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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以中国妇女报中有关中国女性的典型报道为研究样本，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形象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女性媒介形象在整体上呈现出由“自我发现”到“自我实现”的变迁轨迹。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形象；中国妇女报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110-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介环境下青年亚文化包容性重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JD34
一、引言
女性媒介形象研究是当下媒介研究的热点，女性媒介形象建构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影响，女性媒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所处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国内有关女性媒介形象建构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加，但是这些文献资料所研究的对象过于单一，如对典型形象的分析或对某一特定形象的分析，无法呈现女性媒介形象建构整体的脉络与特征。
本文以中国妇女报中的女性报道为研究对象，抽取1984—2020年间的424篇女性报道为研究样本，通过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女性媒介形象随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意义，这有助于厘清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过程，同时考察女性媒介形象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
二、抽样与研究方法
（一）抽样
选取中国妇女报为研究样本有如下原因，首先，中国妇女报为全国性的女性大报，报道中的女性形象覆盖了全国各个省份、各个职业，对女性形象的呈现较为全面；其次，中国妇女报于1984年10月创刊，其发展几乎覆盖了改革开放后的整个时段，与研究时间相吻合；最后，由于中国妇女报的宗旨是服务女性，因此其中的报道可以很好地呈现出女性在某一时段的诉求。
由于研究对象样本数据较为庞大，因此在样本的选择上，文章使用了随机抽样法和构造周抽样法。1984年10月至2002年12月使用随机抽样法，每四个月抽取一份报纸，共抽取40期报纸，去除无关报道，得样本127个。2003年后使用构造周抽样法，为避免简单随机抽样中的“周期性”偏差[1]，除去2020年每年构造两个合成周，共合成34个周。共抽取238份报纸，去除无关报道，得样本297个。综上，本次研究共得样本424个，样本涵盖了改革开放后可能发生女性形象变迁的全部时段，可以有效代表整体。
（二）研究方法
首先，对样本题目的词频进行分析，对样本报道类型进行归类，同时對样本内容进行分析，概括样本报道特征并根据特征划分出女性形象变迁的时段。其次，根据抽取出的样本进行趋势推理，对划分出的各时段进行趋势比较，最后进行分析与总结。
三、样本分析
（一）题目词频分析
样本中“男女平等”“女性参政”“脱贫扶贫”等词汇出现频率极高且贯穿所要研究时段。其中，“男女平等”一词出现18次，2003年前出现次数较多，在2003年后，样本中有关男女平等的话题逐渐减少；“女性参政”一词出现7次，集中出现在1992—2003年；“扶贫脱贫”一词出现24次，主要出现在2003年后。
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男女平等仍然是女性追求的目标，该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同时，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贯彻，女性也开始跻身政治舞台，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2003年后，社会更加关注女性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社会开始帮助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二）样本内容分析
在所选取的424个样本中，正面报道有297篇，负面报道有17篇，对女性的报道主要为正面形象的报道。中国妇女报更加注重对正面新闻的报道，这符合女性媒介形象构造的主要方向，对正面形象进行报道可以更好地引导女性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文选取的424个样本中有140篇人物报道，报道主要呈现的形象为女性的社会形象。其中，主人公为公职或事业单位人员的68篇、农民或农民企业家28篇、企业家11篇、运动员8篇、公司职员7篇、演员5篇、学生4篇、其他9篇，从样本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女性职业的种类繁多，但在女性形象的呈现上，中国妇女报选取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公职人员或事业单位人员。
（三）负面报道分析
样本中的17例负面报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社会侵损女性权益的报道，二是对女性个人失范的批评与讨论。
第一，社会侵损女性权益的报道。社会侵损女性权益的报道主要包括家暴、性骚扰和职业歧视三个主题。有关家暴的报道主要出现在1984—1994年，内容多是对家暴者的同情以及对施暴者的批判；性骚扰与职业歧视主题的报道主要出现在1994—2015年，内容为对“性骚扰”“职业歧视”现象的批判以及向社会提出立法需求。
第二，女性个人失范的批评与讨论。对女性个人失范的报道主要出现在2003年后，报道在对女性个人失范现象进行批评的同时，还对女性失范原因进行了讨论，如2016年6月对“母亲偷鸡腿给女儿过儿童节”事件进行报道时就在批评该行为的同时对母亲的失范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发了社会对事件的关注。
女性形象的负面报道也是女性形象构建的重要部分。通过对负面报道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1994年前，女性在负面报道中更多以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1994—2005年，女性开始追求自身权益实现与法律保障的匹配；2005年后，女性开始以负面报道的主要形象而不是附加形象出现，这体现出社会对女性关注度的提高，也反映出女性主体地位的提升。
（四）典型人物报道分析
一般来说，典型人物报道都是选取与时代背景高度融合的能通过个体反映出整体的人物。因此，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报道中的典型人物都是可以代表整个时代的主体人物形象。 中国妇女报的典型人物报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这个时段的典型报道以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女性为主，在该阶段的37篇典型人物报道中有25篇报道人物为参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女性，占比67.6%。
第二阶段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时段典型报道主要由参政女性构成，在该阶段的17篇典型人物报道中有6篇报道人物为参政女性，占比35.3%。
第三階段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这一阶段的典型人物形象多数为帮助妇女创业、就业的干部以及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妇女。
第四阶段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至今，该时段报道的典型人物多为自己创业成功后带动其他妇女创业、就业的企业家或个体老板。
四、研究结论
（一）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
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即1978年12月到1992年10月。
传统观念“将女性的生存空间限制在家庭内，限制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2]，但在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的实施将女性从家庭角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多为事业型女性。如1985年11月6日的报道《事业——生活的主旋律——记湖南株洲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女工彭祝玲》便将“事业”定为彭祝玲生活的主旋律，充分体现出了女性打破传统观念桎梏，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8年1月8日的报道《昔日“内掌柜”，今日企业家——阳泉将近200名家庭妇女当上女厂长经理》在题目中用“内掌柜”和“女厂长经理”两个词映射出了女性社会形象的转变。“内”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厂长经理”是男权社会下男性地位与身份的体现，由“内掌柜”向“女厂长经理”的转变也是当时女性打破社会隐性歧视的体现。
中国妇女报通过塑造彭祝玲等变革自身角色、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新女性，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打破了人们对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虽然“分工不以两性为差异”看似已经做到了男女在社会分工上的平等，但由于事实上男女在生理上存在不同，无差异的分工反而会使女性在获得平等权的同时失去自己的个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思想仍有残留，这使得女性要兼顾事业与家庭，这种无差异的分工并没有使女性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反而使女性在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力下更加疲惫。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二次浪潮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义文学首先注意到男女平等现实下的“不平等”现象，并对此进行反思。中国妇女报于1989年3月17日记载了以“觉醒主体意识，重构女性文化”为主题的女性文化研讨会，强调女性文化作品中女性作为主体的生理、心理体验，将女性的私人欲望展现到公众面前。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了社会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注。
（二）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
第二阶段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即1992年10月到2003年10月。
这一时期，女性的地位明显上升，但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男女平等仍然是这一时期女性的首要追求。
女性角色在政治舞台上的缺失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被政治领域排斥的现象逐渐减少，妇女开始积极参政，追求男女平等不再只是口号。
1995年8月28日就有一篇名为《撑起共和国的“半边天”：中国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报道充分反映出了中国女性参政范围的扩大以及参政率的提升。1998年7月6日的报道《叱咤一方展英姿——各省、市、自治区四大领导班子中新当选的女性领导者》也是一篇有关女性涉政议题的报道，这篇报道通过对连任女领导与新上任女领导具体情况的交代，展现了中国女性领导者的政治能力与政治素养；妇联作为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团体组织，为普通女性参政议政提供了渠道，带动了大部分女性群体的参政议政。这些报道充分体现出了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常态化以及参政形象的积极变化。
除了参政，这一时期还开始关注高层次的女性人才，“院士”“大学生”等高层次人才的代名词更多出现在人物报道中。同时，由于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开始显现，单纯强调妇女个人成就的报道频繁出现，如1999年3月9日的报道《勇立潮头唱大风：记贵阳市二医、贵阳脑科医院院长向德芬》就记录了一位普通领导通过个人的努力让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获得新生”。
长期处于男权社会之下的中国女性习惯通过男性的“目光”判断自己的价值，而这一时期的女性更愿意通过“自我”感知自己的社会价值是否实现。这反映出了女性自我意识在逐渐增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对男性的依赖正在逐渐降低。
（三）女性的自我能力提升
第三阶段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即2003年10月到2015年10月。
这一阶段，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已基本落实，女性不再单纯地向社会表达自己的需求，还要求国家与社会在法律制度上保障自身权益，反映出了女性法律意识的增强。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提高女性素质、让女性接受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点。中国妇女报刊载的《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妇女素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在全国省区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2007年6月22日）、《普及农村家庭教育，谁该担此重任》（2008年10月21日）、《解放思想，创新妇女教育培训工作》（2010年3月31日）等文章都可以体现出社会对女性教育的重视。
同时，农村妇女、家庭妇女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国家与社会帮助农村妇女、家庭妇女学习、创业。“针对农村男劳力外出较多，留守妇女在家挑起农村经济发展大梁的现状，吕寨镇完善科学技术普及网络、开通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建立巾帼科技示范基地，大力引导留守妇女学科技、用科技”[3]，《留守妇女争当“科技媳妇”》（2014年6月29日）中的吕寨镇就是社会帮助妇女学习的典型，吕寨镇的留守妇女徐淑玲依靠在人口学校学习到的养殖、种植技术实现了“绿色养鸡”，成了当地响当当的“科技媳妇”。 中国妇女报的报道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女性有了清晰的女性主体意识。女性告别人格依附，从追求男女平等转为追求经济与人格上的独立，“她们更具个性地鲜明要求承认不同身份的认同及其主体性，要求在女性气质中承认个人选择以及消费自由”。
（四）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
第四阶段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即2015年10月后。
这一时期，多数女性在保证满足自我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对社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由于多重角色的多重压力，一部分女性也存在思想倒退的现象。
农村妇女企业家以“先富带动后富”方式实现自身价值，反馈社会。如2019年11月1日报道《牢记嘱托，努力把家政事业做实做好》中“阳光大姐”领头雁卓长立二次创业，接手家政创业就业平台“阳光大姐”，为广大农村妇女和下岗、待业妇女提供就业的机会。城市女性在妇联的领导下形成团体，为有需要的人服务，如2020年1月6日报道《小针缝大爱，夕阳巾帼情》中，以张玉英为代表的50位高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无私奉献的巾帼志愿者精神，为社会弱势人群筑起明天的希望。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业型女性选择重返家庭。多重角色使女性有了多重压力，女性在职业的兴趣与生活之间抉择，“如果她要实现平衡，代价是做出让步、牺牲、使出杂技的功夫”[4]，这使得女性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导致自身出现神经质症，这就让更多的事业型女性选择回归家庭。
从本质上讲，女性回归家庭是个体思想上的倒退，中国妇女报也在其副刊作品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发起讨论。但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角度讲，报刊并没有直接对该情况进行评论，而是给予女性受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反而从侧面体现出了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角度看，女性、社会与媒介三者处于同一个关系框架中，媒介感知并反映社会，同时根据感知赋予女性相应的媒介形象与地位。中国妇女报所呈现的改革开放后女性媒介形象概括来说就是从“自我发现”到“自我实现”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体现出了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自我的提升，还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五、结语
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的媒介形象从自我意识觉醒，到社会地位提升，到不断完善自我，再到实现自我价值，它更多的是表达女性对权力与权利的诉求，而非对自身的解放。但是在第四阶段出现的女性思想回流现象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还不足以支持女性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成为更积极的成为她者，仍“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王钦.合成周抽样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J].新闻窗，2014（1）：70.
[2] 杜芳琴，王向贤.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5.
[3] 李强.留守妇女争当科技媳妇[N/OL].中国妇女报，http：//pc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4-06/29/004254.html，2014-06-29.
[4]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65.
作者简介：朱莉（1980—），女，新疆克拉玛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媒介文化、新闻实务。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形象；中国妇女报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110-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介环境下青年亚文化包容性重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JD34
一、引言
女性媒介形象研究是当下媒介研究的热点，女性媒介形象建构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影响，女性媒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所处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国内有关女性媒介形象建构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加，但是这些文献资料所研究的对象过于单一，如对典型形象的分析或对某一特定形象的分析，无法呈现女性媒介形象建构整体的脉络与特征。
本文以中国妇女报中的女性报道为研究对象，抽取1984—2020年间的424篇女性报道为研究样本，通过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女性媒介形象随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意义，这有助于厘清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过程，同时考察女性媒介形象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
二、抽样与研究方法
（一）抽样
选取中国妇女报为研究样本有如下原因，首先，中国妇女报为全国性的女性大报，报道中的女性形象覆盖了全国各个省份、各个职业，对女性形象的呈现较为全面；其次，中国妇女报于1984年10月创刊，其发展几乎覆盖了改革开放后的整个时段，与研究时间相吻合；最后，由于中国妇女报的宗旨是服务女性，因此其中的报道可以很好地呈现出女性在某一时段的诉求。
由于研究对象样本数据较为庞大，因此在样本的选择上，文章使用了随机抽样法和构造周抽样法。1984年10月至2002年12月使用随机抽样法，每四个月抽取一份报纸，共抽取40期报纸，去除无关报道，得样本127个。2003年后使用构造周抽样法，为避免简单随机抽样中的“周期性”偏差[1]，除去2020年每年构造两个合成周，共合成34个周。共抽取238份报纸，去除无关报道，得样本297个。综上，本次研究共得样本424个，样本涵盖了改革开放后可能发生女性形象变迁的全部时段，可以有效代表整体。
（二）研究方法
首先，对样本题目的词频进行分析，对样本报道类型进行归类，同时對样本内容进行分析，概括样本报道特征并根据特征划分出女性形象变迁的时段。其次，根据抽取出的样本进行趋势推理，对划分出的各时段进行趋势比较，最后进行分析与总结。
三、样本分析
（一）题目词频分析
样本中“男女平等”“女性参政”“脱贫扶贫”等词汇出现频率极高且贯穿所要研究时段。其中，“男女平等”一词出现18次，2003年前出现次数较多，在2003年后，样本中有关男女平等的话题逐渐减少；“女性参政”一词出现7次，集中出现在1992—2003年；“扶贫脱贫”一词出现24次，主要出现在2003年后。
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男女平等仍然是女性追求的目标，该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同时，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的贯彻，女性也开始跻身政治舞台，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参政议政权利。2003年后，社会更加关注女性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社会开始帮助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二）样本内容分析
在所选取的424个样本中，正面报道有297篇，负面报道有17篇，对女性的报道主要为正面形象的报道。中国妇女报更加注重对正面新闻的报道，这符合女性媒介形象构造的主要方向，对正面形象进行报道可以更好地引导女性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文选取的424个样本中有140篇人物报道，报道主要呈现的形象为女性的社会形象。其中，主人公为公职或事业单位人员的68篇、农民或农民企业家28篇、企业家11篇、运动员8篇、公司职员7篇、演员5篇、学生4篇、其他9篇，从样本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女性职业的种类繁多，但在女性形象的呈现上，中国妇女报选取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公职人员或事业单位人员。
（三）负面报道分析
样本中的17例负面报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社会侵损女性权益的报道，二是对女性个人失范的批评与讨论。
第一，社会侵损女性权益的报道。社会侵损女性权益的报道主要包括家暴、性骚扰和职业歧视三个主题。有关家暴的报道主要出现在1984—1994年，内容多是对家暴者的同情以及对施暴者的批判；性骚扰与职业歧视主题的报道主要出现在1994—2015年，内容为对“性骚扰”“职业歧视”现象的批判以及向社会提出立法需求。
第二，女性个人失范的批评与讨论。对女性个人失范的报道主要出现在2003年后，报道在对女性个人失范现象进行批评的同时，还对女性失范原因进行了讨论，如2016年6月对“母亲偷鸡腿给女儿过儿童节”事件进行报道时就在批评该行为的同时对母亲的失范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发了社会对事件的关注。
女性形象的负面报道也是女性形象构建的重要部分。通过对负面报道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1994年前，女性在负面报道中更多以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1994—2005年，女性开始追求自身权益实现与法律保障的匹配；2005年后，女性开始以负面报道的主要形象而不是附加形象出现，这体现出社会对女性关注度的提高，也反映出女性主体地位的提升。
（四）典型人物报道分析
一般来说，典型人物报道都是选取与时代背景高度融合的能通过个体反映出整体的人物。因此，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报道中的典型人物都是可以代表整个时代的主体人物形象。 中国妇女报的典型人物报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这个时段的典型报道以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女性为主，在该阶段的37篇典型人物报道中有25篇报道人物为参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女性，占比67.6%。
第二阶段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一时段典型报道主要由参政女性构成，在该阶段的17篇典型人物报道中有6篇报道人物为参政女性，占比35.3%。
第三階段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这一阶段的典型人物形象多数为帮助妇女创业、就业的干部以及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妇女。
第四阶段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至今，该时段报道的典型人物多为自己创业成功后带动其他妇女创业、就业的企业家或个体老板。
四、研究结论
（一）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
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即1978年12月到1992年10月。
传统观念“将女性的生存空间限制在家庭内，限制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2]，但在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的实施将女性从家庭角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报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多为事业型女性。如1985年11月6日的报道《事业——生活的主旋律——记湖南株洲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女工彭祝玲》便将“事业”定为彭祝玲生活的主旋律，充分体现出了女性打破传统观念桎梏，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8年1月8日的报道《昔日“内掌柜”，今日企业家——阳泉将近200名家庭妇女当上女厂长经理》在题目中用“内掌柜”和“女厂长经理”两个词映射出了女性社会形象的转变。“内”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厂长经理”是男权社会下男性地位与身份的体现，由“内掌柜”向“女厂长经理”的转变也是当时女性打破社会隐性歧视的体现。
中国妇女报通过塑造彭祝玲等变革自身角色、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新女性，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打破了人们对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虽然“分工不以两性为差异”看似已经做到了男女在社会分工上的平等，但由于事实上男女在生理上存在不同，无差异的分工反而会使女性在获得平等权的同时失去自己的个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思想仍有残留，这使得女性要兼顾事业与家庭，这种无差异的分工并没有使女性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反而使女性在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力下更加疲惫。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二次浪潮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义文学首先注意到男女平等现实下的“不平等”现象，并对此进行反思。中国妇女报于1989年3月17日记载了以“觉醒主体意识，重构女性文化”为主题的女性文化研讨会，强调女性文化作品中女性作为主体的生理、心理体验，将女性的私人欲望展现到公众面前。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了社会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注。
（二）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
第二阶段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即1992年10月到2003年10月。
这一时期，女性的地位明显上升，但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男女平等仍然是这一时期女性的首要追求。
女性角色在政治舞台上的缺失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被政治领域排斥的现象逐渐减少，妇女开始积极参政，追求男女平等不再只是口号。
1995年8月28日就有一篇名为《撑起共和国的“半边天”：中国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报道充分反映出了中国女性参政范围的扩大以及参政率的提升。1998年7月6日的报道《叱咤一方展英姿——各省、市、自治区四大领导班子中新当选的女性领导者》也是一篇有关女性涉政议题的报道，这篇报道通过对连任女领导与新上任女领导具体情况的交代，展现了中国女性领导者的政治能力与政治素养；妇联作为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团体组织，为普通女性参政议政提供了渠道，带动了大部分女性群体的参政议政。这些报道充分体现出了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常态化以及参政形象的积极变化。
除了参政，这一时期还开始关注高层次的女性人才，“院士”“大学生”等高层次人才的代名词更多出现在人物报道中。同时，由于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开始显现，单纯强调妇女个人成就的报道频繁出现，如1999年3月9日的报道《勇立潮头唱大风：记贵阳市二医、贵阳脑科医院院长向德芬》就记录了一位普通领导通过个人的努力让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获得新生”。
长期处于男权社会之下的中国女性习惯通过男性的“目光”判断自己的价值，而这一时期的女性更愿意通过“自我”感知自己的社会价值是否实现。这反映出了女性自我意识在逐渐增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对男性的依赖正在逐渐降低。
（三）女性的自我能力提升
第三阶段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即2003年10月到2015年10月。
这一阶段，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已基本落实，女性不再单纯地向社会表达自己的需求，还要求国家与社会在法律制度上保障自身权益，反映出了女性法律意识的增强。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提高女性素质、让女性接受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点。中国妇女报刊载的《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妇女素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在全国省区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2007年6月22日）、《普及农村家庭教育，谁该担此重任》（2008年10月21日）、《解放思想，创新妇女教育培训工作》（2010年3月31日）等文章都可以体现出社会对女性教育的重视。
同时，农村妇女、家庭妇女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国家与社会帮助农村妇女、家庭妇女学习、创业。“针对农村男劳力外出较多，留守妇女在家挑起农村经济发展大梁的现状，吕寨镇完善科学技术普及网络、开通远程教育终端站点、建立巾帼科技示范基地，大力引导留守妇女学科技、用科技”[3]，《留守妇女争当“科技媳妇”》（2014年6月29日）中的吕寨镇就是社会帮助妇女学习的典型，吕寨镇的留守妇女徐淑玲依靠在人口学校学习到的养殖、种植技术实现了“绿色养鸡”，成了当地响当当的“科技媳妇”。 中国妇女报的报道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女性有了清晰的女性主体意识。女性告别人格依附，从追求男女平等转为追求经济与人格上的独立，“她们更具个性地鲜明要求承认不同身份的认同及其主体性，要求在女性气质中承认个人选择以及消费自由”。
（四）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
第四阶段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即2015年10月后。
这一时期，多数女性在保证满足自我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对社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由于多重角色的多重压力，一部分女性也存在思想倒退的现象。
农村妇女企业家以“先富带动后富”方式实现自身价值，反馈社会。如2019年11月1日报道《牢记嘱托，努力把家政事业做实做好》中“阳光大姐”领头雁卓长立二次创业，接手家政创业就业平台“阳光大姐”，为广大农村妇女和下岗、待业妇女提供就业的机会。城市女性在妇联的领导下形成团体，为有需要的人服务，如2020年1月6日报道《小针缝大爱，夕阳巾帼情》中，以张玉英为代表的50位高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无私奉献的巾帼志愿者精神，为社会弱势人群筑起明天的希望。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业型女性选择重返家庭。多重角色使女性有了多重压力，女性在职业的兴趣与生活之间抉择，“如果她要实现平衡，代价是做出让步、牺牲、使出杂技的功夫”[4]，这使得女性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导致自身出现神经质症，这就让更多的事业型女性选择回归家庭。
从本质上讲，女性回归家庭是个体思想上的倒退，中国妇女报也在其副刊作品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发起讨论。但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角度讲，报刊并没有直接对该情况进行评论，而是给予女性受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反而从侧面体现出了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角度看，女性、社会与媒介三者处于同一个关系框架中，媒介感知并反映社会，同时根据感知赋予女性相应的媒介形象与地位。中国妇女报所呈现的改革开放后女性媒介形象概括来说就是从“自我发现”到“自我实现”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体现出了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自我的提升，还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五、结语
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的媒介形象从自我意识觉醒，到社会地位提升，到不断完善自我，再到实现自我价值，它更多的是表达女性对权力与权利的诉求，而非对自身的解放。但是在第四阶段出现的女性思想回流现象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还不足以支持女性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成为更积极的成为她者，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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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莉（1980—），女，新疆克拉玛依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媒介文化、新闻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