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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已发现的带狮子座的南朝佛教造像共26处，时代从南朝齐至梁末。本文通过分析狮子座中狮子所处位置和形态及台座上其他装饰，将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南朝佛教造像中的狮子座分为三期，并指出其变化特点。
关键词：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狮子座
自19世纪以来，成都及其周围的彭州、茂县、汶川等地陆续有南朝佛教造像发现，截止到2012年，已公布带狮子座的造像26件，10处有明确纪年铭文。这26处造像分别是：四川省博物馆藏WSZ41、WSZ42、WSZ44、WSZ45、WSZ47、WSZ48、WSZ5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商业街90CST⑤：3、90CSTT⑤：5、90CST⑤：6、90CST⑤：7、90CST⑤：9，西安路H1：1、H1：2、H1：3、H1：5、H1：6、H1：8，下同仁路H3：11、H3：24；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梁中大通四年释迦像、梁太清三年释迦双身像；彭州龙兴寺94PL22；汶川县文管所藏1197、1198、1199。
根据已有的材料，本文将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狮子座形态分为三期：
第一期：萧齐时期。本期有2件纪年狮子座造像：西安路H1：1（齐永明八年，490）及商业街90CST⑤：6（齐建武二年，495）。狮子均为正面蹲坐于基座左右两端，鼓目、张口、吐舌、扬尾，一爪举起。所不同的是，前者基座除两端有狮外，中央还有一地神托一博山炉；后者基座仅有双狮装饰。根据双狮位置及特征，笔者认为同属该时期的无纪年造像应当还有：商业街90CST⑤：3、西安路H1：2、四川省博物馆WSZ47号造像、龙兴寺藏94PL22号造像和汶川县文管所藏1198号造像。其中，西安路H1：2、四川省博物馆WSZ47号造像和汶川县文管所藏1198号造像还出现了供养人和伎乐。
第二期：梁天监（502-519年）时期。本期造像不见狮子座装饰。但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街90CST⑤：8（天监十年，511）虽不见狮子装饰佛座，但在该造像“佛说法”头光中，佛正前面有一博山炉，博山炉两侧各有一蹲坐昂首扬尾的狮子。这种博山炉与双狮的组合形式，流行于整个北方地区，在本地萧齐时期亦为常见。这说明，本期虽然没有发现将狮子作为佛座装饰的情况，但在造像中，狮子装饰并未消失。这是此后狮子座重新出现、流行的基础。
第三期：梁普通（520-526年）至梁末。本期发现的带纪年铭文的狮子座造像共8件：WSZ41（普通四年，523）、WSZ42（普通六年，525）、H1：3（中大通二年，530）、四川大学博物馆藏释迦像（中大通四年，532）、WSZ44（中大通五年，533）、WSZ45（太清二年，548）、H1：5（大同十一年，545）和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梁太清三年（549）释迦双身像。本期造像双狮多鼓目、张口、呲牙。又，本期造像狮子座有许多相异之处，笔者按是否基座中央是否有罐，将本期造像狮子座分为两个类型：A型无罐，以前6件造像为代表；B型将罐作为主要装饰之一，以后两件造像为代表。
A型是狮子座最为复杂的类型，主要装饰有双狮及狮奴、伎乐、象，有的依然存在地神与博山炉。该类型狮子多蹲坐姿势，每狮多有一至两人于其上，有研究称之为狮奴；双狮外侧天王莲座多有承托，WSZ41造像中天王由爬卧力士承托，中大通四年（532）出现象托天王造像，此后，本型造像中的天王均由象承托，位于基座两端；象多大耳、长鼻贴地；双狮中间、主尊座下方为伎乐，数量2-8人不等，有的手持乐器，有的做跳跃状，似在舞蹈。这一类型的狮子座除上述6件外，应当还有：商业街90CST⑤：5、商业街90CST⑤：7、商业街90CST⑤：9、下同仁路H3：11及汶川县文管所藏1197和1199号造像。西安路H1：8为一圆雕单体立佛，其双狮位于佛座左右两侧面，佛座正面表现博山炉及伎乐，其形态与上述几件有异，是因为受佛座大小的限制，其本质应于本型一致。故也放入本类型。
B型狮子座比較简单，基座基本装饰为双狮一罐，罐位于双狮中间，从罐中生出莲茎，一直延伸至主尊佛座下方；狮子位于罐两侧，除蹲坐姿势外，还出现蹲伏姿势；双狮外侧有的有天王，无承托，立于基座上。这一类型的狮子座除上述两者外，应还有西安路H1：6、下同仁路H3：：24、四川省博物馆WSZ48和WSZ50号造像。四川省博物馆的两件造像在罐前还有伎乐，应当是A型向B型过渡时期的作品。
从现有的纪年造像来看，A型造像多属于梁早中期作品，此时应当是狮子座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装饰最为复杂；B型造像时代偏晚，当是狮子座造像衰落的结果。从H1：5和WSZ45来看，B型造像应当在梁大同（535-546）时期出现，而此时A型造像仍在沿用，二者并存，此后A型造像逐渐被B型造像替代。
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南朝佛教造像中的狮子座经历了“出现-消失-重新出现并盛行-衰落”几个时期，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双狮+博山炉”式、 “双狮、狮奴+伎乐+双象+博山炉”形式和“双狮+罐生莲”形式。总体而言，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
从基座装饰组合的位置来看，第一种形式博山炉位于基座中央，双狮位于基座两端，组合较简单；到第二种形式式时，原来狮的位置被象占据，象上有天王；双象中间为博山炉和伎乐，双狮位于主尊莲座左右侧，一般在二层台上；发展到第三种形式时，双象消失，天王直接立于基座上；双狮位于二天王内侧；基座正中置一生莲宝罐；罐、狮、天王之下可能还有一台座，刻几身伎乐。
从狮子的形态来看，第一种形式双狮蹲坐、举爪、鼓目、吐舌，表情肃穆；到第二、三种形式时，狮子出现伏地的姿态，均不吐舌而张口龇牙，神情欢快；同时还有狮奴于其上，狮奴多做跃动状。
作者简介：
邓可人，1993年5月26日，重庆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
关键词：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狮子座
自19世纪以来，成都及其周围的彭州、茂县、汶川等地陆续有南朝佛教造像发现，截止到2012年，已公布带狮子座的造像26件，10处有明确纪年铭文。这26处造像分别是：四川省博物馆藏WSZ41、WSZ42、WSZ44、WSZ45、WSZ47、WSZ48、WSZ5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商业街90CST⑤：3、90CSTT⑤：5、90CST⑤：6、90CST⑤：7、90CST⑤：9，西安路H1：1、H1：2、H1：3、H1：5、H1：6、H1：8，下同仁路H3：11、H3：24；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梁中大通四年释迦像、梁太清三年释迦双身像；彭州龙兴寺94PL22；汶川县文管所藏1197、1198、1199。
根据已有的材料，本文将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狮子座形态分为三期：
第一期：萧齐时期。本期有2件纪年狮子座造像：西安路H1：1（齐永明八年，490）及商业街90CST⑤：6（齐建武二年，495）。狮子均为正面蹲坐于基座左右两端，鼓目、张口、吐舌、扬尾，一爪举起。所不同的是，前者基座除两端有狮外，中央还有一地神托一博山炉；后者基座仅有双狮装饰。根据双狮位置及特征，笔者认为同属该时期的无纪年造像应当还有：商业街90CST⑤：3、西安路H1：2、四川省博物馆WSZ47号造像、龙兴寺藏94PL22号造像和汶川县文管所藏1198号造像。其中，西安路H1：2、四川省博物馆WSZ47号造像和汶川县文管所藏1198号造像还出现了供养人和伎乐。
第二期：梁天监（502-519年）时期。本期造像不见狮子座装饰。但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街90CST⑤：8（天监十年，511）虽不见狮子装饰佛座，但在该造像“佛说法”头光中，佛正前面有一博山炉，博山炉两侧各有一蹲坐昂首扬尾的狮子。这种博山炉与双狮的组合形式，流行于整个北方地区，在本地萧齐时期亦为常见。这说明，本期虽然没有发现将狮子作为佛座装饰的情况，但在造像中，狮子装饰并未消失。这是此后狮子座重新出现、流行的基础。
第三期：梁普通（520-526年）至梁末。本期发现的带纪年铭文的狮子座造像共8件：WSZ41（普通四年，523）、WSZ42（普通六年，525）、H1：3（中大通二年，530）、四川大学博物馆藏释迦像（中大通四年，532）、WSZ44（中大通五年，533）、WSZ45（太清二年，548）、H1：5（大同十一年，545）和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梁太清三年（549）释迦双身像。本期造像双狮多鼓目、张口、呲牙。又，本期造像狮子座有许多相异之处，笔者按是否基座中央是否有罐，将本期造像狮子座分为两个类型：A型无罐，以前6件造像为代表；B型将罐作为主要装饰之一，以后两件造像为代表。
A型是狮子座最为复杂的类型，主要装饰有双狮及狮奴、伎乐、象，有的依然存在地神与博山炉。该类型狮子多蹲坐姿势，每狮多有一至两人于其上，有研究称之为狮奴；双狮外侧天王莲座多有承托，WSZ41造像中天王由爬卧力士承托，中大通四年（532）出现象托天王造像，此后，本型造像中的天王均由象承托，位于基座两端；象多大耳、长鼻贴地；双狮中间、主尊座下方为伎乐，数量2-8人不等，有的手持乐器，有的做跳跃状，似在舞蹈。这一类型的狮子座除上述6件外，应当还有：商业街90CST⑤：5、商业街90CST⑤：7、商业街90CST⑤：9、下同仁路H3：11及汶川县文管所藏1197和1199号造像。西安路H1：8为一圆雕单体立佛，其双狮位于佛座左右两侧面，佛座正面表现博山炉及伎乐，其形态与上述几件有异，是因为受佛座大小的限制，其本质应于本型一致。故也放入本类型。
B型狮子座比較简单，基座基本装饰为双狮一罐，罐位于双狮中间，从罐中生出莲茎，一直延伸至主尊佛座下方；狮子位于罐两侧，除蹲坐姿势外，还出现蹲伏姿势；双狮外侧有的有天王，无承托，立于基座上。这一类型的狮子座除上述两者外，应还有西安路H1：6、下同仁路H3：：24、四川省博物馆WSZ48和WSZ50号造像。四川省博物馆的两件造像在罐前还有伎乐，应当是A型向B型过渡时期的作品。
从现有的纪年造像来看，A型造像多属于梁早中期作品，此时应当是狮子座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装饰最为复杂；B型造像时代偏晚，当是狮子座造像衰落的结果。从H1：5和WSZ45来看，B型造像应当在梁大同（535-546）时期出现，而此时A型造像仍在沿用，二者并存，此后A型造像逐渐被B型造像替代。
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南朝佛教造像中的狮子座经历了“出现-消失-重新出现并盛行-衰落”几个时期，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双狮+博山炉”式、 “双狮、狮奴+伎乐+双象+博山炉”形式和“双狮+罐生莲”形式。总体而言，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
从基座装饰组合的位置来看，第一种形式博山炉位于基座中央，双狮位于基座两端，组合较简单；到第二种形式式时，原来狮的位置被象占据，象上有天王；双象中间为博山炉和伎乐，双狮位于主尊莲座左右侧，一般在二层台上；发展到第三种形式时，双象消失，天王直接立于基座上；双狮位于二天王内侧；基座正中置一生莲宝罐；罐、狮、天王之下可能还有一台座，刻几身伎乐。
从狮子的形态来看，第一种形式双狮蹲坐、举爪、鼓目、吐舌，表情肃穆；到第二、三种形式时，狮子出现伏地的姿态，均不吐舌而张口龇牙，神情欢快；同时还有狮奴于其上，狮奴多做跃动状。
作者简介：
邓可人，1993年5月26日，重庆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