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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主要是性善论出发，但实行封建专制统治；民主政治国家从性恶论出发，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信仰，实行党的领导，但实际上从道德到政治阻碍国家和民族进步与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制度就是集权、专制，皇帝集行政、司法、财权、军事等权力于一身，不断制造皇权神圣，皇权越来越加强。但是，皇帝的知识、能力、道德，往往被忽视或不重视。官员选择上长期实行科举制，择优录用，但为皇权服务。中国古代大多提倡性善论，道德至上，以道德约束君主、臣子、民众，提倡德治；提倡贤能政治（即有德有才），仁政爱人；提倡民为邦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皇帝是天子（不过无德者不是天子，可以推翻他的暴政）。
近代以来，中国古代道德和政治与西方道德和政治竞争、融合与冲突，但从苏联引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领导模式后，道德与政治更加落后、自私、病态、专制、残暴。
中国古代主要从性善论出发，政治制度实行专制统治；西方国家从性恶论出发，建立民主制度。中共革命与政权，一群知识、能力、道德较低、缺少财产的共产党人，抛弃中国古代一些较为合理的道德与政治，违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或道德），也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政治制度设计，更违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反对多党竞争、竞选制、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以确保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他们一方面推翻知识、能力、道德较高，有民主形式的国民党政权；另一方面对革命内部和党内有些知识、能力、道德、财产的人群实施屠杀、打击，导致中国知识、能力、道德严重倒退。
共产党人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领导为自豪，作为知识、能力、道德崇高、神圣、伟大的标志；将这些当做美好道德、美好社会的目标。他们不学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也是盲人摸象，更不会全面认识其错误及危害；制造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神圣，他们也就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投入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党组织，意识形态宣传；最高权力者政治权力与精神权是高度统一；制造一个系统、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首先、主要满足他们不断膨胀的各种欲望，共同维护人类社会最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这些阻碍人类社会的民主与科学，阻碍国家、企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社会道德、政治制度、权力运行越来越背离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即恩格斯表述“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组成的合力”。
60年代，说对经济问题我不懂，仅对农业懂一点。政治、文化呢？那就更不懂了！但依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造人类社会最大的个人崇拜，更制造世界最大的人道灾难。权力者对国家和社会管理知识、能力越差，越追求个人集权、专制、个人崇拜，越依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模式维护个人绝对的权力，打压坚持民主与科学、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士；阻碍中国全面学习国际先进、科学的理论与制度并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中国道德、政治逆淘汰和择劣汰优。
权力者将不合理、不科学的理论、讲话（合理的内容来自国内外）利用庞大、系统的党组织系统，宣传为伟大的理论，并写进党章、宪法，推进全国学习、遵循，阻碍全体人民以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为中心；还为权力者带来大批财富。毛泽东死后稿费1.3亿。那时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这比资本家、地主“剥削”对社会毒害不知大多少倍！
民主国家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捍卫人权，限制政府权力；实行多党竞争、竞选制、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公职人员选择主要是竞选制，业务类官员主要是考试制，任命制的重要官员须经议会审议通过。这就推进社会道德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发展。在中国，历来是“打江山做江山”，古代皇权世袭、皇族分封，大部分官员选择是科举制。但中共全面实行终身制、世袭制、家族化、任命制、党内选举，任人唯亲、任人唯庸，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买官卖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司法腐败。只有那些无知、无能、腐败、最能维护他们错误历史、维护特权和腐败、推进个人崇拜的官员往往不断被提拔或选举成功，导致官员在知识、能力、道德方面“择劣汰优”“劣币驱逐良币”，社会知识、道德不断下降，各种腐败泛滥，冤假错案、人道災频繁。这些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恶性循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极力阻碍国家政治改革。
很多女子做媳妇，受公婆、丈夫欺压；但一旦成为公婆，她又欺压媳妇。人们常说：“千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中国官场也常常类似，没权时当小媳妇，一旦有权就成为严厉的公婆；时常对下级就成了公婆，对上级就成为小媳妇。
中国人讲“中庸”，即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但缺乏积极、进取精神，缺乏社会公德和民主道德，缺乏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权力往往掌握在知识、能力、道德落后的人手里，他们追求绝对权力、个人崇拜，造成道德、政治向不合理的政治权力屈服、倾斜。
中国人常讲“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往往是家丑不仅难以在国内外公开，打击别人批评、反对者，还当做伟大、光荣的事业继续宣传，以便获取获得更大的利益，以致于道德与政治越来越丑恶。
中国人迷信、盲从、尊神、造神十分明显，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科学服从不合理的政治。在古代将皇权神圣，是天子；将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在1919年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信不疑，并当做信仰，比皇权更神圣、比尊孔更尊崇。
在古代，中国皇帝决策往往是大臣议政，即廷议，最后由皇帝决定，决策具随意性，但还遵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原则。民主政治下，行政首脑、议会、媒体、民众、党派、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择优汰劣。但在中共政治制度下，最高权力者首先讲话，全国必须学习、绝对服从，视为党的领导重要表现。但决策者不是全民竞选产生，没有竞争、制衡机制，其言论、决策往往远离民主性、科学性，其决策往往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曲折与灾难。 在中国古代，权力者往往“指鹿为马”，其他官员很多就认鹿为马，明哲保身。但1949年后，整个中国 “指鹿为马”与“认鹿为马”盛行，趋炎附势，争先恐后为权力者歌功颂德，或被提拔重用、或升官发财。大批冤假错案、人道灾难都是在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号下制造与推进的；庞大的政治机构、企业、学校、个人政治学习、宣传比宗教更狂热，个人崇拜狂热，告密文化盛行。整个社会违背民主、科学，在落后、盲从、狂热中误国误民。人们说周恩来1949年以后常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其他人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托洛斯基晚年感叹：不服从者不得食！作为国人本应有在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权利，但中共利用在错误的革命中掌握国家政权剥夺那些批评他们错误的人工作、财富，造成社会知识、道德下降，政治不断退化。
宋朝开始，强迫女子裹小脚，将疼苦强加给女子，但久而久之，成了女子的时尚、美观，全国还开始小脚比赛。清朝又将男人束辫子（中原民族被迫接受；1840年后，外国人认为是“猪尾巴”，未开化的象征）强加给全国，作为清朝统治的象征。1949年后中国社会被强加多少错误、畸形、病态、罪恶，造成中华民族痛苦和灾难，权力者感到崇高、伟大，且现在已成为阻碍中国民主、科学、进步、发展的中国特色、国情了？
中国人讲知恩图报。但是，是否符合社会公德？是否符合民主、科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否则，哥白尼、布鲁诺就应遭受道德谴责，因为他们是教会培养出来的；武昌起义就是大逆不道，因为起义军是清政府训练出来的。毛泽东确是“知恩图报”，多次公开感激日本侵华而让他们获取全国政权，还对日本侵占东南沿海岛屿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人在道德上讲诚信，“人无信不立”。但往往将讲诚信用错地方。人们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理论与制度还不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全面了解，就誓言：將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这是不负责任、不科学行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康有为与梁启超1898年是维新派主要成员，但梁启超极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张勋复辟帝制。他在紧跟时代不断前进。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参与张勋制造复辟闹剧。讲诚信，应遵循民主、科学、真理。
中国人也讲忠诚。但现在很大程度上被引导到对党组织及其权力者忠诚。实际上，都应对民主与科学、国家和民族忠诚。
中国人时常是，站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坐在政协位子上说政协重要；站在人大位子讲人大重要；站在党组织位子上就高喊坚持、维护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宣传学习党的最高权力者讲话、文章、文件……。没有合理定位个人、组织、国家、世界之间关系，没有国家发展的科学战略。
在公元前2000年，航行在地中海的商人在遇海难时，往往抛弃一部分货物，损失由各方分摊，成为海上保险的萌芽。中国虽然提出“同舟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无论财富还是权力享受的人越少越好，不能全体人民分享。毛泽东权力斗争国外就评论，象拨笋壳，一层层地拨，最后只剩下自身。
在西方，提倡蛋糕做大了谁都有一份；切蛋糕，同样提倡，切者后分，以保证切者最大限度平均。但在中国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分配者自私、专横，将主要财富、权力分配给自己或依附于自己的集团，等级制，损害全体人民利益。
中国长期以来军队流行一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民主国家军队捍卫国家和平、领土完整、正义。但中共长期以来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际上是服从党或军队最高权力者，与国家、全体人民利益往往相反：最突出是毛泽东反AB团，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肃反，夏曦在洪湖肃反。
在中国社会，不讲道理、道德，横行霸道。政治上各种权力者，不讲社会公理和民主道德，“有权就任性”，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或将法律至于自身权力之下。都是没有社会公德、民主道德的表现。
斯大林暴政被公开后，国际上很多人觉得从道德上讲斯大林还不如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屠杀的是异民族。而斯大林屠杀的是本民族甚至是党内同事。事实上屠杀是从列宁开始的。而“以俄为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比斯大林大十倍、百倍。
中共方面还时常辩解说，政治制度只要合适就行。合适谁？是权力者还是全体人民？是否公开、平等地同台辩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也可以说适合中国。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开展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中共更不应该进行所谓的革命！
骆家辉曾指出，中国人计较不是制度是否合理，而是自己是否在其中；正像鲁迅描述：阿Q只要欺负吴妈和小D就行了。只要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哪怕是人类社会最不合理的制度，损害全体人民利益，也要歌颂、维护，极力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国外就评论中国：曾经道德的国度，现在道德危机！
没有自律与它律并行机制，没有平等、自由、公平、公正、正义、科学价值观，没有竞选制、多党竞争、权力制衡，怎么能促进社会知识、道德不断进步，怎么能保证更有知识、能力、道德的人、团体管理国家和社会？怎么能真正消除特权、腐败建立民主科学廉洁廉价的政治制度以保障全体人民利益？怎么推进国家和社会民主、科学、文明、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制度就是集权、专制，皇帝集行政、司法、财权、军事等权力于一身，不断制造皇权神圣，皇权越来越加强。但是，皇帝的知识、能力、道德，往往被忽视或不重视。官员选择上长期实行科举制，择优录用，但为皇权服务。中国古代大多提倡性善论，道德至上，以道德约束君主、臣子、民众，提倡德治；提倡贤能政治（即有德有才），仁政爱人；提倡民为邦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皇帝是天子（不过无德者不是天子，可以推翻他的暴政）。
近代以来，中国古代道德和政治与西方道德和政治竞争、融合与冲突，但从苏联引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领导模式后，道德与政治更加落后、自私、病态、专制、残暴。
中国古代主要从性善论出发，政治制度实行专制统治；西方国家从性恶论出发，建立民主制度。中共革命与政权，一群知识、能力、道德较低、缺少财产的共产党人，抛弃中国古代一些较为合理的道德与政治，违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或道德），也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政治制度设计，更违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反对多党竞争、竞选制、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以确保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他们一方面推翻知识、能力、道德较高，有民主形式的国民党政权；另一方面对革命内部和党内有些知识、能力、道德、财产的人群实施屠杀、打击，导致中国知识、能力、道德严重倒退。
共产党人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领导为自豪，作为知识、能力、道德崇高、神圣、伟大的标志；将这些当做美好道德、美好社会的目标。他们不学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也是盲人摸象，更不会全面认识其错误及危害；制造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神圣，他们也就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投入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党组织，意识形态宣传；最高权力者政治权力与精神权是高度统一；制造一个系统、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首先、主要满足他们不断膨胀的各种欲望，共同维护人类社会最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这些阻碍人类社会的民主与科学，阻碍国家、企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社会道德、政治制度、权力运行越来越背离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即恩格斯表述“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组成的合力”。
60年代，说对经济问题我不懂，仅对农业懂一点。政治、文化呢？那就更不懂了！但依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造人类社会最大的个人崇拜，更制造世界最大的人道灾难。权力者对国家和社会管理知识、能力越差，越追求个人集权、专制、个人崇拜，越依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模式维护个人绝对的权力，打压坚持民主与科学、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士；阻碍中国全面学习国际先进、科学的理论与制度并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中国道德、政治逆淘汰和择劣汰优。
权力者将不合理、不科学的理论、讲话（合理的内容来自国内外）利用庞大、系统的党组织系统，宣传为伟大的理论，并写进党章、宪法，推进全国学习、遵循，阻碍全体人民以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为中心；还为权力者带来大批财富。毛泽东死后稿费1.3亿。那时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这比资本家、地主“剥削”对社会毒害不知大多少倍！
民主国家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捍卫人权，限制政府权力；实行多党竞争、竞选制、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公职人员选择主要是竞选制，业务类官员主要是考试制，任命制的重要官员须经议会审议通过。这就推进社会道德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发展。在中国，历来是“打江山做江山”，古代皇权世袭、皇族分封，大部分官员选择是科举制。但中共全面实行终身制、世袭制、家族化、任命制、党内选举，任人唯亲、任人唯庸，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买官卖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司法腐败。只有那些无知、无能、腐败、最能维护他们错误历史、维护特权和腐败、推进个人崇拜的官员往往不断被提拔或选举成功，导致官员在知识、能力、道德方面“择劣汰优”“劣币驱逐良币”，社会知识、道德不断下降，各种腐败泛滥，冤假错案、人道災频繁。这些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恶性循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极力阻碍国家政治改革。
很多女子做媳妇，受公婆、丈夫欺压；但一旦成为公婆，她又欺压媳妇。人们常说：“千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中国官场也常常类似，没权时当小媳妇，一旦有权就成为严厉的公婆；时常对下级就成了公婆，对上级就成为小媳妇。
中国人讲“中庸”，即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但缺乏积极、进取精神，缺乏社会公德和民主道德，缺乏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权力往往掌握在知识、能力、道德落后的人手里，他们追求绝对权力、个人崇拜，造成道德、政治向不合理的政治权力屈服、倾斜。
中国人常讲“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往往是家丑不仅难以在国内外公开，打击别人批评、反对者，还当做伟大、光荣的事业继续宣传，以便获取获得更大的利益，以致于道德与政治越来越丑恶。
中国人迷信、盲从、尊神、造神十分明显，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科学服从不合理的政治。在古代将皇权神圣，是天子；将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在1919年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信不疑，并当做信仰，比皇权更神圣、比尊孔更尊崇。
在古代，中国皇帝决策往往是大臣议政，即廷议，最后由皇帝决定，决策具随意性，但还遵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原则。民主政治下，行政首脑、议会、媒体、民众、党派、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择优汰劣。但在中共政治制度下，最高权力者首先讲话，全国必须学习、绝对服从，视为党的领导重要表现。但决策者不是全民竞选产生，没有竞争、制衡机制，其言论、决策往往远离民主性、科学性，其决策往往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曲折与灾难。 在中国古代，权力者往往“指鹿为马”，其他官员很多就认鹿为马，明哲保身。但1949年后，整个中国 “指鹿为马”与“认鹿为马”盛行，趋炎附势，争先恐后为权力者歌功颂德，或被提拔重用、或升官发财。大批冤假错案、人道灾难都是在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号下制造与推进的；庞大的政治机构、企业、学校、个人政治学习、宣传比宗教更狂热，个人崇拜狂热，告密文化盛行。整个社会违背民主、科学，在落后、盲从、狂热中误国误民。人们说周恩来1949年以后常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其他人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托洛斯基晚年感叹：不服从者不得食！作为国人本应有在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权利，但中共利用在错误的革命中掌握国家政权剥夺那些批评他们错误的人工作、财富，造成社会知识、道德下降，政治不断退化。
宋朝开始，强迫女子裹小脚，将疼苦强加给女子，但久而久之，成了女子的时尚、美观，全国还开始小脚比赛。清朝又将男人束辫子（中原民族被迫接受；1840年后，外国人认为是“猪尾巴”，未开化的象征）强加给全国，作为清朝统治的象征。1949年后中国社会被强加多少错误、畸形、病态、罪恶，造成中华民族痛苦和灾难，权力者感到崇高、伟大，且现在已成为阻碍中国民主、科学、进步、发展的中国特色、国情了？
中国人讲知恩图报。但是，是否符合社会公德？是否符合民主、科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否则，哥白尼、布鲁诺就应遭受道德谴责，因为他们是教会培养出来的；武昌起义就是大逆不道，因为起义军是清政府训练出来的。毛泽东确是“知恩图报”，多次公开感激日本侵华而让他们获取全国政权，还对日本侵占东南沿海岛屿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人在道德上讲诚信，“人无信不立”。但往往将讲诚信用错地方。人们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理论与制度还不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全面了解，就誓言：將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这是不负责任、不科学行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康有为与梁启超1898年是维新派主要成员，但梁启超极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张勋复辟帝制。他在紧跟时代不断前进。而他的老师康有为参与张勋制造复辟闹剧。讲诚信，应遵循民主、科学、真理。
中国人也讲忠诚。但现在很大程度上被引导到对党组织及其权力者忠诚。实际上，都应对民主与科学、国家和民族忠诚。
中国人时常是，站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坐在政协位子上说政协重要；站在人大位子讲人大重要；站在党组织位子上就高喊坚持、维护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宣传学习党的最高权力者讲话、文章、文件……。没有合理定位个人、组织、国家、世界之间关系，没有国家发展的科学战略。
在公元前2000年，航行在地中海的商人在遇海难时，往往抛弃一部分货物，损失由各方分摊，成为海上保险的萌芽。中国虽然提出“同舟共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无论财富还是权力享受的人越少越好，不能全体人民分享。毛泽东权力斗争国外就评论，象拨笋壳，一层层地拨，最后只剩下自身。
在西方，提倡蛋糕做大了谁都有一份；切蛋糕，同样提倡，切者后分，以保证切者最大限度平均。但在中国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分配者自私、专横，将主要财富、权力分配给自己或依附于自己的集团，等级制，损害全体人民利益。
中国长期以来军队流行一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民主国家军队捍卫国家和平、领土完整、正义。但中共长期以来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际上是服从党或军队最高权力者，与国家、全体人民利益往往相反：最突出是毛泽东反AB团，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肃反，夏曦在洪湖肃反。
在中国社会，不讲道理、道德，横行霸道。政治上各种权力者，不讲社会公理和民主道德，“有权就任性”，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或将法律至于自身权力之下。都是没有社会公德、民主道德的表现。
斯大林暴政被公开后，国际上很多人觉得从道德上讲斯大林还不如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屠杀的是异民族。而斯大林屠杀的是本民族甚至是党内同事。事实上屠杀是从列宁开始的。而“以俄为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比斯大林大十倍、百倍。
中共方面还时常辩解说，政治制度只要合适就行。合适谁？是权力者还是全体人民？是否公开、平等地同台辩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也可以说适合中国。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开展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中共更不应该进行所谓的革命！
骆家辉曾指出，中国人计较不是制度是否合理，而是自己是否在其中；正像鲁迅描述：阿Q只要欺负吴妈和小D就行了。只要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哪怕是人类社会最不合理的制度，损害全体人民利益，也要歌颂、维护，极力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国外就评论中国：曾经道德的国度，现在道德危机！
没有自律与它律并行机制，没有平等、自由、公平、公正、正义、科学价值观，没有竞选制、多党竞争、权力制衡，怎么能促进社会知识、道德不断进步，怎么能保证更有知识、能力、道德的人、团体管理国家和社会？怎么能真正消除特权、腐败建立民主科学廉洁廉价的政治制度以保障全体人民利益？怎么推进国家和社会民主、科学、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