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四川成都，父母在四川大学任教，1岁随父母来到广州。我的家在中山大学九一八路。门口不远就是宽广的绿草地，远处是一个小山坡。家的门口有一棵小树，刚刚种下的时候只有一根细细的枝干，上面有两个树杈，稀疏嫩绿的小叶随着微风摇曳，在旭日阳光下显得格外亮丽。后来它逐渐粗壮，两个树杈支撑着繁枝茂叶，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苍劲浓郁。现在的我已两鬓染霜，步入老年，但像门口这棵大树一样依然带着童年的雏形。
　　我4岁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因为当时学校没有幼儿园，父母工作忙，就把我送进小学当旁听生。姐姐是正式的小学生，我们一起上学。学校在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原中山大学校址）体育馆的南边。
　　我在学校享有特殊的待遇：可以迟到，上课可以跑出去。体育馆旁边的沙池是我常玩耍的地方。没有好好学习，自然没学到什么，一年下来，没认得几个字，考试得了个大零蛋。我5岁时父母迁到西安，他们在西北大学任教，后来我又重新上一年级。当时的小学生不像现在，上课之外没有很多的作业要做，也不要参加这样那样的课外学习班。放学后主要的事情就是玩。我有一个同班同学王××，是个孩子王，每到寒暑假，我们一群孩子就整天跟着她跳上跑下。一个假期下来，结果倒不是乐不思蜀，反而想到学校上学了。童年的运动为我今后的体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初二时学校开运动会，我跳高跳过了1米25，达到当时“少年级运动健将”的水平。
　　学校有很多老师教过我的课，记得最清楚的是高老师，他是我们的算术老师。高老师授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语言生动，常常使我们听得出神入化。除了课本上的内容，他常常增加分析讲解一些较难的题目，教我们如何开动小脑筋。随着老师的讲解，我了解了算术的许多奥妙，体会到解答难题的愉悦。因为平日的良好训练，在考试时看到试卷，脑子出现的问题常常是：“题目怎么这么容易？”后来我在上高二的时候，参加了西安市举行的数学竞赛，得奖的十几名学生中只有两个女生——我和李×同学。我们俩是小学同班同学，这不是巧合，我想我们都得益于小学算术的良好基础。数学严密的逻辑思维也给我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带来良好的影响。
　　西安的冬天很冷，学校没有暖气，穿了棉衣棉裤，手指脚趾还常常冻得通红，年年生冻疮，晚上钻到被子里，稍有一点暖和，生冻疮的地方就发痒，痒得睡不着觉。我一直惧怕寒冷的天气，但对炎热的夏天，却能适应。退休前十年，我又回到了广州，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我喜爱广州这个城市，尤其是这里的气候。
　　虽然年近七十，在适当的场合我一听见音乐就想跳舞和唱歌，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心态。这也要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生性活泼，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我看见舞蹈表演，就喜欢模仿。走在路上，常常会有大妈大伯叫我跳舞，我会大大方方地跳上一段。虽然我的嗓音不是很好，在父母老师的鼓励下我也曾经在学校表演过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以后在学习就业的道路上少有机会接触文艺活动，直到退休后，我才有足够的时间经常参加了小区的舞蹈活动，并参加了几次表演和比赛。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童年。童年的烙印会影响整个生命历程，童年走过的路也可能会通向不同的人生旅程。
　　楼宏青 女，博士，教授。1945年生，浙江义乌人。1968年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金相专业。198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1981年到江苏科技大学任教。1988年获斯洛文尼亚Maribor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英国剑桥大学研修一年。1995年被聘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兼职导师。1998年1月起至2008年退休前任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
　　摄影 郑志军
　　责任编辑 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