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病坚持工作”，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一直就被视为一种品行的高标而被主流舆论所推崇。这种思维的滥觞可能源自于战争年代的“轻伤不下火线”，因为那时候有着一种远比一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护卫和坚守——比如神圣的国土、无辜的百姓乃至民族的气节、国家的尊严……“乾坤特重我头轻”——这便是众多仁人志士在面临国家利益与个人生命的取舍抉择时列下的一道足以彪炳史册的不等式。
　　战争年代诞生的动人精神今天想起来依然催人泪下令人激奋，但战争年代那种在特定时刻、特定情境下所采取的某些极端的举措是否应当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加取舍地传承？战争年代遗传下来的某些“惯性思维”是否仍应成为今人的思维模式？
　　譬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我们就有作一番反思的必要。在反击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指责时我们最为有力的驳词便是“我们已经解决了十三亿中国人的生存问题”，生存权自然是人权的第一要义，这固然已经十分不易，但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这“生存”的质量和品位。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恐怕更是一个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时下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正是为了从物质上保证每个国民的生存质量，而“健康至上、生命至尊”这一理念也同样应成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固守于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中。而这种追求健康、敬畏生命的全民意识的构建，其重要性甚至并不在物质上的巨大投入之下。
　　出此言，乃是有感于我们平素所耳闻目睹的无视健康、轻慢生命的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多了。且不谈社会对贩夫走卒民工乞丐等弱势群体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的漠视，就算对我们的“社会精英”的健康与生命，我们的社会又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英雄、劳模的先进事迹汇编，“十个英模八个病，还有两个不要命（英勇牺牲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一语基本可以涵盖其全部内容。是因为他们的自我牺牲换得了这份荣誉，还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只是将褒奖的眼光盯着那些因正义事业而非死即病的人？
　　笔者供职于教育系统，应该说我工作环境的安全系数要比砖窑、煤矿、隧道……高出许多，可我每年都能从媒体上看到我的老老少少的同行们猝死于讲台前、长眠于办公桌旁或是晕倒在下班路上的新闻。前不久还看到过苏南一位刚刚年届不惑的女校长癌症术后放弃休息最终倒在校园里的消息。自然，事发之后都是由政府部门出面主持隆重的表彰仪式，进行各种荣誉称号的追认，以至掀起学习某某同志的热潮……可这能换回一条鲜活的生命吗？能换来一个圆满的家庭吗？那些工作真的比一个人的生命还重要？家庭里失去一名重要成员、教育界失去一位优秀教师、地球上失去一个永不复还的生命与少上几周课、丢下几个月工作相比到底孰轻孰重？这类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需要的究竟是“学习”还是反思？
　　带病坚持工作，有些是强烈的事业心的驱使，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乃是制度所逼。比如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就明文规定，员工除了因公出差或公派学习，凡事假、病假都要自己请人代班，并扣发奖金、津贴，超过一定时限还要扣发工资。所以不少教师小病能扛就扛，扛不住也就是抽空打个点滴再继续上班。我们的某些规定是不是缺乏一些人文关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崇尚“带病坚持工作”都是一种落伍的观念，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