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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涪陵师专”，早已变成了长江师范学院。就在今年6月份，最后一拨学生从江东的校区搬迁完毕，前往位于高铁北站附近的新校区。人去楼空，荒草丛生，依山而建的楼房，和湿漉漉的台阶，使这里显得有些老旧。
这是美国人、前《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曾经教过书的地方，也是他笔下的“江城”。在这本书里，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涪陵的点点滴滴，以及和中国学生们的相处故事。他因有关中国的著作，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十六年过去了，“江城”里的棒棒军们依旧像过去那样，站在街头，等待活计。而何伟的学生们，却已经散落在重庆各个地方，乃至东部沿海，“大多数仍在教英语”。
“还是挺感慨的，”《江城》中的班长莫·钱（Mo money），现在重庆礼嘉中学的英语老师廖朝礼，仍记得教学楼前的那个凉亭，当然还有何伟。
“慢慢有些东西变化了，就像何伟笔下的那个沙滩。” 廖朝礼说。其实，变化的不只是楼房，还有这些人的生活，以及被何伟和英语影响了的人生。
书中的吉米（Jimmy）——陈正勇现在一身职务，他是云阳县职教高中的团委书记、建筑工程学部负责人，并且和妻子一起开酒店、搞IT。在何伟当年的学生中，他最早开上了车，“在那个时代，根本不敢想象。”
而威利（Willie）——代小红去了浙江温州，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教书，成为极少数在外定居的人。
1996年，27岁的何伟随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中国，“以成都为中心，选择最远的一个地方，就是涪陵。”《江城》中文版翻译者李雪顺说，何伟故意没选择在成都周边教书，他要寻找一个观察中国的小地方。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涪陵属于四川。
而此后的何伟，无疑也成了他的学生观察异域文化的一个窗口。
1990年代的涪陵师专在四川仅是一个末流学校，但在高校扩招前，考上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是当地中学的“一霸”了。李雪顺当时没考上，班上有同学考上的，令他羡慕不已，“不管你考上涪陵师专，还是别的师专，都意味着你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了”。那时，一届英语专业的学生只有两个班，总共60多个学生。
“英语专业也是热门专业，刚刚改革开放十多年，需要与外国更多的交往。”李雪顺说。
何伟当时主要教的是1995级，陈正勇就是其中之一。他仍记得何伟刚来学校不久的情形：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的大会上，何伟和另一个外教亚当（Adam）站在主席台上。个头很高，看上去很显眼。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这座偏僻小城里仅有的两个外国人。
1990年代的禁忌无所不在，有些针对外教的会议，何伟无法参加。在那些会议上，老师和同学们被告诫要和外教保持一定距离，不和他们谈论政治方面的事情，甚至还要警惕他们传播西方不良思想。“当然女同学和外教接触更要注意分寸”。
“大家开始都比较谨慎，相互试探着。”廖朝礼说。这种“冲突”偶尔会带入到课堂。何伟在书中写到，当他试图打破禁忌，小心翼翼提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十九世纪，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羸弱的、没有竞争力的。“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五十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
偶尔，学生也会大声地反驳何伟。每当这时，何伟意识到，他不能从任何方面批评中国，他在教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会做统一的思考。最终他不得不把话题回归到“美国的种族主义”上。
“他讲的有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尴尬。”廖朝礼回忆。何伟曾提到，当他和亚当进城时，一些人冲他们喊叫，用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似的词“哈喽喽喽喽”。孩子们则向他们扔东西，父母在一旁看着笑。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种族主义”。而当时的学生作文，写的却是对社会主义的歌颂，和对西方的批判。
涪陵师专的学生大多来自于边远农村，最终也会被分配回家乡。在那个时代，教师是备受农村父母推崇的一个稳定行业。
“我们了解西方的途径非常少，”对于乡下的中学生来说，1990年代的政治课本就像一个权威，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去写类似的作文），觉得书上说的都是对的”。
但何伟的到来，给这些西南孩子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到了涪陵师专，学校没有外文书籍，何伟就在自己的外教办公室搞了一个图书馆，把看过的杂志放在那里。不少同学在上面看到过“敏感内容”。随着英语学习的精进，广泛阅读英美文学，廖朝礼和他的同学们对人性和世界的看法逐步改变了观念。“更加辨证地来审视自己、审视整个国家或者世界。”
“对于我们1970年代的这批人，英语的影响就像《江城》里提到的那些学生，通过与不同文化的接触，变得更加包容。”在何伟和亚当的讲课中，他们也批判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种族歧视，“是一个很开放很坦然的态度。”廖朝礼说。
“莫·钱和罗杰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莫·钱好像从《大独裁者》里学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声给出，带着一股滑稽的严肃劲。”
何伟在书中写到廖朝礼（莫·钱）。在一场戏剧比赛中，他饰演唐·吉诃德——河东区一家米粉店的老板，想成为雷锋那样的英雄。他骑着店里的拖把，戴着旧篮子当头盔，穿越乡村去做好事。他向路边的农民承诺，把台湾岛给他，让他做总督，只要他愿意跟自己一块去学雷锋。
这让台下人笑翻了的改编剧本，出自廖朝礼和他的同学们。即便现在，戏剧表演和课堂的自由随意，也是同学们记忆最多的篇章。
廖朝礼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到“小人国”的故事时，何伟用两根手指当小人，在自己的脸上“爬着”。“他的表情动作都非常夸张，肢体语言特别多”，而讲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卫兵对抗的时候，他会叫一个学生上来，和他互相挑衅，直到“搞了起来”。 “觉得他不是一个老师，而是一个导演。”陈正勇说。
对于从乡下中学来的同学们来说，英语在何伟这里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廖朝礼仍记得高中的英语课，用的是一个32开本的小课本，第一篇课文讲的是“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个时候，书写的习惯、学习方法，包括老师的教法都很呆板。客观讲，老师的水平也很有限。”
1995年，他考入涪陵师专，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压根没想过去那个学校，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填报英语专业。”最初的廖朝礼对英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直到遇到了两个外教。
他是何伟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从最初很一般的成绩一直进入了前几名。
陈正勇同样是被调剂过来，在何伟的眼中，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他最喜欢的是“好玩的事情”。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
有那么一段时间，何伟和他的学生们互称“雅虎”，这个来自西班牙语的词汇，意思是“傻瓜们”。口语里面最常用的骂人的话，他们往往学得最快。就连何伟常去的面馆里，穿开裆裤的小孩也知道了“雅虎”，小孩“h”“f”不分，就说“雅斧”。
“牙刷”流行于江东，1990年代莫名其妙地火了一阵，同样是“傻子”、“不行”的意思。在何伟的课堂上，学生们表演戏剧，肩上偶尔会挂两把牙刷。
一段时间后，学生的课堂日志里出现了对何伟的描述：“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他吃惊地发现何伟上课时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裤子上的皮带随意耷拉着;后来有一个女外教，居然脱下羊毛衫绑在腰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
从最初的戒备中，何伟以他的轻松和幽默打开的学生们的心扉。“他实际上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就像朋友一样，”1998年毕业之后，廖朝礼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在他的课堂上，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何伟。
“让他们动起来，多一些讨论、表演，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甚至把何伟写来的信拿给学生们学习，引起他们的兴趣。但同时，廖朝礼也认识到，中国的教学和考试模式“始终有着一个标准答案”，“有时候有这种碰壁的感觉，不能完全借鉴那个东西”。
“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钱（原意是more money，更多的钱）……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何伟说，意识到自己的影响，源自于一次冲突。“唐·吉诃德”的话剧因触及到雷锋、台湾等敏感问题，被系里封杀。作为党员、班长的廖朝礼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争吵，他甚至扬言，如果“唐·吉诃德”被列入黑名单，他将拒绝出演另一部话剧——那部话剧批评了美国的种族主义。
“但是戏还是被砍掉了，”廖朝礼的抗议无效。不过在他看来，那种抗议是很自然的反应，“并没有考虑太多的政治因素。”
1998年s毕业，何伟的学生正赶上分配制取消。和很多同学一样，廖朝礼通过应聘找到了工作。“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是哪个县来的，就必须回到哪个县里去。”他回到了武隆县城的白马中学。
离开时，谁也不会想到将来还会和两个外教有联系，更不用说见面。后来，亚当从美国给廖朝礼寄了一个frisbee（飞盘），他拿来和学生们一起玩。对于县城的中学生来讲，那是个新鲜玩意儿。
廖朝礼的同学、书中的威利（Willie）——代小红，是极少数离开家乡的人。浙江的高工资吸引了他，但同时，代小红对涪陵当时的分配政策也产生了不满。他是最后一届国家包分配的毕业生，但是要去一个像样的乡镇中学并不容易。“那边的党委书记说要两万块，才能进那个学校”，代小红算了一下，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年。
在温州工作期间，他与何伟经常书信往来，开头通常充满调侃：
“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高兴。我认为，你这个从太平洋那边过来的‘牙刷’，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时候，可能正跟一个中国‘贱货’睡觉吧。不管怎样，请你读读这封信，它可以当做伟哥使用”。
现在，代小红已经换到第三所学校，与何伟的书信也变成了电子邮件。最近的一次，他告诉何伟，他的一个学生的学生刚刚考上浙江大学。何伟很开心。
“我这边相当于中间人一样，”代小红说，他跟很多同学有联系，而何伟会从他这里了解其他同学的消息。“大家过的怎么样，有多少孩子，有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等等。”
“他尤其感兴趣，他原来的学生现在教的学生怎么样”。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何伟曾来到温州，到代小红的班上演讲。他问到，哪个学生叫Peter。当有学生站起来时，何伟调侃似地告诉他，自己也叫Peter，但是其他被取名Peter的人可能英语都不好。
这源于一个故事。在《甲骨文》中，何伟写到一个叫D.J.的学生，和他的交流：
“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字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
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在与以前学生的交流中，何伟经常提到，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学英语很重要。每次讲“window”这个词，代小红都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话：English is the window to the outside world。他会告诉学生，通过教室的窗户，他看到了澳大利亚美丽的海滩，美国的高楼大厦……英语就是这样一个窗口。
“说现实点，我们做英语老师，完全靠这个吃饭，”代小红所在的浙江私立中学很多，竞争很激烈，他很担心高考英语会取消，“没有英语这么重要的地位，学校不会给我们这么高的待遇。”
2007年，在武隆县白马中学教了9年后，廖朝礼再次通过应聘，来到了现在的重庆礼嘉中学。他买了房，也有了车，和陈正勇、代小红依旧是经常联系的好朋友。三年前，代小红去过廖朝礼的学校，给他班上的同学讲温州的生活。
“我告诉他们，温州方言就是我靠英语学起来的。”代小红的确有些语言天赋。
而何伟更是到过他们每一个人的学校，在廖朝礼那个县城，他遭遇了“中国国情”。“他来学校看我，我让他给我的学生讲讲美国的地理、风土人情，”廖朝礼说，“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激发学生们学习英语的兴趣。”但是有关部门并不这么想，他们严肃地告诉廖朝礼：希望你以委婉的语气叫他停止。
就这样，学生们没能见到这位他们崇拜的对象。“那个感觉不太好，”廖朝礼显得很无奈。
2003年左右，何伟回到涪陵时，专门去了陈正勇所在的江口镇。陈正勇邀请他给全体中学生做演讲，面对几千人，何伟飙出了云阳县独有的方言，引得学生们掌声雷动。
陈正勇也曾模仿过何伟，但教了6年英语后，觉得自己“教书一般”，他转到了云阳县职教中学，从事管理工作。在他看来，大学三年的学习，影响自己最多的并不是英语，而是何伟身上的个性，“他的毅力，一般人达不到”。
他至今记得有一次和何伟讨论做什么事最骄傲，何伟拉他们到自己的房间，看一堆图片。何伟觉得，人的一辈子，征服自然，攀登美国最高峰是最自豪的事情。而并不是谈自己有多少钱。
“他那种坚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我经常给孩子说。我带孩子一块送何伟去的巫山。”陈正勇有个女儿，从小学就送到了外国语学校，现在即将进入初中，“她的英语水平都可以念高中了。”他重视女儿的英语学习，甚至希望她将来出国留学，像何伟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能阅遍世界的大好河山。
继《江城》、《甲骨文》之后，何伟出了《寻路中国》，并把英文版送给廖朝礼、代小红。当时，何伟对代小红调侃，这本书对于Jimmy（陈正勇）来说，太难了，就送了他一本中文版。此前陈正勇曾获赠一本英文版的《江城》，但他没有看完，现在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接近十年没教英语，平时忙于公务，喝酒打牌，他的英语算是“荒废掉了”。
“写进书里面，有些记忆就会成为一个可以延续的事情，不会随着岁月的冲刷而淡去。”看到何伟的著作，廖朝礼想着，也许某天他也会回过头来写写字，从一个小山村走到现在，他也曾“不太相信”。
2011年左右，何伟给他的学生发了一个问卷，调查大家的生活情况：十多年来，生活有什么改变？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心里面有什么希望？等等。
其中有一项，按照1到10分，你会给现在的生活打几分。廖朝礼给自己打了6分以上。
“何伟从小就有一个明晰的规划，他要当一个作家，”廖朝礼说，“我们没有他们那么明晰，”但有一种潜意识，“就是我要接触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是美国人、前《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曾经教过书的地方，也是他笔下的“江城”。在这本书里，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涪陵的点点滴滴，以及和中国学生们的相处故事。他因有关中国的著作，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十六年过去了，“江城”里的棒棒军们依旧像过去那样，站在街头，等待活计。而何伟的学生们，却已经散落在重庆各个地方，乃至东部沿海，“大多数仍在教英语”。
“还是挺感慨的，”《江城》中的班长莫·钱（Mo money），现在重庆礼嘉中学的英语老师廖朝礼，仍记得教学楼前的那个凉亭，当然还有何伟。
“慢慢有些东西变化了，就像何伟笔下的那个沙滩。” 廖朝礼说。其实，变化的不只是楼房，还有这些人的生活，以及被何伟和英语影响了的人生。
书中的吉米（Jimmy）——陈正勇现在一身职务，他是云阳县职教高中的团委书记、建筑工程学部负责人，并且和妻子一起开酒店、搞IT。在何伟当年的学生中，他最早开上了车，“在那个时代，根本不敢想象。”
而威利（Willie）——代小红去了浙江温州，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教书，成为极少数在外定居的人。
窗口
1996年，27岁的何伟随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中国，“以成都为中心，选择最远的一个地方，就是涪陵。”《江城》中文版翻译者李雪顺说，何伟故意没选择在成都周边教书，他要寻找一个观察中国的小地方。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涪陵属于四川。
而此后的何伟，无疑也成了他的学生观察异域文化的一个窗口。
1990年代的涪陵师专在四川仅是一个末流学校，但在高校扩招前，考上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是当地中学的“一霸”了。李雪顺当时没考上，班上有同学考上的，令他羡慕不已，“不管你考上涪陵师专，还是别的师专，都意味着你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了”。那时，一届英语专业的学生只有两个班，总共60多个学生。
“英语专业也是热门专业，刚刚改革开放十多年，需要与外国更多的交往。”李雪顺说。
何伟当时主要教的是1995级，陈正勇就是其中之一。他仍记得何伟刚来学校不久的情形：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的大会上，何伟和另一个外教亚当（Adam）站在主席台上。个头很高，看上去很显眼。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这座偏僻小城里仅有的两个外国人。
1990年代的禁忌无所不在，有些针对外教的会议，何伟无法参加。在那些会议上，老师和同学们被告诫要和外教保持一定距离，不和他们谈论政治方面的事情，甚至还要警惕他们传播西方不良思想。“当然女同学和外教接触更要注意分寸”。
“大家开始都比较谨慎，相互试探着。”廖朝礼说。这种“冲突”偶尔会带入到课堂。何伟在书中写到，当他试图打破禁忌，小心翼翼提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十九世纪，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羸弱的、没有竞争力的。“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五十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
偶尔，学生也会大声地反驳何伟。每当这时，何伟意识到，他不能从任何方面批评中国，他在教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会做统一的思考。最终他不得不把话题回归到“美国的种族主义”上。
“他讲的有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尴尬。”廖朝礼回忆。何伟曾提到，当他和亚当进城时，一些人冲他们喊叫，用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似的词“哈喽喽喽喽”。孩子们则向他们扔东西，父母在一旁看着笑。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种族主义”。而当时的学生作文，写的却是对社会主义的歌颂，和对西方的批判。
涪陵师专的学生大多来自于边远农村，最终也会被分配回家乡。在那个时代，教师是备受农村父母推崇的一个稳定行业。
“我们了解西方的途径非常少，”对于乡下的中学生来说，1990年代的政治课本就像一个权威，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去写类似的作文），觉得书上说的都是对的”。
但何伟的到来，给这些西南孩子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到了涪陵师专，学校没有外文书籍，何伟就在自己的外教办公室搞了一个图书馆，把看过的杂志放在那里。不少同学在上面看到过“敏感内容”。随着英语学习的精进，广泛阅读英美文学，廖朝礼和他的同学们对人性和世界的看法逐步改变了观念。“更加辨证地来审视自己、审视整个国家或者世界。”
“对于我们1970年代的这批人，英语的影响就像《江城》里提到的那些学生，通过与不同文化的接触，变得更加包容。”在何伟和亚当的讲课中，他们也批判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种族歧视，“是一个很开放很坦然的态度。”廖朝礼说。
课堂
“莫·钱和罗杰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莫·钱好像从《大独裁者》里学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声给出，带着一股滑稽的严肃劲。”
何伟在书中写到廖朝礼（莫·钱）。在一场戏剧比赛中，他饰演唐·吉诃德——河东区一家米粉店的老板，想成为雷锋那样的英雄。他骑着店里的拖把，戴着旧篮子当头盔，穿越乡村去做好事。他向路边的农民承诺，把台湾岛给他，让他做总督，只要他愿意跟自己一块去学雷锋。
这让台下人笑翻了的改编剧本，出自廖朝礼和他的同学们。即便现在，戏剧表演和课堂的自由随意，也是同学们记忆最多的篇章。
廖朝礼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到“小人国”的故事时，何伟用两根手指当小人，在自己的脸上“爬着”。“他的表情动作都非常夸张，肢体语言特别多”，而讲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卫兵对抗的时候，他会叫一个学生上来，和他互相挑衅，直到“搞了起来”。 “觉得他不是一个老师，而是一个导演。”陈正勇说。
对于从乡下中学来的同学们来说，英语在何伟这里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廖朝礼仍记得高中的英语课，用的是一个32开本的小课本，第一篇课文讲的是“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个时候，书写的习惯、学习方法，包括老师的教法都很呆板。客观讲，老师的水平也很有限。”
1995年，他考入涪陵师专，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压根没想过去那个学校，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填报英语专业。”最初的廖朝礼对英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直到遇到了两个外教。
他是何伟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从最初很一般的成绩一直进入了前几名。
陈正勇同样是被调剂过来，在何伟的眼中，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他最喜欢的是“好玩的事情”。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
有那么一段时间，何伟和他的学生们互称“雅虎”，这个来自西班牙语的词汇，意思是“傻瓜们”。口语里面最常用的骂人的话，他们往往学得最快。就连何伟常去的面馆里，穿开裆裤的小孩也知道了“雅虎”，小孩“h”“f”不分，就说“雅斧”。
“牙刷”流行于江东，1990年代莫名其妙地火了一阵，同样是“傻子”、“不行”的意思。在何伟的课堂上，学生们表演戏剧，肩上偶尔会挂两把牙刷。
一段时间后，学生的课堂日志里出现了对何伟的描述：“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他吃惊地发现何伟上课时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裤子上的皮带随意耷拉着;后来有一个女外教，居然脱下羊毛衫绑在腰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
从最初的戒备中，何伟以他的轻松和幽默打开的学生们的心扉。“他实际上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就像朋友一样，”1998年毕业之后，廖朝礼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在他的课堂上，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何伟。
“让他们动起来，多一些讨论、表演，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甚至把何伟写来的信拿给学生们学习，引起他们的兴趣。但同时，廖朝礼也认识到，中国的教学和考试模式“始终有着一个标准答案”，“有时候有这种碰壁的感觉，不能完全借鉴那个东西”。
Peter
“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钱（原意是more money，更多的钱）……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何伟说，意识到自己的影响，源自于一次冲突。“唐·吉诃德”的话剧因触及到雷锋、台湾等敏感问题，被系里封杀。作为党员、班长的廖朝礼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争吵，他甚至扬言，如果“唐·吉诃德”被列入黑名单，他将拒绝出演另一部话剧——那部话剧批评了美国的种族主义。
“但是戏还是被砍掉了，”廖朝礼的抗议无效。不过在他看来，那种抗议是很自然的反应，“并没有考虑太多的政治因素。”
1998年s毕业，何伟的学生正赶上分配制取消。和很多同学一样，廖朝礼通过应聘找到了工作。“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是哪个县来的，就必须回到哪个县里去。”他回到了武隆县城的白马中学。
离开时，谁也不会想到将来还会和两个外教有联系，更不用说见面。后来，亚当从美国给廖朝礼寄了一个frisbee（飞盘），他拿来和学生们一起玩。对于县城的中学生来讲，那是个新鲜玩意儿。
廖朝礼的同学、书中的威利（Willie）——代小红，是极少数离开家乡的人。浙江的高工资吸引了他，但同时，代小红对涪陵当时的分配政策也产生了不满。他是最后一届国家包分配的毕业生，但是要去一个像样的乡镇中学并不容易。“那边的党委书记说要两万块，才能进那个学校”，代小红算了一下，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年。
在温州工作期间，他与何伟经常书信往来，开头通常充满调侃：
“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高兴。我认为，你这个从太平洋那边过来的‘牙刷’，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时候，可能正跟一个中国‘贱货’睡觉吧。不管怎样，请你读读这封信，它可以当做伟哥使用”。
现在，代小红已经换到第三所学校，与何伟的书信也变成了电子邮件。最近的一次，他告诉何伟，他的一个学生的学生刚刚考上浙江大学。何伟很开心。
“我这边相当于中间人一样，”代小红说，他跟很多同学有联系，而何伟会从他这里了解其他同学的消息。“大家过的怎么样，有多少孩子，有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等等。”
“他尤其感兴趣，他原来的学生现在教的学生怎么样”。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何伟曾来到温州，到代小红的班上演讲。他问到，哪个学生叫Peter。当有学生站起来时，何伟调侃似地告诉他，自己也叫Peter，但是其他被取名Peter的人可能英语都不好。
这源于一个故事。在《甲骨文》中，何伟写到一个叫D.J.的学生，和他的交流：
“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字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
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在与以前学生的交流中，何伟经常提到，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学英语很重要。每次讲“window”这个词，代小红都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话：English is the window to the outside world。他会告诉学生，通过教室的窗户，他看到了澳大利亚美丽的海滩，美国的高楼大厦……英语就是这样一个窗口。
“说现实点，我们做英语老师，完全靠这个吃饭，”代小红所在的浙江私立中学很多，竞争很激烈，他很担心高考英语会取消，“没有英语这么重要的地位，学校不会给我们这么高的待遇。”
生活
2007年，在武隆县白马中学教了9年后，廖朝礼再次通过应聘，来到了现在的重庆礼嘉中学。他买了房，也有了车，和陈正勇、代小红依旧是经常联系的好朋友。三年前，代小红去过廖朝礼的学校，给他班上的同学讲温州的生活。
“我告诉他们，温州方言就是我靠英语学起来的。”代小红的确有些语言天赋。
而何伟更是到过他们每一个人的学校，在廖朝礼那个县城，他遭遇了“中国国情”。“他来学校看我，我让他给我的学生讲讲美国的地理、风土人情，”廖朝礼说，“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激发学生们学习英语的兴趣。”但是有关部门并不这么想，他们严肃地告诉廖朝礼：希望你以委婉的语气叫他停止。
就这样，学生们没能见到这位他们崇拜的对象。“那个感觉不太好，”廖朝礼显得很无奈。
2003年左右，何伟回到涪陵时，专门去了陈正勇所在的江口镇。陈正勇邀请他给全体中学生做演讲，面对几千人，何伟飙出了云阳县独有的方言，引得学生们掌声雷动。
陈正勇也曾模仿过何伟，但教了6年英语后，觉得自己“教书一般”，他转到了云阳县职教中学，从事管理工作。在他看来，大学三年的学习，影响自己最多的并不是英语，而是何伟身上的个性，“他的毅力，一般人达不到”。
他至今记得有一次和何伟讨论做什么事最骄傲，何伟拉他们到自己的房间，看一堆图片。何伟觉得，人的一辈子，征服自然，攀登美国最高峰是最自豪的事情。而并不是谈自己有多少钱。
“他那种坚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我经常给孩子说。我带孩子一块送何伟去的巫山。”陈正勇有个女儿，从小学就送到了外国语学校，现在即将进入初中，“她的英语水平都可以念高中了。”他重视女儿的英语学习，甚至希望她将来出国留学，像何伟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能阅遍世界的大好河山。
继《江城》、《甲骨文》之后，何伟出了《寻路中国》，并把英文版送给廖朝礼、代小红。当时，何伟对代小红调侃，这本书对于Jimmy（陈正勇）来说，太难了，就送了他一本中文版。此前陈正勇曾获赠一本英文版的《江城》，但他没有看完，现在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接近十年没教英语，平时忙于公务，喝酒打牌，他的英语算是“荒废掉了”。
“写进书里面，有些记忆就会成为一个可以延续的事情，不会随着岁月的冲刷而淡去。”看到何伟的著作，廖朝礼想着，也许某天他也会回过头来写写字，从一个小山村走到现在，他也曾“不太相信”。
2011年左右，何伟给他的学生发了一个问卷，调查大家的生活情况：十多年来，生活有什么改变？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心里面有什么希望？等等。
其中有一项，按照1到10分，你会给现在的生活打几分。廖朝礼给自己打了6分以上。
“何伟从小就有一个明晰的规划，他要当一个作家，”廖朝礼说，“我们没有他们那么明晰，”但有一种潜意识，“就是我要接触一个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