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9日至12日,两岸学者20余人,齐聚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自新中国成立后两岸第一次学术交流会。在这以前,厦门大学虽已成立台湾研究所,并已吸收过台湾学者参加研讨会议,但那只是个别的,也非正式邀请,不能与香山饭店的这次会议相提并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台湾之将来”。会议主持人,一位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台籍教授郭焕圭,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赵复三。会议开的是成功的,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从此打开了两岸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大门。
　　
　　会议召开的背景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中,两岸长期隔绝,台湾又实行了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就更加无法进行交流往来。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都作了重要调整,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上来,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与此同时,大陆的对台政策也适时地进行了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主张在两岸间实行“通商、通邮、通航”。1982年初,邓小平又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冰冻三天,绝非一日之寒。”《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一年、两年以至三年四年过去,两岸关系仍然未见有明显的松动。怎么办呢?坚冰必须打破,两岸关系必须解冻。十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国共两党,海峡两岸,也都是中国人。现在“文化大革命”已成过去,这方面斗争已经结束,难道海峡两岸的斗争还要持续下去?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振兴的希望又在哪里?当时中央是邓颖超同志主管对台工作,中央台办是在廖承志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进行工作的,于是采取了迂回曲折的学术交流措施,具体做法是通过海外朋友采取相互串联的做法,邀请了一批侨居海外如美、日、欧、加等地的台籍学者来北京开交流会,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百闻不如一见
　　
　　以侨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台籍教授郭焕圭先生为首,邀请的侨居海外的台籍学者,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田弘茂,美国德雷克大学教授林宗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范良信,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经济统计研究所研究员张宗鼎,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肖欣义等8人。还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燃。他们除个别人外,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来过中国大陆,当然更没有看到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所以都以一种奇特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在来之前,自然已看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报道。张宗鼎研究员来前就听说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到处都是特务,戒备甚是森严,人民一点儿自由都没有。他也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来到北京以后,他拒乘公家车子,自己租了一辆自行车,到处走街串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竟然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他。后来是他自己告诉别人说:“我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了大半天,自由得很,没有发现一个人跟踪我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来自日本的大学教授刘进庆,因为我们两人都是研究台湾经济的,提交会议的也都是经济论文,大家一见如故,很快就熟识了。会下,他悄悄地问我:“您和太太是住在一起吗?”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受西方媒体宣传的影响,说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到处都像兵营一样,男的住一起,女的住一起,没有任何自由。于是我对着他一笑说:“既然是夫妻,怎么可能不住一起?”他听懂了,似乎也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时不禁使我想起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给我说过的一段故事:我到美国与另一位同事同行,拜访了一位华侨老朋友,坐在会客室以后,这位朋友匆匆叫来他的两个孩子说:“这就是爸爸交结的两个‘共匪’朋友!”两个孩子大惊失色地小声嘀咕说:“怎么‘共匪’也和我们一样?”我把这个故事也告诉了刘,我们亦相视而笑,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啊!
　　
　　会上的交锋
　　
　　邀请与会的海外朋友,观点上全是偏“独”的,大陆内地邀请的自然又都是偏“统”的。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统”、“独”两大派的观点交锋,不过会议要求大家应是理性发言,正像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在会议开幕词中说的,应本着“心平气和、互相切磋、求同存异、反复研讨”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
　　大陆方面参加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名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阚念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赵复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李家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士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陈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顾问张宣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盛愉,共9人。同时,大陆亦有6名在职台籍学者,即厦门的朱天顺,北京的周青、廖秋忠,上海的郭昭烈、郑励志,贵州的黄威廉等参加了会议。
　　学者们围绕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讨论,但分歧很大。在历史方面,有些台籍学者质疑关于“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提法,竟然把郑成功、清朝政府与荷兰和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这就歪曲了事实,结论自然也是不对的。在现状方面,他们又把国民党看成外来政权,这也是不对的。至于说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独裁,镇压台湾人民,共产党同样是反对的,但不能把同一个民族的内部矛盾,混淆为与异族之间的矛盾。在未来方面,他们认为,台湾应成为“新而独立的工业化国家”,并认为国民党、共产党,孙中山和毛泽东,历史上都曾发表声明支持“台湾独立”,这是把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与战后“已经回归祖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背景混在一起,自然更不对。未来在台湾,“台独”不会有出路。在所有这些方面,双方有过激烈交锋,但总的说来,还都是理性的,平心静气的。
　　
　　沟通是化解心结的桥梁
　　
　　会议交流是沟通的一个好形式,沟通又是打通相互关系的好桥梁。这一次学术交流会,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看到了沟通的好处与重要性。它可以清除堵塞,疏通管道,引进暖流,增进了解,化解心结,增强互信。当然这必须是一个长过程,是一个需要认真、细致、长期、系统地进行工作的过程,决非一两次会议、一两次沟通交流就能实现的。
　　通过这次学术交流的沟通会,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实事求是,收获是大的:
　　表现之一:许多台籍学者初步了解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希望两岸早日实现统一;大陆学者也初步了解到,台湾为什么会有些人如此念念不忘地希望实现“独立”;双方如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交流沟通,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定会有好处的。费孝通教授在开幕词中引用了李白的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思是说,台湾海峡不应当成为蔽日的浮云。
　　表现之二:我们看到了双方学者在几天内就有一个从“紧张——缓和——再紧张——再缓和”的过程。开始时,他们感到自己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心理自然难免有些紧张,但亲眼所见,耳闻目睹,并不是传说的那样,心情就缓和下来了。后来开会了,“统”、“独”观点对立,也难免有些紧张,但看到对方都心平气和地说话,有理有节,温文尔雅,于是情绪又缓和下来了。
　　表现之三: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次交流会是成功的,也看到了这一次交流会对于后来开展两岸交流的推动作用。像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1985年8月又在厦门召开了一次,参加者也是20多人,台籍与大陆籍各占一半,新人和老人各占一半。自此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成立,全国台湾研究会成立,这两个机构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联手,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由间接转为直接,由中小型变成大中小型并举。这时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也逐步作了调整,于是两岸学术交流会趋于常态化了。
　　表现之四:“以文会友”成为两岸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形式。参加会议者,每人都要求写一篇学术论文。两次以“台湾之将来”为主题的学术交流会,我都参加了,写的都是经济论文,第一次是谈台湾经济发展,第二次是谈台湾对外贸易。两次共交了好几位研究台湾经济的朋友,如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日本新澙大学教授涂照彦、日本大学专任讲师陈仁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范良信以及同名的科罗拉多(非州立)大学教授肖圣铁等,并与一些人长期保持着良好的联络关系。
　　中央领导对这次会议是相当重视的,当时主管对台工作的邓颖超同志亲自接见,并作了重要讲话,她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并希望今后能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
　　这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到今年8月整整27周年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至今还很怀念。27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两岸学术交流,无论在广度上、深度上、专业上、合作上,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两岸虽仅一峡之隔,过去是“咫尺如天涯”,如今是“天涯若比邻”,早晨在台北吃早餐后飞赴大陆,办完事后又可以再飞回家吃晚饭,变化太大了。现特将当年第一次交流情况回顾节录如上,以作纪念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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