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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广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四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十五世祖温常绶,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任浙江副主考、陕甘学政、兵户部掌印,诰授奉政大夫、中宪大夫、资政大夫,晋授荣禄大夫(从一品)等职。著有《尚书评》、《孝文记集评》、《春秋三传评》、《孟子评》、《杜诗评》、《又山诗评》等。其十六世祖直隶总督温承惠,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拔贡,授陕西督粮道、河南布政福建巡抚、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钦差军务大臣(从一品),著有《孰课古文汇选八卷》。其祖父温绍棠,进士、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正四品),著有《古文尚书考》、《庄子鉴》、《棣华诗集》、《公羊析义》等。其父亲温廷復历任清朝巡检、保定警察局局长、候补知县加五品同知衔。温广濬的祖母绍棠夫人是两江总督兼学者梁章钜之小女。抗日战争时,梁章钜孙梁鸿志在伪南京政府任教育部长。梁夫人孙女温雅敏(温广濬四叔之女)和其丈夫杨仁山(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利用梁鸿志关系在南京做地下工作,后被日寇发现杀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目睹日寇到处屠杀百姓、制造血腥惨案的禽兽行为,温广濬誓死不做亡国奴,下定决心不为日寇工作。8月他毅然离开大同矿业公司,放弃待遇丰厚的工作回到山西太谷县城,后到井神村避难。虽然他是一位旧知识分子,但深晓民族大义,在日寇侵略,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明知环境恶劣,参加革命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就是九死一生,但他还是舍小家为国家,毅然决然地支持三个年幼的孩子参加八路军,进行抗日战争。三个儿子参加革命的时间分别是:大儿子温思傑16岁(1939年),二儿子温思伟14岁(1940年) ,三儿子温思健15岁(1943年),三个儿子都是革命队伍中的骨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功绩。
一
温广濬的大儿子温思傑,出生于1923年。1939年12月,年仅16岁便跟随白云一起上山参加革命,太谷县抗日民主政府分派他到二区工作。1940年2月,为开辟白城的抗日根据地,温思傑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回到白城教书。1940年夏天,在去岳家庄执行任务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日寇逮捕,关押到太原农场,每天在日寇的严密监视下进行高强度劳动。有一天,在劳动完毕返回途中,日本监督骑自行车,让他们跟着跑,他年龄小、个子低,有意跑在最后边,日本鬼子骑得快、他跑得快,日本鬼子骑得慢、他跑得慢,鬼子多次回头看,见他们之间的距离总是保持一致,便放松警惕加快了骑车的速度,温思傑趁机飞快地跑进旁边的庄稼地里,鬼子发现后立即追赶,追了好一阵子也没追上,就这样,他机智地逃脱了虎口,从太原一直跑回太谷,结果严重损伤了肺部,就此留下了病根。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坚持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奔波,后因病情加重,领导暂时安置他在白城任小学教员,以教员身份和靳绍文(原太谷县政府教育科科员)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其父亲温广濬在白城小学当校长。
1942年,温思傑同张俊青一起做地下工作,经张俊青培养、介绍,通过县委书记王成旺、程子生的考察,于1943年光荣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太谷县东六区要在惠安、新村、东咸阳、井神村、东山底、侯城、白城等各村建立游击小组,任命温思傑为白城村游击小组的党代表兼地下党负责人,这是当地第一支秘密武装组织、第一支秘密游击小组。当时,温思傑一直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同时成立了秘密“读报小组”,其实质上是散发、张贴传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群众参加八路军,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他和杜怀仁、程绍先等在太谷古楼底贴传单、造声势、扰乱敌人,为八路军送情报、除汉奸、接组织关系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还动员不少进步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尽管在这段时期他一直犯病,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工作,以坚强的毅力同疾病、同敌人做斗争,为党工作,被敌人视为眼中钉。在革命队伍中、人民群众中,一提起“大温”(温思傑)、“小温”(其二弟温思伟)和他们的三弟(温思健)都交口称赞。
1943年9月,日寇来白城抓温思傑,因他外出不在,便把他父亲温广濬和村长张俊抓走。当敌人带着他父亲回到太谷南门上时,正碰上温思傑,随即被捕。日寇对他们父子俩严刑拷打,但他们宁死不屈,用坚强的意志保护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当时六区党组织对温思傑父子进行积极营救,给白城村伪村长刘德喜下了命令,让他无论如何把温家父子等人救出来。刘德喜给了日本翻译大量的金钱,党组织还通过内线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44年初,温思傑父子才被营救出来。
这一年,温广濬、温思傑、温思伟、陈绍先、李三元等出席了在黎城召开的太行军区群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接见和嘉奖。之后,转入“城攻工作”,依旧在白城以教书作掩护。后由于白城党组织暴露,温思傑于1945年撤退,离开白城上山打游击。
二
温广濬的二儿子温思伟,出生于1926年9月。受敌后抗日宣传以及大哥温思傑参加革命的影响,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1939年5月,不到13岁的温思伟和15岁的表兄常凤铮(榆次车辋常赞春第三子)上山参加革命,投奔了八路军,到太行区太谷县民主抗日政府工作。他在最恶劣的环境中进行了最残酷的对敌斗争,先后受命到太谷县青救会、青年连、县基干大队、县公安局、县第六区、太行第二军分区太谷敌工站工作。由于他对党赤胆忠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对敌斗争中胆识过人、智勇双全、杀敌除奸,深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受到革命群众的交口称赞,但提到小温,日本鬼子和日伪军却闻风丧胆。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温一到,鬼子汉奸遭报。”1942年1月,经党组织批准,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44年3月,温思伟在六区工作时,执行任务途中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虽然敌人威胁利诱,用各种酷刑对他进行摧残,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妥协投降,没有吐露丝毫党的秘密,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兵力、物力严重不足,为了确保其控制的占领区,大力推行以华制华的阴谋,采用了“怀柔”政策,千方百计威胁利诱我方人员,以求破坏我抗日政权。因此,日本宪兵队特务组织“挺进队”队长日本人小柄将温思伟要去,故意放松对他的管制,让其自由出入(实则派特务暗中监视)。温思伟趁此机会立即与当时我方内线要敬之同志(原太谷敌工城市工作组组长,负责城市和黄挂、凤山日伪据点工作。曾奉罗瑞卿、陶鲁笳的指示1944年9月借被逮捕乘机打入敌人内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太谷县副县长等职)取得联系,提出想利用现有条件,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策反活动,打击破坏敌人的设想。要敬之向太谷敌工站站长侯秉衡(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汇报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组织上同意温思伟在内线工作,并要求他打入日寇“挺进队”内部。为取得敌人的信任,由组织上提供假情报和部分报纸。温思伟则伪装出贪图享受逐步被敌人腐蚀的样子,给敌人提供了我方编制的假材料,骗取了敌人的信任。他借口外出收集情报,和我敌工站负责人侯秉衡接头,将敌人的动态情报随时提供给我方。他通过观察发现,敌伪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便又提出可趁机组织伪军起义,并进一步端掉“挺进队”的设想。经侯秉衡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传达了陶鲁笳(时任太行地委书记)对他的指示:“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必要时可以假自首,以取得敌人的完全信任。”在此期间,温思伟曾在一次酒后,听“挺进队”的张翻译透露,有叛徒向“挺进队”队长告密温思伟是共产党员。温思伟把这一情况也向侯秉衡作了汇报。 没过多久,小柄队长就向温思伟提出:“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说?”温思伟假装恐慌地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更取得了小炳的信任。
温思伟在“挺进队”内有意识地接触和考察各类特务和日伪人员,发展关系,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在起义前夕,栗茂林(新中国成立后任山西省粮食厅厅长)、吴德宏(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设计院党委书记)去南山大佛寺山庙内会见温思伟。见面后,大家商定了起义的时间及家属如何撤离等问题,又研究了部队行军的路线等。1944年10月18日,住在任村的日伪军去东里村抢粮食,温思伟和要敬之便借此机会在我军的配合下举行起义。当时,太行二分区派三十团团长李德生带两个营接应。当天上午,八路军团长李德生带领的队伍、伪军一个中队起义队伍和温思伟带领的大部分挺进队员来到了张畛村。伪军一个中队和部分“挺进队”人员以及伪警察小队共200多人携械反正,胜利地回到根据地。
这次起义共拉出200多人,缴获3挺机枪,180多支步枪,30多支手枪等武器,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归来后,太行军分区为温思伟等同志举行了庆功大会,并在《新华日报》上进行了表彰。此后,温思伟长期在敌工站搞情报工作,多次立功受奖。
三
温广濬的三儿子温思健出生于1928年11月。由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又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使他对日寇深恶痛绝,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43年,15岁的温思健参加了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跟随大哥温思傑在太谷城内贴传单、收集情报等。虽然他年龄最小,但他胆大心细、英勇机智,不久,便被分配与连同儿一起执行任务,处死了王姓汉奸,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同日伪军巧妙周旋,圆满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深得人民群众的钦佩。
1944年2月,温思健任太行区第二分区太谷县武委会干事、区武委会主任。由于他表现突出,于1945年5月,在他17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温广濬父子四人又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温广濬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山西太钢、湖北黄(石)钢等国企工作,1961年11月病故,享年61岁。温思傑于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调县政府工作,后历任县政府秘书、民政局副科长等职,1952年因病情恶化,倒在了教育战线上,年仅29岁。温思伟在新中国成立后调太原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工作,1958年后,先后调中国科学院长春化学研究所、广州化学研究所工作,1981年11月去逝,享年55岁。温思健1948年2月,随军南下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团工作人员,后在二野特种炮兵团、西南炮兵学校、军委炮兵干部管理部、北京炮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等部门任干事、指导员、主任等职,1966年转业时为副团职少校军衔,转业后先后任四川省轻工业厅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四川省纺织工业厅生产技术处、科教处副处长等职,2000年1月18日在成都逝世,享年72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目睹日寇到处屠杀百姓、制造血腥惨案的禽兽行为,温广濬誓死不做亡国奴,下定决心不为日寇工作。8月他毅然离开大同矿业公司,放弃待遇丰厚的工作回到山西太谷县城,后到井神村避难。虽然他是一位旧知识分子,但深晓民族大义,在日寇侵略,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明知环境恶劣,参加革命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就是九死一生,但他还是舍小家为国家,毅然决然地支持三个年幼的孩子参加八路军,进行抗日战争。三个儿子参加革命的时间分别是:大儿子温思傑16岁(1939年),二儿子温思伟14岁(1940年) ,三儿子温思健15岁(1943年),三个儿子都是革命队伍中的骨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功绩。
一
温广濬的大儿子温思傑,出生于1923年。1939年12月,年仅16岁便跟随白云一起上山参加革命,太谷县抗日民主政府分派他到二区工作。1940年2月,为开辟白城的抗日根据地,温思傑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回到白城教书。1940年夏天,在去岳家庄执行任务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日寇逮捕,关押到太原农场,每天在日寇的严密监视下进行高强度劳动。有一天,在劳动完毕返回途中,日本监督骑自行车,让他们跟着跑,他年龄小、个子低,有意跑在最后边,日本鬼子骑得快、他跑得快,日本鬼子骑得慢、他跑得慢,鬼子多次回头看,见他们之间的距离总是保持一致,便放松警惕加快了骑车的速度,温思傑趁机飞快地跑进旁边的庄稼地里,鬼子发现后立即追赶,追了好一阵子也没追上,就这样,他机智地逃脱了虎口,从太原一直跑回太谷,结果严重损伤了肺部,就此留下了病根。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坚持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奔波,后因病情加重,领导暂时安置他在白城任小学教员,以教员身份和靳绍文(原太谷县政府教育科科员)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其父亲温广濬在白城小学当校长。
1942年,温思傑同张俊青一起做地下工作,经张俊青培养、介绍,通过县委书记王成旺、程子生的考察,于1943年光荣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太谷县东六区要在惠安、新村、东咸阳、井神村、东山底、侯城、白城等各村建立游击小组,任命温思傑为白城村游击小组的党代表兼地下党负责人,这是当地第一支秘密武装组织、第一支秘密游击小组。当时,温思傑一直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同时成立了秘密“读报小组”,其实质上是散发、张贴传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群众参加八路军,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他和杜怀仁、程绍先等在太谷古楼底贴传单、造声势、扰乱敌人,为八路军送情报、除汉奸、接组织关系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还动员不少进步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尽管在这段时期他一直犯病,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工作,以坚强的毅力同疾病、同敌人做斗争,为党工作,被敌人视为眼中钉。在革命队伍中、人民群众中,一提起“大温”(温思傑)、“小温”(其二弟温思伟)和他们的三弟(温思健)都交口称赞。
1943年9月,日寇来白城抓温思傑,因他外出不在,便把他父亲温广濬和村长张俊抓走。当敌人带着他父亲回到太谷南门上时,正碰上温思傑,随即被捕。日寇对他们父子俩严刑拷打,但他们宁死不屈,用坚强的意志保护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当时六区党组织对温思傑父子进行积极营救,给白城村伪村长刘德喜下了命令,让他无论如何把温家父子等人救出来。刘德喜给了日本翻译大量的金钱,党组织还通过内线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44年初,温思傑父子才被营救出来。
这一年,温广濬、温思傑、温思伟、陈绍先、李三元等出席了在黎城召开的太行军区群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接见和嘉奖。之后,转入“城攻工作”,依旧在白城以教书作掩护。后由于白城党组织暴露,温思傑于1945年撤退,离开白城上山打游击。
二
温广濬的二儿子温思伟,出生于1926年9月。受敌后抗日宣传以及大哥温思傑参加革命的影响,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1939年5月,不到13岁的温思伟和15岁的表兄常凤铮(榆次车辋常赞春第三子)上山参加革命,投奔了八路军,到太行区太谷县民主抗日政府工作。他在最恶劣的环境中进行了最残酷的对敌斗争,先后受命到太谷县青救会、青年连、县基干大队、县公安局、县第六区、太行第二军分区太谷敌工站工作。由于他对党赤胆忠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对敌斗争中胆识过人、智勇双全、杀敌除奸,深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受到革命群众的交口称赞,但提到小温,日本鬼子和日伪军却闻风丧胆。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温一到,鬼子汉奸遭报。”1942年1月,经党组织批准,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44年3月,温思伟在六区工作时,执行任务途中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虽然敌人威胁利诱,用各种酷刑对他进行摧残,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妥协投降,没有吐露丝毫党的秘密,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兵力、物力严重不足,为了确保其控制的占领区,大力推行以华制华的阴谋,采用了“怀柔”政策,千方百计威胁利诱我方人员,以求破坏我抗日政权。因此,日本宪兵队特务组织“挺进队”队长日本人小柄将温思伟要去,故意放松对他的管制,让其自由出入(实则派特务暗中监视)。温思伟趁此机会立即与当时我方内线要敬之同志(原太谷敌工城市工作组组长,负责城市和黄挂、凤山日伪据点工作。曾奉罗瑞卿、陶鲁笳的指示1944年9月借被逮捕乘机打入敌人内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太谷县副县长等职)取得联系,提出想利用现有条件,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策反活动,打击破坏敌人的设想。要敬之向太谷敌工站站长侯秉衡(新中国成立后调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汇报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组织上同意温思伟在内线工作,并要求他打入日寇“挺进队”内部。为取得敌人的信任,由组织上提供假情报和部分报纸。温思伟则伪装出贪图享受逐步被敌人腐蚀的样子,给敌人提供了我方编制的假材料,骗取了敌人的信任。他借口外出收集情报,和我敌工站负责人侯秉衡接头,将敌人的动态情报随时提供给我方。他通过观察发现,敌伪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便又提出可趁机组织伪军起义,并进一步端掉“挺进队”的设想。经侯秉衡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传达了陶鲁笳(时任太行地委书记)对他的指示:“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必要时可以假自首,以取得敌人的完全信任。”在此期间,温思伟曾在一次酒后,听“挺进队”的张翻译透露,有叛徒向“挺进队”队长告密温思伟是共产党员。温思伟把这一情况也向侯秉衡作了汇报。 没过多久,小柄队长就向温思伟提出:“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说?”温思伟假装恐慌地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更取得了小炳的信任。
温思伟在“挺进队”内有意识地接触和考察各类特务和日伪人员,发展关系,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在起义前夕,栗茂林(新中国成立后任山西省粮食厅厅长)、吴德宏(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设计院党委书记)去南山大佛寺山庙内会见温思伟。见面后,大家商定了起义的时间及家属如何撤离等问题,又研究了部队行军的路线等。1944年10月18日,住在任村的日伪军去东里村抢粮食,温思伟和要敬之便借此机会在我军的配合下举行起义。当时,太行二分区派三十团团长李德生带两个营接应。当天上午,八路军团长李德生带领的队伍、伪军一个中队起义队伍和温思伟带领的大部分挺进队员来到了张畛村。伪军一个中队和部分“挺进队”人员以及伪警察小队共200多人携械反正,胜利地回到根据地。
这次起义共拉出200多人,缴获3挺机枪,180多支步枪,30多支手枪等武器,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归来后,太行军分区为温思伟等同志举行了庆功大会,并在《新华日报》上进行了表彰。此后,温思伟长期在敌工站搞情报工作,多次立功受奖。
三
温广濬的三儿子温思健出生于1928年11月。由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又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使他对日寇深恶痛绝,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43年,15岁的温思健参加了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跟随大哥温思傑在太谷城内贴传单、收集情报等。虽然他年龄最小,但他胆大心细、英勇机智,不久,便被分配与连同儿一起执行任务,处死了王姓汉奸,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同日伪军巧妙周旋,圆满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深得人民群众的钦佩。
1944年2月,温思健任太行区第二分区太谷县武委会干事、区武委会主任。由于他表现突出,于1945年5月,在他17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温广濬父子四人又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温广濬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我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山西太钢、湖北黄(石)钢等国企工作,1961年11月病故,享年61岁。温思傑于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调县政府工作,后历任县政府秘书、民政局副科长等职,1952年因病情恶化,倒在了教育战线上,年仅29岁。温思伟在新中国成立后调太原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工作,1958年后,先后调中国科学院长春化学研究所、广州化学研究所工作,1981年11月去逝,享年55岁。温思健1948年2月,随军南下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团工作人员,后在二野特种炮兵团、西南炮兵学校、军委炮兵干部管理部、北京炮兵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等部门任干事、指导员、主任等职,1966年转业时为副团职少校军衔,转业后先后任四川省轻工业厅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四川省纺织工业厅生产技术处、科教处副处长等职,2000年1月18日在成都逝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