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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出租车,师傅看我上车的地儿,跟我侃:“跳舞去啦?”
“没。”我懒得跟他聊。
他没话找话:“你知道北京第一个迪厅是‘JJ’吧?那时,我们跳韩国那个‘××舞’。”
他说了一个挺专业的术语。我没听懂,扫了他一眼——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胖子?
他看出我的意思,说:“‘JJ’最红的时候,我是那儿最红的舞男。”
“你跳什么舞?”我终于有了问话的兴致。
“钢管。”
我侧过头仔细看了看,他肚子抵着方向盘。
“真的,我是最红的,告诉你名字,你可以打听去……我老婆当时是‘二外’的学生,坐在第一排看我跳,然后给我买了杯可乐……”他陶醉在回忆里。
“那你后来怎么变成这样儿的?”
“我老婆说了,”他认真地说,“不能跳给别的女人看。”
“你现在还跳么?”我看着两百多斤重的他。
“现在,小区里的宋大妈组了个交谊舞队儿,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刘儿你怎么还不来?你不来我们可跳不成啦!’”他心满意足地说。
这司机看着跟别的司机气质不一样,穿着蓝色夹克,机关干部样儿。
跟别人的车气氛也不一样,他的车座前贴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孩的大头贴。
“我闺女。”他说。
“你怎么能有两个孩子呢?”
“我十年前就是电力局的科长,”他居然还随身带着证件呢,“那时工资就三千多了……”
他陶醉在回忆里。
“你还没说呢,你怎么能有两个孩子?”
“我那时爱玩,天天晚上应酬喝酒,晚上两三点才回家……”他停了一下,没往下说,看样子不只是喝酒,还有别的。
“那你老婆不管啊?”
“她是个律师,不哭不闹。就有一天,我半夜两点多喝得不错才回去。她坐在床边上,说:‘我怀孕了,四个月了。今天,我已经找你单位党委书记,说我们打算生二胎。你们单位说,明天开除你。我给你买了辆车,你开出租去吧。’”
他神色相当复杂:“你说她多厉害,我就这么开了十年的车,每天开的还都是夜班。”
这师傅是我们山西人,在晋城山村里头长大。20年前,他们村出过村的人一共有九个,他15岁时决定当第十个。他在五十多里地之外背了一年的砖,皮都磨破了,挣了两千元钱。
他把钱送给乡里的武装部长,那人拍拍他肩膀说:“好小子。”他被拉到北京当兵,在前苏联大使馆站岗。
大使女儿一见他,就搂着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他紧张得直抖,对着对讲机说:“报告,我被亲了。”
电话里沉默了两秒钟,说:“保持军姿。”然后,派人送了一条雪白的毛巾过来。
他居然跟“JJ”也有关系,那儿最红的时候,被聘去当保安。
他陶醉在回忆中:“我们那时候……条顺盘亮,穿着黑西装,门口都是全北京最漂亮的姑娘……”
他聊得高兴,不顾我劝阻,直接将车开进百盛的地上停车场,停在固定泊车位,说:“我在这儿等您,您逛完我再送您回去。”
有个大爷上来想说不让停,他戴上墨镜说:“×××的,执行任务。”
大爷哆嗦了一下嘴,想说什么没说,走了。
他回头跟我说:“看见没?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天,我不高兴,上了车不说话。师傅看都不看我,悠然地说:“姑娘,人生就八个字,喜怒哀乐忧愁烦恼,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看透就好了。”
在网上,有个外国人讲自己在北京打车的经历。
“哪儿来的……哦,美国,美国是个好地方。”师傅说。然后,两人讲小布什、伊拉克战争、军事工业合成体什么的。
他们聊了一会儿美国和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区别,师傅突然换了话题,问他有没有学过中国古代哲学。他说,除了庄子以外,没怎么学过。
“庄子不错,但是你要是真正想了解政治,就得读《管子》。里边写的东西到今天还受用:‘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两人又聊了古埃及、北京的工作市场、人类的本性。快到五道口时,师傅又问了一个常见的问题:“你家在美国哪儿呢?”
他边下车边回答:“费城。”
“费城!富兰克林!那可是个人物!”师傅感叹着,踩下油门,消失在夜幕里。
一次,上了出租车,我看师傅心神不宁的。
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问我:“我能抽根烟么?”
我不喜欢烟味儿,但看他一眼,老实人,看样子是憋坏了。我把窗子摇下来一点:“抽吧。”
他扭捏着拿出烟盒,又放了回去。
“你抽吧。”
他不好意思:“算了,还是算了。”
“那你给我一根吧。”我说。
夏天来了,我俩开着窗,谁也不说话,一人一根中南海,都把一只手搭在窗户外头,心满意足地从晚风中的长安街开过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没。”我懒得跟他聊。
他没话找话:“你知道北京第一个迪厅是‘JJ’吧?那时,我们跳韩国那个‘××舞’。”
他说了一个挺专业的术语。我没听懂,扫了他一眼——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胖子?
他看出我的意思,说:“‘JJ’最红的时候,我是那儿最红的舞男。”
“你跳什么舞?”我终于有了问话的兴致。
“钢管。”
我侧过头仔细看了看,他肚子抵着方向盘。
“真的,我是最红的,告诉你名字,你可以打听去……我老婆当时是‘二外’的学生,坐在第一排看我跳,然后给我买了杯可乐……”他陶醉在回忆里。
“那你后来怎么变成这样儿的?”
“我老婆说了,”他认真地说,“不能跳给别的女人看。”
“你现在还跳么?”我看着两百多斤重的他。
“现在,小区里的宋大妈组了个交谊舞队儿,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刘儿你怎么还不来?你不来我们可跳不成啦!’”他心满意足地说。
这司机看着跟别的司机气质不一样,穿着蓝色夹克,机关干部样儿。
跟别人的车气氛也不一样,他的车座前贴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孩的大头贴。
“我闺女。”他说。
“你怎么能有两个孩子呢?”
“我十年前就是电力局的科长,”他居然还随身带着证件呢,“那时工资就三千多了……”
他陶醉在回忆里。
“你还没说呢,你怎么能有两个孩子?”
“我那时爱玩,天天晚上应酬喝酒,晚上两三点才回家……”他停了一下,没往下说,看样子不只是喝酒,还有别的。
“那你老婆不管啊?”
“她是个律师,不哭不闹。就有一天,我半夜两点多喝得不错才回去。她坐在床边上,说:‘我怀孕了,四个月了。今天,我已经找你单位党委书记,说我们打算生二胎。你们单位说,明天开除你。我给你买了辆车,你开出租去吧。’”
他神色相当复杂:“你说她多厉害,我就这么开了十年的车,每天开的还都是夜班。”
这师傅是我们山西人,在晋城山村里头长大。20年前,他们村出过村的人一共有九个,他15岁时决定当第十个。他在五十多里地之外背了一年的砖,皮都磨破了,挣了两千元钱。
他把钱送给乡里的武装部长,那人拍拍他肩膀说:“好小子。”他被拉到北京当兵,在前苏联大使馆站岗。
大使女儿一见他,就搂着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他紧张得直抖,对着对讲机说:“报告,我被亲了。”
电话里沉默了两秒钟,说:“保持军姿。”然后,派人送了一条雪白的毛巾过来。
他居然跟“JJ”也有关系,那儿最红的时候,被聘去当保安。
他陶醉在回忆中:“我们那时候……条顺盘亮,穿着黑西装,门口都是全北京最漂亮的姑娘……”
他聊得高兴,不顾我劝阻,直接将车开进百盛的地上停车场,停在固定泊车位,说:“我在这儿等您,您逛完我再送您回去。”
有个大爷上来想说不让停,他戴上墨镜说:“×××的,执行任务。”
大爷哆嗦了一下嘴,想说什么没说,走了。
他回头跟我说:“看见没?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天,我不高兴,上了车不说话。师傅看都不看我,悠然地说:“姑娘,人生就八个字,喜怒哀乐忧愁烦恼,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看透就好了。”
在网上,有个外国人讲自己在北京打车的经历。
“哪儿来的……哦,美国,美国是个好地方。”师傅说。然后,两人讲小布什、伊拉克战争、军事工业合成体什么的。
他们聊了一会儿美国和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区别,师傅突然换了话题,问他有没有学过中国古代哲学。他说,除了庄子以外,没怎么学过。
“庄子不错,但是你要是真正想了解政治,就得读《管子》。里边写的东西到今天还受用:‘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两人又聊了古埃及、北京的工作市场、人类的本性。快到五道口时,师傅又问了一个常见的问题:“你家在美国哪儿呢?”
他边下车边回答:“费城。”
“费城!富兰克林!那可是个人物!”师傅感叹着,踩下油门,消失在夜幕里。
一次,上了出租车,我看师傅心神不宁的。
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问我:“我能抽根烟么?”
我不喜欢烟味儿,但看他一眼,老实人,看样子是憋坏了。我把窗子摇下来一点:“抽吧。”
他扭捏着拿出烟盒,又放了回去。
“你抽吧。”
他不好意思:“算了,还是算了。”
“那你给我一根吧。”我说。
夏天来了,我俩开着窗,谁也不说话,一人一根中南海,都把一只手搭在窗户外头,心满意足地从晚风中的长安街开过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