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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停止金本位，实行外汇倾销。
中国当时是银本位国家，银币无法任意贬值。1934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白银法案》，大幅度提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
为制止巨额白银的外流，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10月下令对银类出口征收高额关税。此举虽然暂时减少了白银出口，但却加剧了白银走私。
1935年1月，英国向南京国民政府表达了英国的贷款条件，即中国必须脱离银本位，与英镑相联系，实行币制改革。南京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
日本坚持“东亚门罗主义”
9月16日，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访问远东。李滋·罗斯先后在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考察，并与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等人共同制定了币制改革政策。
为避免与日本发生矛盾，英国表示希望日本与英国共同对华贷款。李滋·罗斯在同日本政府的会谈中，提出由伪“满洲国”继承“独立”前中国的部分债务、日本对东北以外的中国领土保全提供保证、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英日联合对华贷款、协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等一系列建议。
但是，由于日本本身也在遭遇经济危机，实在拿不出贷款，且自认为其在伪“满洲国”的统治已经稳固，所以日本外相广田全面拒绝了李滋·罗斯的计划，还顽固坚持“东亚门罗主义”，不允许第三国介入中国事务。
中国放弃银本位
到了10月下旬，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更趋严重，财政面临崩溃的危险。为了克服危机，11月3日，南京政府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实行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集中发行钞票，并将其定为法币。（二）将原来流通的各种银币禁止使用，白银不再流通，所有现银必须兑换为法币。（三）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从此，中国从银本位国家，一跃而成为管理通货国。
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一改革采取了合作态度。11月4日，英国发布国王敕令，禁止英国的银行和英国人用现银支付。12月底，又要求英国在华银行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银，兑换法币。在英国的带动下，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在华银行都先后向南京政府交出了存银，在白银国有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币制改革。
遭到日本的反对
为了防止日本的破坏，中国法币改革方案的筹备计划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币制改革布告发表的前一天，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才去访问了日本驻中国大使有吉，告诉有吉说：“出于汪（精卫）院长遇刺，上海金融市场发生混乱，国民政府不得已坚决实行币制改革。”
有吉4日拜访了孔祥熙，责问币制改革为何事前未与日本进行充分协商。孔祥熙只是重复了张公权所作的答复。同日傍晚，李滋·罗斯也访问了有吉，告诉他说：中国这次实行的币制改革，他是在2日才知道的。这让有吉痛感“吃了苦头”。
币制改革的实行，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对稳定金融和促进生产有一定作用，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不利。中国币制改革开始后，立即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据中国驻日使馆的报告，中国币制改革的消息传至日本后，“其朝野上下之间，莫不出以猜疑忿嫉之态度，或以为与英国有借款之密约，或以为对彼为不利之准备。”
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就中国币制改革发表谈话，表示“断然反对”，并“预言”说：“此案事先缺乏准备，复缺乏实行人才，又未得各国谅解，恐早晚数月内，必发生破绽”，因此，停止币制改革“实为救中国惟一之途径”。外务次官重光葵在同中国驻日代理大使丁绍伋的会谈中再次表示，中国的新币制与英国相协调，将日本排除在外，“是典型的以夷制夷政策”。
日本阻止北银南运
中国币制改革的发展和矶谷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外银行都主动地将过去积存的银元向中国政府交出。
按照币制改革政策，华北地区的白银均须兑换成法币才能流通，所以，华北白银（大约有4000万元）必须先送到南京，这无疑也是对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沉重打击。日本一方面命令在华日本银行拒绝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银，一方面以武力胁迫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企图阻止北银南运。
11月8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并威胁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如果贵方不能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在日军的胁迫下，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银南运。
此外，河北省主席商震、山東省主席韩复榘也受日本胁迫，下令禁止南运现银，致使华北的币制改革暂时停顿。
接着，日本又提出“华北自主币制”，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法币之外的“华北币制”，并将其纳入日元集团。11月中旬，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在金融政策上，要求脱离法币制度，另定华北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在财政政策上，要求截用中央在华北之关税、盐税和统税等，并以武力胁迫宋哲元按此方案行事，但被宋哲元拒绝。
日本利用走私破坏
关税是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从关税上破坏币制改革的基础，日本支持进行大规模的华北走私活动。
到1935年11月底，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活动更加猖獗。他们任意扩大解释《塘沽协定》，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和铁路海关执行缉私任务，使冀东海口大开，日本走私集团武装押运走私船出入华北，如入无人之境。此外，日本浪人在日军保护下，在华北各港口进行大量的白银走私，以破坏中国新货币的发行。
1936年初，日本政府指使在上海的数家银行联合大商店组成银行团，公然发行价值十万元的日币，在上海日商集中的吴淞、虹口一带流通。
尽管遭到了日本的百般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欧美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断暴落的上海外汇市场的混乱状况为之平稳下来；在南京政府统治区内，白银国有化顺利进行，法币流通正常，外汇比价稳定，产业开始复苏，而这一切更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经济基础。
（据《人民政协报》马鸿雁/文）
中国当时是银本位国家，银币无法任意贬值。1934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白银法案》，大幅度提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
为制止巨额白银的外流，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10月下令对银类出口征收高额关税。此举虽然暂时减少了白银出口，但却加剧了白银走私。
1935年1月，英国向南京国民政府表达了英国的贷款条件，即中国必须脱离银本位，与英镑相联系，实行币制改革。南京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
日本坚持“东亚门罗主义”
9月16日，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访问远东。李滋·罗斯先后在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考察，并与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等人共同制定了币制改革政策。
为避免与日本发生矛盾，英国表示希望日本与英国共同对华贷款。李滋·罗斯在同日本政府的会谈中，提出由伪“满洲国”继承“独立”前中国的部分债务、日本对东北以外的中国领土保全提供保证、中国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英日联合对华贷款、协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等一系列建议。
但是，由于日本本身也在遭遇经济危机，实在拿不出贷款，且自认为其在伪“满洲国”的统治已经稳固，所以日本外相广田全面拒绝了李滋·罗斯的计划，还顽固坚持“东亚门罗主义”，不允许第三国介入中国事务。
中国放弃银本位
到了10月下旬，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更趋严重，财政面临崩溃的危险。为了克服危机，11月3日，南京政府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实行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集中发行钞票，并将其定为法币。（二）将原来流通的各种银币禁止使用，白银不再流通，所有现银必须兑换为法币。（三）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从此，中国从银本位国家，一跃而成为管理通货国。
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一改革采取了合作态度。11月4日，英国发布国王敕令，禁止英国的银行和英国人用现银支付。12月底，又要求英国在华银行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银，兑换法币。在英国的带动下，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在华银行都先后向南京政府交出了存银，在白银国有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币制改革。
遭到日本的反对
为了防止日本的破坏，中国法币改革方案的筹备计划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币制改革布告发表的前一天，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才去访问了日本驻中国大使有吉，告诉有吉说：“出于汪（精卫）院长遇刺，上海金融市场发生混乱，国民政府不得已坚决实行币制改革。”
有吉4日拜访了孔祥熙，责问币制改革为何事前未与日本进行充分协商。孔祥熙只是重复了张公权所作的答复。同日傍晚，李滋·罗斯也访问了有吉，告诉他说：中国这次实行的币制改革，他是在2日才知道的。这让有吉痛感“吃了苦头”。
币制改革的实行，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对稳定金融和促进生产有一定作用，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不利。中国币制改革开始后，立即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据中国驻日使馆的报告，中国币制改革的消息传至日本后，“其朝野上下之间，莫不出以猜疑忿嫉之态度，或以为与英国有借款之密约，或以为对彼为不利之准备。”
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就中国币制改革发表谈话，表示“断然反对”，并“预言”说：“此案事先缺乏准备，复缺乏实行人才，又未得各国谅解，恐早晚数月内，必发生破绽”，因此，停止币制改革“实为救中国惟一之途径”。外务次官重光葵在同中国驻日代理大使丁绍伋的会谈中再次表示，中国的新币制与英国相协调，将日本排除在外，“是典型的以夷制夷政策”。
日本阻止北银南运
中国币制改革的发展和矶谷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外银行都主动地将过去积存的银元向中国政府交出。
按照币制改革政策，华北地区的白银均须兑换成法币才能流通，所以，华北白银（大约有4000万元）必须先送到南京，这无疑也是对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沉重打击。日本一方面命令在华日本银行拒绝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银，一方面以武力胁迫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企图阻止北银南运。
11月8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并威胁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如果贵方不能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在日军的胁迫下，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银南运。
此外，河北省主席商震、山東省主席韩复榘也受日本胁迫，下令禁止南运现银，致使华北的币制改革暂时停顿。
接着，日本又提出“华北自主币制”，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法币之外的“华北币制”，并将其纳入日元集团。11月中旬，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在金融政策上，要求脱离法币制度，另定华北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在财政政策上，要求截用中央在华北之关税、盐税和统税等，并以武力胁迫宋哲元按此方案行事，但被宋哲元拒绝。
日本利用走私破坏
关税是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从关税上破坏币制改革的基础，日本支持进行大规模的华北走私活动。
到1935年11月底，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活动更加猖獗。他们任意扩大解释《塘沽协定》，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和铁路海关执行缉私任务，使冀东海口大开，日本走私集团武装押运走私船出入华北，如入无人之境。此外，日本浪人在日军保护下，在华北各港口进行大量的白银走私，以破坏中国新货币的发行。
1936年初，日本政府指使在上海的数家银行联合大商店组成银行团，公然发行价值十万元的日币，在上海日商集中的吴淞、虹口一带流通。
尽管遭到了日本的百般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欧美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断暴落的上海外汇市场的混乱状况为之平稳下来；在南京政府统治区内，白银国有化顺利进行，法币流通正常，外汇比价稳定，产业开始复苏，而这一切更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经济基础。
（据《人民政协报》马鸿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