利工程的建设最终卡在了“最后半公里”。
菏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庆斌表示：如果政府真的要将这“最后半公里”负责起来，那将是一笔庞大的支出，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啊。
“中原粮仓”旱情严考
2月9日，河南大部分地区迎来了麦播后的第一场雪，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5毫米。但由于干旱持续时间较长，专家预测，“秋冬春”三季连旱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春节前，站在自家的麦田里，宋青国弯腰挖出一棵麦苗：根须又短又少，部分叶子已经发黄变枯。“再不下雨就要减产了!”他叹了口气说。
宋青国是杞县阳堌镇西铁岗村村民，该村1050口人共有耕地1900亩，且绝大部分是沙土地。由于从2010年9月初至2011年2月9日降雪前，全村数月之内滴雨未下，多数地块都受旱严重。在宋青国背后二三十亩的麦田里，土壤的表层已经干得发白，扒开浮土20厘米，才能看到微微湿润的底墒。
在开封、周口、许昌等粮食主产区，麦苗大部分长势正常，但对应着旱情的持续发展，由于受到土壤土质、耕作方式以及天气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各地苗情也明显开始分化。
和豫东、豫中这些平原农区相比，因为水源条件的差别，山丘区小麦苗情则整体降低一个档次。豫西的伊川、宜阳、偃师等地，靠近水源的苗情表现尚可，而在缺水的岭地、坡地，多数小麦蔫头耷脑“趴”在垄里，受旱严重的甚至出现枯苗现象。
面对持续发展的旱情和复杂分化的苗情，不少农民对抗旱浇麦却抱有矛盾心态：一方面担心小麦减产，要保收成应该浇地；另一方面考虑到种粮的“成本账”，加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又面临无水可浇或浇地成本太高的困境。
从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特大干旱，到眼下有可能发生的“秋冬春”三季连旱，素有“中原粮仓”之称的河南不断经受着极端天气的考验。而在持续的旱情面前，一些地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配套不足、历史欠账多的现实更加凸显。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汴指出，目前河南省在抗旱用水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原来水利工程设施的基础标准低，水的利用系数偏低；二是近年来一些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得厉害，灌溉面积有所萎缩”。
在杞县阳堌镇西铁岗村村口，刘振峰指着一眼废弃的机井告诉记者，全村共有20来眼机井，多是20年前打的，因为缺少维护年久失修，能用的至多一半，而且分布不合理，有的四五十亩地就有一眼，有的上百亩地却连一眼也没有。
据了解，河南省财政厅日前下达抗旱救灾资金4.21亿元支持抗旱浇麦，其中，1.69亿元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用于补助1685万亩受旱麦田抗旱浇麦。长葛市老城镇何庄村的张松山告诉记者：“已经听说有这个事了，但还没有领到，浇5亩麦光油费就花了我200多块，50元的补助有点少，但有总比没有强。”
“河南是水资源匮乏的省份，同时农业又是一个弱质产业，某种程度上我们还要‘靠天吃饭’。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彻底改变‘靠天吃饭’的格局，就要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好，由此打牢、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说：“从这个角度说，新出台的‘一号文件’将关注点锁定在‘水利’上，对于未来粮食持续增产意义重大，堪称近年来国家在惠农政策方面的又一场‘及时雨’。”
北京缺水“痼疾”加重
2月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北京上空终于出现被气象部门称之为“京城入冬以来最有机会结束无雪之冬”的一次天气过程。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主任张蔷告诉记者，截至10日凌晨6时，该部门已在密云、门头沟、延庆等9区县的33个高山地基作业点，进行了127轮次人工增雪作业。
农业专家认为，目前的干旱还是主要以气象干旱为 主，还没有真正转变为农业干旱。春季以后，如果还持续缺雨，随着气温的升高，干旱问题将会迅速加剧，转变为真正的农业干旱。
2月10日，新春第八天的上午，在距离北京城区近80公里的延庆县大庄科乡水泉沟村，响起了“哒哒哒”的马达声，过去一个多月里，这声音每天准得可以校时钟了。两三分钟的工夫，二十多名村民便自发排起了接水的长队，铁的、铝的、塑料的、胶皮的各种器皿，围着那辆发出哒哒声响的改装水车，一个挨一个地摆放了一圈。
2010年冬天，北京山区居民有2000多人出现饮水困难，其实去年同期也有几千名山区居民饮水困难。冬天前期持续无雪的天气虽然不是导致居民饮水困难的主要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异常的天气现象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北京常年干旱缺水的现实，更加渴望北方冬日万里雪飘的情景。
百日的干旱，让水泉村周边三十多年的板栗树旱死了，多数人家赖以生存的红果树奄奄一息了，穿村而过的白龙潭溪水几近干涸了，而作为村里大力扶持的新经济支柱——农家乐民俗旅游也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大庄科乡宣传委员吴廷才说，只要年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村民的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就能得到保障，然而2009年大庄科乡年降水量仅290毫米，2010年500毫米，“这些都达不到水井供水的需求。”吴廷才说，目前就延庆县来说，水泉沟村和东沙梁村缺水比较严重，另外还有几个村子每天限时供水一小时，或许十年后我们乡一半的村子都会像水泉沟一样吃不上水。”吴廷才对未来显得十分担忧，吃水问题正在变得更加棘手。
记者从水务局了解到，目前北京的供水情况不容乐观。据了解，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的蓄水，加起来约有12亿方。以北京市居民一年用水25亿方标准来算，只能解决全市一半居民的用水。
“我不敢想象冀水进京的工程结束之后，北京缺水的局面将严峻到何种程度。”守在市水务局供水管理岗位上的胡波说，根据总体调度，河北向北京的集中输水工程将在今年3月份结束。
农业用水管理新课题
北方经历的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大旱，再一次为水利事业敲响了警钟，水利还账已刻不容缓。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其中明确规定，“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但是，还账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大规模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后续以及配套措施的及时跟上才能充分发挥其预期的作用。同时，对于农业用水的管理也是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深思破解的课题。
对于农田水利建设“最后半公里”难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眢隋研究中心主任秦庆武分析说，这一问题反映了中国当下农业分散经营的方式与水利设施公共性的一种矛盾。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HP(国际水文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曹升乐指出，这一矛盾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中国水利管理的落后，因此，国家大规模投资兴建水利的同时，还要思考如何科学地管理，以最大化地发挥水利的积极作用。曹升乐建议，水源、井以及一系列配套措施应该统一管理，不应该分散，“分散管理成本太高，统一管理可以减少管理费用。”
回溯历史，中国的灌区管理体制主要采用专群结合，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即骨干工程由灌区专管机构管理，末级渠系工程由群管组织管护灌区的维修。
但是，自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末级渠系工程名义上归村组集体管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管理人和负责人。末级渠系的群管流于形式，管理缺位，工程状况持续恶化，一方面导致有效灌溉面积的缩减，造成了诸多病险水库，另一方面导致灌溉效率的降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杨振东坦承，其实包括乡镇、村级的河道都应该及时治理，田间的排水系统也需要定期清淤整修，但是，由于投资不稳定等原因，这些措施都未能落实。
不仅如此，在杨振东眼里，抗旱工作应该有一个稳定的队伍和长效机制。他说，由于连年的丰水期，抗旱服务组织服务渐趋弱化，设备短缺，人员流失，突然来了个大旱，就不适应了。
那如何解决这种小农经营与农业设施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呢?
单纯依靠国家层面的投资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受访专家以及地方官员普遍认为，要解决这一现实困难，成立互助合作组织是未来的趋势，村民通过成立农村合作社的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统一科学管理，统一耕作，提高耕作的效率，也可以降低对水利等公共设施的投入。
就农业灌溉等公共性投入方面而言，互助合作可以比村民各自为战的效率更高，投入更少，曲阜黄家村的实践证明，通过合理的引导和协调，村民合作组织可以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优势，产生1+1>2的良好效应。
但是，这并不是退回到吃大锅饭的农业生产队时代，专家指出，这种合作要建立在保留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使用权的基础之上，通过合作互助的形式，将农户的分散经营转变为集约化经营，尤其充分发挥水利等公共设施的作用，这对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秦庆武还透露，在世界银行第三期、第四期援助中国的项目中，就有对建设用水户协会的支持。农民用水户协会是在灌溉农业地区推行的一种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由农民选举、管理和决策，以“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为理念。
这种参与式灌溉管理主张在政府的指导、扶持、授权下把部分甚至全部灌排管理权力和责任移交给用水户进行管理，让用水户以“主人”的身份参与灌区规划、施工建设、运行维护等方面事务。
目前，用水户协会已在全国多个灌区开始试点工作，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农民自主意识的提高和组织能力的加强，用水户协会这一灌溉管理方式的前景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