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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和公布，向世人揭示了1934年—1945年这一段尘封的历史。让世人彻底认识日军关东军第731部队在中国大地上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残酷杀害中国军民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
【关键词】 特别移送；调查资料；具体事件
2014年1月25日至26日一行人赴佳木斯、密山调查取证。此次取证旨在对“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遗属及相关知情人进行取证访问，以进一步核实、认定隋广文身份及关于隋广文家是国际交通站的说法。现将此次调查基本情况分析整理如下：
一、“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
据《“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吉林省档案馆编）记载：隋广文，男，1942年7月23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同指令被特移的人员还有于成海、郝文臣、赵成财、李桂海）①
二、前期调查资料
现将受害者遗属隋晓光前期调查做简要回顾与梳理。据隋晓光介绍，在互联网上看到“特别移送”人员名单，对隋广文有印象，后咨询父亲，经父亲回忆隋广文是隋晓光的曾祖父，被捕时年纪在60岁左右。以此为线索，隋晓光开始前期资料搜集及调查工作。
隋晓光调查资料分为两条线索：一是确认隋广文是自己的曾祖父，其父隋永祥记得隋广文当年被捕情景，隋广文当时居住的村屯有老人知道隋广文，并且当时被捕时候老家的房子（已翻新）和院里的杨树都还存在。二是确认当时隋广文家是中苏边境国际交通站。通过隋晓光的母亲回忆，当时密山县第一任县长傅文忱与老姚家有关系，“傅文忱和隋广文二女儿的丈夫姚文焕是亲表兄弟”，从而说明傅文忱和隋广文的儿子是表兄弟，当年的国际交通线就是隋广文家。（备注：这条国际交通线是1927年由中共满州省委交通员苏子元在王栖真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是架在中苏边境上的“红色丝绸之路”。）
三、相关知情人证言
（一）隋永祥，1933年生人，“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长孙。
根据调查组调查访问，隋永祥证言如下（整理录音稿）：
我叫隋永祥，生于1933年，是隋广文的长孙，记得是在我7、8岁或者5、6岁那年，有印象，记不清是哪年，我爷爷隋广文被日本人带走，那年是1942年。
我爷爷隋广文本身是农民，在我印象中很善良，文化水平不高。在我7、8岁或者8、9岁那年（实际为9岁）也就是1942年，那年，他被捕了2次。其中1次是1942年的春天，密山县半截河子宪兵队把我爷爷带走了，那次带走能有2、3个月，7月份被放回来。我爷爷全身被打的都是伤，据他说受刑、灌辣椒水，身上被打的没有好地方，回来之后一直在家养伤。回来后第7天，我家邻居，姓白，白永峰，绰号“白掉下巴”家里办喜事，来人很多，有日本宪兵、特务，吃完午饭后，我爷爷在家乘凉，来了2个日本兵把我爷爷带走，当时我8、9岁，爷爷摸着我的头说：“我回不来了”，家里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以为是得罪人了，被告知是半截河子憲兵队抓的，家里人只听说被抓到狗窝了，被喂狼狗了。
关于我爷爷具体做什么，我也分不清，那时候我比较小，说不清楚，就是印象中，那时候家里总来人，白天来人，晚上也来人，来人也是唠唠嗑就走。我爷爷当时以通苏为名被抓，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密山那里是国境线，比较严，日本宪兵、特务都比较多，晚上查夜。
关于我爷爷具体做什么，我家里人都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需要讲一下，土改后，我父亲上山砍柴，被苏联人抓起来，当时在苏联呆了一夜，被审问姓名出处，当我父亲说完姓名出处后，苏联人对我父亲很熟悉。
我父亲没有问过这些事，也没有同我讲过这些事。
我家当时是在密山县二人班乡安定村（现在新兴村）位于中苏国境线2-3里地，当时被称为“隋家南北垄”，后来并屯，我家就迁至安定村一组，1958年土改后，那里被称为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
关于傅文忱的记忆：
我家当时来过很多人，我也没打听过具体谁是谁，有一个高个子，大约30多岁，当时我姑姑嫁给了老姚家，在当时的姚家窝棚，我姑姑的老公公当时供养傅文忱读书。傅文忱曾经去过我家，个子比较高，我姑姑说他是我们屯子（姚家窝棚）的，叫傅文忱。
关于于成海的记忆：
这个人我知道，他乐于逗小孩，他当时总去我家，自从我爷爷被抓后，他就没有来过，关于他的后人也没有听说过。于成海是警察，穿制服。
（二）牟春田，“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外孙，现住在密山市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
根据调查组调查访问，牟春田证言如下：
我年纪大了，不记得是哪一年生人，我记得隋广文、隋广耀，这2个人都死了。隋广文是这个村子的，当年在这个村子被抓走。记得白掉下巴这个人，听说过这个人，以前有人调查过他。
关于傅文忱，没听过这个人，不记得了。
于成海这个人记得，是警察。
当时我们这个村子的东边有个日本营，我们平时干农活，都用把照片送到东边的日本营。
（三）袁宝军，1936年生人，“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知情人，现住在密山市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
根据调查组调查访问，袁宝军证言如下：
当时在我们这个村子的东南角，日本人搭了一个架子，看管中国人和苏联人，中国老百姓下地干活，要出示“身份证明书”，没有证明书要去找别人借，日本人来查夜，不管是男是女都要照，有时候打骂。大约一九四几年之后，日本就撤离了，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是隋广文的晚辈，他的儿子隋成义跟我干过活，隋成义的儿子隋永祥跟我一起上学。
我知道隋广文被抓的事情，当时是听老人说的，但是具体是哪一年，我不知道，老人也没有提过。
中苏交通站，我没有听说过，这里没有听说过。
四、认定情况 本次采访的见证人隋永祥、牟春田和袁宝军均为20世纪30年代生人。现都已80岁以上，即使在记忆力、智力和身体方面均有所减退，但在有限的时间内，以调查组对几位见证人对事件的描述、观察密山二人班中苏周边环境情况以及相关材料对照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以上三人对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及相关时间的回忆能够做到真实可信，同时愿意以签字和手印的形式进行作证。
（一）关于隋广文的身份認定
在“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隋广文，男，1942年7月23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调查组通过隋广文的曾孙隋晓光提供的调查材料和对其长孙隋永祥的证言中关于隋广文被抓的时间、地点及被抓时情况进行核实；对与隋广文同为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人员的于成海的情况进行核实，同时结合知情人牟春田和袁宝军证言进行比较分析，事件脉络如下：
隋永祥的爷爷隋广文生前住在密山市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队抓走，自此再无音讯，该情况与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人员隋广文情况相符，可以认定此“隋广文”就是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隋广文”。
（二）关于隋广文家是国际交通站的认定
首先，理清隋家、姚家和傅家的关系
在隋晓光的调查材料和隋广文的长孙隋永祥的爱人吴桂芬的证言中均提到隋家与当时密山县第一任县长傅文忱的关系，姚家和隋家的关系：“姚家二爷姚洪全和隋广文是亲家：即姚洪全的二儿子姚文焕和隋广文的二女儿是夫妻；姚文焕女儿在鸡西居住，女婿阎宝喜在鸡西煤矿机械厂开车现已退休；姚家和隋家的关系在姚家窝棚能得到证实，傅文忱是姚洪全妹妹的孩子，就是姚洪全的外甥，傅文忱和隋广文二女儿的丈夫姚文焕是亲表兄弟。从姚文焕论，傅文忱与隋广文的儿子（隋成春、隋成义）是表兄弟”。
从以上关系中，隋晓光用了如下假设：姚家是上个世纪20年代搬到密山县二人班姚家窝棚的，整个从双城堡搬到密山姚家窝棚的亲属（成家的）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离开姚家窝棚住在外地的；姚洪全没有妹妹在密山姚家窝棚出嫁的，假如就是有也不会出现一个在那个时候在密山结婚、日伪时期一九三几年妹妹的男孩子已经成家了的（能几岁），姚洪全没有在他处（解放前离开姚家窝棚）成婚的外孙子、傅文忱妈妈姐姐的孩子的、也绝不会有傅文忱亲表弟的；其他旁系亲属的也没有在外住的亲表兄弟。
其次，关于“对密山县二人班国际交通站”的几点分析
1.傅文忱在密山县二人班做“国际交通员”期间没有在村屯中建立固定的国际交通站（不在任何村子里面），只有他护送我党的领导和学生去苏联在边境上的过境点，其理由如下：
（1）去苏联的我们党的领导者和学生应尽量避开与人的接触，以免招到不测（这些人只去苏联，没有其他的任务）。去苏联我们党的领导者和学生大多都是南方人，不会东北话，不懂北方习俗，穿戴等与当地有异，不能随便与当地人接触蒙混。
（2）外人进了当地的村子会一眼就被认出来的，农村不是城市，人和人之间太熟悉了无法进行保密工作，就是黑天进出村子中，村子中的狗叫声也会暴露。
（3）据实地考察，二人班镇所在地本身没有去苏联合适的行走路线，镇南面光秃秃的无遮蔽物，日本人及特务对这里看管的紧，且二人班镇住地与边境线距离远，无法在那里建立过境交通站。如果说那里是傅文忱建立的国际交通站，那么国际交通员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能画出国际交通员的行走路线图吗？
（4）二人班镇在伪满时期日本人建立了密集、健全的特务组织体系，当地民众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役思想麻痹不知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日本人把一切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土匪（没有民众的保护）。
（5）二人班镇在解放初买卖街就一条且不到100米长，在这条街中间就是日本警察署（现在邮局位置），镇子外围有沟壕，四周有日本人的岗楼子，一切都在日本人的监管之下，村中的人必须随身携带良民证（良民证是当地日本警察署发的，证上有照片，照片上压有钢印）。如果把我们党的领导人向这样的地方领那分明是送到敌人面前。
（6）傅文忱当时是一位跑国际交通的交通员，他不是当时领导者，他无权确定在那建立交通站，他就连送的是谁，去干什么，他都无权过问（这是纪律）；傅文忱的工作是按领导要求从上线交通员接过要去苏联的人把他送到苏联就完成了任务（只能是这样）；傅文忱他送人去苏联绕道二人班镇，那里人多复杂的地方去干什么？如果说二人班镇或者海晏村是傅文忱建立的“国际交通站”那是后人编的。
（7）当时农村的饭店和理发店都不能成为“固定的”交通站，饭店人杂、眼多，是当地特务汉奸有钱人出没的地方；理发店不剃头，成双对的去干什么？
2.傅文忱护送我们党的人去苏联的行走路线
调查组专门去二人班及相关村屯调查，现场还原历史原貌，包括人文、社会、自然地理环境，以姚家窝棚傅文忱家（尚志村）向外扩进行调查、理顺。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傅文忱护送我们党的人去苏联的行走路线是我们党的人在上线交通员护送下从中东铁路过来，过穆棱河到达姚家窝棚（这段线路隐蔽易于躲藏和撤离），在姚家窝棚村子外面傅文忱接手（只能有个接头点，不能有固定场所，还必须在上级领导者的安排之下进行），天黑时傅文忱领着我们党的人顺着姚家窝棚南面土岭包（土岭包过去就叫小柞木台子，当时上面长满柞木）西侧尾部的沟塘向南行走至X114国道，过X114国道向南又进入沟塘，从姚家窝棚到隋家原住地是一条蜿蜒的沟塘，过去沟塘的两侧山坡上都是柞木林子，沟塘里是一人高的蒿草，在此间穿行，极其隐蔽。
国际交通线应从姚家窝棚西侧向南沿着沟塘穿越x114公路在小西山屯东侧经新兴一组西侧到达南侧的隋家原住地（老隋家房框子和庄家地南北垄隋广文家）再过境。姚家窝棚向北过穆棱河约十五公里就是铁路线可直通哈尔滨。
据中共密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习学义写的“密山县第一任县长傅文忱”一文中引用傅文忱的回忆录中他“护送学生、送取来往信件，多在夜间行走，半夜到达居住在中苏边界附近的表弟家里，歇歇脚，打探打探风声，鸡叫时越过黑土堆到达苏联，天黑以后再回来”，经过实地考察黑土堆是老国境线上的分界土堆，过去没有国界石碑而是土堆，这国界土堆在隋家老居住地的南边现在还有。表弟、表弟家在中苏边界附近、黑土堆这三句话是过境交通站位置的“固定、准确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多属于在没有第一见证人证言、没有史料记载和没有文物支撑的情况下的主观性的假设和自我判断，调查组对此持有保留意见，只能认定隋家与姚家确实有亲属关系，隋广文被捕或许是与通苏有关，至于隋家是国际交通站的说法事实依据不足，只能说明在第七三一部队遇害的隋广文家是中苏边境线上傅文忱跑国际交通的前沿过境点。
五、小结
本次调查现已经结束，但思考整个调查寻访取证过程，结合开展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略有思考：
1.应加强受害者遗属证言真伪性的判断能力。随着七三一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在接待“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过程中，要加强自身学习，能够准确、快速分辨证言、材料的真伪性。
2.应提高取证过程中访问技巧。在取证过程中，调查组如何不做过多引导而让知情人自然、客观地说出自己所知所想极为重要，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此方面重视。
3.应加强对“特别移送”受害者重灾区地方史学习。据相关档案文献记载，被“特别移送”人员主要来自中苏边境地区，包括绥芬河、东宁、密山等地，被“特别移送”人员大都多为抗联人员或者其他抗日志士，因此加强对这些地区地方史的学习将有利于对“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寻访及认定工作。
注释：
①《“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吉林省档案馆编）
②中共密山市委党史
【关键词】 特别移送；调查资料；具体事件
2014年1月25日至26日一行人赴佳木斯、密山调查取证。此次取证旨在对“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遗属及相关知情人进行取证访问，以进一步核实、认定隋广文身份及关于隋广文家是国际交通站的说法。现将此次调查基本情况分析整理如下：
一、“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
据《“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吉林省档案馆编）记载：隋广文，男，1942年7月23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同指令被特移的人员还有于成海、郝文臣、赵成财、李桂海）①
二、前期调查资料
现将受害者遗属隋晓光前期调查做简要回顾与梳理。据隋晓光介绍，在互联网上看到“特别移送”人员名单，对隋广文有印象，后咨询父亲，经父亲回忆隋广文是隋晓光的曾祖父，被捕时年纪在60岁左右。以此为线索，隋晓光开始前期资料搜集及调查工作。
隋晓光调查资料分为两条线索：一是确认隋广文是自己的曾祖父，其父隋永祥记得隋广文当年被捕情景，隋广文当时居住的村屯有老人知道隋广文，并且当时被捕时候老家的房子（已翻新）和院里的杨树都还存在。二是确认当时隋广文家是中苏边境国际交通站。通过隋晓光的母亲回忆，当时密山县第一任县长傅文忱与老姚家有关系，“傅文忱和隋广文二女儿的丈夫姚文焕是亲表兄弟”，从而说明傅文忱和隋广文的儿子是表兄弟，当年的国际交通线就是隋广文家。（备注：这条国际交通线是1927年由中共满州省委交通员苏子元在王栖真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是架在中苏边境上的“红色丝绸之路”。）
三、相关知情人证言
（一）隋永祥，1933年生人，“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长孙。
根据调查组调查访问，隋永祥证言如下（整理录音稿）：
我叫隋永祥，生于1933年，是隋广文的长孙，记得是在我7、8岁或者5、6岁那年，有印象，记不清是哪年，我爷爷隋广文被日本人带走，那年是1942年。
我爷爷隋广文本身是农民，在我印象中很善良，文化水平不高。在我7、8岁或者8、9岁那年（实际为9岁）也就是1942年，那年，他被捕了2次。其中1次是1942年的春天，密山县半截河子宪兵队把我爷爷带走了，那次带走能有2、3个月，7月份被放回来。我爷爷全身被打的都是伤，据他说受刑、灌辣椒水，身上被打的没有好地方，回来之后一直在家养伤。回来后第7天，我家邻居，姓白，白永峰，绰号“白掉下巴”家里办喜事，来人很多，有日本宪兵、特务，吃完午饭后，我爷爷在家乘凉，来了2个日本兵把我爷爷带走，当时我8、9岁，爷爷摸着我的头说：“我回不来了”，家里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以为是得罪人了，被告知是半截河子憲兵队抓的，家里人只听说被抓到狗窝了，被喂狼狗了。
关于我爷爷具体做什么，我也分不清，那时候我比较小，说不清楚，就是印象中，那时候家里总来人，白天来人，晚上也来人，来人也是唠唠嗑就走。我爷爷当时以通苏为名被抓，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密山那里是国境线，比较严，日本宪兵、特务都比较多，晚上查夜。
关于我爷爷具体做什么，我家里人都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需要讲一下，土改后，我父亲上山砍柴，被苏联人抓起来，当时在苏联呆了一夜，被审问姓名出处，当我父亲说完姓名出处后，苏联人对我父亲很熟悉。
我父亲没有问过这些事，也没有同我讲过这些事。
我家当时是在密山县二人班乡安定村（现在新兴村）位于中苏国境线2-3里地，当时被称为“隋家南北垄”，后来并屯，我家就迁至安定村一组，1958年土改后，那里被称为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
关于傅文忱的记忆：
我家当时来过很多人，我也没打听过具体谁是谁，有一个高个子，大约30多岁，当时我姑姑嫁给了老姚家，在当时的姚家窝棚，我姑姑的老公公当时供养傅文忱读书。傅文忱曾经去过我家，个子比较高，我姑姑说他是我们屯子（姚家窝棚）的，叫傅文忱。
关于于成海的记忆：
这个人我知道，他乐于逗小孩，他当时总去我家，自从我爷爷被抓后，他就没有来过，关于他的后人也没有听说过。于成海是警察，穿制服。
（二）牟春田，“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外孙，现住在密山市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
根据调查组调查访问，牟春田证言如下：
我年纪大了，不记得是哪一年生人，我记得隋广文、隋广耀，这2个人都死了。隋广文是这个村子的，当年在这个村子被抓走。记得白掉下巴这个人，听说过这个人，以前有人调查过他。
关于傅文忱，没听过这个人，不记得了。
于成海这个人记得，是警察。
当时我们这个村子的东边有个日本营，我们平时干农活，都用把照片送到东边的日本营。
（三）袁宝军，1936年生人，“特别移送”受害者隋广文知情人，现住在密山市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
根据调查组调查访问，袁宝军证言如下：
当时在我们这个村子的东南角，日本人搭了一个架子，看管中国人和苏联人，中国老百姓下地干活，要出示“身份证明书”，没有证明书要去找别人借，日本人来查夜，不管是男是女都要照，有时候打骂。大约一九四几年之后，日本就撤离了，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是隋广文的晚辈，他的儿子隋成义跟我干过活，隋成义的儿子隋永祥跟我一起上学。
我知道隋广文被抓的事情，当时是听老人说的，但是具体是哪一年，我不知道，老人也没有提过。
中苏交通站，我没有听说过，这里没有听说过。
四、认定情况 本次采访的见证人隋永祥、牟春田和袁宝军均为20世纪30年代生人。现都已80岁以上，即使在记忆力、智力和身体方面均有所减退，但在有限的时间内，以调查组对几位见证人对事件的描述、观察密山二人班中苏周边环境情况以及相关材料对照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以上三人对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及相关时间的回忆能够做到真实可信，同时愿意以签字和手印的形式进行作证。
（一）关于隋广文的身份認定
在“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隋广文，男，1942年7月23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调查组通过隋广文的曾孙隋晓光提供的调查材料和对其长孙隋永祥的证言中关于隋广文被抓的时间、地点及被抓时情况进行核实；对与隋广文同为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人员的于成海的情况进行核实，同时结合知情人牟春田和袁宝军证言进行比较分析，事件脉络如下：
隋永祥的爷爷隋广文生前住在密山市二人班乡新兴村一组，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队抓走，自此再无音讯，该情况与关宪高第474号指令特移人员隋广文情况相符，可以认定此“隋广文”就是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隋广文”。
（二）关于隋广文家是国际交通站的认定
首先，理清隋家、姚家和傅家的关系
在隋晓光的调查材料和隋广文的长孙隋永祥的爱人吴桂芬的证言中均提到隋家与当时密山县第一任县长傅文忱的关系，姚家和隋家的关系：“姚家二爷姚洪全和隋广文是亲家：即姚洪全的二儿子姚文焕和隋广文的二女儿是夫妻；姚文焕女儿在鸡西居住，女婿阎宝喜在鸡西煤矿机械厂开车现已退休；姚家和隋家的关系在姚家窝棚能得到证实，傅文忱是姚洪全妹妹的孩子，就是姚洪全的外甥，傅文忱和隋广文二女儿的丈夫姚文焕是亲表兄弟。从姚文焕论，傅文忱与隋广文的儿子（隋成春、隋成义）是表兄弟”。
从以上关系中，隋晓光用了如下假设：姚家是上个世纪20年代搬到密山县二人班姚家窝棚的，整个从双城堡搬到密山姚家窝棚的亲属（成家的）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离开姚家窝棚住在外地的；姚洪全没有妹妹在密山姚家窝棚出嫁的，假如就是有也不会出现一个在那个时候在密山结婚、日伪时期一九三几年妹妹的男孩子已经成家了的（能几岁），姚洪全没有在他处（解放前离开姚家窝棚）成婚的外孙子、傅文忱妈妈姐姐的孩子的、也绝不会有傅文忱亲表弟的；其他旁系亲属的也没有在外住的亲表兄弟。
其次，关于“对密山县二人班国际交通站”的几点分析
1.傅文忱在密山县二人班做“国际交通员”期间没有在村屯中建立固定的国际交通站（不在任何村子里面），只有他护送我党的领导和学生去苏联在边境上的过境点，其理由如下：
（1）去苏联的我们党的领导者和学生应尽量避开与人的接触，以免招到不测（这些人只去苏联，没有其他的任务）。去苏联我们党的领导者和学生大多都是南方人，不会东北话，不懂北方习俗，穿戴等与当地有异，不能随便与当地人接触蒙混。
（2）外人进了当地的村子会一眼就被认出来的，农村不是城市，人和人之间太熟悉了无法进行保密工作，就是黑天进出村子中，村子中的狗叫声也会暴露。
（3）据实地考察，二人班镇所在地本身没有去苏联合适的行走路线，镇南面光秃秃的无遮蔽物，日本人及特务对这里看管的紧，且二人班镇住地与边境线距离远，无法在那里建立过境交通站。如果说那里是傅文忱建立的国际交通站，那么国际交通员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能画出国际交通员的行走路线图吗？
（4）二人班镇在伪满时期日本人建立了密集、健全的特务组织体系，当地民众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役思想麻痹不知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日本人把一切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土匪（没有民众的保护）。
（5）二人班镇在解放初买卖街就一条且不到100米长，在这条街中间就是日本警察署（现在邮局位置），镇子外围有沟壕，四周有日本人的岗楼子，一切都在日本人的监管之下，村中的人必须随身携带良民证（良民证是当地日本警察署发的，证上有照片，照片上压有钢印）。如果把我们党的领导人向这样的地方领那分明是送到敌人面前。
（6）傅文忱当时是一位跑国际交通的交通员，他不是当时领导者，他无权确定在那建立交通站，他就连送的是谁，去干什么，他都无权过问（这是纪律）；傅文忱的工作是按领导要求从上线交通员接过要去苏联的人把他送到苏联就完成了任务（只能是这样）；傅文忱他送人去苏联绕道二人班镇，那里人多复杂的地方去干什么？如果说二人班镇或者海晏村是傅文忱建立的“国际交通站”那是后人编的。
（7）当时农村的饭店和理发店都不能成为“固定的”交通站，饭店人杂、眼多，是当地特务汉奸有钱人出没的地方；理发店不剃头，成双对的去干什么？
2.傅文忱护送我们党的人去苏联的行走路线
调查组专门去二人班及相关村屯调查，现场还原历史原貌，包括人文、社会、自然地理环境，以姚家窝棚傅文忱家（尚志村）向外扩进行调查、理顺。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傅文忱护送我们党的人去苏联的行走路线是我们党的人在上线交通员护送下从中东铁路过来，过穆棱河到达姚家窝棚（这段线路隐蔽易于躲藏和撤离），在姚家窝棚村子外面傅文忱接手（只能有个接头点，不能有固定场所，还必须在上级领导者的安排之下进行），天黑时傅文忱领着我们党的人顺着姚家窝棚南面土岭包（土岭包过去就叫小柞木台子，当时上面长满柞木）西侧尾部的沟塘向南行走至X114国道，过X114国道向南又进入沟塘，从姚家窝棚到隋家原住地是一条蜿蜒的沟塘，过去沟塘的两侧山坡上都是柞木林子，沟塘里是一人高的蒿草，在此间穿行，极其隐蔽。
国际交通线应从姚家窝棚西侧向南沿着沟塘穿越x114公路在小西山屯东侧经新兴一组西侧到达南侧的隋家原住地（老隋家房框子和庄家地南北垄隋广文家）再过境。姚家窝棚向北过穆棱河约十五公里就是铁路线可直通哈尔滨。
据中共密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习学义写的“密山县第一任县长傅文忱”一文中引用傅文忱的回忆录中他“护送学生、送取来往信件，多在夜间行走，半夜到达居住在中苏边界附近的表弟家里，歇歇脚，打探打探风声，鸡叫时越过黑土堆到达苏联，天黑以后再回来”，经过实地考察黑土堆是老国境线上的分界土堆，过去没有国界石碑而是土堆，这国界土堆在隋家老居住地的南边现在还有。表弟、表弟家在中苏边界附近、黑土堆这三句话是过境交通站位置的“固定、准确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多属于在没有第一见证人证言、没有史料记载和没有文物支撑的情况下的主观性的假设和自我判断，调查组对此持有保留意见，只能认定隋家与姚家确实有亲属关系，隋广文被捕或许是与通苏有关，至于隋家是国际交通站的说法事实依据不足，只能说明在第七三一部队遇害的隋广文家是中苏边境线上傅文忱跑国际交通的前沿过境点。
五、小结
本次调查现已经结束，但思考整个调查寻访取证过程，结合开展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略有思考：
1.应加强受害者遗属证言真伪性的判断能力。随着七三一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在接待“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过程中，要加强自身学习，能够准确、快速分辨证言、材料的真伪性。
2.应提高取证过程中访问技巧。在取证过程中，调查组如何不做过多引导而让知情人自然、客观地说出自己所知所想极为重要，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此方面重视。
3.应加强对“特别移送”受害者重灾区地方史学习。据相关档案文献记载，被“特别移送”人员主要来自中苏边境地区，包括绥芬河、东宁、密山等地，被“特别移送”人员大都多为抗联人员或者其他抗日志士，因此加强对这些地区地方史的学习将有利于对“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寻访及认定工作。
注释：
①《“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吉林省档案馆编）
②中共密山市委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