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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异地养老、独居生活等现象越来越普遍，陪诊服务未来可以发挥的空间将越来越大。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就拿看病来说，《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7.4亿人次，比上年减少9.8亿人次（下降11.2%）。2020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5.5次。”
网络上曾有一则关于“孤独分级”的热帖，其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做手术”是网友们眼中的“终极孤独”。现实生活中，儿女在外工作的“空巢老人”、独自打拼的单身青年，生病后却不得不面对这份“孤独”。于是，在医院帮助他人就医的职业陪诊师，出现了。前段时间，一则“90后职业陪诊师”的视频火了，职业陪诊服务因此走进了公众视野。
为就诊提供便利
其实陪诊师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十几年前，不少医院为了改善病人的就医体验，就曾在医院内设立过类似“陪诊员”的岗位。但因为“医托”“黄牛”的存在，陪诊员的工作开展难度变大，以及医护体系内并未把这一岗位系统化，陪诊员的职业发展十分缓慢。
此次90后职业陪诊师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让陪诊师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目前，在一些城市，出现了职业陪诊师，他们专职陪同老年人及外地患者等一些群体就医，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帮助挂号、缴费、取药等，升级版的陪诊服务还有专车接送等延伸内容。
陪诊目标客户多为老人、孕妇、儿童、行动不便者、异地人群等。对不少子女在外地的老年人来说，当有疾病突如其来时往往难以应对，但儿女忙于工作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且数字时代带来的信息化浪潮，进一步扩大了老人与智能社会的“数字鸿沟”，许多老人在面对电脑、手机、自动化机器时手足无措。同样的，年轻的都市一族大多独自在城市中打拼，在面对疾病时也是措手不及。
尽管目前不少医院都设置了分诊台和就诊志愿者，出发点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患者进行就医引导，但人力资源的稀缺和医院的繁忙往往难以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陪诊的潜在需求在增大。
陪诊服务真的能为患者提供便利吗？济南市某医院护士站工作人员刘女士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病人腿脚都不方便，自己排队的话要很久。而且医院采取网上预约挂号，他们弄不明白网上挂号如何操作，跑到医院发现已经没号了，白跑一趟。还有外地来的病人，不熟悉医院的情况，在检查室门口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站在门口和我对视，这样病人很着急，我们也很为难。”刘女士说，由于陪诊人员对医院更加熟悉，可以大大缩短就医时间，提高就诊效率，解决了患者“就医难”的痛点。“以前也安排过一些人做引导员，但因为医院本来人手就紧张不得不停下。后来就主要依靠志愿者，目前，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在。”
给职业陪诊服务“立规矩”
挂号、就诊、检查、取结果、取药、缴费通常散布在医院的不同地方，不少求医问药的患者都被搞得晕头转向。一些大型医院还有门诊与住院部、地上与地下之分，再加上有些地方只能走人，不能推床或轮椅出行，对一些在智能社会“慢了一拍”的中老年人来说，使用网上预约挂号是一个门槛，进了医院“分不清东西南北”又是一个门槛;一些孕妇、残障人士力不从心，也需要他人的帮助。
在社会分工越发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一些曾经被忽略和忽视的小众需求，被重新发现和捕捉到。随着异地养老、独居生活等现象越来越普遍，陪诊服务未来可以发挥的空间将越来越大。
談及陪诊行业的前景，强森医疗创始人何海洋认为：“现在三甲医院都实行信息化就诊，医院就医流程也比较复杂，如果有人协助病人做一些实务性工作，比如挂号、缴费、做检查、解读知情同意书等，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帮病人做一些工作，也能减轻医院可能出现的盲目挂号、盲目排队的压力。”
当前陪诊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陪诊员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职业目录。因为陪诊看似没有什么门槛，实则不仅仅是排队挂号、帮忙拿药、陪着看病这么简单，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然而目前的现状是，从事陪诊业务的人员水平良莠不齐。甚至一些黄牛也在做陪诊服务。一些陪诊公司甚至会和黄牛、医托合作，获取灰色收入。
面对职业陪诊，人们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陪诊师具备专业的就医服务和指导，面对“一体多病”的老年人、不愿麻烦熟人的年轻人、丈夫无法请假陪同的孕妇以及异地就医的患者，陪诊师可以减少跑弯路，避免独自就医带来的困扰，解决了“就医难”问题;也有人认为陪诊师就是变相的“医托”，因为涉及到挂号、医院科室的选择，且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根据病人的着急程度去要钱，充斥着一种“看人下菜碟”的感觉，不排除钻空子骗钱的情况。
经查询发现，陪诊服务其实很早就出现过，但始终未能形成气候。其中，缺乏行业制度规范、准入标准和平台约束是这个行业想要发展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如何让职业陪诊越来越正规化、系统化，需要加以引导规范。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教研室副主任陈成表示，“职业陪诊服务作为一个新兴行业，迎合了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对于该行业的发展必须遵循合法合规的‘底线’，根据不同工作性质，严格审查从业人员的资质，建立行业机构和人员的备案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对陪诊员的专业水平、职业能力、道德修养进行培训，明确、细化该职业目录和分类以及相关行业规范与办法，明确从业人员的权利和职责。”
作为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富矿”，陪诊服务需要的不是竭泽而渔的开发和利用，而是有序、可持续的发展。当陪诊服务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当陪诊服务被纳入法治化轨道，消费者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信任，供求双方才能实现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就拿看病来说，《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7.4亿人次，比上年减少9.8亿人次（下降11.2%）。2020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5.5次。”
网络上曾有一则关于“孤独分级”的热帖，其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做手术”是网友们眼中的“终极孤独”。现实生活中，儿女在外工作的“空巢老人”、独自打拼的单身青年，生病后却不得不面对这份“孤独”。于是，在医院帮助他人就医的职业陪诊师，出现了。前段时间，一则“90后职业陪诊师”的视频火了，职业陪诊服务因此走进了公众视野。
为就诊提供便利
其实陪诊师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十几年前，不少医院为了改善病人的就医体验，就曾在医院内设立过类似“陪诊员”的岗位。但因为“医托”“黄牛”的存在，陪诊员的工作开展难度变大，以及医护体系内并未把这一岗位系统化，陪诊员的职业发展十分缓慢。
此次90后职业陪诊师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让陪诊师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目前，在一些城市，出现了职业陪诊师，他们专职陪同老年人及外地患者等一些群体就医，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帮助挂号、缴费、取药等，升级版的陪诊服务还有专车接送等延伸内容。
陪诊目标客户多为老人、孕妇、儿童、行动不便者、异地人群等。对不少子女在外地的老年人来说，当有疾病突如其来时往往难以应对，但儿女忙于工作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且数字时代带来的信息化浪潮，进一步扩大了老人与智能社会的“数字鸿沟”，许多老人在面对电脑、手机、自动化机器时手足无措。同样的，年轻的都市一族大多独自在城市中打拼，在面对疾病时也是措手不及。
尽管目前不少医院都设置了分诊台和就诊志愿者，出发点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患者进行就医引导，但人力资源的稀缺和医院的繁忙往往难以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陪诊的潜在需求在增大。
陪诊服务真的能为患者提供便利吗？济南市某医院护士站工作人员刘女士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病人腿脚都不方便，自己排队的话要很久。而且医院采取网上预约挂号，他们弄不明白网上挂号如何操作，跑到医院发现已经没号了，白跑一趟。还有外地来的病人，不熟悉医院的情况，在检查室门口走来走去，就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站在门口和我对视，这样病人很着急，我们也很为难。”刘女士说，由于陪诊人员对医院更加熟悉，可以大大缩短就医时间，提高就诊效率，解决了患者“就医难”的痛点。“以前也安排过一些人做引导员，但因为医院本来人手就紧张不得不停下。后来就主要依靠志愿者，目前，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在。”
给职业陪诊服务“立规矩”
挂号、就诊、检查、取结果、取药、缴费通常散布在医院的不同地方，不少求医问药的患者都被搞得晕头转向。一些大型医院还有门诊与住院部、地上与地下之分，再加上有些地方只能走人，不能推床或轮椅出行，对一些在智能社会“慢了一拍”的中老年人来说，使用网上预约挂号是一个门槛，进了医院“分不清东西南北”又是一个门槛;一些孕妇、残障人士力不从心，也需要他人的帮助。
在社会分工越发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一些曾经被忽略和忽视的小众需求，被重新发现和捕捉到。随着异地养老、独居生活等现象越来越普遍，陪诊服务未来可以发挥的空间将越来越大。
談及陪诊行业的前景，强森医疗创始人何海洋认为：“现在三甲医院都实行信息化就诊，医院就医流程也比较复杂，如果有人协助病人做一些实务性工作，比如挂号、缴费、做检查、解读知情同意书等，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帮病人做一些工作，也能减轻医院可能出现的盲目挂号、盲目排队的压力。”
当前陪诊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陪诊员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职业目录。因为陪诊看似没有什么门槛，实则不仅仅是排队挂号、帮忙拿药、陪着看病这么简单，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然而目前的现状是，从事陪诊业务的人员水平良莠不齐。甚至一些黄牛也在做陪诊服务。一些陪诊公司甚至会和黄牛、医托合作，获取灰色收入。
面对职业陪诊，人们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陪诊师具备专业的就医服务和指导，面对“一体多病”的老年人、不愿麻烦熟人的年轻人、丈夫无法请假陪同的孕妇以及异地就医的患者，陪诊师可以减少跑弯路，避免独自就医带来的困扰，解决了“就医难”问题;也有人认为陪诊师就是变相的“医托”，因为涉及到挂号、医院科室的选择，且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根据病人的着急程度去要钱，充斥着一种“看人下菜碟”的感觉，不排除钻空子骗钱的情况。
经查询发现，陪诊服务其实很早就出现过，但始终未能形成气候。其中，缺乏行业制度规范、准入标准和平台约束是这个行业想要发展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如何让职业陪诊越来越正规化、系统化，需要加以引导规范。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教研室副主任陈成表示，“职业陪诊服务作为一个新兴行业，迎合了患者的个性化需求，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对于该行业的发展必须遵循合法合规的‘底线’，根据不同工作性质，严格审查从业人员的资质，建立行业机构和人员的备案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对陪诊员的专业水平、职业能力、道德修养进行培训，明确、细化该职业目录和分类以及相关行业规范与办法，明确从业人员的权利和职责。”
作为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富矿”，陪诊服务需要的不是竭泽而渔的开发和利用，而是有序、可持续的发展。当陪诊服务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当陪诊服务被纳入法治化轨道，消费者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信任，供求双方才能实现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