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弗朗索瓦·浩达（Franois Houtart）教授，我总隐约看到他额角上贴的一小块胶布。二○○二年，浩达获邀列席“亚洲交流”（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在吉隆坡召开的会员大会，那是我们初次见面；送行时，我们坐在旅馆大厅等出租车来，闲聊间，我问他额角上贴的胶布是怎么回事。浩达摸摸前额，笑说，伤口已经结疤了，只为美观，才贴上胶布。是怎样受伤的？他又是一笑，说，每次出去开会，他会带上两箱书去展示和售卖，在机场，顾得上拖着两个箱子，顾不上撞到一根柱子上。
　　屈指一算，浩达今年八十三岁了。这位比利时新鲁汶（Louvain-la-neuve）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三大洲研究中心”（Tricontinental Centre）的主任，除了讲学著书立说，还长期奔走于拉丁美洲、亚洲、欧洲之间。浩达神父是解放神学的知行合一佼佼者，在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印度，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到处都有他的门生。
　　初次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教授见面，是多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秘书长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西班牙召集的“民间网络世界论坛”(UBUNTU: World Forum of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上。在旅馆吃早餐，我们同桌，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香港。阿明教授很热切地对我说，那你一定要跟一个组织联系，该组织总部在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学者组织，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叫“亚洲交流”。我说，凑巧我是“亚洲交流”的现任主席。阿明教授开怀大笑，然后紧握我的手。他总是不忘推进民间的思想与行动交流，尤其主张亚洲与非洲加强联系，认为它们共通之处，是未被帝国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全面地深深地腐蚀。阿明教授于一九七三年在非洲成立了CODESRIA，一个积极介入社会实践的泛非洲学者组织，性质与“亚洲交流”类近。
　　浩达与阿明这两位令人尊敬的知识界运动的前辈，在一九九七年成立了“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分别任秘书长和主席，努力推动对主流制度的批判和分析，对另类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推广。一九九九年，他们参与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策划。“世界社会论坛”的前身“另一个达沃斯”（Another Davos），在各国首脑云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同时召开，提出不同的声音；之后几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在巴西的阿里格港召开“世界社会论坛”，反对“世界经济论坛”只讲强国逻辑、经济利益，罔顾全球大多数民众的死活；再后来,“世界社会论坛”在亚非拉轮流召开，每次有十多万人参加，地区社会论坛也纷纷举行，是多元开放的平台，让各家之言碰撞切磋，让庶民力量显现激荡。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浩达与阿明为推进知识分子与民间运动的联结、交流及对诘，从二○○三年开始，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约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撰文，既介绍和反思各地运动经验，也寻求思想的汇聚与交锋。《抵抗的全球化》与一般的学术文集最大不同之处，是有意识地警惕知识界主流的欧美中心的话语体系，试图建构“亚非拉”视野──不仅由本地学者阐述以亚非拉为主的各地运动的抵抗历史，而且将欧美与亚非拉紧扣的、复杂的关系展现出来。
　　“亚非拉”这个词，在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盛极一时，对于位处边缘的力量，“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中，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年代，“亚非拉”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并非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一种功能运用：通过对“他者”（亚非拉）的界定来确立中心（欧美）的位置；这种魔法倒果为因：亚非拉因为贫穷，所以需要发展，只有在已发展国家的帮助下，从欠发展状态走出来，才能造福民众，共享繁荣安定。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冒起成为一般常识的“欠发展”的话语，是资本主义通过不再是战争而是贸易达到的新扩张策略，以发展之名不断制造贫穷。所谓发展，一方面是对和民众息息相关的大自然进行掠夺和破坏，同时通过种种手段迫使民众成为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推销发达国家的文化优越性，以产生对“落后地区”的民众的同一化作用，同时摧毁传统的文化和社区，瓦解任何尊重生态、注重合作、相互依存以达到相对地自给自足的文化基础，为渐深渐广的商品化过程铺设高速公路。这里，代名词发挥它的第三个作用：掩盖同一化所不能消灭或压抑的所谓“落后地区”民众的多姿多彩的差异，但恰恰是在特定的、多样性的生态中生产出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戳穿了同一化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它本身的贫乏；也恰恰是在悠长的生活历练中开绽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打开了各种可能性，以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确保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代号“疯狂”）。
　　的确，资本主义关系的广度已伸展到全球每个角落，深度则已嵌入到日常生活的深层，把闲暇、信仰、家庭关系各种“私人”范畴通过商品化的手段纳入其日益庞大的监察操控之内。当人们的欲望、嗜好、价值观经不起资本主义制造的匮乏和不公的蚕食，在不知不觉间被收编入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迷失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生产者和玩物；当社会进步以量化的国民收入和金钱交易为首要指标；当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被置于经济至上的权威之下，那么，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必然相形见绌，被视为落后低劣。
　　因此，对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蚕食，除了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抗争外，与生活中种种实践紧扣的文化价值也是激烈争持的战场，而实践总是在具体的关系和制度中，因此，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制度，是抗衡文化价值宰制的关键领域，不能约化为可以与“自我”(self:思想行为的结集)完全分割的“外在敌人”。
　　也因此，要有效地抵抗欧美中心主义，不能简单地以本质化的“亚非拉”主体来取代“欧美”主体，即不能简单地树立所谓欧美的对立面而自诩为反抗的代表。“欧美”跟“亚非拉”的关系，可说是既爱且恨的关系，不存在简单的否定；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心”、“进步”、“成功”的既爱且恨的关系。要反思这种矛盾和张力，得从建构、维系“中心”的种种手段所力图掩盖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上着手，即要从边缘位置质疑权力中心的运作，从亚非拉民众所谓“失败者”、“战败者”的现代历史经验，批判欧美所谓“成功”经验的血腥不仁，拒绝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带着这种视野来细看亚非拉被殖民的历史，就会看到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所详列的史实所昭示的境况──拉丁美洲的血管被殖民者切开，至今，血仍在汩汩流出。今天，资本主义许诺的发达国家带领欠发达国家逐步前进的神话，在亚非拉广大的贫困、战乱、死亡的土地上，成为极其残酷的反讽。在科技如此“昌明”的年代，在资金、商品、劳动力、生产资料全部“过剩”的年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天超过三万儿童因贫病死去，全球超过一亿人活在赤贫的生死线上。只要我们不把这个数字看成是一个数字，只要我们直面数字后面一个又一个孩子、一个又一个家庭的苦难挣扎，只要我们把这些死亡贫困与亚非拉几百年来延续至今未息的被掠夺残害的历史扣连起来，我们便无法欣赏资本主义的神话，无法接受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诡辩，无法称庆亚非拉部分国家的少数人群得以跻身中产阶级享受小康生活以及极少数人得以大富大贵、奢华挥霍。是的，如果我们不让心灵被殖民化，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殖民者并没有披上华贵的新衣，而是赤条条地站在抢掠来的财富堆上，贪婪地继续抢掠。
　　今天，资本主义三大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同时爆发。资本主义广度深度的不断扩张，打造了一环又一环的重重相互牵制又相互促进的网络，把自我、社会和自然不断卷进去，成为其扩张的力量；正是这样的逻辑，炮制了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继续运作，只能让危机越演越烈，受害者却首先是贫苦大众，不仅是亚非拉的绝大多数民众，也包括欧美日增的底层。
　　无论是济燃眉之急或是解人类灭亡之忧，都需要提出有效的另类选择： 既要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历史和现况做深刻的批判，也要对百多年来试图突破资本主义体制的各种尝试──包括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回顾反思；同时，建基在多姿多彩的另类实践上，提出在地的另类方案以及全面的合作方案。这，正是每年汇聚在“世界社会论坛”的十多万人的期望，也是“另类实践世界论坛”的努力所在。
　　在抗衡欧美中心时，“亚非拉”不是单一的运动。正如墨西哥萨帕塔原住民运动的口号：“我们的世界容纳多个世界并存。”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不是简单地倒转资本主义权力世界，由另外的一个或多个权力中心取而代之，而是要开辟新的人类社会的关系，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如切·格瓦拉所说，要“打造新人”。
　　另类选择，是要建构自我塑造的新人民的运动，要摆脱代号“疯狂”的欲望，要尊重多姿多彩的差异，既扎根特定的本土，又相互交流扶持，抗衡无边欲望对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不断侵蚀。尊重差异，就是尊重有不同的世界存在，尊重有不同的界限存在；这不表示执著于封闭的、僵化的、静止的界限，而是让不同的思想、行为、习惯所界定的界限，在相遇、互动、互通中产生变的力量，自我塑造走向新人民的运动。因为，界限从来都是在动态状况中互相界定、交流、碰撞以至转化的关系；不管谁企图通过僵硬的制度或严厉的规管，也不能否定界限的动的状态及其中蕴含的变的力量。对界限的尊重，是让无边欲望失去用力点，但却让差异在相遇中发生作用。界限是让变的力量得以生成的条件。
　　因此，抵抗的全球化，不是寻求建立另一个中心来对抗欧美中心，不是追求消除差异以求把所有力量统一起来，而是孕育在地行动的多样性的生命力，促进新人民运动塑造众多不同的道路。
　　实践不离思考，思考伴随实践。《抵抗的全球化》这本五十万字的文集，正是二十一世纪初这个过程的一个标记。
　　我期待着这本中文文集跑进浩达的箱子里，伴着他游走亚非拉。
　　 （《抵抗的全球化》，刘健芝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