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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的残忍在于,它让我们见识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梦想到底有多脆弱。
帽子戏法玩得很成功。豆瓣网上超过80%的网友给了《蜗居》四星以上的高分。作为编剧六六继《双面胶》、《王贵与安娜》之后的第三部畅销电视剧,《蜗居》没有成为强虏之末。相反,六六对真实的细腻感所做的丝丝入扣的刻画,再次让观众们拍手叫绝。但是,《蜗居》才播到中途就突然被叫停,原因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命令。电视不让看,书总可以买。于是,小说变得供不应求,它的火爆程度估计超乎了大家的意料,近一个月就加印了十万本。这着实让那些立志通过写畅销小说出名的作家们羡慕不已。
价值的混沌感
《蜗居》被停播,有人认为是它所暴露的现实太过黑暗(更确切地说是真实);有人认为它的台词太过大胆、暴露,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因此,观众在网上展开了关于“房奴”、“二奶”和贪官的大讨论。我想这些都不会是广电总局担心的关键部位。整个意识形态框架之下的价值体系,在现实的冲击之下已经变得极其脆弱,如若再有风吹草动,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许是宣传部门最警惕的地方。
事实上,《蜗居》的大胆之处,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真实地呈现了在这个经济转型社会中普遍暧昧的价值取向。暧昧在剧中最直接的表现为角色的复杂性。郭海藻虽然是二奶,却拼命工作、热爱生活、真爱小贝,珍重亲情;宋思明虽然包养情妇、贪污受贿,却对家庭负责、有情有义。这些角色让你很难用以往的电视剧的评断标准下道德定论,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
《蜗居》被观众讨论最多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风华正茂的郭海藻,该不该去做二奶。按照我们光明磊落的规范伦理,二奶绝对不能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总会遭遇到各种意外、变故。当这些不可意料的特殊性都发生在郭海藻身上时,惯常的规范伦理的说服力被极大程度地削弱,人物的真实性情——好的或坏的——都摆在我们面前。如此复杂的人性在以前的电视剧中都没有出现过。此时,“二奶”这个词是不是真的适合放在郭海藻身上,用以进行道德审判?答案变得不那么斩钉截铁了。
经济观察网的评论员曾以《<蜗居>:一个残忍的性掠夺的故事》为名撰文评论:“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标准荡然无存的大环境下,性资源正向权钱阶层加速流动。”下这种判断很过瘾很简单也很不负责任。文章的作者似乎缺乏或者有意回避某些经济常识。表面看来,他将性作为一种资源,纳入了当前棘手的各个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好像在谈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把性当作一种资源,那么它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优化配置,流向能带来最大经济产出的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性资源又怎么是被残忍地掠夺呢?这是一种自由的流向,况且郭海藻对宋思明也是主动投怀送抱,又何来的掠夺?
但是,性本身就不能够算一种资源,这也是当前社会认识的模糊区域。“残忍”一词似乎又是一种道德评判,暧昧的《蜗居》让作者的观点也变得暧昧了。当前,重商主义的中国恨不得将所有人、所有领域都市场化、自由化。这种市场化对于个人的侵蚀到哪里为止?是不是到身体为止?到家庭为止?到幸福为止?把身体也经济化之后,道德存在于何处?经济是不是真的就与道德无关?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或完全抛弃道德的评判所能轻易回答的。
北大某知名经济学教授公开宣称,经济与道德无关。在西方都开始反思经济等活动中基于人性本恶的前提假设时,中国对此却视如珍宝,反而将传统治国理念的精华视为草芥。西方基于对人的完全不信任,所以国家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在漫长的社会现代化的中国,制度的完善依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法规达不到的区域,是不是可以用道德来控制?也许古代的思想治国并不完全适用于管理已经被现代性的理念充斥的大脑,然而我想说的是经济当然不可能与道德无关。道德属于伦理范畴,它是属于生活的元理论,会渗透在人类各种活动中,当然也就包括经济活动。不仅法规,道德同样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可能性边界之一。编剧留给银屏最有价值的将是对于当前经济绑架一切的反思。
现实颠覆梦想
对于80后来说,2008年的《奋斗》让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一段纯真的恋情、一份如意的工作加上一个温馨的小窝。这都给了正在奋斗路上的初生牛犊们更多的动力和勇气来接受残酷的现实,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的前景可期。
但是,到了2009年的《蜗居》,80后的处境却变得更艰难。他们每天为该省几块钱而费尽心思,为一点奖金而撕破脸皮。在生存的基本要求都难以满足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人格变得微不足道。仅仅为了一套房子,所有人都像被卷入黑洞,越陷越深,命运变得不能自主。
当《奋斗》才刚刚教会年轻人如何追求、享受爱情与幸福时,《蜗居》无疑给热情四溢的年轻人泼了一盘冷水:它将现实的面纱撕开,使最残忍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在外。
爱情对于《奋斗》就像是每天必不可少的正餐,车子、房子、老子都可以不要,但爱情一定要。而对于《蜗居》来说,爱情就像是海市蜃楼,自以为胜券在握,原来也只是虚幻的烟雾,望尘莫及。
《奋斗》就是80后的集体梦想,《蜗居》就是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可以用《奋斗》和《蜗居》来衡量。
《蜗居》的残忍还在于,它让我们见识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梦想到底有多脆弱。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路径是“蜗居式”的,而非“奋斗式”的。《奋斗》对于大城市的80后,就像完美爱情对于《蜗居》中的郭海藻,最终是无法到达的乌托邦。
有意思的是,《蜗居》的结局与剧中漫长的情节铺展所呈现的混沌的价值立场截然相反:内忧外患的市长助理宋思明死在车轮之下,职业二奶郭海藻永远失去了生殖能力。相比而言,坚信真爱的郭海萍终于能够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结局里回荡着强有力的道德宣判的声音:贪官必然会被代表政治正确的上级绳之以法,二奶不可能在这个社会和国家得到合法性承认。
不管现实生活多么残忍,电影、电视剧总要给人点生活的勇气,就像好莱坞商业电影里的“HappyEndning”(大团圆结局)模式。
帽子戏法玩得很成功。豆瓣网上超过80%的网友给了《蜗居》四星以上的高分。作为编剧六六继《双面胶》、《王贵与安娜》之后的第三部畅销电视剧,《蜗居》没有成为强虏之末。相反,六六对真实的细腻感所做的丝丝入扣的刻画,再次让观众们拍手叫绝。但是,《蜗居》才播到中途就突然被叫停,原因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命令。电视不让看,书总可以买。于是,小说变得供不应求,它的火爆程度估计超乎了大家的意料,近一个月就加印了十万本。这着实让那些立志通过写畅销小说出名的作家们羡慕不已。
价值的混沌感
《蜗居》被停播,有人认为是它所暴露的现实太过黑暗(更确切地说是真实);有人认为它的台词太过大胆、暴露,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因此,观众在网上展开了关于“房奴”、“二奶”和贪官的大讨论。我想这些都不会是广电总局担心的关键部位。整个意识形态框架之下的价值体系,在现实的冲击之下已经变得极其脆弱,如若再有风吹草动,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许是宣传部门最警惕的地方。
事实上,《蜗居》的大胆之处,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真实地呈现了在这个经济转型社会中普遍暧昧的价值取向。暧昧在剧中最直接的表现为角色的复杂性。郭海藻虽然是二奶,却拼命工作、热爱生活、真爱小贝,珍重亲情;宋思明虽然包养情妇、贪污受贿,却对家庭负责、有情有义。这些角色让你很难用以往的电视剧的评断标准下道德定论,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
《蜗居》被观众讨论最多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风华正茂的郭海藻,该不该去做二奶。按照我们光明磊落的规范伦理,二奶绝对不能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总会遭遇到各种意外、变故。当这些不可意料的特殊性都发生在郭海藻身上时,惯常的规范伦理的说服力被极大程度地削弱,人物的真实性情——好的或坏的——都摆在我们面前。如此复杂的人性在以前的电视剧中都没有出现过。此时,“二奶”这个词是不是真的适合放在郭海藻身上,用以进行道德审判?答案变得不那么斩钉截铁了。
经济观察网的评论员曾以《<蜗居>:一个残忍的性掠夺的故事》为名撰文评论:“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标准荡然无存的大环境下,性资源正向权钱阶层加速流动。”下这种判断很过瘾很简单也很不负责任。文章的作者似乎缺乏或者有意回避某些经济常识。表面看来,他将性作为一种资源,纳入了当前棘手的各个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好像在谈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把性当作一种资源,那么它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优化配置,流向能带来最大经济产出的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性资源又怎么是被残忍地掠夺呢?这是一种自由的流向,况且郭海藻对宋思明也是主动投怀送抱,又何来的掠夺?
但是,性本身就不能够算一种资源,这也是当前社会认识的模糊区域。“残忍”一词似乎又是一种道德评判,暧昧的《蜗居》让作者的观点也变得暧昧了。当前,重商主义的中国恨不得将所有人、所有领域都市场化、自由化。这种市场化对于个人的侵蚀到哪里为止?是不是到身体为止?到家庭为止?到幸福为止?把身体也经济化之后,道德存在于何处?经济是不是真的就与道德无关?这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或完全抛弃道德的评判所能轻易回答的。
北大某知名经济学教授公开宣称,经济与道德无关。在西方都开始反思经济等活动中基于人性本恶的前提假设时,中国对此却视如珍宝,反而将传统治国理念的精华视为草芥。西方基于对人的完全不信任,所以国家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在漫长的社会现代化的中国,制度的完善依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法规达不到的区域,是不是可以用道德来控制?也许古代的思想治国并不完全适用于管理已经被现代性的理念充斥的大脑,然而我想说的是经济当然不可能与道德无关。道德属于伦理范畴,它是属于生活的元理论,会渗透在人类各种活动中,当然也就包括经济活动。不仅法规,道德同样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可能性边界之一。编剧留给银屏最有价值的将是对于当前经济绑架一切的反思。
现实颠覆梦想
对于80后来说,2008年的《奋斗》让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一段纯真的恋情、一份如意的工作加上一个温馨的小窝。这都给了正在奋斗路上的初生牛犊们更多的动力和勇气来接受残酷的现实,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的前景可期。
但是,到了2009年的《蜗居》,80后的处境却变得更艰难。他们每天为该省几块钱而费尽心思,为一点奖金而撕破脸皮。在生存的基本要求都难以满足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人格变得微不足道。仅仅为了一套房子,所有人都像被卷入黑洞,越陷越深,命运变得不能自主。
当《奋斗》才刚刚教会年轻人如何追求、享受爱情与幸福时,《蜗居》无疑给热情四溢的年轻人泼了一盘冷水:它将现实的面纱撕开,使最残忍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在外。
爱情对于《奋斗》就像是每天必不可少的正餐,车子、房子、老子都可以不要,但爱情一定要。而对于《蜗居》来说,爱情就像是海市蜃楼,自以为胜券在握,原来也只是虚幻的烟雾,望尘莫及。
《奋斗》就是80后的集体梦想,《蜗居》就是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可以用《奋斗》和《蜗居》来衡量。
《蜗居》的残忍还在于,它让我们见识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梦想到底有多脆弱。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路径是“蜗居式”的,而非“奋斗式”的。《奋斗》对于大城市的80后,就像完美爱情对于《蜗居》中的郭海藻,最终是无法到达的乌托邦。
有意思的是,《蜗居》的结局与剧中漫长的情节铺展所呈现的混沌的价值立场截然相反:内忧外患的市长助理宋思明死在车轮之下,职业二奶郭海藻永远失去了生殖能力。相比而言,坚信真爱的郭海萍终于能够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结局里回荡着强有力的道德宣判的声音:贪官必然会被代表政治正确的上级绳之以法,二奶不可能在这个社会和国家得到合法性承认。
不管现实生活多么残忍,电影、电视剧总要给人点生活的勇气,就像好莱坞商业电影里的“HappyEndning”(大团圆结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