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6年，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完成《摩登时代》之后又一次环球周游，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踏上上海的土地，见到了梅兰芳、刘海粟、胡蝶等新老朋友，并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事隔18年后，1954年7月，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时，还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1936年3月9日，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Paulette Goddard）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轮抵沪。 当时，他与高黛已同居，但尚未正式宣布结婚，因此，他们在上海并未以夫妻身份出现。但敏感的记者已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关系，故卓别林一到，就不断有记者追问此事。其中有人问：“卓别林先生，那位和您一起作环球旅行的高黛小姐，不久将要和您结婚，此事属实吗？”而卓别林以他特有的幽默回答说：“这件事请你们问她本人，我实在回答不出。”卓别林住在上海最高级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经理是卓别林的同乡，他为卓别林准备了最豪华的5楼A字特色套房（今和平饭店519房间），宝莲·高黛被安排住在同楼的509号房，恰和卓别林房门相对。
卓别林看到华懋饭店的窗帘、床单和沙发套，全是老介福的绣花丝绸织品，非常喜欢，于是向老介福定制了六十件格子真丝碧皱衬衫。
这次，卓别林在上海一共只逗留了十几个小时，活动内容安排得非常紧凑。他在饭店稍事休息后，即驱车观赏市容，参观邑庙名胜，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抵沪的当天傍晚5点半，卓别林出席了上海文艺界为他在Park Hotel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是梅兰芳先生。梅先生说，1930年访美演出时他曾会晤过卓别林。这次见面可谓是旧友重逢，两人紧紧握手，感慨无限。卓别林双手搭着梅的双肩，笑着说，“这真太不公平了！ 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虽是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从中感受到卓别林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当时有很多人想和卓别林合影，卓别林却拉着梅兰芳的手对记者说：“让我和老朋友先拍一张吧！”卓别林还问梅兰芳当天会不会登台，他极希望能再次欣赏到梅氏的演出。 梅抱歉地说，最近一直没有登台，但是当晚有几台好戏，他愿意介绍。梅兰芳还请了中国旅行社精通英语的瞿关亮先生，负责陪同卓别林。
晚上6点半，卓别林在华懋饭店接受记者采访。他对记者说：“只要我能说的，我都愿意说，总之使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止。”这番开场白，赢得记者们一片喝彩。当记者问及他对上海的印象时，卓别林回答道：“太兴奋！”他告诉记者，“舍舟登陆后，即为友好邀游全市，作最初之观光也。沪市为世界大都市，余莅斯土尚余生平第一次。”他还竭力称赞中国女子可爱之极，远胜欧美。
当然，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卓别林的本行——电影。有记者问及他对中国电影的感想。卓别林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仅看过一部中国默片，连片名也不记得，因此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记者采访结束后，卓别林匆匆赶往国际饭店，出席由万国艺术剧社举行的晚宴。晚宴主角之一的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记下了与卓别林见面的情况。她问：“卓别林先生，我原以为您一定是很滑稽有趣的。”卓别林眨了眨眼睛，说：“唔，我知道您的意思。不过，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听说您在摄影棚里和导演合作得很好，您所主演的片子也大多是很严肃的，那么现实生活里的您又是怎样的呢？”随后，卓别林介绍了很多自己拍片的经过和心得，给胡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晚宴后，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去了大世界隔壁的共舞台（今仍叫“共舞台”，在延安东路云南南路口），观赏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当他们赶到时，戏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这一情节，有文有武，有唱有做，卓别林观后连连鼓掌，尤对两人比剑一场，誉为“东方仅有艺术”。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打斗，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剧情紧凑，不容拉幕换景，十四场布景完全在熄灯一刹那间变换，卓别林对此赞不绝口。他说，在国外，除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有此换景法外，其他尚不多见。
卓别林的到访，使共舞台喜出望外，一连几天都在报纸上刊登“滑稽大家卓别林特来本台观剧”、“卓氏观后赞不绝口”的广告。
之后，卓别林一行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梅兰芳因为临时有事没去，陪同他们的是中国旅行社的瞿关亮先生。
瞿先生坐在卓别林旁边，随时把剧情和唱词解释给他听，而卓别林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一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用右手在膝上轻轻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
瞿氏后来曾撰文说：“经我带往戏院看戏的外国朋友不下百十人，但像卓氏这样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戏剧像欣赏本国戏一样，是我第一次发现。”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戏散后，卓别林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装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从“新光”出来，卓别林游兴不减，又至“百乐门”参加舞会，直到半夜3点才回华懋饭店休息。 第二天上午8点，他就乘原轮离开上海去香港。梅兰芳没有去码头，但送了一个大花篮给他送别。
卓别林在游历了香港、西贡、曼谷等地后，于5月12日再次回到上海，当他闻听4月间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的盛况后，非常高兴。遗憾的是，他没能实现上次许下的“回来时在上海多住几天”的允诺，只在百乐门饭店留宿一晚，次日早晨就乘船转道日本返回美国了。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见卓别林时说：“你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向你致敬！”“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卓别林深情地说：“1932年我发现了东方，1936年去过上海，看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令我钦佩！还看过马连良先生的戏，真是好极了！”
1936年3月9日，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Paulette Goddard）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轮抵沪。 当时，他与高黛已同居，但尚未正式宣布结婚，因此，他们在上海并未以夫妻身份出现。但敏感的记者已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关系，故卓别林一到，就不断有记者追问此事。其中有人问：“卓别林先生，那位和您一起作环球旅行的高黛小姐，不久将要和您结婚，此事属实吗？”而卓别林以他特有的幽默回答说：“这件事请你们问她本人，我实在回答不出。”卓别林住在上海最高级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经理是卓别林的同乡，他为卓别林准备了最豪华的5楼A字特色套房（今和平饭店519房间），宝莲·高黛被安排住在同楼的509号房，恰和卓别林房门相对。
卓别林看到华懋饭店的窗帘、床单和沙发套，全是老介福的绣花丝绸织品，非常喜欢，于是向老介福定制了六十件格子真丝碧皱衬衫。
这次，卓别林在上海一共只逗留了十几个小时，活动内容安排得非常紧凑。他在饭店稍事休息后，即驱车观赏市容，参观邑庙名胜，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抵沪的当天傍晚5点半，卓别林出席了上海文艺界为他在Park Hotel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是梅兰芳先生。梅先生说，1930年访美演出时他曾会晤过卓别林。这次见面可谓是旧友重逢，两人紧紧握手，感慨无限。卓别林双手搭着梅的双肩，笑着说，“这真太不公平了！ 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虽是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从中感受到卓别林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当时有很多人想和卓别林合影，卓别林却拉着梅兰芳的手对记者说：“让我和老朋友先拍一张吧！”卓别林还问梅兰芳当天会不会登台，他极希望能再次欣赏到梅氏的演出。 梅抱歉地说，最近一直没有登台，但是当晚有几台好戏，他愿意介绍。梅兰芳还请了中国旅行社精通英语的瞿关亮先生，负责陪同卓别林。
晚上6点半，卓别林在华懋饭店接受记者采访。他对记者说：“只要我能说的，我都愿意说，总之使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止。”这番开场白，赢得记者们一片喝彩。当记者问及他对上海的印象时，卓别林回答道：“太兴奋！”他告诉记者，“舍舟登陆后，即为友好邀游全市，作最初之观光也。沪市为世界大都市，余莅斯土尚余生平第一次。”他还竭力称赞中国女子可爱之极，远胜欧美。
当然，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卓别林的本行——电影。有记者问及他对中国电影的感想。卓别林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仅看过一部中国默片，连片名也不记得，因此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记者采访结束后，卓别林匆匆赶往国际饭店，出席由万国艺术剧社举行的晚宴。晚宴主角之一的胡蝶，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记下了与卓别林见面的情况。她问：“卓别林先生，我原以为您一定是很滑稽有趣的。”卓别林眨了眨眼睛，说：“唔，我知道您的意思。不过，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听说您在摄影棚里和导演合作得很好，您所主演的片子也大多是很严肃的，那么现实生活里的您又是怎样的呢？”随后，卓别林介绍了很多自己拍片的经过和心得，给胡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晚宴后，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去了大世界隔壁的共舞台（今仍叫“共舞台”，在延安东路云南南路口），观赏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当他们赶到时，戏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这一情节，有文有武，有唱有做，卓别林观后连连鼓掌，尤对两人比剑一场，誉为“东方仅有艺术”。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打斗，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剧情紧凑，不容拉幕换景，十四场布景完全在熄灯一刹那间变换，卓别林对此赞不绝口。他说，在国外，除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有此换景法外，其他尚不多见。
卓别林的到访，使共舞台喜出望外，一连几天都在报纸上刊登“滑稽大家卓别林特来本台观剧”、“卓氏观后赞不绝口”的广告。
之后，卓别林一行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梅兰芳因为临时有事没去，陪同他们的是中国旅行社的瞿关亮先生。
瞿先生坐在卓别林旁边，随时把剧情和唱词解释给他听，而卓别林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一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用右手在膝上轻轻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
瞿氏后来曾撰文说：“经我带往戏院看戏的外国朋友不下百十人，但像卓氏这样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戏剧像欣赏本国戏一样，是我第一次发现。”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戏散后，卓别林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装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从“新光”出来，卓别林游兴不减，又至“百乐门”参加舞会，直到半夜3点才回华懋饭店休息。 第二天上午8点，他就乘原轮离开上海去香港。梅兰芳没有去码头，但送了一个大花篮给他送别。
卓别林在游历了香港、西贡、曼谷等地后，于5月12日再次回到上海，当他闻听4月间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的盛况后，非常高兴。遗憾的是，他没能实现上次许下的“回来时在上海多住几天”的允诺，只在百乐门饭店留宿一晚，次日早晨就乘船转道日本返回美国了。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见卓别林时说：“你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向你致敬！”“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卓别林深情地说：“1932年我发现了东方，1936年去过上海，看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令我钦佩！还看过马连良先生的戏，真是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