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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适龄的单身男女,遭遇父母逼婚的情况太过稀松平常,以至于几乎让人忽略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时代因素。也就是说,在他们之前或者之后,这样哀鸿遍野的大逼婚可能都是难得一见了。可以注意到,无论是75后,还是85后,他们的父母都是同一代人:成长于文革前后。
讨论“逼婚是什么”之前,先来看看不婚和晚婚是什么。
非要说按时结婚就是正常的话,没错,一个身体和智力都无严重缺陷的人不能按时结婚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从心理角度看,问题显然就出在亲密关系。当事人在婚姻所赋予的责权利压力之下,在进入和维系稳定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方面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信心不足。这里的信心不足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不妨把它视作一种自知之明,虽然带着一点忧郁,但仍旧宝贵,甚至慈悲。这意味着当事人不仅看到了或感到了问题的存在,而且想有所改善;即便没有改善,至少不愿累及他人。
反观那些不必为逼婚所苦,按时完成婚姻任务的人里却是鱼龙混杂:有真没问题的,有有问题而不自知的,有明知有问题甚至有很大问题却想遮掩、逃避或凭着一腔愚勇碰运气的。有很多的婚姻双方,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对婚姻望而却步这件事,只看起来不正常,或者被命名为不正常,但事实上它不仅和所有那些最终解体的婚姻,或者百般隐忍的婚姻一样正常,而且多了一份理性和真诚。
在难以进入婚姻的人里边,有些是公然不从,有些看起来很努力,但似乎就是没有结果。比如一位上进又孝顺的女孩子,工作样貌都好,在婚恋网站花大价钱注册了会员,每周都过去相亲,可是相亲结束对方不问联系方式的十中有九,网站的婚恋顾问想破头都不知道原因。因为她不会告诉婚恋顾问,她由上一段感情中受伤太深尚未复原,她只是急于用一个外显的胜利来迅速替换掉内隐的失败,然而潜意识里,她对再进入亲密关系的抗拒却在暗中破坏着她每一次相亲的表现,于是那些男人用第六感读出了她精致外表下的冷漠。如果一个人在亲密关系的体验中受伤太多,潜意识里不愿进入亲密关系的力量就如深林猛兽,远非意识所能抵挡。即便痛彻心扉地大喊“我想爱人,我想有人爱我”也没用,每当有一点点外界刺激,心底伤口迸裂的巨响还是淹没了意识的呼告,而阻止她进入亲密关系。
未出柜的同性恋在被逼婚者中有一定比例。现在的同性恋很少再为自己的性取向本身所困扰,但会有其他相关的困扰。高校咨询中,一些明确的同性恋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毕业以后被父母逼婚的事了,哪怕只是想到这种局面就会觉得抑郁。成为同性恋,本身已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防御,然而,即便你躲开了最难去爱恋的性别,也不能保证就能谈好恋爱。尤其是拉拉中的T、男同志中的受,很多仍不敢期待长情的爱人。我们现在说性少数人群(LGBT)很正常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其深层含义,仍可理解为:人类用这种方式防御亲密关系的伤害很正常,也就是说,可能LGBT中的大多数都是在亲密关系方面受伤的人,而他们努力通过创造自己爱的方式去继续进入亲密关系。但现在,这种本来可以更加有效的防御却因为主流的偏见而受到很大限制,LGBT的模式理论上可以减轻爱的压力,但随之而来的买一赠一的负面压力却冲抵了前面的红利,如逼婚。而当我们越能给予LGBT公平的权益和宽松的接纳,这些爱的方式越可以发挥更大的心理上的保护作用,心理医生也就不用这么繁忙了。
也许有的人说,我从初中就知道自己只喜欢同性了,我并未在跟异性的亲密关系中受过什么伤害。我们说的在亲密关系中受伤,是指那些来自亲密关系的最早的伤害,即来自双亲的心理伤害,这种印刻在潜意识中的伤害,在你青春期发动的时候会自动帮你选择避开什么寻找什么。
现在是时候轮到逼婚的父母颤抖了:理论上说,包括同性恋在内,任何一个在意识上或潜意识上不愿意进入婚姻的人,都因为他们父母的示范作用。最浅白的理解,父母如果关系紧张或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经关系紧张,都会成为孩子在成人后迈向婚姻时的直接路障。有的父母表面上关系尚可,但是内在疏远,其中一方扭曲地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小爱人,填补真正的另一半难以满足的缺失,这样婚姻的外壳得以延续,然而孩子却始终处在难以承担的精神压力下,在错乱的亲密关系中长大的孩子会变得无所适从,对婚姻畏足止步。即便父母关系好,父母人格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在养育孩子时不能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而尽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特别是随意把自己的情绪、焦虑、压力倾泻给弱小的孩子,让孩子在经常性的不爽中长大的,孩子成人后都可能理直气壮地抗婚。他们在婚姻中看不到快乐的孩子,自己也不想再创造这样的产物出来,这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坦白。因此,在子女难结婚这件事里,原罪在于父母。
在此,逼婚的意义就要被逼出来了。一个家庭当中是不存在真正的秘密的,比如,孩子难结婚这件事的原罪在于父母,父母对此怎么可能没有感应呢?在中国人的人生赢家的设定里,当然严重包括子孙烟火这件事,父母在外场无论多么风光,受人尊敬,是多么好的人,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办法结婚,对于一些父母来说,就像秃头的假发被风掀掉一样尴尬。逼婚的深层意义很可能是为了掩盖罪证,而不是像他们说的,单纯是为了孩子好。即使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父母面前就算发誓诅咒自己现在过得挺好,至少比结婚好,父母还是咬定你在骗他们。他们不是失去理智,而是想要骗自己相信自己的逼婚动机真的很纯洁。
那些在公园摆个地摊写上自己适婚儿女的情况,等着同样饥渴的父母来挑选、议价的父母们,在个人的自恋上真的拉了很大的饥荒,以至于需要卖儿卖女来填补。面对原罪不敢承担,还千方百计想要掩盖,还要让自己相信自己无辜,还要抢先把罪名安在受害人的身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些年出现的文革问责的种种公案。看起来,逼婚这个家务事和庙堂事之间,在一代人的框架里,出现了平行关系。
逼婚的父母往往也是小时候逼你不要早恋的父母,逼迫的内容是不是自相矛盾无所谓,关键是逼迫的形式是始终如一的,会逼婚的父母一定也逼过你很多别的事。
所以就算在父母逼婚的压力下从了,很可能发现当初火烧眉毛要你结婚的父母,又开始百般挑剔你的婚姻,甚至以不能凑合为由破坏你的婚姻,这种情况在咨询中非常常见。然而,父母却不是故意与你作对,你所痛恨的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那种由亲密关系带来的束缚、压力、指责和伤害,或许正是父母自己的感觉,他们只是用这种方法告诉你——他们觉得唯一安全和不变的亲人,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有多身不由己,他们所受到过的束缚、压力、指责和伤害,有多折磨人。
把自己的痛苦以投射认同的方式浸入到子女的人生中,这是逼婚的第二个深层心理含义。好奇怪呀,为什么爱一个人就一定要让他体会到自己的难受?
在人格发展受阻的情况下,人们很有可能会这么做,而通常想要促成人格扭曲的话,只需要一个随时翻脸,让孩子感觉动辄得咎的母亲就够了。
但对于人格健全的人来说,爱的方式就不是这样,比如前一阵在一个音乐节目里,有个唱作人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曾经卖掉了爸爸为他准备的婚房,跟爸爸商量这件事的时候,爸爸说,“爷爷那一辈是为了生存而活,我这一辈是为了家庭、为了你而活,如果到了你这一辈,你还不能为你自己而活,那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相信这位爸爸一定也承受过许多来自命运的身不由己,但是他却没有把这种痛苦加诸到自己儿子的身上,而是希望他能反转上一代的命运,获得个人的自由。不知道这位父亲是否是同龄人里少有的人格健全者,毕竟一场大的精神瘟疫给一个民族造成的心理创伤,需要至少三代才能洗清。这一规律在欧洲当年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后裔那里,得到了明确的结论。民族的集体人格不健全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动辄翻脸的母亲,也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的。
不愿结婚的孩子其实很清白,是该赦免的时候了。而如果作为一个四五十岁还在追求人格完善的父母来说,也可以试着去承担该承担的东西。或许当这些父母们都能去承担的时候,会有更大的赦免和承担平行地发生。
(作者为心理学博士,林紫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咨询师)
你亲密关系障碍的原罪,可能来自父母
讨论“逼婚是什么”之前,先来看看不婚和晚婚是什么。
非要说按时结婚就是正常的话,没错,一个身体和智力都无严重缺陷的人不能按时结婚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从心理角度看,问题显然就出在亲密关系。当事人在婚姻所赋予的责权利压力之下,在进入和维系稳定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方面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信心不足。这里的信心不足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不妨把它视作一种自知之明,虽然带着一点忧郁,但仍旧宝贵,甚至慈悲。这意味着当事人不仅看到了或感到了问题的存在,而且想有所改善;即便没有改善,至少不愿累及他人。
反观那些不必为逼婚所苦,按时完成婚姻任务的人里却是鱼龙混杂:有真没问题的,有有问题而不自知的,有明知有问题甚至有很大问题却想遮掩、逃避或凭着一腔愚勇碰运气的。有很多的婚姻双方,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对婚姻望而却步这件事,只看起来不正常,或者被命名为不正常,但事实上它不仅和所有那些最终解体的婚姻,或者百般隐忍的婚姻一样正常,而且多了一份理性和真诚。
在难以进入婚姻的人里边,有些是公然不从,有些看起来很努力,但似乎就是没有结果。比如一位上进又孝顺的女孩子,工作样貌都好,在婚恋网站花大价钱注册了会员,每周都过去相亲,可是相亲结束对方不问联系方式的十中有九,网站的婚恋顾问想破头都不知道原因。因为她不会告诉婚恋顾问,她由上一段感情中受伤太深尚未复原,她只是急于用一个外显的胜利来迅速替换掉内隐的失败,然而潜意识里,她对再进入亲密关系的抗拒却在暗中破坏着她每一次相亲的表现,于是那些男人用第六感读出了她精致外表下的冷漠。如果一个人在亲密关系的体验中受伤太多,潜意识里不愿进入亲密关系的力量就如深林猛兽,远非意识所能抵挡。即便痛彻心扉地大喊“我想爱人,我想有人爱我”也没用,每当有一点点外界刺激,心底伤口迸裂的巨响还是淹没了意识的呼告,而阻止她进入亲密关系。
未出柜的同性恋在被逼婚者中有一定比例。现在的同性恋很少再为自己的性取向本身所困扰,但会有其他相关的困扰。高校咨询中,一些明确的同性恋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毕业以后被父母逼婚的事了,哪怕只是想到这种局面就会觉得抑郁。成为同性恋,本身已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防御,然而,即便你躲开了最难去爱恋的性别,也不能保证就能谈好恋爱。尤其是拉拉中的T、男同志中的受,很多仍不敢期待长情的爱人。我们现在说性少数人群(LGBT)很正常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其深层含义,仍可理解为:人类用这种方式防御亲密关系的伤害很正常,也就是说,可能LGBT中的大多数都是在亲密关系方面受伤的人,而他们努力通过创造自己爱的方式去继续进入亲密关系。但现在,这种本来可以更加有效的防御却因为主流的偏见而受到很大限制,LGBT的模式理论上可以减轻爱的压力,但随之而来的买一赠一的负面压力却冲抵了前面的红利,如逼婚。而当我们越能给予LGBT公平的权益和宽松的接纳,这些爱的方式越可以发挥更大的心理上的保护作用,心理医生也就不用这么繁忙了。
也许有的人说,我从初中就知道自己只喜欢同性了,我并未在跟异性的亲密关系中受过什么伤害。我们说的在亲密关系中受伤,是指那些来自亲密关系的最早的伤害,即来自双亲的心理伤害,这种印刻在潜意识中的伤害,在你青春期发动的时候会自动帮你选择避开什么寻找什么。
现在是时候轮到逼婚的父母颤抖了:理论上说,包括同性恋在内,任何一个在意识上或潜意识上不愿意进入婚姻的人,都因为他们父母的示范作用。最浅白的理解,父母如果关系紧张或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曾经关系紧张,都会成为孩子在成人后迈向婚姻时的直接路障。有的父母表面上关系尚可,但是内在疏远,其中一方扭曲地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小爱人,填补真正的另一半难以满足的缺失,这样婚姻的外壳得以延续,然而孩子却始终处在难以承担的精神压力下,在错乱的亲密关系中长大的孩子会变得无所适从,对婚姻畏足止步。即便父母关系好,父母人格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在养育孩子时不能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而尽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特别是随意把自己的情绪、焦虑、压力倾泻给弱小的孩子,让孩子在经常性的不爽中长大的,孩子成人后都可能理直气壮地抗婚。他们在婚姻中看不到快乐的孩子,自己也不想再创造这样的产物出来,这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坦白。因此,在子女难结婚这件事里,原罪在于父母。
民族的集体人格不健全不是没有可能
在此,逼婚的意义就要被逼出来了。一个家庭当中是不存在真正的秘密的,比如,孩子难结婚这件事的原罪在于父母,父母对此怎么可能没有感应呢?在中国人的人生赢家的设定里,当然严重包括子孙烟火这件事,父母在外场无论多么风光,受人尊敬,是多么好的人,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办法结婚,对于一些父母来说,就像秃头的假发被风掀掉一样尴尬。逼婚的深层意义很可能是为了掩盖罪证,而不是像他们说的,单纯是为了孩子好。即使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父母面前就算发誓诅咒自己现在过得挺好,至少比结婚好,父母还是咬定你在骗他们。他们不是失去理智,而是想要骗自己相信自己的逼婚动机真的很纯洁。
那些在公园摆个地摊写上自己适婚儿女的情况,等着同样饥渴的父母来挑选、议价的父母们,在个人的自恋上真的拉了很大的饥荒,以至于需要卖儿卖女来填补。面对原罪不敢承担,还千方百计想要掩盖,还要让自己相信自己无辜,还要抢先把罪名安在受害人的身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些年出现的文革问责的种种公案。看起来,逼婚这个家务事和庙堂事之间,在一代人的框架里,出现了平行关系。
逼婚的父母往往也是小时候逼你不要早恋的父母,逼迫的内容是不是自相矛盾无所谓,关键是逼迫的形式是始终如一的,会逼婚的父母一定也逼过你很多别的事。
所以就算在父母逼婚的压力下从了,很可能发现当初火烧眉毛要你结婚的父母,又开始百般挑剔你的婚姻,甚至以不能凑合为由破坏你的婚姻,这种情况在咨询中非常常见。然而,父母却不是故意与你作对,你所痛恨的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那种由亲密关系带来的束缚、压力、指责和伤害,或许正是父母自己的感觉,他们只是用这种方法告诉你——他们觉得唯一安全和不变的亲人,他们自己所经历过的,有多身不由己,他们所受到过的束缚、压力、指责和伤害,有多折磨人。
把自己的痛苦以投射认同的方式浸入到子女的人生中,这是逼婚的第二个深层心理含义。好奇怪呀,为什么爱一个人就一定要让他体会到自己的难受?
在人格发展受阻的情况下,人们很有可能会这么做,而通常想要促成人格扭曲的话,只需要一个随时翻脸,让孩子感觉动辄得咎的母亲就够了。
但对于人格健全的人来说,爱的方式就不是这样,比如前一阵在一个音乐节目里,有个唱作人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曾经卖掉了爸爸为他准备的婚房,跟爸爸商量这件事的时候,爸爸说,“爷爷那一辈是为了生存而活,我这一辈是为了家庭、为了你而活,如果到了你这一辈,你还不能为你自己而活,那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相信这位爸爸一定也承受过许多来自命运的身不由己,但是他却没有把这种痛苦加诸到自己儿子的身上,而是希望他能反转上一代的命运,获得个人的自由。不知道这位父亲是否是同龄人里少有的人格健全者,毕竟一场大的精神瘟疫给一个民族造成的心理创伤,需要至少三代才能洗清。这一规律在欧洲当年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后裔那里,得到了明确的结论。民族的集体人格不健全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动辄翻脸的母亲,也可以是象征意义上的。
不愿结婚的孩子其实很清白,是该赦免的时候了。而如果作为一个四五十岁还在追求人格完善的父母来说,也可以试着去承担该承担的东西。或许当这些父母们都能去承担的时候,会有更大的赦免和承担平行地发生。
(作者为心理学博士,林紫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