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踏上了访问美国的历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在亲历震惊世界的绝密飞行之后，我作为中国民航局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又率领中国民航机组飞越太平洋，亲自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送往大洋彼岸。
　　 然而，天公不作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从北京起飞开始就很不顺利，碰到了诸多复杂天气——上海的大雾、安克雷奇的中雪、华盛顿的大风、休斯敦的低云阴雨。真是好事多磨！也许“老天爷”知道邓小平善于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手进行较量，有意给他出了一系列的难题。
　　 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1OO米，飞机不能起飞。飞机滑出停机坪，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一位外国记者目睹了飞机延误起飞的全过程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除夕的爆竹声刚刚散尽，“守岁”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登上中国民航波音7O7-24O6专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余秋里、耿飚、王震等领导同志前往机场送行。陪同出访的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李友泽，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
　　 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是全世界关注的大事，责任重大。中国民航局决定，派出以我任领队兼机长的双套机组轮换飞行。专机航线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43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
　　 由于中美两国尚未通航，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港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港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当专机经停时，由上海上飞机，直飞安克雷奇。
　　 8点3O分，舱门关闭、舷梯撤离，我们立即与指挥塔台联系，请求开车。正在这时，塔台收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1OO米，不符合飞行标准，指挥员不同意专机起飞。于是，我走出驾驶舱向小平同志报告。
　　 我来到小平同志的座椅旁，见他面带微笑地望着舷窗外，向为他送行的几位副总理和同志们频频挥手，一边表示谢意，一边示意大家离去。
　　 我向小平同志报告说：“邓副总理，现在上海是大雾天气，飞机暂时不能起飞。”
　　 小平同志的眉头微微一蹙。我理解他的心情，这天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空旷的机场客机坪上更是寒风瑟瑟。小平同志说：“这么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啊！”
　　 我建议说：“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您看行不行？”
　　 小平同志表示赞同：“可以，那很好嘛！”
　　 经塔台指挥员同意，我们启动发动机，将飞机滑出停机坪，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送行的同志们全部离开之后，飞机又滑回原处。这时塔台报告说，上海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无奈。飞机只得关车。
　　 我再次走出驾驶舱向小平同志报告：“邓副总理，上海的大雾一时不得消散，现在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一二百米，飞机一时走不了。空军张廷发司令员亲自在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我们马上研究办法，请您下飞机稍稍休息一下，好吗？”
　　 小平同志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呵？！”
　　 “我们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
　　 新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举世瞩目，如若耽误行期，势必影响邓副总理的行程和访问计划，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作为这次民航专机的领队，我真是心急如焚。邓副总理一行走下飞机后，我急忙朝机场现场指挥室奔去。
　　 现场指挥室里气氛异常紧张，所有的空军和民航领导都聚集在那里。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双眉紧锁，方案一个个地提出来，又一个个地被否定了。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直飞东京，因飞经东京必然经过上海上空，倘若上海机场天气有所好转，则降落上海，飞机按原订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则只好丢下美国领港人员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我们将研究结果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他完全同意这个方案。机场各部门立即进行了紧张、短暂的准备。我暗暗告诫自己：无论飞行中出现什么样的复杂情况，都要沉着、冷静，既要争取时间，更要保证飞行安全。9点45分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飞去。
　　 当李先念、余秋里、耿飚、王震等领导同志离开机场后，首都机场候机楼栏杆外有一个外国人没有离开，一直密切注视着这架特殊的2406专机，直到飞机腾空入云。他目睹了邓小平专机延误起飞的全过程，并在国外报刊上发表了一则“邓小平赴美延误飞行”的报道。此人正是法新社驻北京记者。
　　 水杯里煮饺子，邓小平高兴地在天上过年。虹桥机场的天气刚刚好转，恼人的平流雾又推了过来，机场盲降系统工作不稳，飞机偏离跑道，降落失败
　　 大年初一，中国北方有吃饺子的习俗，在这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能否让代表团在飞机上也能吃到味道鲜美的水饺？乘务长任德珍琢磨着。
　　 7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速冻饺子，飞机上也没有现代化的食品加热设备。怎么办？任德珍想出了一个绝招——水杯里煮饺子！登机前，她专门请准备空中餐食的师傅们为中国代表团赶包了一些猪肉白菜馅的水饺，经过煮熟、晾凉，装在冰盒里带上飞机。
　　
　　 飞机平飞后，任德珍和王文英等乘务员一起用飞机上的烧水杯一份一份地将水饺加热。任德珍她们还另外准备了冷切肠、油炸花生米和酸黄瓜等配餐小菜。当任德珍端着热腾腾的水饺和小菜来到客间时，小平同志特别高兴：“飞机上还能吃饺子呀！我们今天就在天上过年了！”
　　 这天，小平同志穿着一身崭新的深灰色中山装，卓琳同志穿着一件织锦缎的中式外衣，他们一起品尝着香喷喷的水饺，还真有些过春节的喜庆气氛。
　　 乘务长任德珍是山东烟台人，性格开朗直率、服务热情周到。看到小平同志已经75岁高龄还远渡重洋为国事奔忙，加上专机在北京起飞时延误了时间，心里挺不安。
　　 一次上茶水，任德珍一边倒茶，一边抱歉地说：
　　 “首长，今天真不顺，飞机几上几下的……”
　　 话没说完，就卡住了，她想，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中几度沉浮，几度崛起，自己刚才的话是不是……
　　 听了这话，卓琳同志忍不住笑了起来，接过话题诙谐地说：
　　 “他就是一个冒险家。”
　　 小平同志没有做声，但从他和蔼慈祥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很开心。
　　 2406专机以每小时950公里的速度向上海方向飞去。机上报务员王今亮不间断地与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无线电联系。飞机飞过济南、泰山后，我们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报告：大雾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200米……800米……1100米……驾驶舱内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太好了！飞行员们一个个露出笑脸。
　　 我们立即向北京报告：24O6专机将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
　　 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飞越无锡市上空，下降进入“上海走廊”时，恼人的平流雾又推过来了，天气再次变坏，能见度迅速由llOO米下降到8OO米……飞机穿云进入虹桥机场着陆方向时，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能见度继续恶化。驾驶舱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大家双眉紧锁，沉默不语。
　　 我镇定地鼓励飞行组：“大家要沉着！认真操作，主动配合，确保安全！”
　　 由于地面能见度太低，飞机落地全部要依靠机场盲目降落系统。飞机穿出云层能见跑道，则立即拉平着陆，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不知怎么的，这一天虹桥机场的盲降系统工作很不稳定，飞机上的盲降仪表指示左右摆动，给飞行员判断带来很大困难。尽管塔台管制员用着陆雷达主动、准确地指挥，但当飞机距离地面高度约30米、能够看见跑道引进灯和跑道头时，飞机已偏左约一个跑道。左座驾驶员及时压杆修正，因修正量稍大，在惯性的作用下，飞机又偏到右边跑道边线灯。
　　 “复飞！”我果断地下达命令。飞行组的同志们心领神会，动作反应相当敏捷。我们立即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飞机昂首再次冲向蓝天。
　　 “怎么又起飞了？”小平同志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客舱里的气氛也很紧张，代表团的同志们都为飞行员捏着一把汗。虽然飞机在云雾中飞行，什么也看不见，许多人还是瞪大双眼注视着机窗外，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
　　 飞机盘旋在虹桥机场上空，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但我考虑，如果把美国领港人员丢下，飞机抵达阿拉斯加机场的时间已是深夜，如果安克雷奇天气也不好，要去美国其他机场备降，没有他们的领港人员，手中没有备降机场的航行资料，安全实在难以保证。这次降落没有成功，虽然有技术原因，更主要的是心理紧张所致，修正动作量偏大，如果动作柔和、细致一些，我相信可以安全降落下去。于是我决定，依然按原计划在虹桥机场再作一次降落。当飞机在空中作三边平直飞行时，我与左座飞行员调换了位置，由我在左座亲自驾驶飞机。
　　 飞机很快进入着陆方向。
　　 领航员龚道明及时通报：“盲降截获！”
　　 我用手柔和操纵，紧紧套住盲降仪表的“十”字指针，保持准确的飞行航迹和下降坡度。
　　 飞行员陆洪明按要求放下起落架和襟翼，注意观察跑道。
　　 报务员王今亮及时向塔台指挥员报告飞机位置。
　　 机械员李太福密切注视发动机工作状况。
　　 整个飞行组协同动作，密切配合。
　　 飞机准确地通过近导航台上空，继续下降高度，100米……8O米……5O米……地面雷达告诉我们航道穿得很直。约在3O米高度上，飞机穿出云层能见地面的一瞬间，准确地对准跑道中线灯，平稳地降落在虹桥机场上。
　　 顿时，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的脸上露出微笑。代表团的同志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似心中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瞬时落了地。在虹桥机场等候代表团的上海市的领导同志高兴地来到舷梯旁迎接小平同志一行下飞机休息。
　　 事后据虹桥机场工作人员报告，机场盲降系统之所以工作不稳定，是因为当时航向台上有一只小鸟干扰盲降仪表指示，使飞机不能准确地对准跑道，致使第一次降落失败。
　　 多年后，代表团的同志们见到我，还都翘起大拇指夸奖说：
　　 “老徐，你真行啊！技术真棒！”
　　 说心里话，我同样也很紧张，在这种特别复杂的天气下起降，我也极少遇到。
　　 《政要专机的绝密飞行》 徐柏龄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3 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