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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的转型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当物态的现代交通、现代邮政、现代通信、现代印刷在鸦片战争以后纷纷出现,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报纸、印书馆、高等教育、文学期刊乃至国家政体也迅速转型的时期,文学领域的变化不可能迟缓到“五四”,迟缓到《狂人日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应该有更早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