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间，人们目睹了中共十六大以来最为猛烈的反腐败浪潮。据公开信息统计，2006年度案发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共计12人，为历年来最高。
　　2月1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干以胜透露，去年因涉嫌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党员共3530名，其中七人为省部级高官。
　　干以胜还称，中央纪委将增设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旨在从源头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此前的2007年1月8日至9日，中央纪委在京召开第七次全体大会。会议公报称，2007年，将继续“严肃党纪国法，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抓好大案要案。
　　公报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反腐败的“战略方针”，对2007年乃至十七大之后的反腐安排，都將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在近年的不断探索中，已经逐步形成纪委、监察部门的党纪、行政监督；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以及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的“三位一体”模式。随着中央反腐败“战略方针”的正式提出，前述三家监督主体在新的一年里，将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有序开展反腐败工作。检察院系统因为有《宪法》、《检察官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明确法律规定，已经形成稳定制度模式，在未来的变革中，更多是法律框架内的体制完善和相关法律的有效落实问题；中央纪委、国家审计署的新举措，则将是2007年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内引人关注的话题。
　　
　　中央纪委“排兵布阵”
　　
　　向北京、天津、上海“空降”三位纪委书记，成为中央变革纪委系统的标志之举。
　　2006年12月4日，沈德咏以上海市纪委书记的身份首次高调亮相。这位52岁的学者型官员，此前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擢升副部级已有八年。
　　2006年12月5日，北京、天津同时通报，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志鹏出任北京市纪委书记，臧献甫调任天津市纪委书记。
　　马志鹏于2002年11月任中央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纪检工委书记。臧献甫自2002年6月起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在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还出任中央第33督导组组长。
　　三人履新后，在京津沪并不担任市委副书记，只是市委常委；但他们却拥有另一特殊身份——中央纪委常委，其“独立”与“直辖”的色彩更趋明显。
　　据了解，在纪检系统内部，时有对一些地方纪委“不作为”的批评言辞。事实上，京津沪在2006年反腐败中均有突破，从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到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再到牵出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上海社保案，这些案件均由中央纪委直接查处。因此，中央此番排兵布阵，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纪委的反腐力度。这意味着在反腐大业中，地方纪委也要增强主动性，成为又一支反腐败的有生力量。
　　据记者粗略统计，此次纪委系统已对18个省级纪委书记进行了调整。除了“中央空降、异地调整”等特点，履新人员的年轻化、专业化亦成为其间关键词。
　　18位省级纪委书记中，有六位由中央直接委派，包括四大直辖市以及河南、山西两省。此外，有13个省市实现了“中央与地方”或“地方与地方”的调动。未采取异地调动的内蒙古、河北、湖北、湖南和云南五省（区），其纪委书记均非本省（区）人。
　　另一方面，这18位纪委书记的调动，还表明今后纪委干部交流不再局限于纪委系统，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公检法纪系统，且颇重视干部的专业背景。如河南省纪委书记叶青纯、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此前均在检察院纪检组工作；广东省纪委书记朱明国此前则任重庆市公安局长。
　　18人中，除北京、天津两地纪委书记年龄没有公布，其他16人平均年龄仅52.75岁，年轻化程度突破历届。其中最年长者出自江苏、广西两地，均为60岁，由上一届留任；其他人多集中于52岁左右。最年轻者为新任福建纪委书记陈文清，1960年1月出生，此前是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
　　来自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截止到2006年12月，全国共有14个省份党委完成换届，其中纪委委员增加24.6％，而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平均下降3.4％。
　　早在2002年，中纪委已对卫生部等八个部委实施派驻机构统一管理试点，到2004年对各部委纪委实现直管，即克除原来的业务上级及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实现单线垂直管理。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央纪委正考虑仿照此模式，将四大直辖市作为“直辖”的试点。即财权仍属地方政府，中央对各直辖市的纪委实施人事和业务上的垂直管理。
　　
　　审计署曲线“直管”
　　
　　近年来“审计风暴”频起，国家审计署因之在公众视野中屡受好评，反衬出一些地方审计部门业绩平平。非但如此，仅在2006年，来自地方审计机关的丑闻此起彼伏——
　　4月11日，河北一审计员张洪涛因接受被审单位请吃时猝死。事后查证，张所在部门经常接受宴请，并公款旅游；
　　12月5日，北京市政府有21个部门被通报批评存在“行政不作为”现象，北京市审计局“因一年未实施行政处罚”也被列入其中。
　　种种迹象显示，各级审计部门正力图改变这一现象。最新消息显示，从2007年上半年始，全国审计机关将开展财务“自查自纠，上级查下级”行动，下半年则将引入外部力量“审计”审计机关。按照国家审计署的设想，财政部、监察部今后将每年“审计”审计署，各省区市的财政厅、监察厅亦每年开审地方审计厅和特派办。
　　这项高调实施的审计问责制度被认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审计机关负责人责任追究制度、审计组长过错承担制度，甚至是普通审计人员工作失误或工作不尽职的责任追究制度。
　　统计显示，当前全国8万多名审计干部中，约有7万名分布在地市级审计局。截至目前，针对审计厅长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已在湖南、浙江、吉林等地完成试点。审计署称，“结果令人担心，从这些审计厅长的经济责任审计中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另一组数据显示，在2006年，审计署举报中心收集到对各地审计机关、审计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达400余起。“这些廉政建设方面的问题，已值得审计机关和审计官员警惕。”国家审计署一位官员称。
　　隐藏在上述数据背后的不轨行为，被审计署归纳为多个方面，包括滥用职权，截留审计罚没款；违规收费并设立“小金库”；在被审计单位吃、拿、卡、要报销费用；以审谋私，与被审计单位搞权钱交易；个别人员替会计师事务所揽业务，违规将审计项目分包给中介机构，以此从中谋利；等等。
　　显然，审计署已经意识到改变这一现状的迫切性。
　　按照现行的审计机构构成体制，除去审计署所直属的25个派出审计局和18个特派办，其他地方审计机关的人事、财政等管理权均归地方政府。这种体制下，审计署针对本系统的“问责风暴”，对地方审计机关自身有多大影响力难免存疑。
　　在审计署的设想中，问责将与放权并重。由于“垂直管理”模式暂不可行，审计署在其新近公布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到，未来五年将加强中央与各级审计机关的联系，并着重提出，“将对地方审计机关的人事调整提供建议”。
　　此举可视为审计体制一大拐点。审计署将改变以往单纯依靠特派办的做法，逐渐改为授权给地方审计机关，以此方式加强对后者的控制。
　　在2006年底，持续了两个月的四直辖市审计局交流协作会议在四地轮流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加强直辖市审计局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来自四市的20多名审计人士与会。彼时，即有内部声音称，参照中央纪委的调整模式，审计署针对地方审计局的人事建议权，将直接从四直辖市开始。