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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音同皮，意为棕熊）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五律·海鸥将军千古》，哀悼国民党军第二○○师少将师长戴安澜。毛泽东一生只为两位将军写过挽词，一位是罗荣桓元帅，另一位便是戴安澜将军。
约访戴安澜长子戴复东先生时，记者有些犹豫。今年已85岁高龄的戴复东，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所长。不久前，老人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一直不愿意面对公众。
记者来到同济大学，获悉戴老依旧很忙：给学生讲课，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帮助下，最终老人答应了采访请求。回忆往事，戴老眼含热泪，几度哽咽。
谈起父亲戴安澜，老人甚至对8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他忘不了三四岁时，父亲教他学游泳的场景，更忘不了父亲牺牲后，灵柩抵达云南省腾冲县时，全县父老乡亲20万人，沿街跪迎的撼人场面。“从昆明到广西全州，沿途各城镇，家家户户门前摆设香案，倾城祭奠。作为家属代表，我从灵车上下来跪谢百姓，就这样一路上，不知道跪了多少次……但母亲和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棺材里，并不是父亲完整的遗体……”
誓与同古共存亡
戴安澜，字海鸥，1904年出生，安徽无为人。1924年投奔国民革命军，1942年5月26日，牺牲在远征缅甸的抗日战场。国民党中将杜聿明曾在回忆文章中用“惨绝人寰，欲哭无泪”，形容戴安澜牺牲前后的惨烈。当时，国民革命军抗日殉国的将领有160多位，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只是少将，却同时得到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可见其影响力非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1933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军25师145团团长的戴安澜，奉命率部赶往长城古北口，与日军主力展开激战。这是戴安澜抗战生涯中，第一次与日军交锋。战场上的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士兵却多为农民出身，不懂战术，有的士兵枪还没摸热，便上了战场，死伤惨重。为弄清日军机枪与步枪如何协调作战，戴安澜冒着炮火登上长城观察，被日军发现后，用机枪封锁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很多人批评父亲，说你是团长还跑到最上面去，太不安全。父亲回答说，我就是要亲自上去看看，如果我不去，就不知道敌人的情况，在使用哪些不同的兵器作战。”戴复东说。
1937年，戴安澜总结古北口抗日的历程，写下军事教材——《痛苦的回忆》。“父亲每每回忆起牺牲的士兵，都极为痛苦，因而起了这个书名，以表纪念。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日记中提出教育士兵射击是非常重要的，总结了‘三个不打’等战术，即看不见敌人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只有这样，手中的枪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戴复东告诉记者，父亲对自己要求极严，“那一时期，他还给自己制定了读书计划，要读200本书，既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政治、历史、文学方面的，还要学英语和数学”。
对于属下军官，除了必要的文化素养，还有军事考核，这方面戴安澜把关相当严格。戴复东曾亲眼看到过父亲考核军官，“一个大长桌子上面放一挺轻机枪，被测试的军官用黑布蒙上眼睛，在规定时间内把机枪全部拆成零件，再全部装起来，做不到的就不能晋升。”
1939年，戴安澜接替杜聿明升任国民党军第二○○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刚刚35岁。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切断中外海陆交通线。武器、弹药、油料、装备极度缺乏的中国军队，拼死也要打通中缅公路，以便美国的军事援助能迅速输送到中国。1942年初，国民党十万远征军进入缅甸。3月7日，为营救被困英军，二○○师直抵同古城。此时，英军不敢留在同古，慌张逃退，只剩下戴安澜的二○○师孤军镇守。戴安澜当时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带头立下“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他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3月20日起，二○○师与5倍于自己的日军在同古城激战12天，歼敌5000人，我方牺牲1000人，以1比5的战绩创造了中日交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果，国际舆论为之震动。
然而，戴安澜不会想到，就在西方为中国军人善战而兴奋时，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在中国远征军身上。
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
在同古战役后，由于西线英军一路大败退，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英国要求中国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表明立场，“我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他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
戴安澜率领与他出生入死的二○○师官兵，进入缅北野人山，开始向祖国方向艰苦突围。5月18日黄昏，二○○师官兵隐蔽在缅甸朗科地区。戴复东后来听大人们讲，“父亲一共要穿过5道防线才能回国，两道山路，三道水路。敌人对父亲恨之入骨，前四道防线父亲都闯了过去，最后到了河边，一部分官兵已经过了河，父亲走在后面掩护，被日军发现，腹部连中三枪。他身边当时就剩下18人了。”
士兵们用树木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抬着身负重伤的戴安澜，走了一个多星期，5月26日到达缅甸茅邦村，眼看距离祖国只有三五天的路程了，但由于条件太过艰苦，别说药品，连口吃的都成问题，戴安澜的伤口开始严重化脓甚至生蛆。戴复东后来听士兵们讲，他们好不容易从老乡那里要了点米，给父亲拿来煮米汤，“父亲开始还吃了两口，后来发现他的士兵都没有吃，就明白过来，也坚持不吃了。他在弥留之际，叫军官们拿出地图，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回国的路线，这是一条日本人没有安排重兵把守的路线，使得部队能够安全的回国。最后，他让身边的人把他扶起来，朝着北方也就是祖国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士兵们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师长，他们砍下木头做成简单的棺材，十几人轮流抬着师长的遗体翻越缅甸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向走去。“然而缅甸高温，尸体几日后开始腐臭，不得不就地火化。我后来才得知，他们取了一些父亲的遗骨带回祖国。”戴复东说，回国后，一位老华侨还专程找到他们，把本为自己做的最好的楠木棺材，送给父亲用。 杜聿明在《悼念戴安澜将军》一文中写道，“当我听到他殉国的噩耗，正在缅北荒无人烟的野人山麓行军。虽然没有遭遇大敌和猛兽毒蛇的侵袭，而在原始森林，却有无数不可胜数的蚁蚊蚂蝗，足以杀人。眼看着成千累万的将士，忍受着饥饿的挣扎，恶疟的传染，蚂蟥的吮血，甚至一经倒地，几小时之内，就被这些昆虫吮吸成枯骨，此种残酷的情景，简直无法形容。想到将军负伤前后的经历，正同这是一样，真是惨绝人寰，欲哭无泪！”
戴安澜牺牲时，戴复东只有14岁。他还记得母亲在贵阳得知消息后，整个人几乎不能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抱头大哭，但这是不能改变的。”让戴复东感慨的是，护送父亲棺木出生入死的几位士兵，并没有回到部队，而选择留在他的家里，帮助家人一起种地，共同谋生。
给里根总统写信
父亲去世后，戴复东决定担起照顾母亲和抚养弟妹的重任。他坦言，外界的条件如何艰苦，他都能扛得住，但内心深处，却有一块无法言说的“伤疤”。
原来，1942年10月29日，美国政府为了表彰戴安澜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向其颁授了一枚军团功勋勋章（武官级），中国称为懋（音同帽）绩勋章。戴安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说：“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本总统依据美国国会授权特追赠军团功勋勋章一枚，以示表彰。”1943年，美国又为戴安澜颁发由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陆军部长签署的授予军团功勋勋章的荣誉状。荣誉嘉奖令称：“戴安澜少将作为中国陆军第二○○师师长，在1942年缅甸战役中著有丰功伟绩，声誉卓著。戴将军出色地继承和发掘了军事行动之最佳传统，为他自己和中国陆军建树了卓越的声誉”。
戴复东说：“这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和证明。然而在‘文革’中，这枚勋章遗失了……我们一直觉得愧对父亲，愧对整个家族。这个事情几十年来，在我们心里是一个很大的疙瘩。”
1982年，民革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戴安澜将军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对戴安澜的功绩给予肯定。1983年，戴复东有幸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考察。当时，家族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希望能找到一张戴安澜勋章的照片，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能有美国政府授勋的文件复印件。到达美国后，戴复东一直心事重重，“时间不等人，美国这么大，我该到哪里去寻找？我根本不知道勋章是在哪个工厂制造的，甚至连勋章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戴复东感到非常无助和迷茫，最后他想到一个办法，尝试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写信。他写道：“总统先生，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访问学者。有一件事情找您，不知是否妥当……”他在信中陈述先父戴安澜在缅甸作战，并荣获美国政府颁发的军团功勋勋章和荣誉状，以及勋章和荣誉状遗失等情况，商请里根总统理解他作为抗日先烈后代的心情，补发一张勋章照片和一纸荣誉状存根复印件。“我根本没敢奢望，只是想以此举了却我的一桩心事，也算是给家族一个交代。”信写好了，戴复东却苦笑，“不知道该怎么写地址，寄到哪儿”。
“后来，我简略写下‘华盛顿市白宫里根总统收’，因为太笼统，连挂号信都无法寄，就这么塞进了学校门口的邮筒。”戴复东开始像往常一样上课、教学，然而20多天过后，他突然收到一封印有美国陆军部字样的挂号信。“我第一反应是紧张，而不是兴奋，以为自己惹出什么事端。一个很大的A4信封，拆开来一看，里面是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他代表里根总统处理这件事。随信寄来了硬壳子绿色封面的荣誉状和当年美国陆军部的功勋档案记录复印件。信中还说，他已通知美国陆军有关方面，将再铸造一枚军团功勋勋章直接寄给我。”
“我不敢相信，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10天后，戴复东收到了美军军事授勋部核准处塞耶尔主任寄来的一枚崭新的、金光灿灿的勋章！“没想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寄了一封信，总统竟然能这样帮助我。”这是戴复东晚年最欣慰的事情。
黄埔爱国情怀贯穿一生
在和戴安澜共事最久、相知最深的杜聿明眼中，戴安澜有着“雄伟的仪表和刚毅的个性，态度孤傲而不受缚羁，内心极度敏感而热情奔放。”对于杜聿明的评价，戴复东坦言，他眼中的父亲充满生活情趣，很热爱亲人和家庭。
让戴复东敬佩的是，父亲对自己的发妻始终不离不弃。“母亲是个农村不识字的妇女，很早便和父亲定了亲。父亲从小学习成绩突出，思想敏锐，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入学后，他便把母亲接到了广州。母亲本来没有名字，缠着小脚，父亲开始给她取名王荷心，他说荷花的心是很苦的，但出淤泥而不染。父亲耐心地教母亲认字，后来又给她改名荷馨，意为散发着荷花的馨香。”
戴复东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黄埔军校的爱国情怀，贯穿了戴安澜的一生。戴复东说：“1924年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后，将名字改为‘安澜’，立志要在乱世中力挽狂澜，报效国家。他为我们4个孩子所取的名字，都与国难和抗日有关。”戴复东原名戴覆东，意思是覆灭东洋。妹妹叫戴藩篱，意为筑起一道藩篱，抵御日本侵略；二弟叫戴靖东，平靖东洋鬼子；三弟叫澄东，澄清东洋鬼子。“在父亲眼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死敌，他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妥协。”正如蒋介石在同古之战胜利后所说，“此役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戴家的子女都很争气，戴藩篱后来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戴靖东是原南京理工学院教授，后移居美国；戴澄东是原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2011年5月，戴澄东也终于圆了自己和家人的心愿，找到了父亲的牺牲地。“这么多年，我忘不了一个场景。母亲生前每每说起父亲殉国，总是念叨‘他死的时候，怎么连个梦都没托来’……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直想去缅甸寻找、凭吊父亲的遇难地，让父亲魂归故里”。戴澄东在电话中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寻找父亲遇难地的艰难过程。 史料记载戴安澜的牺牲地名叫“茅邦”，但地图上却找不到。戴澄东来到缅甸后，心里没底。他先找到了“莫罗”，“据《第二○○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记载，师长于茅邦殉国，一天后于莫罗渡瑞丽江归国。与茅邦不一样，日志在记载莫罗时配有英文注译‘MOLO’，在缅甸地图上能够找到。” 戴澄东说，此行得到中国外交部的大力帮助，通过与缅甸方面交涉，详述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率部与缅甸人民一道抗日的情况，得到缅甸总统办公室特批，才获准进入。
戴澄东的到来，在当地华人圈引起了轰动。他先找到了当地3位中国远征军的后代，最终辗转抵达莫罗。“此地是距父亲牺牲最近的一个村庄，我们从3位80多岁的老人那里听说，当时从南边下来一支军队，步子很紧，到了江边。部队在江边扎木筏、竹排，准备渡江。”戴澄东还得知，父亲是在莫罗附近瑞丽江的一个江心坡上火化的。
“在莫罗附近确实有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我们大喜过望，第二天一早便启程向茅邦进发。那里根本没有路，汽车无法通过，大家租了7辆摩托车。然而到达后，我们却非常失望，这个叫茅邦的地方和史料上记载的父亲遇难地在地形、地貌上相差很大。”戴澄东说，只有再次寻访村里的老人才能解开谜团。“一位老人突然记起，还有个老茅邦村。那里全是深山老林。”戴澄东一行人几经周折，多次迷路，最终在当地副村长的帮助下，找到了老茅邦村。
“终于找到了与史书上记载的父亲牺牲地一模一样的地方，两棵榕树、老寺庙——寺庙虽然已毁，但旧迹尚存”。戴澄东说，大家一到这里，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不约而同地喊着：“就是这个地方！”
铺开席子，点香、燃烛、烧冥币，烟雾缭绕间，戴澄东已经哭成了泪人，这位已届七旬的老人呼喊着：“父亲，我带着母亲、先辈们的遗愿来看您了，不要做他乡之鬼，您跟我们回家吧……”戴澄东下山时，从榕树下取回两小袋土，准备带到父亲在安徽老家的墓前。
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曾有人质疑戴安澜只是国民党的英雄，戴家人也未受到过特殊的礼遇，但戴家子女在学业上却个个成绩优异。让戴复东晚年痛心的是，自己的独子熬过了“文革”的逆境，自学成才，在纽约大学毕业后，进入亚特兰大一知名企业，后被派往中国做主管。“儿子对自己要求太严了，压力很大，白天处理中国事务，晚上和美国那边开会沟通，因为时差经常无法睡觉。他英文、日文都很好，吃饭的时候常常又做翻译，三两口对付了，后来发现是直肠癌时，已经中晚期了……”
年逾八旬的戴复东夫妇，还工作在第一线，他们将内心的伤痛深深掩埋起来，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戴复东觉得，相比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便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战士，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应该更关注那些普通的远征军战士，历史更应该记住他们。”这就是一位远征军将领后代的胸襟与心愿。（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约访戴安澜长子戴复东先生时，记者有些犹豫。今年已85岁高龄的戴复东，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所长。不久前，老人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一直不愿意面对公众。
记者来到同济大学，获悉戴老依旧很忙：给学生讲课，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帮助下，最终老人答应了采访请求。回忆往事，戴老眼含热泪，几度哽咽。
谈起父亲戴安澜，老人甚至对8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他忘不了三四岁时，父亲教他学游泳的场景，更忘不了父亲牺牲后，灵柩抵达云南省腾冲县时，全县父老乡亲20万人，沿街跪迎的撼人场面。“从昆明到广西全州，沿途各城镇，家家户户门前摆设香案，倾城祭奠。作为家属代表，我从灵车上下来跪谢百姓，就这样一路上，不知道跪了多少次……但母亲和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棺材里，并不是父亲完整的遗体……”
誓与同古共存亡
戴安澜，字海鸥，1904年出生，安徽无为人。1924年投奔国民革命军，1942年5月26日，牺牲在远征缅甸的抗日战场。国民党中将杜聿明曾在回忆文章中用“惨绝人寰，欲哭无泪”，形容戴安澜牺牲前后的惨烈。当时，国民革命军抗日殉国的将领有160多位，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只是少将，却同时得到国共两党的高度评价，可见其影响力非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1933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军25师145团团长的戴安澜，奉命率部赶往长城古北口，与日军主力展开激战。这是戴安澜抗战生涯中，第一次与日军交锋。战场上的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士兵却多为农民出身，不懂战术，有的士兵枪还没摸热，便上了战场，死伤惨重。为弄清日军机枪与步枪如何协调作战，戴安澜冒着炮火登上长城观察，被日军发现后，用机枪封锁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很多人批评父亲，说你是团长还跑到最上面去，太不安全。父亲回答说，我就是要亲自上去看看，如果我不去，就不知道敌人的情况，在使用哪些不同的兵器作战。”戴复东说。
1937年，戴安澜总结古北口抗日的历程，写下军事教材——《痛苦的回忆》。“父亲每每回忆起牺牲的士兵，都极为痛苦，因而起了这个书名，以表纪念。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日记中提出教育士兵射击是非常重要的，总结了‘三个不打’等战术，即看不见敌人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只有这样，手中的枪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戴复东告诉记者，父亲对自己要求极严，“那一时期，他还给自己制定了读书计划，要读200本书，既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政治、历史、文学方面的，还要学英语和数学”。
对于属下军官，除了必要的文化素养，还有军事考核，这方面戴安澜把关相当严格。戴复东曾亲眼看到过父亲考核军官，“一个大长桌子上面放一挺轻机枪，被测试的军官用黑布蒙上眼睛，在规定时间内把机枪全部拆成零件，再全部装起来，做不到的就不能晋升。”
1939年，戴安澜接替杜聿明升任国民党军第二○○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刚刚35岁。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切断中外海陆交通线。武器、弹药、油料、装备极度缺乏的中国军队，拼死也要打通中缅公路，以便美国的军事援助能迅速输送到中国。1942年初，国民党十万远征军进入缅甸。3月7日，为营救被困英军，二○○师直抵同古城。此时，英军不敢留在同古，慌张逃退，只剩下戴安澜的二○○师孤军镇守。戴安澜当时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带头立下“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他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3月20日起，二○○师与5倍于自己的日军在同古城激战12天，歼敌5000人，我方牺牲1000人，以1比5的战绩创造了中日交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果，国际舆论为之震动。
然而，戴安澜不会想到，就在西方为中国军人善战而兴奋时，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在中国远征军身上。
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
在同古战役后，由于西线英军一路大败退，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英国要求中国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表明立场，“我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他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
戴安澜率领与他出生入死的二○○师官兵，进入缅北野人山，开始向祖国方向艰苦突围。5月18日黄昏，二○○师官兵隐蔽在缅甸朗科地区。戴复东后来听大人们讲，“父亲一共要穿过5道防线才能回国，两道山路，三道水路。敌人对父亲恨之入骨，前四道防线父亲都闯了过去，最后到了河边，一部分官兵已经过了河，父亲走在后面掩护，被日军发现，腹部连中三枪。他身边当时就剩下18人了。”
士兵们用树木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抬着身负重伤的戴安澜，走了一个多星期，5月26日到达缅甸茅邦村，眼看距离祖国只有三五天的路程了，但由于条件太过艰苦，别说药品，连口吃的都成问题，戴安澜的伤口开始严重化脓甚至生蛆。戴复东后来听士兵们讲，他们好不容易从老乡那里要了点米，给父亲拿来煮米汤，“父亲开始还吃了两口，后来发现他的士兵都没有吃，就明白过来，也坚持不吃了。他在弥留之际，叫军官们拿出地图，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回国的路线，这是一条日本人没有安排重兵把守的路线，使得部队能够安全的回国。最后，他让身边的人把他扶起来，朝着北方也就是祖国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士兵们并没有抛弃他们的师长，他们砍下木头做成简单的棺材，十几人轮流抬着师长的遗体翻越缅甸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向走去。“然而缅甸高温，尸体几日后开始腐臭，不得不就地火化。我后来才得知，他们取了一些父亲的遗骨带回祖国。”戴复东说，回国后，一位老华侨还专程找到他们，把本为自己做的最好的楠木棺材，送给父亲用。 杜聿明在《悼念戴安澜将军》一文中写道，“当我听到他殉国的噩耗，正在缅北荒无人烟的野人山麓行军。虽然没有遭遇大敌和猛兽毒蛇的侵袭，而在原始森林，却有无数不可胜数的蚁蚊蚂蝗，足以杀人。眼看着成千累万的将士，忍受着饥饿的挣扎，恶疟的传染，蚂蟥的吮血，甚至一经倒地，几小时之内，就被这些昆虫吮吸成枯骨，此种残酷的情景，简直无法形容。想到将军负伤前后的经历，正同这是一样，真是惨绝人寰，欲哭无泪！”
戴安澜牺牲时，戴复东只有14岁。他还记得母亲在贵阳得知消息后，整个人几乎不能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抱头大哭，但这是不能改变的。”让戴复东感慨的是，护送父亲棺木出生入死的几位士兵，并没有回到部队，而选择留在他的家里，帮助家人一起种地，共同谋生。
给里根总统写信
父亲去世后，戴复东决定担起照顾母亲和抚养弟妹的重任。他坦言，外界的条件如何艰苦，他都能扛得住，但内心深处，却有一块无法言说的“伤疤”。
原来，1942年10月29日，美国政府为了表彰戴安澜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向其颁授了一枚军团功勋勋章（武官级），中国称为懋（音同帽）绩勋章。戴安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说：“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本总统依据美国国会授权特追赠军团功勋勋章一枚，以示表彰。”1943年，美国又为戴安澜颁发由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陆军部长签署的授予军团功勋勋章的荣誉状。荣誉嘉奖令称：“戴安澜少将作为中国陆军第二○○师师长，在1942年缅甸战役中著有丰功伟绩，声誉卓著。戴将军出色地继承和发掘了军事行动之最佳传统，为他自己和中国陆军建树了卓越的声誉”。
戴复东说：“这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和证明。然而在‘文革’中，这枚勋章遗失了……我们一直觉得愧对父亲，愧对整个家族。这个事情几十年来，在我们心里是一个很大的疙瘩。”
1982年，民革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戴安澜将军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对戴安澜的功绩给予肯定。1983年，戴复东有幸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考察。当时，家族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希望能找到一张戴安澜勋章的照片，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能有美国政府授勋的文件复印件。到达美国后，戴复东一直心事重重，“时间不等人，美国这么大，我该到哪里去寻找？我根本不知道勋章是在哪个工厂制造的，甚至连勋章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戴复东感到非常无助和迷茫，最后他想到一个办法，尝试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写信。他写道：“总统先生，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访问学者。有一件事情找您，不知是否妥当……”他在信中陈述先父戴安澜在缅甸作战，并荣获美国政府颁发的军团功勋勋章和荣誉状，以及勋章和荣誉状遗失等情况，商请里根总统理解他作为抗日先烈后代的心情，补发一张勋章照片和一纸荣誉状存根复印件。“我根本没敢奢望，只是想以此举了却我的一桩心事，也算是给家族一个交代。”信写好了，戴复东却苦笑，“不知道该怎么写地址，寄到哪儿”。
“后来，我简略写下‘华盛顿市白宫里根总统收’，因为太笼统，连挂号信都无法寄，就这么塞进了学校门口的邮筒。”戴复东开始像往常一样上课、教学，然而20多天过后，他突然收到一封印有美国陆军部字样的挂号信。“我第一反应是紧张，而不是兴奋，以为自己惹出什么事端。一个很大的A4信封，拆开来一看，里面是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他代表里根总统处理这件事。随信寄来了硬壳子绿色封面的荣誉状和当年美国陆军部的功勋档案记录复印件。信中还说，他已通知美国陆军有关方面，将再铸造一枚军团功勋勋章直接寄给我。”
“我不敢相信，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10天后，戴复东收到了美军军事授勋部核准处塞耶尔主任寄来的一枚崭新的、金光灿灿的勋章！“没想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寄了一封信，总统竟然能这样帮助我。”这是戴复东晚年最欣慰的事情。
黄埔爱国情怀贯穿一生
在和戴安澜共事最久、相知最深的杜聿明眼中，戴安澜有着“雄伟的仪表和刚毅的个性，态度孤傲而不受缚羁，内心极度敏感而热情奔放。”对于杜聿明的评价，戴复东坦言，他眼中的父亲充满生活情趣，很热爱亲人和家庭。
让戴复东敬佩的是，父亲对自己的发妻始终不离不弃。“母亲是个农村不识字的妇女，很早便和父亲定了亲。父亲从小学习成绩突出，思想敏锐，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入学后，他便把母亲接到了广州。母亲本来没有名字，缠着小脚，父亲开始给她取名王荷心，他说荷花的心是很苦的，但出淤泥而不染。父亲耐心地教母亲认字，后来又给她改名荷馨，意为散发着荷花的馨香。”
戴复东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黄埔军校的爱国情怀，贯穿了戴安澜的一生。戴复东说：“1924年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后，将名字改为‘安澜’，立志要在乱世中力挽狂澜，报效国家。他为我们4个孩子所取的名字，都与国难和抗日有关。”戴复东原名戴覆东，意思是覆灭东洋。妹妹叫戴藩篱，意为筑起一道藩篱，抵御日本侵略；二弟叫戴靖东，平靖东洋鬼子；三弟叫澄东，澄清东洋鬼子。“在父亲眼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死敌，他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妥协。”正如蒋介石在同古之战胜利后所说，“此役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戴家的子女都很争气，戴藩篱后来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戴靖东是原南京理工学院教授，后移居美国；戴澄东是原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2011年5月，戴澄东也终于圆了自己和家人的心愿，找到了父亲的牺牲地。“这么多年，我忘不了一个场景。母亲生前每每说起父亲殉国，总是念叨‘他死的时候，怎么连个梦都没托来’……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直想去缅甸寻找、凭吊父亲的遇难地，让父亲魂归故里”。戴澄东在电话中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寻找父亲遇难地的艰难过程。 史料记载戴安澜的牺牲地名叫“茅邦”，但地图上却找不到。戴澄东来到缅甸后，心里没底。他先找到了“莫罗”，“据《第二○○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记载，师长于茅邦殉国，一天后于莫罗渡瑞丽江归国。与茅邦不一样，日志在记载莫罗时配有英文注译‘MOLO’，在缅甸地图上能够找到。” 戴澄东说，此行得到中国外交部的大力帮助，通过与缅甸方面交涉，详述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率部与缅甸人民一道抗日的情况，得到缅甸总统办公室特批，才获准进入。
戴澄东的到来，在当地华人圈引起了轰动。他先找到了当地3位中国远征军的后代，最终辗转抵达莫罗。“此地是距父亲牺牲最近的一个村庄，我们从3位80多岁的老人那里听说，当时从南边下来一支军队，步子很紧，到了江边。部队在江边扎木筏、竹排，准备渡江。”戴澄东还得知，父亲是在莫罗附近瑞丽江的一个江心坡上火化的。
“在莫罗附近确实有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我们大喜过望，第二天一早便启程向茅邦进发。那里根本没有路，汽车无法通过，大家租了7辆摩托车。然而到达后，我们却非常失望，这个叫茅邦的地方和史料上记载的父亲遇难地在地形、地貌上相差很大。”戴澄东说，只有再次寻访村里的老人才能解开谜团。“一位老人突然记起，还有个老茅邦村。那里全是深山老林。”戴澄东一行人几经周折，多次迷路，最终在当地副村长的帮助下，找到了老茅邦村。
“终于找到了与史书上记载的父亲牺牲地一模一样的地方，两棵榕树、老寺庙——寺庙虽然已毁，但旧迹尚存”。戴澄东说，大家一到这里，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不约而同地喊着：“就是这个地方！”
铺开席子，点香、燃烛、烧冥币，烟雾缭绕间，戴澄东已经哭成了泪人，这位已届七旬的老人呼喊着：“父亲，我带着母亲、先辈们的遗愿来看您了，不要做他乡之鬼，您跟我们回家吧……”戴澄东下山时，从榕树下取回两小袋土，准备带到父亲在安徽老家的墓前。
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曾有人质疑戴安澜只是国民党的英雄，戴家人也未受到过特殊的礼遇，但戴家子女在学业上却个个成绩优异。让戴复东晚年痛心的是，自己的独子熬过了“文革”的逆境，自学成才，在纽约大学毕业后，进入亚特兰大一知名企业，后被派往中国做主管。“儿子对自己要求太严了，压力很大，白天处理中国事务，晚上和美国那边开会沟通，因为时差经常无法睡觉。他英文、日文都很好，吃饭的时候常常又做翻译，三两口对付了，后来发现是直肠癌时，已经中晚期了……”
年逾八旬的戴复东夫妇，还工作在第一线，他们将内心的伤痛深深掩埋起来，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戴复东觉得，相比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便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战士，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应该更关注那些普通的远征军战士，历史更应该记住他们。”这就是一位远征军将领后代的胸襟与心愿。（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