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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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写一部劫夫的传记,有那么几年,我终日与劫夫“朝夕相处”:看的、想的、听的、说的、写的全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我眼前,由模糊、遥远渐渐变得生动而鲜活。我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这些,都被我写进《红色音乐家——劫夫》这本书里。
  因此,我以为自己似乎读懂了劫夫。
   2005年12月16日晚,当“劫夫作品音乐会”落下帷幕,我随着意犹未尽的观众走在被冰雪履盖的沈阳街道上,大口吸着雪后清新的空气时,我的头脑也变得清醒:认识与理解劫夫,体验他的丰富与博大,仅仅停留在文字上远远不够,还须走进他的作品,倾听他的歌曲,因为作为一位作曲家,作品才是他生命的全部价值所在。
  那天演出的劫夫作品共有26首,包括《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毛泽东诗词歌曲9首,《我们走在大路上》《哈瓦那的孩子》《歌唱二小放牛郎》《忘不了》等11首,以及歌剧《星星之火》选段4首,还有一首改编为管弦乐曲的《铁骑滾滾》(改编自歌曲《我们的铁骑兵》)。这些作品,有的创作于五六十年前,最近的离现在也有三四十年,奇怪的是,我们今天听这些“老歌”,丝毫没有隔世之感,相反,觉得它那样亲切,离我们那样近,甚至我们抛却情感的因素,对它们做冷静审视时,仍会被它独有的艺术力量所征服,对作者非凡的创作才能赞佩不已。这从演出时满场观众时而凝神细听,时而掌声雷动,可看得十分清楚。
  劫夫的歌曲何以葆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历久而不衰?
   对此,有些研究者分别做过这样的概括:巧妙地处理了“群众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不土不洋”、“天然去雕饰”,以及具有“时代性”、“通俗性”、“民族性”、“艺术个性”等。
  我认为劫夫作品的成功,主要在于它具有“三性”,即人民性、民族性和开放性。
   “人民性”是一个已被一些人弃置不用的提法,不过,我觉得用它来概括劫夫的作品,却十分合适。我们也许无法给“人民性”一个周延的定义,但简单说来,它之于作曲家,就是为人民写作,就是作曲家写作的作品中,应处处体现着人民的愿望和意志。
   劫夫正是这样一位作曲家。他从来不写“小我”,不抒发一己私情。吟花弄月、感物伤怀,或卿卿我我、海誓山盟从来与他无缘(我无意排斥写上述内容,但它们确实不是劫夫关注和抒写的对象)。在劫夫笔下,只有人民——他们的生活、情感、理想,他们中的英雄,他们为正义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
  所以,他与人民同呼息、共命运,当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总会挺身而出。
  1943年5月7日,日寇在河北完县野场村制造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屠杀我118名同胞。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面对血流成河、遍地尸骨的惨状,他流着眼泪,连词带曲一气写下了《忘不了》。它字字血,声声泪,满怀深情地悼念那些死难的同胞。2005年12月16日的“劫夫作品音乐会”中,演出的由徐肇基编写的交响合唱《忘不了》颇为成功,歌剧音乐的写法为它带来了极大的情感冲击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流行歌手领唱的大胆创意,也为演绎劫夫歌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 忘不了》仅是他抗战歌曲中的一首,从1937至1945年的八年间,他始终与人民战斗在一起,并用手中的笔,用自己的歌,记录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颂扬人民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有人说,劫夫在八年时间里,用百余首歌曲写了一部战争史。这虽然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可是,我们可以看一看,那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出现的重要人物有什么没有进入他的歌中?牺牲的,活着的,战士的,农民的,英雄的,百姓的,孩子的,妇女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生产的,战斗的,惨案,大捷……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依然同人民甘苦与共,“鞍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处处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出现困难的时候,他写出《我们走在大路上》,以鼓舞人民。
  人民遭灾受难,他心急如焚。1966年3月,当他听到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火速赶赴灾区。余震没有解除,那里已经传出了劫夫歌曲的声音。
   没人要求他这么做,他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可是,他做了。
   有人把他的思想和行为归之于配合政治,服务中心。这是对劫夫的一种“误读”。劫夫的心中只有一个“上帝”:人民。人民在他的心目中,至高无上,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甘愿为“上帝”——人民肝脑涂地的“臣仆”。
  写“大我”不写“小我”——“人民性”使劫夫的歌曲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品格:在抒情与浪漫的情怀中,贯注着恢宏、浩然之气;于自然、平实间,体现出超拔与高迈。
  民族性,是说劫夫歌曲的音调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听便知:它是中国的。
  也许有人会说,凡中国人写的作品,都会印有我们自己民族的烙印。这话也许不错,但熟悉劫夫歌曲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突出印象:他的旋律风格涉及的地域范围和音乐形式之广——包括四川、东北、河北、山西、陕西、广东、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区以及满、回、蒙、朝和鄂伦春、哈萨克等民族的民歌、戏曲和说唱音乐。所以,他的歌曲不是那种苍白的大路货的“泛民族音调”,而是一种建立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上的别有情味的个性化“语言”。
   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音调既富有民族、民间情味,又是个性化的?
   劫夫说,我们要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但不能躺在它身上,而应该像茧,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是丝,不能吃什么吐什么。
  我觉得劫夫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捅破了劫夫歌曲创作之所以获得成功的那层窗户纸,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不轻易示人的经验之谈。
  从劫夫歌曲中可以见出,他之于民族、民间音乐,不是跟随,不是模仿,而是对其做“泛性融会”——即将“苹果”加工成“果汁”,“果汁”的味道还是“苹果”的,但“苹果”的形态已经消失。
  他在写作过程中,还有一个独异的做法,就是从人的生活语言(谈话)中寻找灵感。我们无法知道他在那里获得的是一种节奏,还是一种音调,只知道他常常在这样的谈话之后不久,一首新的作品随之产生(《卜算子·咏梅》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劫夫的歌曲是民族的,又是富有个性的。他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可以把他引向成功的创作方法,因此,他从不重复自己,当然,也不用去模仿别人。
   比之于当下歌曲创作中的音调陈旧、旋律贫乏,劫夫的“绝招”值得深长思之。
   开放性,是劫夫歌曲创作的另一特点。其实,我在上面提到他对民族、民间音乐所做的“泛性融会”,事实上就是一种开放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没有躺在民族、民间的东西上,而是吸取它的神髓,把它变成能够长出新东西的母体。这种思维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因为它的着眼点不在于保持民族、民间东西的“原汁原味”——“桑叶”,而在于吐出“新丝”。
  劫夫歌曲开放性的另一层含义,是他不局囿于民族、民间音乐,而采取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有人说他写的东西“不土不洋”、“也土也洋”、“土的很土,洋的很洋”,这话很有些道理。劫夫的“土”可以不去说它,他的“洋”也随处可见。写于1939年的《我們的铁骑兵》,具有很浓的俄罗斯音乐风格,用外国风格的旋律写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写部队的生活,又把“外国的”和“我们的”两者“兼容”得那样得体,十分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劫夫的这种开放性创作思维:只要能为我所用,就毫无顾忌地大胆“拿来”。那首《哈瓦那的孩子》也是如此。在这首作品中,拉美音乐特有的切分节奏的巧妙使用,为歌曲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国情调。他吸收外国音乐的某些因素为我所用这种“开放性”的做法,在《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代一代往下传》《念奴娇·昆仑》中都有所体现。当然,他在每一首作品中融入的外国音乐的因素不尽相同:有的汲取某些精神气质,有的借鉴曲体特点,有的吸纳写法上的优长。
   劫夫的“拿来主义”不仅限于“洋”的,还包括我们本民族的;不仅包括音乐,也包括其它姊妹艺术。
   《沁园春·雪》,先松后紧、先放后收带来的排山倒海般的宏大氣势,强烈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如果说这首诗词表达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博大胸襟,那么劫夫为之所谱的曲子则因其准确地传递了这首诗词的神韵,而在艺术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这首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京剧音乐“散板滾唱”手法的借鉴。《说唱雷锋》则是运用曲艺说唱手法的成功范例。
  劫夫早年习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创作、发表了许多版画作品。作曲家雷雨声认为,劫夫的歌曲讲究对比,许多手法多取自于绘画:或平原放马,或密不插针。劫夫的女儿李丹丹(歌唱家,又长于绘画)说,《念奴娇·昆仑》在她的眼中呈现的是一幅泼墨大写意。
  另外,他写歌也常从绘画中寻找灵感,写《卜算子·咏梅》前,就曾画过上百幅梅花。
   劫夫作品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作品自身具有的内在弹性和张力——他的许多歌曲,可以用多种形式演唱——合唱、齐唱、独唱、男声、女声;也可以改编成器乐作品。把劫夫作品的成功概括为以上“三性”,着眼点仅是他创作的大的方面,其实,一个作曲家的成功,涉及诸多因素,就劫夫而言,至少还包括:他执著的艺术精神——对歌曲写作的痴迷和对完美的追求,他独具的天赋才能等。这些,只得留待以后再做探究了。
   从1996年至今,在北京、广州和沈阳先后开过六场劫夫作品音乐会。据我所知,无论在何地,前来观看的观众都相当踊跃。2005年年终的这场音乐会,因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贩票的“黄牛党”。
  十年间开六场一位作曲家的音乐会,这在国内似不多见。
  一个故去多年的作曲家,几十首写于遥远年月的歌曲,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我隐隐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情结——劫夫情结。我们知道,“情结”是郁积在心的挥之不去的东西。人们对他的怀念,渴望经常听到他的歌,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里的“人们”,包括唱着他的歌从战争年代走到今天的老战士、和平时期“走在大路上”的建设者,以及在他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对他们而言,劫夫的歌,与他们的青春、与他们生命进程的某个关节点紧密相联。他们对劫夫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我注意到,在沈阳这场音乐会的演出过程中,很多观众,包括台上的演员、演奏员的眼中都噙着泪水。
  其实,人们对他的这种感情,我在为写“劫夫传”所做的采访过程中,已经有了切身感受。无论是他战争年代的战友,还是他在音乐学院的学生,或者与他有过接触的其他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情。那些在讲述劫夫时发生过无数次的哽咽乃至痛哭失声的场面,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被这么多人深深怀念,是劫夫的幸福;听劫夫的歌曲,是我们的幸福。因为,他的作品总能给我们鼓舞和力量,给我们带来无可替代的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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