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德拉吉特·巴涅日说，在亚洲，如果不是在所有亚洲国家，至少也是在大多数国家里，从广播电视诞生的第一天起，国家就开始对其实行绝对的控制，国家是广播电视的垄断者。这样做的正式理由有三个：一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殖民依附之后，必须尽快发展本民族的广播电视，同时全社会也相信，媒体应有助于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二是必须达到民族的一致。许多人都坚信，媒体有便利条件使公民通过接收关于民族文化和政治新闻的宣传而形成民族的一致；三是媒体有责任宣传民族和谐的思想，以使各个种族以及各民族和宗教群体联合起来，预防可能发生的冲突。
　　 虽然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年轻民族，从整体说是赞同上述思想的，但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很快地就开始利用媒体首先为自身的政治利益服务。
　　 上个世纪80-90年代，亚洲媒体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其实质是制定有助于自身发展、并能够从对国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的机制。卫星电视的开办、电视频道数量的增加，以及政府没有能力对媒体提供资助，这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地方分权的平台。目前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媒体市场，竞争都很激烈。
　　亚洲广播电视媒体发展中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其实在国家对媒体实行完全控制之前就已存在。多数亚洲媒体体系的基本原则依然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商业化程度已经提高，竞争已经加剧。任何手段都没有迫使媒体成为冲突的挑动者，成为煽动社会、文化和种族冲突的催化剂。对于许多亚洲媒体来说，“责任”是基本的原则，它们是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一原则的。言论自由不能以丧失责任作为代价而获得。实际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亚洲媒体体系最富有特色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过份的国家控制与市场的绝对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第二个有趣的教训大概可以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以及过渡阶段国家的经验进行对比，这就是系统地和创造性地对媒体进行改革，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和现实的改革战略，必须在开始改革前就搞清楚与媒体体系的基础设施、内容、道德和资金来源有关的问题。
　　 第三个教训是国家本身在与媒体的相互关系中应逐步改变自己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从属与控制的关系。即使在今天，许多亚洲国家通行的仍然是古老的调节形式，利用国家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和许多其它法律来约束新闻工作者。但今天，亚洲国家都知道，政权的过度保护和干预是无效的，只能造成经济损失，失去社会的信任。
　　 国家的过度保护导致了媒体财政来源的不稳定，有损于民众对媒体的信任。但对外国新闻来源、报刊和电视的广泛开放也在许多亚洲国家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促使它们在新闻领域更加放开。与此同时，来自外国新闻浪潮的威胁，以及意识到对本国新闻领域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等因素又推动国家在逐步减少对媒体事务的干涉，从而为本国媒体市场上的“运动员们”提供扩大寻求自身发展新形式的机会。
　　 第四个教训是媒体的自由很少是不通过斗争就能获得的。亚洲的新闻工作者为新闻自由一直奋斗了数十年。当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于1970年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逮捕了许多著名的新闻记者时，全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新闻工作者和媒体组织甚至要求印度领导人辞职。
　　 第五个教训是必须报道自己的、本国的新闻，不断用本国的新闻充实所有电视新闻频道。现在，许多亚洲人民为此担忧。使他们同样担忧的是，由于缺少令受众感兴趣的、有水平的本民族的东西，本国媒体的地位薄弱，甚至完全受制于外国的东西，这同样对本国的媒体市场造成破坏。
　　 亚洲的实践表明，只有对本国新闻给予优先重视的国家，才能发展起最为强大的媒体体系。研究证明，只有高质量的本国新闻才能对抗外国的影响，在媒体市场上对外国公司的作用予以限制。卫星电视在亚洲的发展对地方电视频道形成严重威胁，而这又促使政府开放播出体系、允许商业电视频道进入市场。市场的规模也是成功的标志。例如，俄罗斯的市场就相当广阔，它的影响也会波及到许多说俄语的国家。
　　 最后的一个教训是必须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质量。许多亚洲国家都在积极开办职业技能提高学校，培养通讯和其它新技术人才的班系也不断增加。许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专家参加了这一培训工作。无疑，这将有助于新闻产品质量的逐步提高。（龙刚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