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中国财政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98个中央部门中88个按规定公开部门预算之外，还要公开三公经费。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陆续公布三公账单。
　　笔者治财政学多年，又到政府机关工作，一直有一个想法：“行政至少如治家”，在家里能够做到的在办公室也一定能够做到。有些人在家里会很注意“随手关灯”，在办公室却嫌麻烦，为什么?公费。
　　相对于繁杂但不明细的部门预算来说，三公数字要好懂得多，问题也最多，大家的诟病也最多。目前，围绕着三公能做的是三件事。
　　首先，要继续公开。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绝不是终极目的，地方三公公开才是大头，老百姓希望看到从中央机关到乡镇街道的完整三公数字。同时，国有企业的三公数字，更是最最不能少的。
　　如今，国企中的三公浪费已经到了让老百姓难以容忍的地步。有的公司领导享用天价酒；有的公司出国就像回一趟家，一听说到美国就皱眉头，一听说到南非就高兴。一个小小的信用社董事长，在18天内居然可以报销46万的烟酒费。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不公开行吗?
　　其次，要分析数据。一是人均三公数的部门比较，各部门一排队，什么都清楚了；二是三公数字的年度分析。在要求零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增加?是什么原因增加?理由有没有说服力?三是细化到人均公车费、人均出国费、人均招待费的部门比较，这也是有杀伤力的数字；四是最终要分析中央机关的三公总量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
　　三公数字公开之后纵向、横向分析的任务，就交给学者、记者、网民了，这样才能体现纳税人监督的权力。笔者相信：各级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如果能把三公问题处理好，做好其他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要建设法规。希望通过今年第一次的三公公开，能够完善制度与法规，最终以法规与制度来约束公务人员的三公消费。
　　三公公开要由国务院要求走向法律约束，据笔者分析，还是一个预算法修改完善的问题，旧预算法没有授权财政部公开部门预算和三公数字。因此，预算法要修改，要实现从制度要求走向法律约束。除此之外，国务院还应制定部门预算，以及三公公开的管理办法。
　　三公公开是对部门预算公开的补充。从香港的部门预算公开情况来看，由于部门预算公布到类款项目四级，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中了解到一些三公的数据。没有必要再专门公开三公的数据。与香港部门预算相比，内地城市部门预算的特点是“含糊”和“肤浅”。
　　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部分北京市机关公布了部门预算，其中人力社保局机关车辆更新127万元看得很清楚。这竟然是北京首次公布买车的数据。既然部门预算不清晰，就必须专门从部门预算中挑出三公予以公布。
　　另外，部门预算与三公公开应统一格式、统一口径。从部门预算来看，财政部最为详细，从三公来看，审计署、农业部最为详细。这说明一个问题：各个部门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需要来公开的，余布的深度与广度都不一样，使得老百姓看过之后有喜有怒，褒贬不一。
　　统一口径非常关键。以公务接待费为例，财政部的数字一出来就遭到质疑，网民说：在北京，财政部会请谁吃饭，还不都是别人买单。因此，中央在公布三公时口径不仅要统一，而且宜大不宜小。口径大了，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老百姓也觉得更加可信，不能将一些真实的信息隐藏在压缩的数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