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春天，我独自去悉尼生活了一段时间。
　　和两位陌生姑娘合租了一套公寓，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其余时间各自独处。
　　我每周大概出门四天，悉尼大小景点基本玩儿遍，其余三天写作和休息。
　　出去玩都不是一个人行动，我在悉尼新认识了几个女孩子，有上班的、有上学的，基本算是网友吧。
　　我和她们搭伴旅行，一起吃饭拍照走走停停，听她们讲述自己在悉尼的生活，也会敞开心扉聊聊我的故事。
　　这种朋友的微妙之处在于，我们的生活毫无交集，说话可以没有顾虑，也不用特意去经营这段友谊，每个人的经历于对方而言都是大口的新鲜，聊得来可以经常出来玩，聊不来也可以回归点赞之交。
　　彼此是对方的旅伴，又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独自旅行。
　　那段时间，我在女孩们的陪伴下去了好多地方。
　　在悉尼歌剧院里为茶花女流泪，在同性恋游行现场为婚纱恋人鼓掌，在水族馆的鱼儿面前开心得像个孩子，坐了无数次火车，无数次看海看日落。
　　那段时间，我每周的微信步数是这样的曲线：
　　要么一万多步，要么几乎静止。旅行和工作像两个轮班的伙计，你一天我一天，偶尔一方有事，另一方连班也毫无怨言。
　　不旅行的日子，我也不在家呆着，家附近有个图书馆，步行5分钟可达，图书馆人很少，无论我什么时候去都能有靠窗的位子坐。
　　窗子隔音很好，窗外是喧闹的马路，窗内是静谧的阅读。
　　下午4点左右，阳光会斜斜地照到脸上，我怕晒，总会在感知阳光的第一时间把窗帘摇下来，而那些做功课的女学生，往往任由阳光打在自己长有小雀斑的脸上。
　　不寫稿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看书，中文书籍很少，托英语不太好的福，我看了很多本童话书，比平常看的书有意思多了。
　　晚上回家吃饭，室友是学识渊博但做饭很弱的博士小姐姐，她喜欢吃我炒的菜，我有时做饭会把她捎上，她平常炸鸡翅或者烙饼什么的，也会惦记着我。
　　我们偶尔一起吃饭一起看综艺，平常互不打扰，即便在自己房间追剧也会戴上耳机，打电话会小声再小声，厨房和卫生间的打扫，也都是抢着做的。
　　我之前没有过合租经历，原本还担心跟陌生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会有隔阂，后来才发现，合租是不分熟人陌生人的，只分好人坏人，我很幸运，遇见的是好人。
　　蒋方舟有本书叫《东京一年》，写的是她独自在东京生活一年的琐碎。
　　她完全不会日语，在日本也没有亲人，租了房子一个人在东京住下，读书写字走走停停，近乎与原本的社交圈子隔绝。
　　她说：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这段真空经历是很相似的，不同的是，以她的财力，日本房租再贵，她也是不会与人合租的。
　　跟朋友戏谑说：“我这种在陌生城市跟陌生人合租旅行的经历，是蒋方舟此生无法拥有的。”
　　朋友笑：“照你这么说，我也是吴彦祖此生无法拥有的女人啊。”
　　哈哈，是这么个道理。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里？这是道开放式的填空题，填上任何城市都可能是任何人的最佳答案。
　　于我，悉尼是最好的答案。
　　它不是最美的城市，历史也并不悠久，物价更是高得惊人，但，悉尼是庇护过我的城市。在悉尼的那段时间，长到可以慢慢走遍大小景点，短到不至于想家，不至于无聊。
　　我没有任何一段生活像在悉尼时一样，有朋友的同时又抛开了人际关系，旅行的同时又兼顾了工作，每天都不急不慢，明明隐居了远方又一直身处都市，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悉尼于我，像是乾隆皇帝的大明湖畔。
　　乾隆的一生有过太多女人，大明湖畔躲雨时认识的夏雨荷，自不是最美的那个，但跟她相处的那段时光，肯定让乾隆难忘。
　　这段时间里，他不是批奏折的皇上，不是百姓的天子，也不是争宠嫔妃的夫君，他只是和江南女子谈恋爱的抛开所有羁绊的他自己。
　　大明湖畔庇护了乾隆，悉尼也庇护了我。
　　现在，回归日常生活的我，是个背着房贷的不自由人，以后，我还要嫁人成家，成为某个小孩的妈，那种抛开一切，独自去远方长住的时光，应该再也不可能了。
　　但在悉尼生活的那些日子我会永远记得，它是我年华里的宝藏。
　　编辑/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