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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敦煌文明的守护者们，穷其一生，
只为守护着千年文明的“魂”。
有人说，敦煌是在佛光的庇佑下，获得了千年新生。
也有人说，敦煌是在信徒的孜孜坚守下，焕发了荣光。
然而，在这个方圆20公里都荒无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佛光改变不了“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现状，能传达声音的似乎只有风沙。来采风膜拜的信徒数量虽然很多，但鲜有人能呆久，只有楼阁角上的风铃叮当叮当地提醒大家时间的流逝。
千年敦煌的美，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大半个世纪的事实告诉我们，能守护它的不再仅仅是“佛”，而是三代敦煌文明的守护者。守护者们以超越“信徒”的魄力与毅力，穿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穷其一生，只为守护着千年文明的“魂”。
将守护文明的意志扎根敦煌
“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这样回应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提问。这个早年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将一生奉献给了“沙漠中的美术馆”，这不仅仅是个故事，还是一个包含着各种戏剧色彩的传奇。
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艺术的照片令他十分震惊。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的效应后，身处其境的国人却依然不为所知，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心情。学美术的常书鸿毅然带着妻儿踏上回乡之路，他想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复活敦煌之美，唤醒国人的心灵。
当亲眼看到254号窟内的北魏早期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常书鸿认识到，没有舍身饲虎的勇气，就做不好敦煌的事业、没有对千年佛教艺术的献身精神，就不可能庇护好这些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常书鸿沉下心来，开始融入这个千年艺术世界里。
在1964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总理特意问常书鸿：“你的孙子也在敦煌吗？”常书鸿答道：“我还没有孙子哪。”周总理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敦煌的事情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做成的。”在这一刻，常书鸿知道了应该如何把自己的一生和祖国、民族的生命结合起来：守护敦煌的历史责任非他莫属了。
常书鸿赢得了“敦煌守护神”的称号，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常嘉煌带到了守护敦煌文明这个大潮中，还以他的意志，培养了合格的文明守护者。晚年到来，经历了家庭破裂、严寒酷暑等磨难的常书鸿，却在佛国阳光中写下了“面壁”二字，并开始进入“化境”的思想境界。
他心满意足地指着脚下的土地说：“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葬在这个地方。”“敦煌守护神”最终安静地将自己的灵魂埋在了这个地方。
九层楼对面有座圣洁却简陋的墓地
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地方”还是一片低矮的坡地，它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九层楼。这寸草不生的坡上埋着十几个人，他们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死后，依然守望着莫高窟。
埋在这里的除了常书鸿和爱人李承仙，还有第二代敦煌守护者段文杰及其妻子的墓穴。
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举办展览，段文杰看后异常激动：“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所以我到了敦煌。”
1945年7月，刚毕业的段文杰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但他同时更加心痛：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的艺术品逐渐凋零。于是，他暗下决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前后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创下了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多个第一。尤其是他所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复原临摹的典范之作，称得上传世之作。
1994年，在段文杰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牵引下，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时光是英雄的敌人，与常书鸿几乎前后脚来到异乡敦煌的段文杰，还是选择将灵魂留在了守护文明的墓地里。敦煌三危山下、宕泉河边那个不起眼的荒地，他与常书鸿一起开始“守望”——为之奋斗终生、魂牵梦绕的莫高窟。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的时代瞭望
前辈们安静地离开，后辈们前赴后继地传承着意志。
“一个原因促使第三代敦煌守护者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精神。”
同为杭州人的樊锦诗，经历与常书鸿父子的经历完全不同，但他们来到敦煌、融入敦煌文化后的感受和心态，以至于以后走过的道路却完全相同。二十五岁来到敦煌的她，不久后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岁月的磨砺，使原本身体并不好的樊锦诗，变得坚韧而执著。顶着“敦煌女儿”光环的她，也开始为保护文物寻找创造性的方法。站在时代的肩膀上，她创造性地提出了“数字敦煌”的创想。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被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现在，游客“足不入洞”就能欣赏到莫高窟壁画360度的清晰展示，一举解决了旅游开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两难问题。
樊锦诗在敦煌一待就是五十年。期间，她曾经与丈夫分开二十三年，二儿子出生五年，才从老家接回身边。最终，丈夫拗不过樊锦诗对敦煌的情，与她一同“腻”在了敦煌。
日出三危，日落鸣沙，大漠的风沙吹白了樊锦诗的双鬓，但敦煌莫高窟却在樊锦诗和她前辈们的手中，洗尽尘沙，重新容光焕发。
于右任先生说过：“选择敦煌莫高窟，就选择了牺牲。”
百年转瞬即过，岁月或许会让文明的守护，多增伤感，那块圣洁的墓园里也许又将不断地竖起新的墓碑吧。时间流逝，但敦煌不会将他们忘却。与那些傲然镌刻于山石间的璀璨壁画一起，每一块立在风中的墓碑都将保存于文明的长河中。
百年守护千年魂。敦煌壁画背后发生的这些感人可泣的故事，也将为数千年后的“敦煌壁画”，增添许多感人肺腑的传说。
编辑 刘芳
只为守护着千年文明的“魂”。
有人说，敦煌是在佛光的庇佑下，获得了千年新生。
也有人说，敦煌是在信徒的孜孜坚守下，焕发了荣光。
然而，在这个方圆20公里都荒无人烟的戈壁孤洲上，佛光改变不了“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现状，能传达声音的似乎只有风沙。来采风膜拜的信徒数量虽然很多，但鲜有人能呆久，只有楼阁角上的风铃叮当叮当地提醒大家时间的流逝。
千年敦煌的美，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大半个世纪的事实告诉我们，能守护它的不再仅仅是“佛”，而是三代敦煌文明的守护者。守护者们以超越“信徒”的魄力与毅力，穿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穷其一生，只为守护着千年文明的“魂”。
将守护文明的意志扎根敦煌
“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这样回应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提问。这个早年留学法国的杭州人，将一生奉献给了“沙漠中的美术馆”，这不仅仅是个故事，还是一个包含着各种戏剧色彩的传奇。
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艺术的照片令他十分震惊。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的效应后，身处其境的国人却依然不为所知，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心情。学美术的常书鸿毅然带着妻儿踏上回乡之路，他想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复活敦煌之美，唤醒国人的心灵。
当亲眼看到254号窟内的北魏早期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常书鸿认识到，没有舍身饲虎的勇气，就做不好敦煌的事业、没有对千年佛教艺术的献身精神，就不可能庇护好这些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常书鸿沉下心来，开始融入这个千年艺术世界里。
在1964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总理特意问常书鸿：“你的孙子也在敦煌吗？”常书鸿答道：“我还没有孙子哪。”周总理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敦煌的事情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够做成的。”在这一刻，常书鸿知道了应该如何把自己的一生和祖国、民族的生命结合起来：守护敦煌的历史责任非他莫属了。
常书鸿赢得了“敦煌守护神”的称号，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常嘉煌带到了守护敦煌文明这个大潮中，还以他的意志，培养了合格的文明守护者。晚年到来，经历了家庭破裂、严寒酷暑等磨难的常书鸿，却在佛国阳光中写下了“面壁”二字，并开始进入“化境”的思想境界。
他心满意足地指着脚下的土地说：“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葬在这个地方。”“敦煌守护神”最终安静地将自己的灵魂埋在了这个地方。
九层楼对面有座圣洁却简陋的墓地
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地方”还是一片低矮的坡地，它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九层楼。这寸草不生的坡上埋着十几个人，他们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死后，依然守望着莫高窟。
埋在这里的除了常书鸿和爱人李承仙，还有第二代敦煌守护者段文杰及其妻子的墓穴。
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举办展览，段文杰看后异常激动：“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所以我到了敦煌。”
1945年7月，刚毕业的段文杰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但他同时更加心痛：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的艺术品逐渐凋零。于是，他暗下决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前后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创下了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多个第一。尤其是他所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更是复原临摹的典范之作，称得上传世之作。
1994年，在段文杰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牵引下，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时光是英雄的敌人，与常书鸿几乎前后脚来到异乡敦煌的段文杰，还是选择将灵魂留在了守护文明的墓地里。敦煌三危山下、宕泉河边那个不起眼的荒地，他与常书鸿一起开始“守望”——为之奋斗终生、魂牵梦绕的莫高窟。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的时代瞭望
前辈们安静地离开，后辈们前赴后继地传承着意志。
“一个原因促使第三代敦煌守护者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精神。”
同为杭州人的樊锦诗，经历与常书鸿父子的经历完全不同，但他们来到敦煌、融入敦煌文化后的感受和心态，以至于以后走过的道路却完全相同。二十五岁来到敦煌的她，不久后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岁月的磨砺，使原本身体并不好的樊锦诗，变得坚韧而执著。顶着“敦煌女儿”光环的她，也开始为保护文物寻找创造性的方法。站在时代的肩膀上，她创造性地提出了“数字敦煌”的创想。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被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现在，游客“足不入洞”就能欣赏到莫高窟壁画360度的清晰展示，一举解决了旅游开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两难问题。
樊锦诗在敦煌一待就是五十年。期间，她曾经与丈夫分开二十三年，二儿子出生五年，才从老家接回身边。最终，丈夫拗不过樊锦诗对敦煌的情，与她一同“腻”在了敦煌。
日出三危，日落鸣沙，大漠的风沙吹白了樊锦诗的双鬓，但敦煌莫高窟却在樊锦诗和她前辈们的手中，洗尽尘沙，重新容光焕发。
于右任先生说过：“选择敦煌莫高窟，就选择了牺牲。”
百年转瞬即过，岁月或许会让文明的守护，多增伤感，那块圣洁的墓园里也许又将不断地竖起新的墓碑吧。时间流逝，但敦煌不会将他们忘却。与那些傲然镌刻于山石间的璀璨壁画一起，每一块立在风中的墓碑都将保存于文明的长河中。
百年守护千年魂。敦煌壁画背后发生的这些感人可泣的故事，也将为数千年后的“敦煌壁画”，增添许多感人肺腑的传说。
编辑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