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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一场春雪浩荡而来，将这座绿洲小镇变成了白色，然而，接下去的几天阳光灿烂，将春雪融化。
风开始朝着东南方吹过来了，融雪的声音在暖和的阳光里滴答，让人的心情轻松又愉快，紧缩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皮肤开始松懈。姑娘们在风中做一些骚动的有关爱情的梦，脸上开始生出桃花癣和草莓般的粉刺。
那些写在墙体上的标语，也在一次次的粉刷中被彻底掩盖了，人们走在街上，似乎都在猜测，将来的生活，会变好吗？
被戈壁沙漠包裹的这座绿洲小镇仍然缺少树木，阳光依然暴烈，人们的生活依然贫穷——每家平房的过道都阴暗而荒凉，每扇木门的后面，都有两三个孩子在没有装饰的屋子里玩耍，都有一个蓬头垢面的母亲在水池边弯着腰洗衣服，因过多的家务闷闷不乐，疲惫不堪。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镇人家的气味——那气味似乎大致相同，我家里也有。它混合了肉身的味道，家具的味道，缺少关照的植物的味道，厨房里冰冷食物的味道，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充溢了整个房子——其实就是一种贫穷的味道，就像贫穷不仅仅是缺少金钱，而更像是生理上的感觉，若我出门久了回到家中，一进门会屏住呼吸，好像这股味道会伤害我一样。
夜晚降临，各人怀着自己的心事和梦境入眠。就像我，从未感觉到这里是我的故乡，而我的家人，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好人。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自我怀疑中，我觉察出这座绿洲小镇的历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起了诸多变化。
人们比平时更热爱报纸、广播，热衷于单位开会时的各种消息，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弥漫了整个小镇，随着污浊而湍急的河流暴涨、升腾，笼罩着夜晚黑漆漆的小镇，像是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谁都可以感知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人们的只言片语中。
这个早春，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在小镇的东巴扎如期举行。南方客商带来了江浙一带过季过时的服饰、珍珠饰品，还有干咸的海产品，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等等，这些物品带着内地与众不同的气息，让人兴奋。
展销会开展的第一天，车身贴着“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标语的几辆卡车载着货品在街道上缓缓行驶，每辆车都有一个大喇叭，每一个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唤，推销他们的货品。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在卡车掀起的尘土后面——还有一辆车停在东巴扎门口，喇叭声里传来宣传义务献血的种种好处，还有一辆类似的车朝相反的方向慢慢行驶，在宣传计划生育，夫妻如何避孕等等。
东巴扎上人来人往，人们在搭建起的一个个简易棚里蹿来蹿去，潮水般从左边的门口涌入，又从右边的门口退出来。人太多了，他们的脚踩在了一起，肩膀在相互挤压，眼睛贪婪地四处张望着，鼻子嗅着商品的气息——在这里，人们挑选着服装，挑选着日用品，其实是在挑选接下去的生活。
这一年，是一个人人可以谈论钱，谈论发财的年头。稍稍动些脑子的人都赚到了钱。我家隔壁的老宋，白天在机修厂上班，晚上到露天电影院卖自家炒的五香瓜子，他老婆还做酸辣萝卜，把大块的萝卜剁成小丁拿到学校门口卖，也赚到了钱。
还有人在夜晚的路灯下卖酸枣面儿，卖烤土豆，卖凉粉。以前农村老乡家门口掉落下的桑葚，青杏儿，路人都可以随便拣，如今也都不行了，想捡走的话，就得掏钱。小镇上还有一个聪明人，是一位中学教师，发明了怎么去除开水壶中的水垢的简易方法，将产品做成小包装，骑着自行车去镇上每个单位推销——人们在一起谈论的话题离不开凤凰牌自行车、永久牌自行车，还有熊猫牌黑白电视机、“砖头”收录机，就像现在的人们谈论好车、好房——
这一年，广播报纸正提倡“人人会挣会花”，号召老百姓多花钱多消费。有一期报纸上的新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版面做的是“能挣会花的先进典型”。记者在这篇文章中尽情嘲笑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陈旧思想观念，还走访了河北一家当年最风光无限的“万元户”。記者赞美了这个“万元户”家的摆设、全家人的着装，以及丰盛的饭菜，并热情洋溢地作出了结语：“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我坐在镇机关的台阶看这张报纸，它原是用来包裹刚买来的热馕。我一边捧着皱巴巴的报纸，一边看着远处，好像远处有着报纸上所说的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
这一年，小镇开始兴建土木，搞绿化工程，铺地砖，盖房子，小镇还凭空多出了几条街道，街道两边几乎都是私人门面房，一个比一个花哨，开业的鞭炮总是响个不停。
我仰起头，看高高的脚手架在空中一起一伏。在这个绿洲小镇看似百业兴起、欣欣向荣的盛大气象里，我隐约感觉到一种没落颓势的东西正伸出它的触角，在小镇最边远的角落生长，繁衍。
是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是该换一下生活方式了。
只要天气晴朗，镇子上的人似乎来到了大街上，人们除了走向镇东巴扎，走向商场，走向餐厅，还走向朋友，走向恋爱——人们走在街上只是为了走，走进商场和东巴扎也是为了走，老人们随便走一走就回家了，可是年轻人还在走，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不停地走，觉得只有在走着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正年轻。
人们兴致勃勃地走着，似乎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了现在和将来。
只有我的人生仍在南疆小镇的围栏中。
一
春雪过后，杏花便是绿洲春天来临的最确凿的信号。
大簇的花朵从干涩枯黑的枝杆绽放开，引来成群的蜜蜂。正午干热的阳光倾泻下来，照射在地面上，光线刺目而嘹亮，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湿热的花香。
尽管这样，南疆小镇仍然感觉没有春天的存在，一过四月，沙尘暴时不时地会来，吹倒房子，吹倒树木。每年这个季节都如此，人们心绪淡然，知道它会来，像等一个老朋友。不，是在等一个无聊的劫匪，它不确定哪一天会来，要么早一些，要么晚一些。
沙尘暴到来时的天色像黄昏，有着异样的静。这种寂静是物质的，像灰色的墙，厚而冰冷，可以听见云碰撞云的声音。整个天空像翻了个盖。沙尘层层落下，像水渍一样地漫延，总有一天，它会不动声色地填埋掉房屋、植被，还有人。 沙暴来临的那几天，上了泥的红柳枝屋顶被风掀起来，房子里的残骸碎片被吹到了空中，还有烟熏过的细椽木，没了玻璃的窗框在地上到处翻滚，紧接着，哐哐哐地跟过来的是打馕用的铁皮盆子，酒瓶子，还有掉了封皮的彩色画报。
大风过后，我在厕所门口捡到过一个没了眼睛的橡胶娃娃，衣服破残，一只胳膊指向天，另一只指向地——它绝不是我梦见的那一个，我看了一眼，就扔下了。
距这个厕所旁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我经常眯着眼睛，凝望这条通往省城乌鲁木齐的路。当年这条公路上，只有往来省城的班车和运油车，少有外省的汽车经过这里。
小镇燥热的正午，正是这条公路相对沉寂的时分，柏油公路像一条简单的黑而直的细线伸向远处，初夏的阳光像碎银一样弥漫开来，明亮而坦荡。路边的杂草，红柳丛姿态安静地伫立一旁，野蜂和蝴蝶在花蕊上飞进飞出。
我走着走着，在马路中间突然站住了，四处张望一番，脚下的碎石散发出新鲜沥青的刺鼻气味，心情也像这个天气一样烦闷不安。
然后，我看到远处的公路上有一个小黑点，近了，原来是一辆运货卡车正从远处驶来，细微的声如虫鸣，很快，这辆卡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一个多小时过去，这条公路上只有三辆运货卡车和一辆长途客车驶过。
常有人从车上扔下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譬如香烟壳子、彩色糖纸、果皮、旧弹弓、废弃的电池、空酒瓶、揉成团的电影海报等等，我捡到过一个用彩色丝线缠的金鱼形状的手工艺品，是半新的，却被随意扔在了公路边。我经常把自己挑中的物品放到书包里带回家，一件一件摆到床上看。
我母亲厌恶这些看上去脏污不堪的物品，经常一股脑地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公路边继续执着地漫游和寻找。
我曾在公路边上捡到过一只铜钥匙，钥匙上黏着一小片白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人名：李军。
我看着这把铜钥匙，想着跟这把钥匙有关的房子，还有住在房子里的人，但很快，我的视线又被另外一些新奇的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个破旧的钱包，用彩色画报纸折叠而成，当年流行这个。打开钱包，里面只有一张贰分钱的纸币，一张母亲抱着一个小婴儿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张从乌鲁木齐发往小镇的长途汽车票。
看日期，是票的主人两个月前买的。
钱包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不觉得遗憾，可我喜欢这张长途汽车票，因为它代表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对于当年从未坐过长途客车的我来说，几乎是一件令人羡慕的珠宝。
长这么大，我还从没去过任何一个城市，我在这座绿洲小镇生活的漫长时光里，走遍了大小两个镇巴扎，小镇东边的那条渠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小时候和同伴们夏天在渠边和尿泥，打牛牛，冬天堆雪人，在冰面上滑爬犁。
还有，小镇周围的戈壁滩，沙尘裹着热风一次次地从上空飘过。地面是干硬的盐碱壳，人稍稍往那儿站一会儿，就会沾上一整天的热气，一地的热气，一身的热气——
除了到处闲逛，我还吃遍了小镇千奇百怪的食物，酸枣面儿、小白杏儿、老汉瓜、多汁不膻的烤羊肉、皮辣红;还有东巴扎上老阿娜家的豌豆凉粉、凉皮、薄皮包子、皮亚曼石榴、镇医院门口的红枣、青皮土桃、镇民警大队院子里的葡萄、化肥厂里的无花果。
河滩上的沙子被我玩了又玩，河水中的小鱼被我捞了又捞。逛得久了，我闭着眼就能一口气走完小镇的街道，有时，我过了河边的桥，沿着河流一直往东走，河岸时高时低，就会看到一片大沙枣林，粗大的树杆是红褐色的，弯曲如蟒，布满了裂纹，沙枣林的右面是一座清真寺，一条小路蜿蜒至此。
我感觉自己走出这个地方很久了，回头看，却依然在这座被戈壁沙漠包裹的绿洲小镇生活。
我常常幻想有那么一天，在沉闷而强有力的喇叭声中，一辆长途汽车裹着尘土停在我的面前，一位司機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我问路。
我没法预料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但是仍满怀希望地在公路旁等候——等候有那么一天，真的有一个人——我希望是一个男人，他在马路边看见了我，他下了车，嘴角含着一支香烟，微笑着向我走来，对我说：“请问现在几点了？”
那时的我，眼神，肤色如戈壁沙漠一样火热，他或许会钟情于我，缠着我，把我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
为什么不呢？
这条通向省城的路，把我同外部的世界联系起来了，我希望能够从那个未知的世界汲取点东西，以此逃离一大片浸透了白色盐碱的绿洲之地，去别处生活。
但是这条路上少有外地车辆经过，更别说陌生男人了。
很多时候，我是很无聊的——我在河边的沙地上用彩色的碎石子拼出一个巨大的头像，非男非女，非人非兽——我拼了整整一个下午，乐此不疲。
黄昏时，一架喷气式飞机划过头顶，屁股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我追着它跑了好久。
我看见一些孩子，每个人的手上捏着一枚杏核，在水泥地打磨简易的口哨。其中有个小孩子的杏核打磨开一个口子，像张开的假牙，欲言又止。
我看见一个老乞丐，是个女的，她只有三颗牙，一条腿，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很滑稽。她全身披挂数层看不出颜色的衣服，喜欢混在一群孩子中，抢夺他们手中的沙包，皮球还有毽子什么的。她追逐一只皮球，那只球在夕阳中高高地落下，又弹起，她笑得几乎趴在了地上。到了冬天晚上，没人邀她去家里避寒，她没处可去，蜷身某一处屋角下睡觉。下雪的夜晚，我隐约听见她被冻哭的哀嚎声，像一只绝望的母兽，被刺骨的寒风撕扯。
夏季。小镇燥热的正午，无比宽阔的马路没有人，没有来往的车辆。一只鸡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一只鸭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它们擦肩而过，没有打招呼。
上露天厕所的时候，我长时间凝神于一摊污浊的尿迹，看着看着，觉得这摊水印里有人、有树、有鸟兽出没，像另一个微缩的人间。
我还看见过一场巨大的火灾，平房之上的火光串通了晚霞，点燃了天空，色彩绮丽绚烂，房子被烧去了一大半，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 整个童年时代——我喜欢在这些莫名其妙，但又妙不可言的事情上花心思，但我更盼望某个外地人在卷着一团尘土的长途汽车上出现。只要看到车，还有陌生人，我就会感觉自己不那么孤单了。
就在我十二岁那年，一些外地人真的由长途汽车喇叭声带到了这里。从那天起，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绿洲小镇，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我，正不知疲倦地尾随这些外地人游荡。
其中一个外省男人，他是准备来这里开矿的，各种传闻说这座小镇周围的戈壁滩下面全是石英石。
五月暮春的一天，这个外省男人数天来因在路上奔波，有些劳累，他在沿街一家旅社订好了房间，没吃饭便睡下了。醒来时恰逢第二天正午，灰蒙蒙的阳光下，干燥的热气混合着浮尘，像油渍一样沾在道路两旁的新疆杨以及枣树的叶片上。
灰头土脸的沙枣花提前半个多月开放了。
几位园艺工人手执铁剪在修剪马路两边的沙枣树，正值全盛花期的枣树枝叶铺了一地，刺鼻的腥甜味儿像水一样荡漾在空气中。这个外地男人在半梦半醒中，无意识地伸出两只手，想驱赶这股具有侵略性的气味——似乎没啥作用，他的睡眠就这样被打扰了。
外省男人稍洗漱了一下，便来到了大街上。小镇街道狭窄，沿街的房间破损老旧，大都敞着门，聚拢在一起就像是一处居所似的。街上的人都骑自行车，都有一副无所事事的神情，偶尔会有一两辆汽车驶过，带起飞扬的尘土，让人意识到戈壁沙漠就在不远处，从空气中就能闻到它的碱性气味。
不经意间，他拐到了一条巷道，它的形状像灰色的裤带，空寂幽深而又狭长，两边的砖房有如裤子上的皱纹，死去一样地固定在了这里。
外省男人在巷子里走走停停。路两边的砖房低矮破旧，有些房屋一点灯光都没有。腐烂食物的气味混合着尘埃在污水沟里静静地发酵。一个女人从自家门口探出身子，怒气冲冲地把一盆脏水泼到了门口，有几滴水还溅到了他的身上。几位老者懒洋洋地靠在巷道晒得发烫的泥墙上，或蹲或站，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陌生人从跟前走过去。
外省男人继续往前走，刚下过微雨的街道上，一个个浅水坑扭曲着，闪着忽明忽暗的光，低矮错落的房子退在一旁，暮春微寒的天气让它们个个蜷缩起身子，一些路人裹紧衣服急匆匆地往家赶，他也忍不住缩紧了肩膀。
突然，这个外省男人的头被一个小物件轻轻敲了一下，一枚沾着青黑色果皮的桃核儿落到了地上。他转过身，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用褐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不时地用更脏的小手擦嘴，表情无辜无邪。
外省男人把目光定在了小男孩的脸上，虽然，小男孩的眼珠子如演戏般地乱转，但又像是这条巷子里唯一静止的东西。他长久地盯着他看，这目光几乎要将自己催眠了。这时，很远的地方传来清真寺阿訇悠长的呼唤声。
路边上的这个小孩子一下子就不见了。
再一看，巷子里的人都全没了。
小镇街道两旁的树，除了新疆杨，就是沙枣树，太多的沙枣花，开放在道路两旁的巨大树干上，密密匝匝的花朵一簇簇涌上枝头，把树杆都压弯了，给这个外省男人留下一种竭尽全力的焦灼感。
路上，他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糙爷们，骑着骑着，就停了下来，手臂伸到了路边开着枣花的枝蔓中，然后又将整个脸贴近花丛深嗅。那姿势很女人，很矫情。
他嗅着嗅着，猛然听见身后有过路的妇女在笑，很不好意思地回过头，脸慢慢涨至通红。
连续好几天，外省男人浸润在这样的气味中头晕恶心，甚至有想要呕吐的感觉。一个词，在他的喉咙里憋了好几天，像要从喉咙里呼啸而出，化为一声尖叫。
但是他终究害怕这个词，从早到晚回避着它，到了最终离开这里时，也没能说出它。
这个外省人终于忍不住了，悄悄地离开了这座有如梦魇般的南疆绿洲小镇，再也没有回来。
二
哪儿来的炎热？哪儿来的疲惫？我承受着夏季的炎热迸发。它漫延开来，街道，屋舍，走来走去的人被淹没其中。
这一年的盛夏七月，连续好几天四十七度，让整个绿洲小镇成了平静火灾的牺牲品。没有火焰，但人们却像躲避真正的火灾一样整日惶恐不安，这种气温不适合人类，但同样也不适合动物。一些被热死的麻雀、土狗和鸡，以古怪多变的姿态纠集在黏糊糊的柏油马路上，在烈日下暴晒它们腐烂恶臭的尸体。
我想在一张床上，平放这具滞重的，灌了铅一样的难以移动的躯体;平放这具在炎炎烈日下，几乎跌倒在喑哑大地上成熟了的躯体。
到了黄昏，才是小镇最热闹的时候。
这里的女性，吃了饭后一起搭伴儿钩花，织毛活儿，一边织，一边传播各家的闲话，东家长李家短的，有她们存在，就好像有一个庞大的黑影子在我的头顶上晃动，朝着我指指戳戳——
我不想跟她们搭伴。从童年开始起，我就嫌自己的世界过于拥挤，老的小的，全是人。彼此推搡，踩著，挤着。而我什么人都不想要——可憎的人、可敬的人、可爱的人，我一概不要。
我像一个真正的外来者一样，始终与小镇人隔着一道深深的裂沟，游离在他或者她们的群体之外，承受着一个熟悉的“异乡人”所必须承受的被驱逐的感受。
与群体融为一体的快乐，于我是一种永久的欠缺。
我喜欢独自一人到公路旁的戈壁滩，找块硬地，一坐好久。
当年这个偏僻的小镇，还是很闭塞落后的，家家没有单独的卫生间，上厕所都是距家里好几百米远的旱厕。而那些旱厕，大多设在镇公路旁。
比如我的家人，他们身上憋着“情况”，口袋里揣着几张粗糙的大便纸，外出上厕所要穿过好几栋平房，一条土路，还要下一个大斜坡，才能到达公路旁的这个旱厕。所谓的厕所，就是一个正方体的大坑，一边写着“男”，一边写着“女”。
多年之后，我想起跟与这个旱厕所有关的事，就觉得，它好像一个荒诞小品。
此时，落日红得像血，把平坦的戈壁滩也染成了红色，远处的荒山像一头困兽，等着山里兵站的导航灯给它点上眼睛。如果长时间地望着，心里会莫名地感到哀伤。 要知道，新疆与内地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因了这个时间差，当内地人早晨上班时，新疆的天还黑着，人们在被窝里做梦;到了黄昏，内地人吃完晚饭天就黑了，而新疆的天正大亮着，明晃晃的太阳挂在树梢，孩子们在家门口大喊大叫地相互追逐、嬉闹，而太阳起码还有两小时才落下山。
在那个年代，时间对于大多数新疆人来说，只有上午与下午，白天和晚上。
这是一种混沌的时间，没有被分割成小时分钟秒，却给了人们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
虽是暮夏时节，地上到处都是落叶，踩在脚下沙沙作响，让这个小镇愈加破败。大街上走着好多人——看打瓜游戏的人，东张西望的人，无所事事的人，还有在烤羊肉摊上一边喝酒一边干嚎的人，在镇机关的篮球场，一遍一遍独自投球的人——
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太阳终于很不情愿地落下山，余晖成了梦幻般的粉紫色、橙黄色的火烧云，明亮炫目，仍在汹涌甜美地燃烧，映照着人们平静的脸。天地变得柔软——随后，昆仑山的巨大阴影覆盖了大半个山脉，直到黑夜的暗影爬伸到我家的屋檐角，很快淹没了周围的一切。
夜气凉了下来。依然破旧的漏石灰的房屋前，空荡的晾衣绳似乎还有着衣服的影子，红柳枝铺成的屋顶上，几根细电线交错在烟囱灰黑色的轻烟中。有些人家的屋子里亮着光，带着睡眠前惺忪困乏的人体的气息。
这时，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的身边驶过，卷起一小团灰色的灰尘。我的白色棉衫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闪着微光。
南疆暮夏的夜晚太安静、太驯服了，它像露珠儿一样丰盈，又像蜜汁一样浓稠，带着丝丝奇异而感人的光泽。而且，也太漫长了——漫长得像要融入到次日的白天中，但就是在白天，小镇特有的宁静，在本身的静当中，像死去了一般——但总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正午时分走到无人的公路中间，在强烈的日光下站了一会儿，看着远处发着白光的公路，直到脸被烤得发烫。
绿洲旁的戈壁沙漠，像是等待一场大雨、一场飓风。荒地上、垃圾堆、小渠旁，野生的小葵花在烈日中打开黄灿灿的花盘。
戈壁沙漠上的植物，香柴胡、沙红柳、麻黄、芦苇、花苜蓿、野亚麻、黄花苦夏子、野息香、沙茴香、黑枸杞、沙蓬、石蒜兰、白柳、蒲公英、马茄子、龙葵等等——到了一定的季节，该开花的开花，该拉秧的拉秧，蜂飞蝶舞，虫鸣鸟唱，好不热闹。
开花时节，在阳光下有的是一朵，有的是一簇或者一大片，广阔而夺目，泥土的气息和花瓣草叶的气息一起蒸腾。
就在这样的一天，我与二姐瞒着母亲，准备去山里探望我的父亲。
二姐的口袋里揣着从母亲那儿偷来的三块钱，牵着我的手，一大早在镇东巴扎路口等待过往的车辆。当阳光开始变得暴烈，才终于拦下一辆去四都山采石场拉石料的拖拉机。
这辆破旧的拖拉机上坐着好些个到农场割麦穗的妇女。车子刚行驶的时候，她们叽叽喳喳地说话，问了我俩很多无聊的问题，我与姐姐像约好了似的，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我父亲打成右派分子离开家之后，受大环境的影响，我很怕生人，特别是怕那些用手点着我的脑门的人，还有挤在一起窃窃私语，用排斥的目光扫射我母亲的人。尽管在一两天前，他们还跟她在一起亲热地说这说那。
一路上，我们挤在被烈日晒得滚烫的拖拉机的车斗上，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酷热的风扑面而来，我们很快变得疲惫不堪，慢慢地，车上没有人再说话。
拖拉机正穿越一个个绿洲村庄，沿途有戈壁滩，玉米地，以及满身尘土的孩子和大狗。
绿洲村庄的公路上，永远有孩子在乡村公路上不知疲倦地戏耍，有瘦瘦的黄色土狗与他们做伴。孩子的童稚之心也像是带有一些兽性。
只有当车子经过时，他们的父母才从低矮的土墙上抬起身子，看孩子们和狗是否还在原处。
天气实在太热了。偶尔有几辆驴车与我们相向而过，驾车的都是来自附近乡村的维吾尔族少年，他们身上有乡下孩子的荒蛮之气。当拖拉机终于在路边一个小村庄停下，车上的人跳下车，找村民要水喝。三三两两的维吾尔族村民——主要是男人，他们或蹲或坐，聚集在土墙根下，一边看着我们这些异族人，一边议论我们的相貌和装扮。
他们讲话时很大声，好像彼此间离得很远，争论的时候也像吵架一样。要不是这声音同他们和善的脸成正比，要不是他们此时的心情还好，这些声音肯定会吓住自己。
在这个村庄，我看到更多的是孩子。他们像小动物一样，在满是尘土的乡村出现。他们大都生着比泥土还要暗的肤色——是紫铜色的，仿佛从地平线上涌起，从田野里长出，从树林中显现，在河面上留下倒影，在整个绿洲大地上，他们无处不在。
他们围看了我们好一会儿，感觉从我们的手中，衣服口袋里不可能找出吃的东西，就没耐心了，不一会儿，纷纷大呼小叫地散开了玩耍。
当拖拉机继续行驶，拐过村庄路口的一间铁匠铺，我看见一个维吾爾族男人在淬打一件工具，向正午的阳光送去一束束蓝色的火星。
这一天的记忆脱离了父亲离开我的所有日子，单独跳了出来，像一颗人参果，要经历三个夏天，才有可能孕育出像今天这样的日子。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戈壁滩上的热浪杀气腾腾，人犹如身处地狱。一路上，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远处。远处，是看不到尽头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像热浪中难以融化的雪，偶尔有灰色的野兔和旱獭，从戈壁滩上的凤尾草、骆驼刺、红柳丛中蹿过。
我一直看着戈壁滩反射出的白光不说话。
从这一刻起，一直到往后的岁月，内心好像不再有欢笑了。
这一年夏季，小镇因搞各种工程，从外地进来了好几支建筑队，他们带来了好多辆拉货卡车。白天，这些卡车运载货物，在沙漠公路上往来穿梭，到了夜晚，卡车司机将车子停在公路边，打开车灯，在半隐半现的光线中围拢在一起，进入到属于他们的世界中。
这些卡车司机们都有一副走南闯北，见过天下的痞气。黄昏时，他们光着膀子，三五成群地在靠在镇招待所的墙根，捧着大海碗吃饭，吵吵嚷嚷的，时不时地爆发出粗鲁的大笑，对着过往的姑娘小媳妇们挤眉弄眼地吹口哨。 我对他们没啥好印象。他们大多衣冠不整，特别是夏天，他们穿得少，或者干脆裸着上身，下身只穿自制的白粗布短裤，布料大多来自“丰收牌”面粉袋子，裆部很宽，裤腰的尺寸放到最大，随意挽一下，就用裤带系上。
他们的双手似乎都带着过度劳损留下的伤痕，年轻的几个司机还爱喝酒，他们一边分享着香烟，一边把瓶装的高度白酒传来传去，喝着喝着，还揭开自己的衣角擦汗。酒越喝脾气越暴躁，有时在谈论着什么话题的时候，突然就出手打起来了。年纪稍长一些的，平时眉眼温和一些，喝多了耍酒疯也耍得温和一些，其中有一个留络腮胡子的司机喝多了，喜欢平躺在镇招待所前的花池水泥台上，他的宝贝——那个小小的、沾着油污的红梅牌收音机就搁在他的肚皮上，里面正连播着小说《杨家将》，当收音机的铿锵女声停下来的时候，他如雷的鼾声，正和着周围戈壁滩上浩渺的风声。
那时候，这座绿洲小镇与内地还没有开通到乌鲁木齐的班车，可能当时没有太多人需要到这个僻远的小镇，而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也没有多少要紧的事情需要离开。
如果去乌鲁木齐的话，坐这些卡车司机的拉油车，沿着戈壁沙漠的路上得颠簸七八天，免不了要在途中投宿。
我想象那些停留在空旷的白碱滩上那些破烂的土墙房子旅店，在被热风烘烤的深夜中，旅人们就这么迷迷糊糊地下了车，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两声狗吠中抬起头，看满天灿烂的星空在广阔的夜空微微倾斜着。
这一年，来小镇的长途汽车和运油车多了起来。
往来的司机在一团团尘土中不停地按响沉闷而强有力的喇叭，以驱赶在公路上玩耍的孩子们。那些孩子像水一样从家里涌出来，聚集在公路上追逐打闹。过往的大人们并不理睬这些孩子，如同他们根本不理睬在周围飞舞的蝇虫。
孩子们太多了，但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绿洲小镇上，什么东西不是太多了呢？
这些孩子没见过啥世面，平时除了玩沙子、玩泥巴、玩雪之外，还玩其他东西，比如磨杏核哨、放风筝、打牛牛、追赶家禽、摘野果子等等。
这个时候的我，总是渴望着早日长大，早日离开南疆，以摆脱恶劣的沙尘天气，还有令人压抑的酷热。
三
待家里的茶叶罐子快见底的时候，又一年秋天到了。秋风携来了凉意，炎热从这个被沙漠包裹的绿洲小镇消隐，人们纷纷穿起了长衫长裤。
每年这个时候，大概是受到南疆金黄胡杨林的吸引，众多的猎物如黄羊、野兔、野猪等纷纷在此落户，一些从外地来参观胡杨美景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当他们途经此地，我远远地就能听到汽车喇叭在小镇公路上发出回声。声音越来越大，像是充满了整个小镇。
九月開学那天。同学们彼此说起暑假的见闻，也都是兴致勃勃的。
我很少加入这样的聊天中。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新疆杨，不知怎么就想起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叫《夏天过去了》。
这篇文章说：“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我的心里反反复复地回响着这句话，仿佛那是一个如泣如诉的旋律，是一个不让人破译的隐语。
“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
是的，又一年夏天过去了，但我好像忘记了远在他乡的父亲。
暮秋黄昏，街道上出奇地安静，镇机关门前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全都拆掉了——让人耳根清静了不少。街坊邻居们没啥事做，各自搬个小马扎在家门口一起说闲话，说着说着，觉得话不投机，没啥意思，打个哈欠算是告了别，早早关上自家门睡觉。窗外的光线很亮，能得见树上蹦跳的鸟影，有人眼睛睁着却睡不着，听觉似乎变得异常灵敏。
我母亲在这个时候，还经常在外面转悠。
为了给我大姐红掌治病，她开始热衷找各种秘方，经常提着一只小塑料桶满街转，特别留神屋檐、树梢上有没有母麻雀的粪便，蜘蛛网啥的。她拿着一根铁钩子到处挑、戳、扯——看见过路人一脸诧异的表情，我母亲郑重地说：这是很重要的。
她的药引子总是很古怪的，比如蚂蚁下的蛋，蜘蛛的脑袋，还有吃奶男婴的尿等等。她对我说，没有这些药引子，再灵验的秘方也没有效力。
但我始终也没看见，这些古怪的东西在姐姐身上发生效力。
在姐姐一连串的白眼中，我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感觉自己的世界一下子拓宽了，有了作为一个少女开始探索世界的热情。
自行车真是一个好东西，它比我强大得多，轻易地就能把我带向双脚无力抵达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绿洲小镇尽头的南戈壁滩。
南疆的春天长风浩荡，与它有着同样力量的是广阔无垠的南戈壁。当大地冰雪消融，层层地泛绿，人世间最早的芳香已经从盐碱地、从花朵中、从一切已然成熟的万物里散发出来。
被戈壁沙漠困久了的人，是不是沉默而胆怯？比如我，心里总在渴望，但又总是在犹犹豫豫，还有一些不甘心——它那么地广大、无垠，何时是个尽头啊。
那是春天，到了夏天，时间就像戈壁滩上的热风，缓慢得像要凝固，连电子钟也都走得不大准了，到处都有滞留不去的蝇阵与热风，沙尘暴说来就来。
正午的睡意像一张灰色的网，在它的笼罩下，身体变成了没有重量的东西，手脚和头脑全都融化在一片灰色中，我时常在正午某个时辰睁开眼睛，那来自内心低潮的寒冷，常常在不设防的时刻向我袭来。看草席上被汗水浸出来的形状，感觉皮肤都被泡白了。
我整天没有什么事可干，吃过晚饭后将碗在桌上一推，骑上自行车就到外面逛，逛累了才回家睡觉。
我母亲总是对我大吼：“你是一个造粪机器啊你。”
这天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无所事事地在东巴扎一带闲逛。
东巴扎路口两旁摆着好几张台球桌，一群小镇青年在打台球，昏暗的灯光映照出他们无所事事的、懒洋洋的脸。
像无数个相同的夜晚一样，几个维吾尔族年轻人靠在墙边，默默地抽烟，他们和我一样，是这个小镇最最寂寞的人。 天边的云一如既往地从粉紫到灰白。夜晚的黑暗，携带着寒凉的夜气，与沙枣树潮湿、腥辣的气息以及落叶的腐败气息混合在了一起。
距离台球桌不远处有一个烤肉摊，卖烤肉的人含混不清的吆喝声传出很远。破旧油腻的木头桌面上，砖块收录机发出的维吾尔族民歌有着昨夜欢笑的味道。
两头老掉的毛驴拴在东巴扎路口的木桩上，驴身上落满了尘土，它们古怪的模样像是各种奇迹与罪恶的混合体——只是现在，它们都睡着了，疲倦的蹄子撑起了一個灰蒙蒙的世界。
四周很静。除了不远处新疆杨的轻哗声外，别无其他声音。
偶尔，一个脸色困倦的酒鬼浑身喷着酒气，摇摇晃晃地从我身边走过。我看着天边一颗流星拖着一抹柔和的光亮，蹿入远处的草丛。还有比流星更为绚烂的大颗的星星，在夜色中，像碎银，突然齐齐闪亮。
“我这是在哪儿？”一个声音在迟疑的反问中低了下去。
我的声音最后变成了喃喃自语。
这时，一个年幼的维吾尔族行乞者拦住了我，在夜色中缓缓向我伸出脏污的手掌，嘴里含糊不清地吐出一串我听不懂的语言。
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我家总是很穷。有那么几个月，母亲一到发工资日，姐姐必定向她伸手要零钱。她要攒钱去小卖部买一种奇怪的小白布兜。我听说这个小东西很神奇，小镇上的时髦女孩人手一个，可以把胸前两只不安分的小鸽子兜起来。
后来，她终于有了这件宝贝。我对这七巧板似的拼接而形成的两只碗状的小布块着了迷，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摸呀摸的，感叹时髦女孩的奶是不自由的。
这一年我十三岁了，老觉得胸口肿胀，一直肿胀，像一夜间要孵化出一种奇怪的东西。我也想要一只这样的布兜，不止一次，我暗示过母亲，她用奇怪的语气对我说：“你干嘛要穿它？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穿过这玩意儿。”我当然知道，母亲的确是从不穿内衣的，两个褐色的乳头顶在了衬衣上，忽隐忽现。以母亲的姿色和做派，当然不是为了引诱人。
体育课。我围着学校的操场一圈一圈地跑步，没有胸衣束缚的两只乳房一摇一荡的，在单薄的布衫下发热、膨胀，汗水顺着黏湿的头发滑落下来。隔着衣服，连我自己都能够感觉得到它犹如涌着蜜的蜂箱，快要溢出来了——终于有男孩子注意到了，像受到了诱惑，多看了我几眼，然后故意放慢速度，好与我并行搭讪，却被我爱理不理的目光拒绝。
没有了胸衣的束缚，我的身体也像是没有保护，很没有安全感。我的两条手臂试着交叉，然后环抱自己，这样似乎要好些。
可能我的乳房长期没有内衣约束的缘故，晃晃荡荡的，满满一大片，没有形状，没有边际，简直要从腋下漫溢出来，奇怪死了。到后来我有条件买内衣的时候，就发了疯似的买，像是要恶补那些年的欠缺。
一次自习课结束后，碎嘴的女同学在一起东拉西扯。不知怎的，说起了关于乳房的暧昧话题。居然说到了我姐姐。那时我姐早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一个社会女青年，她们对她的乳房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夸张了她乳房形状的丰盈，还说她是“下流货”。
她们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我当然听见了，没有反驳，只是傲骄地微笑，好像认可了这一说法——谁让我们是姐妹呢？
可是母亲，对我身体隐秘的成长却熟视无睹。只要她在家，我就会感到不自在，如果她让我跟着一起去镇巴扎上的菜市场买菜，她在前面推着自行车，我就想方设法走在她的身后，远远地跟着，如果她带我和姐姐看露天电影，我肯定会挨着姐姐的身边坐下。
有那么几次，我挨着我母亲坐着，身子也有意识地跟她保持距离。还有，只要母亲在房间里，我就会找借口离开。她跟我说话我也不太搭理，这种情绪既不是畏惧，也不是仇恨，是一种不自在的感觉。那时的我，真的很羡慕别家的小孩，像一条狗似的，对自己的父亲母亲充满着依恋和崇拜。
我在漫长的夜晚独自一人睡觉，肉体悬浮在黑暗中，没有亲人抚摸的皮肤孤独而饥饿。但当时的我意识不到那其实是一种饥饿感。
多年以后，当我怀抱自己的小婴儿，我舔着、抚摸着她小小的脸蛋、小小的手脚，看她满足的甜笑，我才意识到，活着的孩子，是多么期待亲人之间的抚摸。如果没有，身体必然饥饿。
在好多寂静的、闷热的、漫长的夜晚，没人看见一个内心敏感、孤独的少女独自醒来，又睡去。窗外，一抹清幽的月光倾泻进来，照亮了那破旧的大床拥挤着的一家人，此时，他们因白天的疲倦而沉沉入睡，鼾声此起彼伏。
这个敏感的女孩悄悄地坐起，身边横七竖八躺着的几个身体让她突然感到有些陌生。
这一年，小镇因城建，对所有的马路进行整修，路灯不亮，晚上全靠月亮照明，一旦月亮被云遮住，那种黑，简直渗透了我的胸腔和外套之间的缝隙。我有时很晚回家，让我感到害怕的并不是来自母亲的拳头，而是黑暗本身。
那种黑暗的触感如此柔软——当我静静地站在没有来往行人与车辆的马路上，路两边是落满灰尘的新疆杨，偶尔有在学校上完晚自习的孩子，唱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我突然从路边的某一个角落里跳出来，这些受了惊吓的孩子们就会又笑又跳地追逐着我，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情愫。
这样的夜晚，我往往在外面一呆好久，看邻居家的小孩追逐打闹，也看单位街心花园里种的晚饭花。这些散植在角落里的粉红或鹅黄的铃状小花，都有着深绿色的纤巧叶片。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的一开一合，与人们的生活作息背道而驰——当太阳落下山去，这些低矮的黄花粉花们才争相怒放，到了次日早上太阳初升，这些晚饭花就像小伞一样匆匆收拢花瓣，睡着了。
我嗅着它们淡然无味的香气，觉得自己像极了这些晚饭花，在无人理睬的晨昏独自开败，一时心绪黯然。
四
初冬的第一场雪还没融化，第二场大雪又纷纷扬扬地落在小镇的各个角落。铅灰色的天低垂着，还是在白天，小镇的人在屋子里亮起昏黄的灯，跟家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像是被茫茫无边的大雪吸吮干净了，偶尔有尖厉的声音漏出门缝、窗缝，肯定会惊起一场更大更猛的雪。 我推开家门，满眼都是白色。外面很明显的风冷，太阳热——是南疆冬季正午独有的温热。雪停就是命令，整个小镇的人都出来扫雪了，扫那种冻得硬实的白雪，还有撬挖路上滑溜的冰层——每当这个时候，小镇就像一个巨大的铁匠铺，到处是人们的铁锹或铲子清雪时相互碰撞的声音。街巷，低矮的建筑物，还有沿街冷峭的树木——东二路街头拐角有一个卖馕的摊位，布上堆满了一摞摞金黄色的馕饼，偶尔会遇见一两个维吾尔族妇女从馕摊旁走过，她们目光里的凶悍与妩媚仅一線之隔。
而那些腿脚灵敏的小男孩三五成群地，用绳索将一筐筐手编草筐里的雪拉到街道另一边的空地上，把雪块倒掉——返回的时候，那只空着的草筐里坐着一个更小的拖着鼻涕的孩子，由大些的孩子拖着筐子在雪地上欢快地滑行，伴着矮墙围起的居民区上空的炊烟，一路上笑声不断，给这个古老的冬日平添了一种滞留的温情，构成了绿洲大地上贫民生活的一卷黑白画幅。
过了正月十五，当小镇人放完了鞭炮，吃完了豆沙馅芝麻馅的汤圆，新年的气氛也在阵阵饱嗝声中悄然隐匿了。
这天一大早，天气预报说，一股寒流就要南下，南疆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雪。
我推着自行车，再次出现在小镇的街道上。
这天中午照例是一个阴天，灰蒙蒙的天色让人有了想哭的冲动。我一路走着，看到饭馆及商店前面的节日垃圾被清扫干净，红色对联在冷风中变色，镇机关门前“欢度春节”四个字的红灯笼也摘下来了。不知是谁家办喜事还是饭馆开业，鞭炮声一时间不绝于耳，空气在震颤中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火药味儿。
不管过年还是不过年，整个南疆小镇到处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个大人物，没有一处热闹有趣的地方，没有一处令人心动的事物，这让我心中不知不觉泛起一些酸楚和失意，开始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哪怕一辆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想起有个外地人临走前搁下的一句话：你们这个小镇就是一个烂渣渣。
我想离开这里，但是却怎么也走不开——风季过后，五月沙枣花开，整个小镇弥漫着一股女性的腥味儿，不可阻挡地从门缝、窗口、墙缝以及一切肉眼不可见的缝隙步入屋子，那气味浓得简直化不开。
当夜晚来临，我朝着家的方向走去，街道空旷无人，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那是一团小而脆弱的黑影，天一亮就要融化的一摊黑影——我，是被自己的影子给困在这里了。
这座绿洲边镇对我来说，是一片又大又深的沼泽地，我深陷其中却不能自拔。
五
又一年春天到来，只有一件大事值得记述：那就是这座绿洲小镇暴发了一次罕见的沙尘暴，规模比往年大很多，够载入当地的气象史册了。
三月末，小镇破天荒地搞了一个“杏花节”。外县好多人都来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杏树迎来了它的盛花期，人们出没在花海中，当他们头顶着花瓣出来时，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和杏花一起燃烧后的迷惘的笑容。
街上的老人们议论纷纷：“这一年的杏花，开得有一点疯。”
疯是有点过分的意思。
这一天，我怀着隐隐的不安，沿着小镇街道向河滩走去，是真的，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杏花开得像今年这样歇斯底里的。
这一夜，父亲被连续做的几个噩梦惊醒。他睁开眼睛，听见窗户玻璃发出像刮鱼鳞一样的嚓嚓声。
下土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尘土，正从这个世界的边角升起来，空气里漂浮着混浊而诡异的浮游物，满得不得了，也空得不得了，像卷起了千尺高的黄澄澄的沙墙，将周围的一切阻隔，天光越来越暗。
懵懂的小孩子看着窗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嘴角一歪哭了起来。
几声鸡啼以后，天色仍然是混沌的。因而这几声鸡鸣，也像泡过水似的软绵绵的。我家屋后老车工艾江家的狗一出门，发现周围的景色全不对了，好像一盏黄色的灯被点燃，那光线一直从天边铺下来，看起来怪怪的。周围一片死寂，仿佛早被这黄色的天地所震慑。这条胆小的狗害怕地跑了起来。它跑得很快，全身映着黄光，跑在大路中间有点像离地半尺腾空而起的怪物。
对于这天早上突然降下的浮尘，人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们纷纷从窗子里向外张望，看着外边没完没了的浮尘，脑子一下子混乱起来，随即拉上了屋子所有的窗帘，把外面的世界关得紧紧的，然后打开电灯。老人一脸沉重，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从前是否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觉得这是一个凶兆。
这场罕见的沙暴天气整整持续了两天多。
当天边一抹亮光奋力地从浓云里挤出来，映照出整个小镇的丑陋与荒凉。马路边几栋厂房看起来也是脏污，歪七扭八的，像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浮尘压迫，快要倒塌了。
沙尘暴过后，地上铺了一层沙枣花。
这天早上，父亲站在自家门前的枣树下，感叹自己从这场沙尘暴中活了过来。他无视我母亲冷着脸，正挥舞着扫把清扫院落，还故意把夹杂着泥点子的沙枣落花扬得很高，被水淋湿继而又被浮尘浸染的枣花的气味，在阳光下越发俗腻。
他站在那里，深深嗅了一口气。他刚来南疆时，是厌恶这种花的气味的，现在却不一样了，他眼睛里也有枣花的金黄在闪烁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
我父亲让我上屋顶扫树叶。站在屋顶上，我远远地看见镇二中的会计王克坐在雇来的大卡车里，正嗤嗤嗤地碾碎一地尘土，朝我家的方向开了过来。车斗里的家什堆得高高的，司机的驾驶室里坐着王克家的女人和两个正朝我挤眉弄眼的小孩——早就听说他家要搬到库尔勒了。
我羡慕地看着车子远去。
正在院子里给我修自行车的父亲看我站在房顶上，怎么叫也不下来，只管把铁剪子捣得嗵嗵响。
我家所在的居住区，这一两年来陆续搬走了很多人家。剩下的老人、穷人，无力搬走的人，还住在这里。
那天，我当着父亲的面，小心翼翼地对母亲说起搬家的事情。母亲不置可否，我父亲很干脆，说他倒是想搬家，但是也要有个具体的地方接收这个家吧？可哪里会要他呢？还有这一家子的老老少少。 “如果小镇的人都搬走了，我们家上哪里去买菜？生病了，上哪里去打点滴？”
父亲歇斯底里的声音，在空荡的屋舍间回荡。
到了下午，太阳露出了小半边脸，天色又亮了一些，一棵棵被大风打劫后的树东倒西歪地隐入灰暗中。地上到处都是土，我的脚嵌了进去，虚虚的。走着的人也都灰头土脸，像要融化。
我骑着自行车在小镇四处闲逛，早先那条通往省城的泥土路早已经换成了柏油马路，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根新鲜的白骨。
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只有风。
不觉中，我又来到了镇巴扎尽头的戈壁滩上。停下自行车，背对着风静静地站着。
午后的戈壁滩无声无息，似乎包藏着某种祸心。我伏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地面上，想再听一听戈壁滩苍老的声音。
戈壁滩上的风是会说话的，它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像在附和著我，但是我无法告诉别人这个秘密。他们会认为我在说谎。
风很大，呜呜呜地刮，我恍若听见了风声中的话语，它说，走吧，走吧。
“走吧”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相信这是风发出的声音，但转眼间，那声音漫天都是，像是要溢出来了。
走吧，走吧——是不是，这个声音足够急切足够威严，让我信任了它？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定这是从这个戈壁深处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那是对我最后的劝说。
从戈壁滩回来的路上，走了一大截子路，依然看不到什么人，再往周围走上几百米的话，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了——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小镇连三层楼以上的建筑都没有。
一条路把镇子分成两半，路的左边是当年的工业区和厂区，包括家属院、俱乐部、老年活动中心、商店、菜市场、医务中心、幼儿园、学校等等。多年过去了，临街的那些房子，在很早之前是铺面，掉了灰的墙面上，依稀可以看到歪扭的毛笔字：“美发”“上海服装”“馒头油条”“四季蔬果”，还有周润发、刘德华以及“小虎队”的张贴画，垮掉了半边，斜斜地挂在早没了玻璃的窗户上。墙角有一盆花，是绿萝，在晴天朗日下像个静止的图案似的不真实。
路的右边是关停了的化工厂、炼油厂，曾几何时，这些大大小小的生产配套设施的车间喷吐着工业时代的浓烟，它们的存在，最终像梦境一样脆弱而短暂，成为了一个“寂静岭”——厂房和库房被废弃了，已经没有生活和生产的痕迹了，车间的门和窗户被砖块封死，有几面墙上涂抹着黑色的大字，一些工业垃圾丢了一地。
还有距它不远处的职工居住区，拆到只剩下三面墙，门窗都破损了，却还有人住，屋子里分明还有电视的声音。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有一条瘦狗在避阳的地方躲避热浪，被主人遗弃的鸽子咕咕叫着，却看不见人。
我突然感到恐惧：这是一个几乎要死掉的小镇。不，还没有死掉，却比死去更凄凉。
正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见居民区有一个女人走了出来，搬出一把椅子，坐在坍塌了小半边的墙角蔽荫处织起了毛衣。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慢慢走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一团鲜艳的包裹——居然是一个小女婴。
她的啼哭声响彻在空荡的屋舍间，一时间，长风浩荡的戈壁滩，还有明亮干爽的阳光、烈日下的蝇阵、长途汽车的喇叭声，以及雨天里的泥泞和彩虹等等，在她的周围旋转，成为闪闪发光的背景，与我生长在一起，难舍难分。这一切像一双巨大而透明的翅膀，带我腾空而起，飞越在戈壁沙漠的漫天黄尘中——每一粒沙子都包裹着一个短发少女，肤色黝黑，双眼明亮。
南子，作家，现居乌鲁木齐。主要著作有诗集《走散的人》，散文集《蜂蜜猎人》等。
风开始朝着东南方吹过来了，融雪的声音在暖和的阳光里滴答，让人的心情轻松又愉快，紧缩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皮肤开始松懈。姑娘们在风中做一些骚动的有关爱情的梦，脸上开始生出桃花癣和草莓般的粉刺。
那些写在墙体上的标语，也在一次次的粉刷中被彻底掩盖了，人们走在街上，似乎都在猜测，将来的生活，会变好吗？
被戈壁沙漠包裹的这座绿洲小镇仍然缺少树木，阳光依然暴烈，人们的生活依然贫穷——每家平房的过道都阴暗而荒凉，每扇木门的后面，都有两三个孩子在没有装饰的屋子里玩耍，都有一个蓬头垢面的母亲在水池边弯着腰洗衣服，因过多的家务闷闷不乐，疲惫不堪。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镇人家的气味——那气味似乎大致相同，我家里也有。它混合了肉身的味道，家具的味道，缺少关照的植物的味道，厨房里冰冷食物的味道，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充溢了整个房子——其实就是一种贫穷的味道，就像贫穷不仅仅是缺少金钱，而更像是生理上的感觉，若我出门久了回到家中，一进门会屏住呼吸，好像这股味道会伤害我一样。
夜晚降临，各人怀着自己的心事和梦境入眠。就像我，从未感觉到这里是我的故乡，而我的家人，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好人。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自我怀疑中，我觉察出这座绿洲小镇的历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起了诸多变化。
人们比平时更热爱报纸、广播，热衷于单位开会时的各种消息，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弥漫了整个小镇，随着污浊而湍急的河流暴涨、升腾，笼罩着夜晚黑漆漆的小镇，像是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谁都可以感知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人们的只言片语中。
这个早春，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在小镇的东巴扎如期举行。南方客商带来了江浙一带过季过时的服饰、珍珠饰品，还有干咸的海产品，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等等，这些物品带着内地与众不同的气息，让人兴奋。
展销会开展的第一天，车身贴着“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标语的几辆卡车载着货品在街道上缓缓行驶，每辆车都有一个大喇叭，每一个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唤，推销他们的货品。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在卡车掀起的尘土后面——还有一辆车停在东巴扎门口，喇叭声里传来宣传义务献血的种种好处，还有一辆类似的车朝相反的方向慢慢行驶，在宣传计划生育，夫妻如何避孕等等。
东巴扎上人来人往，人们在搭建起的一个个简易棚里蹿来蹿去，潮水般从左边的门口涌入，又从右边的门口退出来。人太多了，他们的脚踩在了一起，肩膀在相互挤压，眼睛贪婪地四处张望着，鼻子嗅着商品的气息——在这里，人们挑选着服装，挑选着日用品，其实是在挑选接下去的生活。
这一年，是一个人人可以谈论钱，谈论发财的年头。稍稍动些脑子的人都赚到了钱。我家隔壁的老宋，白天在机修厂上班，晚上到露天电影院卖自家炒的五香瓜子，他老婆还做酸辣萝卜，把大块的萝卜剁成小丁拿到学校门口卖，也赚到了钱。
还有人在夜晚的路灯下卖酸枣面儿，卖烤土豆，卖凉粉。以前农村老乡家门口掉落下的桑葚，青杏儿，路人都可以随便拣，如今也都不行了，想捡走的话，就得掏钱。小镇上还有一个聪明人，是一位中学教师，发明了怎么去除开水壶中的水垢的简易方法，将产品做成小包装，骑着自行车去镇上每个单位推销——人们在一起谈论的话题离不开凤凰牌自行车、永久牌自行车，还有熊猫牌黑白电视机、“砖头”收录机，就像现在的人们谈论好车、好房——
这一年，广播报纸正提倡“人人会挣会花”，号召老百姓多花钱多消费。有一期报纸上的新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版面做的是“能挣会花的先进典型”。记者在这篇文章中尽情嘲笑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陈旧思想观念，还走访了河北一家当年最风光无限的“万元户”。記者赞美了这个“万元户”家的摆设、全家人的着装，以及丰盛的饭菜，并热情洋溢地作出了结语：“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我坐在镇机关的台阶看这张报纸，它原是用来包裹刚买来的热馕。我一边捧着皱巴巴的报纸，一边看着远处，好像远处有着报纸上所说的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
这一年，小镇开始兴建土木，搞绿化工程，铺地砖，盖房子，小镇还凭空多出了几条街道，街道两边几乎都是私人门面房，一个比一个花哨，开业的鞭炮总是响个不停。
我仰起头，看高高的脚手架在空中一起一伏。在这个绿洲小镇看似百业兴起、欣欣向荣的盛大气象里，我隐约感觉到一种没落颓势的东西正伸出它的触角，在小镇最边远的角落生长，繁衍。
是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是该换一下生活方式了。
只要天气晴朗，镇子上的人似乎来到了大街上，人们除了走向镇东巴扎，走向商场，走向餐厅，还走向朋友，走向恋爱——人们走在街上只是为了走，走进商场和东巴扎也是为了走，老人们随便走一走就回家了，可是年轻人还在走，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不停地走，觉得只有在走着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正年轻。
人们兴致勃勃地走着，似乎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了现在和将来。
只有我的人生仍在南疆小镇的围栏中。
一
春雪过后，杏花便是绿洲春天来临的最确凿的信号。
大簇的花朵从干涩枯黑的枝杆绽放开，引来成群的蜜蜂。正午干热的阳光倾泻下来，照射在地面上，光线刺目而嘹亮，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湿热的花香。
尽管这样，南疆小镇仍然感觉没有春天的存在，一过四月，沙尘暴时不时地会来，吹倒房子，吹倒树木。每年这个季节都如此，人们心绪淡然，知道它会来，像等一个老朋友。不，是在等一个无聊的劫匪，它不确定哪一天会来，要么早一些，要么晚一些。
沙尘暴到来时的天色像黄昏，有着异样的静。这种寂静是物质的，像灰色的墙，厚而冰冷，可以听见云碰撞云的声音。整个天空像翻了个盖。沙尘层层落下，像水渍一样地漫延，总有一天，它会不动声色地填埋掉房屋、植被，还有人。 沙暴来临的那几天，上了泥的红柳枝屋顶被风掀起来，房子里的残骸碎片被吹到了空中，还有烟熏过的细椽木，没了玻璃的窗框在地上到处翻滚，紧接着，哐哐哐地跟过来的是打馕用的铁皮盆子，酒瓶子，还有掉了封皮的彩色画报。
大风过后，我在厕所门口捡到过一个没了眼睛的橡胶娃娃，衣服破残，一只胳膊指向天，另一只指向地——它绝不是我梦见的那一个，我看了一眼，就扔下了。
距这个厕所旁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我经常眯着眼睛，凝望这条通往省城乌鲁木齐的路。当年这条公路上，只有往来省城的班车和运油车，少有外省的汽车经过这里。
小镇燥热的正午，正是这条公路相对沉寂的时分，柏油公路像一条简单的黑而直的细线伸向远处，初夏的阳光像碎银一样弥漫开来，明亮而坦荡。路边的杂草，红柳丛姿态安静地伫立一旁，野蜂和蝴蝶在花蕊上飞进飞出。
我走着走着，在马路中间突然站住了，四处张望一番，脚下的碎石散发出新鲜沥青的刺鼻气味，心情也像这个天气一样烦闷不安。
然后，我看到远处的公路上有一个小黑点，近了，原来是一辆运货卡车正从远处驶来，细微的声如虫鸣，很快，这辆卡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一个多小时过去，这条公路上只有三辆运货卡车和一辆长途客车驶过。
常有人从车上扔下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譬如香烟壳子、彩色糖纸、果皮、旧弹弓、废弃的电池、空酒瓶、揉成团的电影海报等等，我捡到过一个用彩色丝线缠的金鱼形状的手工艺品，是半新的，却被随意扔在了公路边。我经常把自己挑中的物品放到书包里带回家，一件一件摆到床上看。
我母亲厌恶这些看上去脏污不堪的物品，经常一股脑地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公路边继续执着地漫游和寻找。
我曾在公路边上捡到过一只铜钥匙，钥匙上黏着一小片白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人名：李军。
我看着这把铜钥匙，想着跟这把钥匙有关的房子，还有住在房子里的人，但很快，我的视线又被另外一些新奇的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个破旧的钱包，用彩色画报纸折叠而成，当年流行这个。打开钱包，里面只有一张贰分钱的纸币，一张母亲抱着一个小婴儿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张从乌鲁木齐发往小镇的长途汽车票。
看日期，是票的主人两个月前买的。
钱包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不觉得遗憾，可我喜欢这张长途汽车票，因为它代表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对于当年从未坐过长途客车的我来说，几乎是一件令人羡慕的珠宝。
长这么大，我还从没去过任何一个城市，我在这座绿洲小镇生活的漫长时光里，走遍了大小两个镇巴扎，小镇东边的那条渠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小时候和同伴们夏天在渠边和尿泥，打牛牛，冬天堆雪人，在冰面上滑爬犁。
还有，小镇周围的戈壁滩，沙尘裹着热风一次次地从上空飘过。地面是干硬的盐碱壳，人稍稍往那儿站一会儿，就会沾上一整天的热气，一地的热气，一身的热气——
除了到处闲逛，我还吃遍了小镇千奇百怪的食物，酸枣面儿、小白杏儿、老汉瓜、多汁不膻的烤羊肉、皮辣红;还有东巴扎上老阿娜家的豌豆凉粉、凉皮、薄皮包子、皮亚曼石榴、镇医院门口的红枣、青皮土桃、镇民警大队院子里的葡萄、化肥厂里的无花果。
河滩上的沙子被我玩了又玩，河水中的小鱼被我捞了又捞。逛得久了，我闭着眼就能一口气走完小镇的街道，有时，我过了河边的桥，沿着河流一直往东走，河岸时高时低，就会看到一片大沙枣林，粗大的树杆是红褐色的，弯曲如蟒，布满了裂纹，沙枣林的右面是一座清真寺，一条小路蜿蜒至此。
我感觉自己走出这个地方很久了，回头看，却依然在这座被戈壁沙漠包裹的绿洲小镇生活。
我常常幻想有那么一天，在沉闷而强有力的喇叭声中，一辆长途汽车裹着尘土停在我的面前，一位司機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我问路。
我没法预料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但是仍满怀希望地在公路旁等候——等候有那么一天，真的有一个人——我希望是一个男人，他在马路边看见了我，他下了车，嘴角含着一支香烟，微笑着向我走来，对我说：“请问现在几点了？”
那时的我，眼神，肤色如戈壁沙漠一样火热，他或许会钟情于我，缠着我，把我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
为什么不呢？
这条通向省城的路，把我同外部的世界联系起来了，我希望能够从那个未知的世界汲取点东西，以此逃离一大片浸透了白色盐碱的绿洲之地，去别处生活。
但是这条路上少有外地车辆经过，更别说陌生男人了。
很多时候，我是很无聊的——我在河边的沙地上用彩色的碎石子拼出一个巨大的头像，非男非女，非人非兽——我拼了整整一个下午，乐此不疲。
黄昏时，一架喷气式飞机划过头顶，屁股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我追着它跑了好久。
我看见一些孩子，每个人的手上捏着一枚杏核，在水泥地打磨简易的口哨。其中有个小孩子的杏核打磨开一个口子，像张开的假牙，欲言又止。
我看见一个老乞丐，是个女的，她只有三颗牙，一条腿，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很滑稽。她全身披挂数层看不出颜色的衣服，喜欢混在一群孩子中，抢夺他们手中的沙包，皮球还有毽子什么的。她追逐一只皮球，那只球在夕阳中高高地落下，又弹起，她笑得几乎趴在了地上。到了冬天晚上，没人邀她去家里避寒，她没处可去，蜷身某一处屋角下睡觉。下雪的夜晚，我隐约听见她被冻哭的哀嚎声，像一只绝望的母兽，被刺骨的寒风撕扯。
夏季。小镇燥热的正午，无比宽阔的马路没有人，没有来往的车辆。一只鸡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一只鸭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它们擦肩而过，没有打招呼。
上露天厕所的时候，我长时间凝神于一摊污浊的尿迹，看着看着，觉得这摊水印里有人、有树、有鸟兽出没，像另一个微缩的人间。
我还看见过一场巨大的火灾，平房之上的火光串通了晚霞，点燃了天空，色彩绮丽绚烂，房子被烧去了一大半，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 整个童年时代——我喜欢在这些莫名其妙，但又妙不可言的事情上花心思，但我更盼望某个外地人在卷着一团尘土的长途汽车上出现。只要看到车，还有陌生人，我就会感觉自己不那么孤单了。
就在我十二岁那年，一些外地人真的由长途汽车喇叭声带到了这里。从那天起，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绿洲小镇，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我，正不知疲倦地尾随这些外地人游荡。
其中一个外省男人，他是准备来这里开矿的，各种传闻说这座小镇周围的戈壁滩下面全是石英石。
五月暮春的一天，这个外省男人数天来因在路上奔波，有些劳累，他在沿街一家旅社订好了房间，没吃饭便睡下了。醒来时恰逢第二天正午，灰蒙蒙的阳光下，干燥的热气混合着浮尘，像油渍一样沾在道路两旁的新疆杨以及枣树的叶片上。
灰头土脸的沙枣花提前半个多月开放了。
几位园艺工人手执铁剪在修剪马路两边的沙枣树，正值全盛花期的枣树枝叶铺了一地，刺鼻的腥甜味儿像水一样荡漾在空气中。这个外地男人在半梦半醒中，无意识地伸出两只手，想驱赶这股具有侵略性的气味——似乎没啥作用，他的睡眠就这样被打扰了。
外省男人稍洗漱了一下，便来到了大街上。小镇街道狭窄，沿街的房间破损老旧，大都敞着门，聚拢在一起就像是一处居所似的。街上的人都骑自行车，都有一副无所事事的神情，偶尔会有一两辆汽车驶过，带起飞扬的尘土，让人意识到戈壁沙漠就在不远处，从空气中就能闻到它的碱性气味。
不经意间，他拐到了一条巷道，它的形状像灰色的裤带，空寂幽深而又狭长，两边的砖房有如裤子上的皱纹，死去一样地固定在了这里。
外省男人在巷子里走走停停。路两边的砖房低矮破旧，有些房屋一点灯光都没有。腐烂食物的气味混合着尘埃在污水沟里静静地发酵。一个女人从自家门口探出身子，怒气冲冲地把一盆脏水泼到了门口，有几滴水还溅到了他的身上。几位老者懒洋洋地靠在巷道晒得发烫的泥墙上，或蹲或站，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陌生人从跟前走过去。
外省男人继续往前走，刚下过微雨的街道上，一个个浅水坑扭曲着，闪着忽明忽暗的光，低矮错落的房子退在一旁，暮春微寒的天气让它们个个蜷缩起身子，一些路人裹紧衣服急匆匆地往家赶，他也忍不住缩紧了肩膀。
突然，这个外省男人的头被一个小物件轻轻敲了一下，一枚沾着青黑色果皮的桃核儿落到了地上。他转过身，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用褐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不时地用更脏的小手擦嘴，表情无辜无邪。
外省男人把目光定在了小男孩的脸上，虽然，小男孩的眼珠子如演戏般地乱转，但又像是这条巷子里唯一静止的东西。他长久地盯着他看，这目光几乎要将自己催眠了。这时，很远的地方传来清真寺阿訇悠长的呼唤声。
路边上的这个小孩子一下子就不见了。
再一看，巷子里的人都全没了。
小镇街道两旁的树，除了新疆杨，就是沙枣树，太多的沙枣花，开放在道路两旁的巨大树干上，密密匝匝的花朵一簇簇涌上枝头，把树杆都压弯了，给这个外省男人留下一种竭尽全力的焦灼感。
路上，他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糙爷们，骑着骑着，就停了下来，手臂伸到了路边开着枣花的枝蔓中，然后又将整个脸贴近花丛深嗅。那姿势很女人，很矫情。
他嗅着嗅着，猛然听见身后有过路的妇女在笑，很不好意思地回过头，脸慢慢涨至通红。
连续好几天，外省男人浸润在这样的气味中头晕恶心，甚至有想要呕吐的感觉。一个词，在他的喉咙里憋了好几天，像要从喉咙里呼啸而出，化为一声尖叫。
但是他终究害怕这个词，从早到晚回避着它，到了最终离开这里时，也没能说出它。
这个外省人终于忍不住了，悄悄地离开了这座有如梦魇般的南疆绿洲小镇，再也没有回来。
二
哪儿来的炎热？哪儿来的疲惫？我承受着夏季的炎热迸发。它漫延开来，街道，屋舍，走来走去的人被淹没其中。
这一年的盛夏七月，连续好几天四十七度，让整个绿洲小镇成了平静火灾的牺牲品。没有火焰，但人们却像躲避真正的火灾一样整日惶恐不安，这种气温不适合人类，但同样也不适合动物。一些被热死的麻雀、土狗和鸡，以古怪多变的姿态纠集在黏糊糊的柏油马路上，在烈日下暴晒它们腐烂恶臭的尸体。
我想在一张床上，平放这具滞重的，灌了铅一样的难以移动的躯体;平放这具在炎炎烈日下，几乎跌倒在喑哑大地上成熟了的躯体。
到了黄昏，才是小镇最热闹的时候。
这里的女性，吃了饭后一起搭伴儿钩花，织毛活儿，一边织，一边传播各家的闲话，东家长李家短的，有她们存在，就好像有一个庞大的黑影子在我的头顶上晃动，朝着我指指戳戳——
我不想跟她们搭伴。从童年开始起，我就嫌自己的世界过于拥挤，老的小的，全是人。彼此推搡，踩著，挤着。而我什么人都不想要——可憎的人、可敬的人、可爱的人，我一概不要。
我像一个真正的外来者一样，始终与小镇人隔着一道深深的裂沟，游离在他或者她们的群体之外，承受着一个熟悉的“异乡人”所必须承受的被驱逐的感受。
与群体融为一体的快乐，于我是一种永久的欠缺。
我喜欢独自一人到公路旁的戈壁滩，找块硬地，一坐好久。
当年这个偏僻的小镇，还是很闭塞落后的，家家没有单独的卫生间，上厕所都是距家里好几百米远的旱厕。而那些旱厕，大多设在镇公路旁。
比如我的家人，他们身上憋着“情况”，口袋里揣着几张粗糙的大便纸，外出上厕所要穿过好几栋平房，一条土路，还要下一个大斜坡，才能到达公路旁的这个旱厕。所谓的厕所，就是一个正方体的大坑，一边写着“男”，一边写着“女”。
多年之后，我想起跟与这个旱厕所有关的事，就觉得，它好像一个荒诞小品。
此时，落日红得像血，把平坦的戈壁滩也染成了红色，远处的荒山像一头困兽，等着山里兵站的导航灯给它点上眼睛。如果长时间地望着，心里会莫名地感到哀伤。 要知道，新疆与内地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因了这个时间差，当内地人早晨上班时，新疆的天还黑着，人们在被窝里做梦;到了黄昏，内地人吃完晚饭天就黑了，而新疆的天正大亮着，明晃晃的太阳挂在树梢，孩子们在家门口大喊大叫地相互追逐、嬉闹，而太阳起码还有两小时才落下山。
在那个年代，时间对于大多数新疆人来说，只有上午与下午，白天和晚上。
这是一种混沌的时间，没有被分割成小时分钟秒，却给了人们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
虽是暮夏时节，地上到处都是落叶，踩在脚下沙沙作响，让这个小镇愈加破败。大街上走着好多人——看打瓜游戏的人，东张西望的人，无所事事的人，还有在烤羊肉摊上一边喝酒一边干嚎的人，在镇机关的篮球场，一遍一遍独自投球的人——
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太阳终于很不情愿地落下山，余晖成了梦幻般的粉紫色、橙黄色的火烧云，明亮炫目，仍在汹涌甜美地燃烧，映照着人们平静的脸。天地变得柔软——随后，昆仑山的巨大阴影覆盖了大半个山脉，直到黑夜的暗影爬伸到我家的屋檐角，很快淹没了周围的一切。
夜气凉了下来。依然破旧的漏石灰的房屋前，空荡的晾衣绳似乎还有着衣服的影子，红柳枝铺成的屋顶上，几根细电线交错在烟囱灰黑色的轻烟中。有些人家的屋子里亮着光，带着睡眠前惺忪困乏的人体的气息。
这时，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的身边驶过，卷起一小团灰色的灰尘。我的白色棉衫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闪着微光。
南疆暮夏的夜晚太安静、太驯服了，它像露珠儿一样丰盈，又像蜜汁一样浓稠，带着丝丝奇异而感人的光泽。而且，也太漫长了——漫长得像要融入到次日的白天中，但就是在白天，小镇特有的宁静，在本身的静当中，像死去了一般——但总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正午时分走到无人的公路中间，在强烈的日光下站了一会儿，看着远处发着白光的公路，直到脸被烤得发烫。
绿洲旁的戈壁沙漠，像是等待一场大雨、一场飓风。荒地上、垃圾堆、小渠旁，野生的小葵花在烈日中打开黄灿灿的花盘。
戈壁沙漠上的植物，香柴胡、沙红柳、麻黄、芦苇、花苜蓿、野亚麻、黄花苦夏子、野息香、沙茴香、黑枸杞、沙蓬、石蒜兰、白柳、蒲公英、马茄子、龙葵等等——到了一定的季节，该开花的开花，该拉秧的拉秧，蜂飞蝶舞，虫鸣鸟唱，好不热闹。
开花时节，在阳光下有的是一朵，有的是一簇或者一大片，广阔而夺目，泥土的气息和花瓣草叶的气息一起蒸腾。
就在这样的一天，我与二姐瞒着母亲，准备去山里探望我的父亲。
二姐的口袋里揣着从母亲那儿偷来的三块钱，牵着我的手，一大早在镇东巴扎路口等待过往的车辆。当阳光开始变得暴烈，才终于拦下一辆去四都山采石场拉石料的拖拉机。
这辆破旧的拖拉机上坐着好些个到农场割麦穗的妇女。车子刚行驶的时候，她们叽叽喳喳地说话，问了我俩很多无聊的问题，我与姐姐像约好了似的，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我父亲打成右派分子离开家之后，受大环境的影响，我很怕生人，特别是怕那些用手点着我的脑门的人，还有挤在一起窃窃私语，用排斥的目光扫射我母亲的人。尽管在一两天前，他们还跟她在一起亲热地说这说那。
一路上，我们挤在被烈日晒得滚烫的拖拉机的车斗上，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酷热的风扑面而来，我们很快变得疲惫不堪，慢慢地，车上没有人再说话。
拖拉机正穿越一个个绿洲村庄，沿途有戈壁滩，玉米地，以及满身尘土的孩子和大狗。
绿洲村庄的公路上，永远有孩子在乡村公路上不知疲倦地戏耍，有瘦瘦的黄色土狗与他们做伴。孩子的童稚之心也像是带有一些兽性。
只有当车子经过时，他们的父母才从低矮的土墙上抬起身子，看孩子们和狗是否还在原处。
天气实在太热了。偶尔有几辆驴车与我们相向而过，驾车的都是来自附近乡村的维吾尔族少年，他们身上有乡下孩子的荒蛮之气。当拖拉机终于在路边一个小村庄停下，车上的人跳下车，找村民要水喝。三三两两的维吾尔族村民——主要是男人，他们或蹲或坐，聚集在土墙根下，一边看着我们这些异族人，一边议论我们的相貌和装扮。
他们讲话时很大声，好像彼此间离得很远，争论的时候也像吵架一样。要不是这声音同他们和善的脸成正比，要不是他们此时的心情还好，这些声音肯定会吓住自己。
在这个村庄，我看到更多的是孩子。他们像小动物一样，在满是尘土的乡村出现。他们大都生着比泥土还要暗的肤色——是紫铜色的，仿佛从地平线上涌起，从田野里长出，从树林中显现，在河面上留下倒影，在整个绿洲大地上，他们无处不在。
他们围看了我们好一会儿，感觉从我们的手中，衣服口袋里不可能找出吃的东西，就没耐心了，不一会儿，纷纷大呼小叫地散开了玩耍。
当拖拉机继续行驶，拐过村庄路口的一间铁匠铺，我看见一个维吾爾族男人在淬打一件工具，向正午的阳光送去一束束蓝色的火星。
这一天的记忆脱离了父亲离开我的所有日子，单独跳了出来，像一颗人参果，要经历三个夏天，才有可能孕育出像今天这样的日子。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戈壁滩上的热浪杀气腾腾，人犹如身处地狱。一路上，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远处。远处，是看不到尽头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像热浪中难以融化的雪，偶尔有灰色的野兔和旱獭，从戈壁滩上的凤尾草、骆驼刺、红柳丛中蹿过。
我一直看着戈壁滩反射出的白光不说话。
从这一刻起，一直到往后的岁月，内心好像不再有欢笑了。
这一年夏季，小镇因搞各种工程，从外地进来了好几支建筑队，他们带来了好多辆拉货卡车。白天，这些卡车运载货物，在沙漠公路上往来穿梭，到了夜晚，卡车司机将车子停在公路边，打开车灯，在半隐半现的光线中围拢在一起，进入到属于他们的世界中。
这些卡车司机们都有一副走南闯北，见过天下的痞气。黄昏时，他们光着膀子，三五成群地在靠在镇招待所的墙根，捧着大海碗吃饭，吵吵嚷嚷的，时不时地爆发出粗鲁的大笑，对着过往的姑娘小媳妇们挤眉弄眼地吹口哨。 我对他们没啥好印象。他们大多衣冠不整，特别是夏天，他们穿得少，或者干脆裸着上身，下身只穿自制的白粗布短裤，布料大多来自“丰收牌”面粉袋子，裆部很宽，裤腰的尺寸放到最大，随意挽一下，就用裤带系上。
他们的双手似乎都带着过度劳损留下的伤痕，年轻的几个司机还爱喝酒，他们一边分享着香烟，一边把瓶装的高度白酒传来传去，喝着喝着，还揭开自己的衣角擦汗。酒越喝脾气越暴躁，有时在谈论着什么话题的时候，突然就出手打起来了。年纪稍长一些的，平时眉眼温和一些，喝多了耍酒疯也耍得温和一些，其中有一个留络腮胡子的司机喝多了，喜欢平躺在镇招待所前的花池水泥台上，他的宝贝——那个小小的、沾着油污的红梅牌收音机就搁在他的肚皮上，里面正连播着小说《杨家将》，当收音机的铿锵女声停下来的时候，他如雷的鼾声，正和着周围戈壁滩上浩渺的风声。
那时候，这座绿洲小镇与内地还没有开通到乌鲁木齐的班车，可能当时没有太多人需要到这个僻远的小镇，而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也没有多少要紧的事情需要离开。
如果去乌鲁木齐的话，坐这些卡车司机的拉油车，沿着戈壁沙漠的路上得颠簸七八天，免不了要在途中投宿。
我想象那些停留在空旷的白碱滩上那些破烂的土墙房子旅店，在被热风烘烤的深夜中，旅人们就这么迷迷糊糊地下了车，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两声狗吠中抬起头，看满天灿烂的星空在广阔的夜空微微倾斜着。
这一年，来小镇的长途汽车和运油车多了起来。
往来的司机在一团团尘土中不停地按响沉闷而强有力的喇叭，以驱赶在公路上玩耍的孩子们。那些孩子像水一样从家里涌出来，聚集在公路上追逐打闹。过往的大人们并不理睬这些孩子，如同他们根本不理睬在周围飞舞的蝇虫。
孩子们太多了，但是在这个沙漠边缘的绿洲小镇上，什么东西不是太多了呢？
这些孩子没见过啥世面，平时除了玩沙子、玩泥巴、玩雪之外，还玩其他东西，比如磨杏核哨、放风筝、打牛牛、追赶家禽、摘野果子等等。
这个时候的我，总是渴望着早日长大，早日离开南疆，以摆脱恶劣的沙尘天气，还有令人压抑的酷热。
三
待家里的茶叶罐子快见底的时候，又一年秋天到了。秋风携来了凉意，炎热从这个被沙漠包裹的绿洲小镇消隐，人们纷纷穿起了长衫长裤。
每年这个时候，大概是受到南疆金黄胡杨林的吸引，众多的猎物如黄羊、野兔、野猪等纷纷在此落户，一些从外地来参观胡杨美景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当他们途经此地，我远远地就能听到汽车喇叭在小镇公路上发出回声。声音越来越大，像是充满了整个小镇。
九月開学那天。同学们彼此说起暑假的见闻，也都是兴致勃勃的。
我很少加入这样的聊天中。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新疆杨，不知怎么就想起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叫《夏天过去了》。
这篇文章说：“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我的心里反反复复地回响着这句话，仿佛那是一个如泣如诉的旋律，是一个不让人破译的隐语。
“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
是的，又一年夏天过去了，但我好像忘记了远在他乡的父亲。
暮秋黄昏，街道上出奇地安静，镇机关门前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全都拆掉了——让人耳根清静了不少。街坊邻居们没啥事做，各自搬个小马扎在家门口一起说闲话，说着说着，觉得话不投机，没啥意思，打个哈欠算是告了别，早早关上自家门睡觉。窗外的光线很亮，能得见树上蹦跳的鸟影，有人眼睛睁着却睡不着，听觉似乎变得异常灵敏。
我母亲在这个时候，还经常在外面转悠。
为了给我大姐红掌治病，她开始热衷找各种秘方，经常提着一只小塑料桶满街转，特别留神屋檐、树梢上有没有母麻雀的粪便，蜘蛛网啥的。她拿着一根铁钩子到处挑、戳、扯——看见过路人一脸诧异的表情，我母亲郑重地说：这是很重要的。
她的药引子总是很古怪的，比如蚂蚁下的蛋，蜘蛛的脑袋，还有吃奶男婴的尿等等。她对我说，没有这些药引子，再灵验的秘方也没有效力。
但我始终也没看见，这些古怪的东西在姐姐身上发生效力。
在姐姐一连串的白眼中，我有了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感觉自己的世界一下子拓宽了，有了作为一个少女开始探索世界的热情。
自行车真是一个好东西，它比我强大得多，轻易地就能把我带向双脚无力抵达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绿洲小镇尽头的南戈壁滩。
南疆的春天长风浩荡，与它有着同样力量的是广阔无垠的南戈壁。当大地冰雪消融，层层地泛绿，人世间最早的芳香已经从盐碱地、从花朵中、从一切已然成熟的万物里散发出来。
被戈壁沙漠困久了的人，是不是沉默而胆怯？比如我，心里总在渴望，但又总是在犹犹豫豫，还有一些不甘心——它那么地广大、无垠，何时是个尽头啊。
那是春天，到了夏天，时间就像戈壁滩上的热风，缓慢得像要凝固，连电子钟也都走得不大准了，到处都有滞留不去的蝇阵与热风，沙尘暴说来就来。
正午的睡意像一张灰色的网，在它的笼罩下，身体变成了没有重量的东西，手脚和头脑全都融化在一片灰色中，我时常在正午某个时辰睁开眼睛，那来自内心低潮的寒冷，常常在不设防的时刻向我袭来。看草席上被汗水浸出来的形状，感觉皮肤都被泡白了。
我整天没有什么事可干，吃过晚饭后将碗在桌上一推，骑上自行车就到外面逛，逛累了才回家睡觉。
我母亲总是对我大吼：“你是一个造粪机器啊你。”
这天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无所事事地在东巴扎一带闲逛。
东巴扎路口两旁摆着好几张台球桌，一群小镇青年在打台球，昏暗的灯光映照出他们无所事事的、懒洋洋的脸。
像无数个相同的夜晚一样，几个维吾尔族年轻人靠在墙边，默默地抽烟，他们和我一样，是这个小镇最最寂寞的人。 天边的云一如既往地从粉紫到灰白。夜晚的黑暗，携带着寒凉的夜气，与沙枣树潮湿、腥辣的气息以及落叶的腐败气息混合在了一起。
距离台球桌不远处有一个烤肉摊，卖烤肉的人含混不清的吆喝声传出很远。破旧油腻的木头桌面上，砖块收录机发出的维吾尔族民歌有着昨夜欢笑的味道。
两头老掉的毛驴拴在东巴扎路口的木桩上，驴身上落满了尘土，它们古怪的模样像是各种奇迹与罪恶的混合体——只是现在，它们都睡着了，疲倦的蹄子撑起了一個灰蒙蒙的世界。
四周很静。除了不远处新疆杨的轻哗声外，别无其他声音。
偶尔，一个脸色困倦的酒鬼浑身喷着酒气，摇摇晃晃地从我身边走过。我看着天边一颗流星拖着一抹柔和的光亮，蹿入远处的草丛。还有比流星更为绚烂的大颗的星星，在夜色中，像碎银，突然齐齐闪亮。
“我这是在哪儿？”一个声音在迟疑的反问中低了下去。
我的声音最后变成了喃喃自语。
这时，一个年幼的维吾尔族行乞者拦住了我，在夜色中缓缓向我伸出脏污的手掌，嘴里含糊不清地吐出一串我听不懂的语言。
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我家总是很穷。有那么几个月，母亲一到发工资日，姐姐必定向她伸手要零钱。她要攒钱去小卖部买一种奇怪的小白布兜。我听说这个小东西很神奇，小镇上的时髦女孩人手一个，可以把胸前两只不安分的小鸽子兜起来。
后来，她终于有了这件宝贝。我对这七巧板似的拼接而形成的两只碗状的小布块着了迷，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摸呀摸的，感叹时髦女孩的奶是不自由的。
这一年我十三岁了，老觉得胸口肿胀，一直肿胀，像一夜间要孵化出一种奇怪的东西。我也想要一只这样的布兜，不止一次，我暗示过母亲，她用奇怪的语气对我说：“你干嘛要穿它？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穿过这玩意儿。”我当然知道，母亲的确是从不穿内衣的，两个褐色的乳头顶在了衬衣上，忽隐忽现。以母亲的姿色和做派，当然不是为了引诱人。
体育课。我围着学校的操场一圈一圈地跑步，没有胸衣束缚的两只乳房一摇一荡的，在单薄的布衫下发热、膨胀，汗水顺着黏湿的头发滑落下来。隔着衣服，连我自己都能够感觉得到它犹如涌着蜜的蜂箱，快要溢出来了——终于有男孩子注意到了，像受到了诱惑，多看了我几眼，然后故意放慢速度，好与我并行搭讪，却被我爱理不理的目光拒绝。
没有了胸衣的束缚，我的身体也像是没有保护，很没有安全感。我的两条手臂试着交叉，然后环抱自己，这样似乎要好些。
可能我的乳房长期没有内衣约束的缘故，晃晃荡荡的，满满一大片，没有形状，没有边际，简直要从腋下漫溢出来，奇怪死了。到后来我有条件买内衣的时候，就发了疯似的买，像是要恶补那些年的欠缺。
一次自习课结束后，碎嘴的女同学在一起东拉西扯。不知怎的，说起了关于乳房的暧昧话题。居然说到了我姐姐。那时我姐早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一个社会女青年，她们对她的乳房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夸张了她乳房形状的丰盈，还说她是“下流货”。
她们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我当然听见了，没有反驳，只是傲骄地微笑，好像认可了这一说法——谁让我们是姐妹呢？
可是母亲，对我身体隐秘的成长却熟视无睹。只要她在家，我就会感到不自在，如果她让我跟着一起去镇巴扎上的菜市场买菜，她在前面推着自行车，我就想方设法走在她的身后，远远地跟着，如果她带我和姐姐看露天电影，我肯定会挨着姐姐的身边坐下。
有那么几次，我挨着我母亲坐着，身子也有意识地跟她保持距离。还有，只要母亲在房间里，我就会找借口离开。她跟我说话我也不太搭理，这种情绪既不是畏惧，也不是仇恨，是一种不自在的感觉。那时的我，真的很羡慕别家的小孩，像一条狗似的，对自己的父亲母亲充满着依恋和崇拜。
我在漫长的夜晚独自一人睡觉，肉体悬浮在黑暗中，没有亲人抚摸的皮肤孤独而饥饿。但当时的我意识不到那其实是一种饥饿感。
多年以后，当我怀抱自己的小婴儿，我舔着、抚摸着她小小的脸蛋、小小的手脚，看她满足的甜笑，我才意识到，活着的孩子，是多么期待亲人之间的抚摸。如果没有，身体必然饥饿。
在好多寂静的、闷热的、漫长的夜晚，没人看见一个内心敏感、孤独的少女独自醒来，又睡去。窗外，一抹清幽的月光倾泻进来，照亮了那破旧的大床拥挤着的一家人，此时，他们因白天的疲倦而沉沉入睡，鼾声此起彼伏。
这个敏感的女孩悄悄地坐起，身边横七竖八躺着的几个身体让她突然感到有些陌生。
这一年，小镇因城建，对所有的马路进行整修，路灯不亮，晚上全靠月亮照明，一旦月亮被云遮住，那种黑，简直渗透了我的胸腔和外套之间的缝隙。我有时很晚回家，让我感到害怕的并不是来自母亲的拳头，而是黑暗本身。
那种黑暗的触感如此柔软——当我静静地站在没有来往行人与车辆的马路上，路两边是落满灰尘的新疆杨，偶尔有在学校上完晚自习的孩子，唱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我突然从路边的某一个角落里跳出来，这些受了惊吓的孩子们就会又笑又跳地追逐着我，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情愫。
这样的夜晚，我往往在外面一呆好久，看邻居家的小孩追逐打闹，也看单位街心花园里种的晚饭花。这些散植在角落里的粉红或鹅黄的铃状小花，都有着深绿色的纤巧叶片。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的一开一合，与人们的生活作息背道而驰——当太阳落下山去，这些低矮的黄花粉花们才争相怒放，到了次日早上太阳初升，这些晚饭花就像小伞一样匆匆收拢花瓣，睡着了。
我嗅着它们淡然无味的香气，觉得自己像极了这些晚饭花，在无人理睬的晨昏独自开败，一时心绪黯然。
四
初冬的第一场雪还没融化，第二场大雪又纷纷扬扬地落在小镇的各个角落。铅灰色的天低垂着，还是在白天，小镇的人在屋子里亮起昏黄的灯，跟家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像是被茫茫无边的大雪吸吮干净了，偶尔有尖厉的声音漏出门缝、窗缝，肯定会惊起一场更大更猛的雪。 我推开家门，满眼都是白色。外面很明显的风冷，太阳热——是南疆冬季正午独有的温热。雪停就是命令，整个小镇的人都出来扫雪了，扫那种冻得硬实的白雪，还有撬挖路上滑溜的冰层——每当这个时候，小镇就像一个巨大的铁匠铺，到处是人们的铁锹或铲子清雪时相互碰撞的声音。街巷，低矮的建筑物，还有沿街冷峭的树木——东二路街头拐角有一个卖馕的摊位，布上堆满了一摞摞金黄色的馕饼，偶尔会遇见一两个维吾尔族妇女从馕摊旁走过，她们目光里的凶悍与妩媚仅一線之隔。
而那些腿脚灵敏的小男孩三五成群地，用绳索将一筐筐手编草筐里的雪拉到街道另一边的空地上，把雪块倒掉——返回的时候，那只空着的草筐里坐着一个更小的拖着鼻涕的孩子，由大些的孩子拖着筐子在雪地上欢快地滑行，伴着矮墙围起的居民区上空的炊烟，一路上笑声不断，给这个古老的冬日平添了一种滞留的温情，构成了绿洲大地上贫民生活的一卷黑白画幅。
过了正月十五，当小镇人放完了鞭炮，吃完了豆沙馅芝麻馅的汤圆，新年的气氛也在阵阵饱嗝声中悄然隐匿了。
这天一大早，天气预报说，一股寒流就要南下，南疆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雪。
我推着自行车，再次出现在小镇的街道上。
这天中午照例是一个阴天，灰蒙蒙的天色让人有了想哭的冲动。我一路走着，看到饭馆及商店前面的节日垃圾被清扫干净，红色对联在冷风中变色，镇机关门前“欢度春节”四个字的红灯笼也摘下来了。不知是谁家办喜事还是饭馆开业，鞭炮声一时间不绝于耳，空气在震颤中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火药味儿。
不管过年还是不过年，整个南疆小镇到处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个大人物，没有一处热闹有趣的地方，没有一处令人心动的事物，这让我心中不知不觉泛起一些酸楚和失意，开始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哪怕一辆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想起有个外地人临走前搁下的一句话：你们这个小镇就是一个烂渣渣。
我想离开这里，但是却怎么也走不开——风季过后，五月沙枣花开，整个小镇弥漫着一股女性的腥味儿，不可阻挡地从门缝、窗口、墙缝以及一切肉眼不可见的缝隙步入屋子，那气味浓得简直化不开。
当夜晚来临，我朝着家的方向走去，街道空旷无人，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那是一团小而脆弱的黑影，天一亮就要融化的一摊黑影——我，是被自己的影子给困在这里了。
这座绿洲边镇对我来说，是一片又大又深的沼泽地，我深陷其中却不能自拔。
五
又一年春天到来，只有一件大事值得记述：那就是这座绿洲小镇暴发了一次罕见的沙尘暴，规模比往年大很多，够载入当地的气象史册了。
三月末，小镇破天荒地搞了一个“杏花节”。外县好多人都来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杏树迎来了它的盛花期，人们出没在花海中，当他们头顶着花瓣出来时，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和杏花一起燃烧后的迷惘的笑容。
街上的老人们议论纷纷：“这一年的杏花，开得有一点疯。”
疯是有点过分的意思。
这一天，我怀着隐隐的不安，沿着小镇街道向河滩走去，是真的，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杏花开得像今年这样歇斯底里的。
这一夜，父亲被连续做的几个噩梦惊醒。他睁开眼睛，听见窗户玻璃发出像刮鱼鳞一样的嚓嚓声。
下土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尘土，正从这个世界的边角升起来，空气里漂浮着混浊而诡异的浮游物，满得不得了，也空得不得了，像卷起了千尺高的黄澄澄的沙墙，将周围的一切阻隔，天光越来越暗。
懵懂的小孩子看着窗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嘴角一歪哭了起来。
几声鸡啼以后，天色仍然是混沌的。因而这几声鸡鸣，也像泡过水似的软绵绵的。我家屋后老车工艾江家的狗一出门，发现周围的景色全不对了，好像一盏黄色的灯被点燃，那光线一直从天边铺下来，看起来怪怪的。周围一片死寂，仿佛早被这黄色的天地所震慑。这条胆小的狗害怕地跑了起来。它跑得很快，全身映着黄光，跑在大路中间有点像离地半尺腾空而起的怪物。
对于这天早上突然降下的浮尘，人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们纷纷从窗子里向外张望，看着外边没完没了的浮尘，脑子一下子混乱起来，随即拉上了屋子所有的窗帘，把外面的世界关得紧紧的，然后打开电灯。老人一脸沉重，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从前是否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觉得这是一个凶兆。
这场罕见的沙暴天气整整持续了两天多。
当天边一抹亮光奋力地从浓云里挤出来，映照出整个小镇的丑陋与荒凉。马路边几栋厂房看起来也是脏污，歪七扭八的，像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浮尘压迫，快要倒塌了。
沙尘暴过后，地上铺了一层沙枣花。
这天早上，父亲站在自家门前的枣树下，感叹自己从这场沙尘暴中活了过来。他无视我母亲冷着脸，正挥舞着扫把清扫院落，还故意把夹杂着泥点子的沙枣落花扬得很高，被水淋湿继而又被浮尘浸染的枣花的气味，在阳光下越发俗腻。
他站在那里，深深嗅了一口气。他刚来南疆时，是厌恶这种花的气味的，现在却不一样了，他眼睛里也有枣花的金黄在闪烁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
我父亲让我上屋顶扫树叶。站在屋顶上，我远远地看见镇二中的会计王克坐在雇来的大卡车里，正嗤嗤嗤地碾碎一地尘土，朝我家的方向开了过来。车斗里的家什堆得高高的，司机的驾驶室里坐着王克家的女人和两个正朝我挤眉弄眼的小孩——早就听说他家要搬到库尔勒了。
我羡慕地看着车子远去。
正在院子里给我修自行车的父亲看我站在房顶上，怎么叫也不下来，只管把铁剪子捣得嗵嗵响。
我家所在的居住区，这一两年来陆续搬走了很多人家。剩下的老人、穷人，无力搬走的人，还住在这里。
那天，我当着父亲的面，小心翼翼地对母亲说起搬家的事情。母亲不置可否，我父亲很干脆，说他倒是想搬家，但是也要有个具体的地方接收这个家吧？可哪里会要他呢？还有这一家子的老老少少。 “如果小镇的人都搬走了，我们家上哪里去买菜？生病了，上哪里去打点滴？”
父亲歇斯底里的声音，在空荡的屋舍间回荡。
到了下午，太阳露出了小半边脸，天色又亮了一些，一棵棵被大风打劫后的树东倒西歪地隐入灰暗中。地上到处都是土，我的脚嵌了进去，虚虚的。走着的人也都灰头土脸，像要融化。
我骑着自行车在小镇四处闲逛，早先那条通往省城的泥土路早已经换成了柏油马路，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根新鲜的白骨。
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只有风。
不觉中，我又来到了镇巴扎尽头的戈壁滩上。停下自行车，背对着风静静地站着。
午后的戈壁滩无声无息，似乎包藏着某种祸心。我伏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地面上，想再听一听戈壁滩苍老的声音。
戈壁滩上的风是会说话的，它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像在附和著我，但是我无法告诉别人这个秘密。他们会认为我在说谎。
风很大，呜呜呜地刮，我恍若听见了风声中的话语，它说，走吧，走吧。
“走吧”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相信这是风发出的声音，但转眼间，那声音漫天都是，像是要溢出来了。
走吧，走吧——是不是，这个声音足够急切足够威严，让我信任了它？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定这是从这个戈壁深处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那是对我最后的劝说。
从戈壁滩回来的路上，走了一大截子路，依然看不到什么人，再往周围走上几百米的话，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了——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小镇连三层楼以上的建筑都没有。
一条路把镇子分成两半，路的左边是当年的工业区和厂区，包括家属院、俱乐部、老年活动中心、商店、菜市场、医务中心、幼儿园、学校等等。多年过去了，临街的那些房子，在很早之前是铺面，掉了灰的墙面上，依稀可以看到歪扭的毛笔字：“美发”“上海服装”“馒头油条”“四季蔬果”，还有周润发、刘德华以及“小虎队”的张贴画，垮掉了半边，斜斜地挂在早没了玻璃的窗户上。墙角有一盆花，是绿萝，在晴天朗日下像个静止的图案似的不真实。
路的右边是关停了的化工厂、炼油厂，曾几何时，这些大大小小的生产配套设施的车间喷吐着工业时代的浓烟，它们的存在，最终像梦境一样脆弱而短暂，成为了一个“寂静岭”——厂房和库房被废弃了，已经没有生活和生产的痕迹了，车间的门和窗户被砖块封死，有几面墙上涂抹着黑色的大字，一些工业垃圾丢了一地。
还有距它不远处的职工居住区，拆到只剩下三面墙，门窗都破损了，却还有人住，屋子里分明还有电视的声音。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有一条瘦狗在避阳的地方躲避热浪，被主人遗弃的鸽子咕咕叫着，却看不见人。
我突然感到恐惧：这是一个几乎要死掉的小镇。不，还没有死掉，却比死去更凄凉。
正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见居民区有一个女人走了出来，搬出一把椅子，坐在坍塌了小半边的墙角蔽荫处织起了毛衣。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慢慢走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一团鲜艳的包裹——居然是一个小女婴。
她的啼哭声响彻在空荡的屋舍间，一时间，长风浩荡的戈壁滩，还有明亮干爽的阳光、烈日下的蝇阵、长途汽车的喇叭声，以及雨天里的泥泞和彩虹等等，在她的周围旋转，成为闪闪发光的背景，与我生长在一起，难舍难分。这一切像一双巨大而透明的翅膀，带我腾空而起，飞越在戈壁沙漠的漫天黄尘中——每一粒沙子都包裹着一个短发少女，肤色黝黑，双眼明亮。
南子，作家，现居乌鲁木齐。主要著作有诗集《走散的人》，散文集《蜂蜜猎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